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海上花列传》1894
一、作家介绍
韩邦庆，江苏松江府（上海附近）人，公元1856-1894年，仅寿享39岁。 小名三庆，又改名寄，字子云，号太仙，又号花也怜侬，亦署大一山人，生于咸丰六年，卒于德宗光绪二十年，年三十九岁。父官刑部主事，故邦庆自幼随父宦游京师。资质聪慧，读书别有神悟，及长南旋，应童生试，为娄县庠生。后屡应秋试不获，自此遂淡于功名。从父亲朋友谢某北上河南，做幕僚数年。为人潇洒，染烟癖，所以家贫，但精于奕棋。离豫后常年居上海，与申报主笔钱忻伯、何桂笙诸人暨沪上诸名土互以诗唱酬。亦尝担任申报编撰人，为其作论说等等。闲暇则到风月场转转，作狎邪游，所有笔墨之资，尽归北里。与某妓女最相熟亲暱，非常的了解风月场中故事。经验既富，观察亦密。豪兴之所至，挥笔万言，略展文采。其文笔又极犀利，故成就较佳。编《海上奇书》（吴语杂志），初为月出二期，后改一期，出至十四期而止。没后，诗文散佚无存，无子，女于嫁后亦夭亡。
韩邦庆著作，以《海上花列传》为最著名。是书本名《花国春秋》，吴语小说之第一部，也是迄今最著名的吴语小说。原稿1892年初刊载于《海上奇书》，每期登载二回，二十八回而止。后又续成三十六回，凡六十四回，有单行本于世。全书由文言和苏白写成，叙述话语用文言，对话皆用苏州方言——苏白。后来的吴语小说极力效仿，都在其下。
关于小说“苏白”问题，有这么一段材料可闻。是海上漱石生（孙家振，字玉声）的《退醒庐笔记》里的记载：
辛卯（1891年）秋应试北闱，余识之于大蒋家胡同松江会馆，一见有若旧识。场后南旋，同乘招商局海定轮船，长途无俚，出其著而未竣之小说稿相示，颜曰《花国春秋》，回目已得二十有四，书则仅成其半。时余正撰《海上繁华梦》初集，已成二十一回；舟中乃易稿互读，喜此二书异途同归，相顾欣赏不臵。惟韩谓《花国春秋》之名不甚惬意，拟改为《海上花》。而余则谓此书通体皆操吴语，恐阅者不甚了了；且吴语中有音无字之字甚多，下笔时殊费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乃韩言“: 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并指稿中有音无字之“朆”、“覅”诸字，谓：“虽出自臆造，然当日仓颉造字，度亦以意为之。文人游戏三昧，更何妨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别开？”余知其不可谏，斯勿复语。逮至两书相继出版，韩书已易名曰《海上花列传》，而吴语则悉仍其旧，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而《繁华梦》则年必再版，所销已不知几十万册。于以
慨韩君之欲以吴语著书，独树一臶，当日实为大误。盖吴语限于一隅，非若京语之到处流行，人人畅晓，故不可与《石头记》并论也。 记述是真确的。可见作者韩邦庆的坚守的自由的艺术观。
张爱玲则在国语本《译后序》中，淡淡地提了这么一笔：“虽然不能全怪吴语对白，我还是把它译成国语。”书名《海上花》。晚年时又把这小说翻成了英语，在外国出版了。想想40万字的一部书，这样翻译了两遍，张爱玲是太喜欢这本书了。张爱玲普通话版书名为《海上花》，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原来的意思、意境，又自然、简洁、大方，也更容易为现代读者所接受。结果最早在中国台湾出版时又被出版社分了上下册，变成了两个名字：《海上花开》、《海上花落》，算是画蛇添足，大陆也这么附和。
