中国传统文化正在加速消失
中国富了。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好几番。城里的楼越来越挺拔，路上的车越来越豪华。外国人隔几年再来中国，就要惊呼：中国变化得太快了！
中国的面貌几乎每天都在刷新。几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日新月异。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为这种速度自豪。
然而，不断富裕的中国人中有几个能意识到，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巨大文化财富，正在我们手中迅速流失。如果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衡量，我们丧失的，很可能比我们得到的还要多！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国宝，越来越多地流失到了海外。美国最大的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东方文物，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美国各博物馆的中国石雕比故宫还多。世界上４７个国家的２００多个博物馆中，有不下百万件的中国文物。这意味着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要想一睹那些我们先人留下来的珍宝，不得不远涉重洋。
在英国倒卖中国文物的贩子住宅里，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形同“作战地图”。河南、山西、陕西等文物大省，群众性的盗墓以及贩卖文物之风已经形成了行业。近几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盗挖古墓案有１０万多起，被毁古墓２０多万座。即使是一些有人管理的地上文物也不能幸免，其中有著名的龙门石窟唐代立佛，甘肃１１层高的宋代石塔，以及众多的石刻造像。这些东西大部分都相当顺利地“流进”了外国博物馆。（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７日，南方周末）
盗挖和走私文物的毕竟都是犯罪分子，是人们深恶痛绝和法律理应打击的对象，他们更多地是说明一个国家的法治现状而不是文化现状。那么，普通民众和政府官员在对待文化遗产上又是怎么做的呢？
据我国长城学专家董耀会介绍，做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万里长城，目前只有三分之一基本完好，另有三分之一残破不全，三分之一已不复存在。除了部分景点被开发利用外，绝大部分几近荒废。北京市郊的一片山岭上，一段在考古学上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明长城被人挖去砖石，做了植树用的“鱼鳞坑”。山西某村想把两个砖厂合二为一，中间却有一段长城碍事，村长一声令下，这段历史遗产倾刻间湮灭。事物，不过罚款２００元了事。（人民网）
盗古墓者可判重刑，村长拆长城也毕竟被罚了款，市长县长们毁古城却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气壮。湖北襄樊将宋明时期的古城墙拆毁，浙江舟山拆毁定海古城的历史街区和古居老宅，福州的“三坊七巷”要被改造成商业街„„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多次叹道，北京古城举世闻名，但很多美的东西现在看不到了，被大量丑陋的新建筑遮挡和破坏了。（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９日）
与有形文物的流失比起来，无形文化遗产的毁灭就更加触目惊心。然而，可能大多数读者根本没有听说过“无形文化遗产”这个名词。简单地说，它就是鲁迅笔下的“社戏”、“五猖会”，就是那些有着“封建迷信”色彩的“谢神会”，“跳大神儿”，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皮影戏，是农村过去家家过年贴的剪纸和年画。也许许多人会说，这也是“文化遗产”？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有什么价值？这些问号，正好反映了中国无形文化遗产面临的巨大危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无形文化遗产是比长城、故宫还重要的民族财富。长城、故宫是古老文明留下的躯壳，和博物馆中的恐龙标本一样，失去了实用性，是死的东西。而戏曲、秧歌、剪纸、刺绣这些东西，是活着的文化，集中体现着古老东方文化的独特、优美与神秘，表明着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国的无形文化遗产之丰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然而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民间艺人急剧消失，民间文化形态迅速消亡，民间艺术日渐衰落。村村寨寨的节庆活动没人张罗了，流行歌曲取代了地方戏，动画片打败了民间故事和皮影戏。过去的农村姑娘个个会绣嫁妆，现在结婚时则到集上去买廉价而粗俗的印花纺织品。中央美院原民间美术研究室主任靳之林说，八十年代初他到陕北窑洞看到的民间剪纸铺天盖地，光安塞一个县就有两万名妇女会剪纸。而二十年后他再去那里却看不见剪纸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家墙上张贴的世界名模画像。八十年代初民间剪纸大师安塞县就有４０人，现在大多已经故去，仅存的几位年事已高不能剪了，有的还要为生计操劳。民间剪纸消失的速度，靳教授形象地称之为“一夜春风遍地梨花落”。
据专家讲，现在每过一天，就有一种民间文化消失。其灭亡的速度远远快于生物物种的灭亡速度，而后果却和生物物种的灭亡同样严重。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态的民间文化和历经万年的乡士艺术、民俗器物，大部分在还没有得到完整的记录和保存前，就已经消失。它们一旦毁灭，就无法再生。靳教授说，这样下去，中华民族近８０００年的民族民间文化将面临断裂的危险。（《中国教育报》）