二、《海上花列传》简介和内容分析
《海上花列传》共六十四回，又名《青楼宝鉴》、《海上青楼奇缘》。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述此书，并推为清之狭邪小说的压卷之作。小说虽为妓女列传，但其宗旨却是“为劝戒而作，其形容尽致处，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阅者深味其言，更近观风月场中，自当厌弃嫉恶之不暇矣。”
《海上花》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写清末中国上海十里洋场中的妓院生活，写旧上海的风花雪月。一面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开埠、混乱到繁荣的”初显、一面却仍属正宗统中国的晚清社会。以此为背景，描写了当时租界堂子（高级伎院，类似今天的娱乐圈、时尚圈）男女交往及日常生活情形，并链接至高官富商以及平民草根的各阶层人物生存状态。
作者以看似不动声色的笔墨真能将妓院生活的经验，加以真实深刻的披露，一扫倡优小说的滥调的，是这部《海上花列传》。作家用“闪藏”笔法，构造出一个伟大和有趣的文学迷宫世界，和《红楼梦》确有一比。大约可算得上中国古典传统小说的一个完美收官。日常生活的趣味，浓厚的生活气息，胡适说它是“海上奇书”，鲁迅称它平淡而近自然。
书里的生活是吴地的生活，说着吴侬软语，叙着日常琐屑。生活的点点滴滴让你浸润到清末的旧上海，让你了解那一个个人，一个个故事。书里说来说去是妓女和嫖客的故事，有什么好看的呢？可就是自有趣味。这些高级妓女也分了三六九等。最上等的妓女称“长三”——出局、陪酒都是三元钱，三元像麻将牌里的三筒，长形的麻将，这只牌称长三。会些琴棋书画，说苏州话为时髦。她们通常做的事是“出局”，即陪酒，一晚可出几个局，有时要通宵。她们有固定的相好（士子、商人和豪贵），有的一交往就是四五年，彼此有不一般的感情。过去常说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可在那时那地，却似乎并不怎样悲苦下贱，相反和客人之间有些悲欢离合的情感，有些常人的爱意，她们中的一些人也有动人
的故事。
第一，高等堂子里的关系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堪——也有规则和道德 看重性情气质和骨气，妓女也有体面的人格。
黄翠凤位高价重——不但是当红明星，还颇具真性情，风尘中的奇女子，淤泥中一朵白莲花。小说写她“天然风致，顾盼非凡”，“盛气庄容，凛乎难犯”， 这黄翠凤以刚烈出名——曾经不惜一死对抗老鸨的压迫。罗子富先时看上她，叫了她十几个局也没得到什么好脸，有些疲乏扫兴，一听她这段故事，又对她倾慕起来，一意相求。老鸨黄二姐提醒他：“„„至情至性，那可不是什么人都肯相好的——她呀，只有真心真意、长情长意且一心一意之人，她才肯相好。否则你花了钱也不一定能看到她的好脸，反而白花钱！”当然，这话也不全真。
利益上讲公平，钱上讲规则，自由的谈价还价。
黄翠凤（罗子富包作）向钱子刚说 “„„她们做老鸨，买了我们讨人要做生意吃饭的呀。我们生意不会做，她们不是要饿死了？自然要打的嘛。我们生意好了点，她们可敢打呀？应该来拍拍我们马屁。”对那个不会做生意前来哭诉的的诸金花（母诸三姐，与黄二姐、郭孝婆都是结拜的七姐妹）说：“老鸨花钱买了我们来，是靠我们吃饭的。不会做生意，当然要打！”看来，老鸨虽然恶，但也得在钱上来考虑母女关系，这里有平等的意识，不完全是人身依附关系，是可以理论的。虽然钱重要，但也不是什么都从钱上说，他拒绝罗子富送到眼前的“一对十两重的金钏臂”，说：“在我眼里，洋钱倒不是什么重要东西。” “我做个倌人，钱倒买不动我。”话虽有自我标榜的，但也有一半真。他们也是讲公道讲体面地。在《沈小红拳翻张蕙贞，黄翠凤舌战罗子富》一回里。（沈小红拳翻张蕙贞，是为惩治“小三”；黄翠凤舌战罗子富，是为罗子富批评沈小红而同情王莲生。）罗子富也有气，为着黄翠凤强要他断绝与旧相好蒋月琴的关系，所以借批评沈小红埋怨说：“你们这些倌人，多少客人做了去了，却不许客人做其他倌人。”黄翠凤也据理力争，不让寸步，说：“那当然了，倌人做生意那是讨生活，没法子。你包我一年三节的生意，我只做你一个，蛮好？”罗子富说：“你敲我啊？”黄翠凤说：“做你一个，不敲你敲谁？”把罗子富说得哑口无言。
就是这个黄翠凤，在赎身问题上很有自己的主张，不是任由老鸨勒索。她就给一千银票，无论她妈多么的不满意，她就坚持这个数。后来黄二姐找罗子富埋怨女儿刻薄、哭诉冤屈，说：“买了十个讨人，下了十个的成本，却只有一个会做生意，那其他九个的成本也应该算在这一个账上嘛。”那一个会做生意的指黄翠凤，罗子富发善心，答应帮衬一千，凑成两千的赎身价码。谁料黄翠凤听了，马上就对罗子富发飙：“你钱不少啊„„蛮好，连二千身价在内，你去拿五千洋钱来？”罗子富惶急的说，我哪有啊。黄翠凤冷笑：此时你倒客气了。妈一说你
就急了！“我这时候赎身出去，衣裳，头面，家具，就要三千嚜，刚刚好做生意。（刚刚）你帮了我一千，可好再说没有？你没有嚜，教我赎身出去可是饿死？”这时候罗子富才回过味来，后面要有大钱等着花呢。那就不帮吧。黄翠凤说：“帮贴嚜，可有什么不要的啊！你替我置办了衣裳、头面、家具，随便你帮贴多少好了！”
结果，罗子富受了一通的抢白。转身对黄二姐说，刚才的话不算数。这下黄二姐急了，指着翠凤就数落：好没良心，你七岁没了爹娘，看你可怜，把你当亲闺女养，出落到今天，有了能耐，死命的跟我做冤家。满指望你照应我这个老太婆，年纪轻轻就这么坏啊。罗老爷肯帮，那你也是好女儿啊，若罗老爷不肯帮，你也该推他一把可怜见的。现在罗老爷帮我，你到不许，哪有你这样的女儿啊，罗老爷的钱你一定要一个人拿了去啊的？
黄翠凤见老鸨急了，就眉花眼笑的劝说：“妈，不要nia，这可有什么要紧？我是你的讨人，赎不赎你说了算啊。我就再替妈作十年的生意，一节嚜千把局帐（一年三节），十年做下来要多少？”然后掰指头算，佯作失惊：“啊咦！局帐洋钱要三万的哦！那是妈快活的呵——连赎身的洋钱也不要了耶，说道，去吧！去吧！”黄翠凤调侃黄二姐，说的子富忍不住的笑。
立论理智、言语公平，心机自然有，言语也很犀利很有趣。可比当下公司里的金牌销售。嫖客对此也看得开，比如罗子富也知道翠凤有好几户客人，还是她自己告诉他的。
他笑翠凤道：“做个倌人，多少客人来做起，倒不许别人说。”就是高等妓院“长三”或是“幺二”，并不是什么客人都接，大约有点象聊斋里瑞云说的“价钱妈妈定，客人却要我自己选”，近乎时下的自由恋爱。有些为了爱情，如陶玉甫李漱芳，朱淑人周双玉之流；有些为了“绷场面”。当然大多还是要大大的考虑钱的。而为了钱也就有为了钱的坦率处：叫局几元、茶围几元，明码标价，童叟无欺。最多不过如黄翠凤装腔作势表白一句“我做嘛做个倌人，拿钱买我倒买不动呀。”比之“求成熟潇洒事业有成男士”迥乎体面得多。