本章开头所引用的那些让人触目惊心的新闻，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商业化大潮的迅猛和人们的急功近利，更重要的，是表明我们整个民族对传统的无知和蔑视。在大部分人眼里，一座数百年的深宅大院不过是一堆东倒西歪的破房子，一段明清古城墙不过是防碍交通的土石堆，而古老社火、剪纸、皮影戏这些宝贵的民间文化遗存在他们眼中更不过是落后和“封建”的象征。
是的，“封建”和“落后”，是大部分人对传统文化的看法。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经历的不断挫折，使中国人就渐渐形成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传统文化是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是现代化的最大阻碍。从顾刚为代表的疑古派认为“三皇五帝”不过是无稽的传说，中华民族那些光荣的早期历史都是些不可靠的附会。“五四”之后，从鲁迅到柏杨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持续努力，考证出中国文化具有“过滤性病毒”，就象母体内的爱滋病病毒一样，让每一个孩子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传染。鲁迅号召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因为中国书就是罪恶的传染源。柏杨则认为中国人生下来就已经掉进了酱缸。做为一个中国人，既然生而不幸，那么一生的任务看来就是最大可能地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彻底摆脱掉这些“病毒”。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社会运动中的传播，知识分子的思考已经成为全民族的集体观念。从辛亥革命到一九四九，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幻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幻想着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彻底告别过去，如同“凤凰涅盤”，重获光荣；幻想着砸烂一切旧传统之后的中国人，能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新中国成立后，站立在**上的毛泽东面对一片片灰暗的四合院，气魄宏伟地一挥他的大手，说，几年之后，这里将立起一片烟囱！
所以，中国人在砸烂祖宗遗物时，感到的不是心痛而是兴奋。五十年代初，全国范围内兴起拆城墙的热潮，城市居民们“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方式”，怀着“为社会主义祖国做贡献的美好理想”，不计报酬，加班加点，不长时间就把数千座古城墙拆掉了。当时甚至有人认为故宫也可以拆改。１９５８年《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里有这样的描述：“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坚决打破旧城市的限制和束缚，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拆掉城墙后，滨河修筑第二环路。”万幸的是，这个规划没有彻底实施，要不然现在的游客就不会看到紫禁城的城墙、角楼和护城河了。
对传统文化的偏激化反思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走火入魔的顶峰。从“五四”，一九四九到*，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越来越远地告别传统。建国后受教育的几代人被告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传统是一次次的农民起义。除此之外，都是些灰暗的色彩。四书五经这样的毒草自不必说，连北京古城也是罪恶的象征。北京古城“完全是服务于封建统治者的意旨的。它的重要建筑物是皇宫和寺庙，而以皇宫为中心，外边加上一层层的城墙，这充分表现了封建帝王唯我独尊和维护封建统治，防御农民‘造反’的思想。”从六十岁左右的省部级干部、四五十岁的前知识青年，到刚刚踏上社会的二十多岁青年，目前掌控着我们社会发展的这几代人，都是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学课本里选读的几篇古文就是这几代人对传统的全部概念。孔子孟子在这几代人心目中是几个念颂陈腐信条的呆板老头，“忠孝仁义”、“长幼尊卑”则是封建道德的内容，修谱祭祖是散发着腐朽所的封建迷信活动。什么京剧昆曲地方戏，哼哼唧唧，令人生厌，至于什么“四维八德”，什么“理学”、“心学”，对不起，根本没听说过。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富起来的农民们高兴地拆掉百年老屋，盖起丑陋的水泥楼，把传了几代几十代的老家具扔掉，用上塑料家具；为什么那些市长县长镇长们毁坏文化珍宝时心中没有一点点负罪感，反而认为自己是在为民造福。公安机关在打击盗卖文物案件时，往往没有处理一件抢劫甚至盗窃案重视。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传统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淡，最热闹的节日是圣诞节之类的洋节，虽然不少人根本就不知道圣诞是怎么一回事。十三亿中国人，有多少人意识到了我们这个民族在经历着多么惨重的损失，多少人意识到了因我们的不负责任，我们将对子孙万代犯下何等严重的错误，我们已经对列祖列宗犯下了多少不可弥补的罪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