第二，受人钦敬尊重，有充分的人身自由。
她们称“倌人”，还有一个尊称“先生”。倌人，过去女子称丈夫，现在用来称妓女，可见妓女是有权利的。先生，应当是从“书寓先生” 来的，书寓是色艺双全的女艺人，是“星”之类的。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开埠成为正式的通商口岸，书寓和长三混个不清，规范也大不如从前严格了。这书中的长三们——这原先黄翠凤还能拉着胡琴一曲《荡湖船》让大家听得如痴如醉，小小的李浣芳也唱得来《长生殿·小宴》中的《天闲云淡》。但后来，新买来的周双玉没几天就出局（出陪酒局），乡下来的赵二宝也好像没经什么培训就挂牌营业了。时代
变化了，重色不重才了。
长三的出局，进门开始，喝喝茶，吃吃瓜子，聊聊天，坐一坐就可以离开了——除非特别相熟。有品性的客人不会为这三块洋钱坐半天，会被贱视的。出局三块洋钱——当红的倌人应命前去露个脸，唱个曲，代几杯酒就走了，还要转别的局，不是一直陪你吃喝。一般长三都是应命而来，但什么时候走，叫局的客人一般不能阻拦。就这里看，她们有自己的自由和权力。
对倌人（妓女）的，而客人并不是随意指使，竟也钦此钦尊。书中写到同时有两个相好的嫖客不过尹痴鸳一人，其中林翠芬还是清倌；同时做两个客人的妓女只有黄翠凤——当然这两人素不相识。其余一个客人做定一个倌人，以至于他们朋友介绍的时候可以说“某某和某某这一对”，俨然如影随形好夫妻。有趣的是倌人们深通“想征服一个男人，就要先把他们踩到脚下”这一句古龙妙语，管束起客人来毫不含糊。吴雪香说葛仲英“这下次你在哪儿，我教你来，你听见了就得跑来哦；你要到哪里，我说不要去嘛，一定不许你去了。”而仲英竟依她。至于王莲生罗子富诸人，迹近花钱买罪受，然而甘之若饴。古龙又说“男人是贱坯”，在这堂子里，虽不中亦不远矣，不过这正是现代说的爱情。
沈小红对王莲生，庶几可以说算是“苦恋”，王连生是沈小红多年的客人，沈小红是个急性的有点歇斯底里的，真情有余婉转不足的，王莲生追求了她一年，好了四五年了，实在受不了她那倔强脾气，终于又做了张惠贞。结果沈小红大闹茶楼，痛打张惠贞。双方闹得“蓬头散发象鬼一样”。王莲生不但没恼，末了还是前去陪礼。客人们背后纷纷责议沈小红名声不好，莲生还不懂她为什么生意毫无，张惠贞从沈小红“花钱”上点掇王莲生，王莲生还懵懵懂懂的。实际上是沈小红“爱情蒙住了眼睛”她姘了戏子小柳，拿钱倒贴；直至最后因和小柳儿二人闹翻，小红落魄不堪，他还动今昔之念，替她恓惶一番。这时王竟“无端吊下两点眼泪”。张爱玲认为“写他这样令人不齿的懦夫，能提升到这样凄清的境界，在爱情故事上是个重大的突破。”
第三，讲钱，也讲感情，感情是出售的，也可以租买。
长三堂子——职业出售个人魅力与恋爱的奇特场所。性还在其次。 有一件事，乡下土财主李实夫，认为堂子的客人是冤大头，于是找了野鸡诸十全，结果得了性病。小老板洪善卿笑他说：长三堂子走走，就不会这样。就能说明，长三主要不是性交易，出售的是风情和魅力。感情的投入自然有，但也是有价钱的，是出售的。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海上花》里一出又一出的爱情——有老夫老妻知己式的，如洪善卿与周双珠，陈小云与金巧珍；有金童玉女、欢喜冤家式的，葛仲英与吴雪香，高亚白与姚文君；有悲情如陶玉甫与李漱芳的生死恋；有王莲生与沈小红
这种拆也拆不开处又处不到一块儿的若即若离的怨恋。当然也有以爱情为名的攫取与敲诈——黄翠凤敲罗子富五千洋钱——曾经这个男人是多么恋慕她，恋慕她的美丽，更恋慕她的灵魂——当然这是个误会，黄翠凤有魅力而缺乏灵魂。周双玉敲富二代朱淑人的分手费更高达一万洋钱。尽管如此，他们还彼此惦念着，不愿分手。上海堂子，以它的畸形、荒诞的方式来表达或实现所谓的爱情。
当然长三堂子并不太可能产生“真的爱情”，然而“真的爱情”在现在也是很稀少的。
黄翠凤在倌人中是第一等出类拔萃人物。钱子刚跟她算是感情极好，好到黄二姐甚至疑心她倒贴，然而黄翠凤向相好说最亲密的私房话的时候，她也会直率的讲：“罗出了身价，你替我衣裳头面置办齐。”一开口就是三四千，并不因为感情好而少宰一刀，宰客的口吻又是作撒娇状。半畸形的情景也能孕育出类似“爱情”的东西。有情， 但是是带有功利性的爱情。——这就是妓女的爱情。我们也叫“婊子无情”。
王莲生和沈小红。早先王莲生追求沈小红时说。“不想做其他人的生意就别做了。”“以后么，我撑你场面。”“还有什么债，我来还。”这些话，在热火朝天柔情蜜意之际说出来也是自然而然的。他也算说到做到。她果然不大接其他生意了，还能维持她和她父母兄弟一大家子生活，她还能有闲去泡帅哥。然而王莲生并没有完全做到，他还留了一手，没有帮她还债。她对他留的，不用说，更多。也许沈小红她总不能忘记自己是要“卖”的。要见到足够的好处。而他，大约也总不能忘记他是来“买”的，有权先验货。感情与生意搅活在一起，这些算计都只能积存于心却说不出来，积存了这么多“枝枝叶叶”，难怪他们要闹别扭，同心却又离心了。痴男怨女大约就是这样练成的。沈小红大闹张园，“拳翻”张惠贞。这种内在的“恨和痛”倒也刺激了王莲生。王莲生反生怜爱，在沈小红的孤独悲情的神情里，赔礼道歉还替她还了债。但沈小红对他的态度却也并没有因此好起来，反更凄凉难近了。此后，两人若即若离，等到沈小红和小柳的隐私事发，王莲生怒不可遏，打烂了沈小红楼上的他几千银子置办的家物什。
一怒之下，迎娶了没甚脾气的张蕙贞，而沈小红“足足哭了一夜”，又气得病了。此时王莲生请她去出席婚礼，在婚礼上她又羞又气，“绝不开口”，真正是“我的爱人结婚了，新娘子却不是我”的那种感觉。后沈小红设法把王莲生请来想挽回他的心，曲情周至足足说了一大篇，直是推心置腹，千回百转，执子之手，生死契阔。王莲生外表故意冷冷的，内心却仍对她念念不忘。张爱玲说他们的爱情“最不可及”，真是情到深处没名堂。
沈小红为什么不放下架子来，对王莲生施与一个女人的柔情蜜意？须知，当年沈小红是数一数二的当红明星，骨子里自有脾气，王莲生也开始能受得了，但
也是不能总受。所以王莲生打消娶她的念头，又做了最没脾气的张惠贞。自然，沈小红的孤独中对王莲生的失望、不甘心等使得她不可能不去姘戏子小柳儿。沈小红不是柔情万种的女人，但是个真性情的女人，他们的生活离不开金钱但不都是金钱，他们也追求两情相悦，追求精神归宿。
王莲生是洋务官员，会说外国话，见识过西方文明与浪漫，所以他谈恋爱也比别人投入，精神上要求也比较高。买来的柔驯、浮表的恩情，并不能满足他，他需要更高层次的、关系心灵的爱情——喜欢一个人就是喜欢这个人本身。所以他大概很忌讳沈小红的那种世俗功利和女人的刻薄。但是他毒打张蕙贞的行为，显现了他作为一个“正常”嫖客和封建家长的无情面目，“洋”皮之下，却并不是一位绅士。当初沈小红把张惠贞打得劈头盖脸，那王莲生并未心生悲愤怜悯，也不愿送张惠贞回家，而反为沈小红悲叹。可见他并不爱张惠贞，他把张惠贞当作了填补空虚，当作了对沈小红看的“给点颜色看”。后来王莲生沉着脸说娶张惠贞，当然也是报复沈小红姘戏子。张惠贞这人真不争气，那么不会摆持自己，这时候拿捏一点，王莲生肯定另眼相看。而张惠贞居然是：“如何不肯，万顺千依，霎时议定”。说她贱，也真是的，都是坐飞机太快，吓得。张惠贞由此从幺二升长三，长三又得超度到小妾，好事来的太快了？
张惠贞太柔弱，窝囊，畏惧沈小红，不但不敢直言沈小红姘贴武生小柳，经常在王莲生前面提携沈小红，假意大度。在张园被沈小红打了后，以为情有可原，还是一样不说沈小红坏话。她的婚礼上，别的姐妹她都送一个翡翠莲蓬，沈小红始终一语不发，她却送给沈小红最重的礼品，一个金釧臂，一个戒指。王莲生呢，也在张惠贞面前毫不掩饰对沈小红感情，不隐瞒如何替她还债，送她全套的翡翠饰品，一年花多少钱之类。——看来王莲生很漠视张惠贞。第32回，张惠贞悄悄对洪善卿说道：“洪老爷，难为你，你去买翡翠头面，就依他一副买全了。王老爷怕这沈小红真正怕得没谱子了！你没看见，王老爷臂膊上，大腿上，给沈小红指甲掐的呵都是血！倘若翡翠头面不买了去，不晓得沈小红还有什么刑罚要办他！你就替他买了吧。王老爷多花两块洋钱倒没什么要紧。”张惠贞就是这样一个软泥包。王莲生不爱张惠贞，张惠贞也不作面情不满状，就暗里姘他的侄子，她才十七八岁，怎能独守空闺，算是本能的反抗和泄愤，其实谁是个天生的“贱”？而做事不密，挨了一顿打，被打得死去活来。张惠贞是买来的，价格便宜，王莲生也不珍惜她，贱人得贱命。
胡适对张惠贞的评价是“庸凡”。不过张惠贞是自由的妓女，没有老鸨管着，但他的身上，我们可见旧时代一类妇女的典型。
第四，似情侣也似朋友，也亲密也尊重。
洪善卿、周双珠，朱蔼人、林素芬等人即此。朱蔼人、林素芬对坐谈论倌人
嫁人问题，大概谈到“是嫁给钱还是嫁给人”这样一个颇经典的论题。蔼人戏言：“你要拣个有钱的，像我是挨不着的了。”大约是他对林素芬颇有情意。林素芬没有接他的茬儿，显然无意，而他也不再勉强。周双玉因为生意好而看不起同为讨人（准备做妾的）的周双宝。善卿说周双珠，“幸亏你不是讨人，不然她也要看不起你了”，明明说周双珠生意竟不如一个清倌人，而双珠也不生气，可见他们的关系已经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小说说“自有许多描不出画不出的功架，不足为外人道也。”他们二人最象一对久熟的朋友，从未矛盾。
陶玉甫李漱芳这一对，深情薄命似宝黛：漱芳言谈举止有黛玉气质，而薄命也似黛玉——大病起于谣言，也类黛玉。就是她老听大家说，做了堂子就是下流行，不能作正经人家的妻，终至玉体沉痼，芳魂杳渺。拿旧诗词“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痼续红丝”，很能表达小说的那种情调。陶玉甫、李漱芳之恋，是《海上花列传》中描绘的情爱关系中最悲哀的一例。李漱芳是亲生母掌门，有资格多愁善感，这样的女子感情细腻蕴藉，且有点小性儿，又困于不断瘦弱无力的病的折磨，靠着陶玉甫的细心的照料，延着性命。根本是她的烟花妓女的身世感慨，不能做正经人家的妻子，郁郁成疾。要我们会发问，见天与相爱的人在一起，还不满足，非得要个虚名？这大有讲究，小说写王莲生打算娶张惠贞的时候，要洪善卿给置办彩礼。洪善卿笑向张惠贞说：“恭喜你”“张惠贞却羞得远远走开”。张惠贞与王莲生见天勾头搂腰的唧唧哝哝的，也没什么不好意思，这么一句就让她羞？这事拿到李漱芳来说，作陶玉甫的妻那真是一个妄想痴想了。这堂子姘居与仪门夫妻可是不一样了，但也并不是人人都这样想，尤其那较世俗功利的妓女不这样，这样想，这样做，多半有打算。
李漱芳的经纪人是亲娘，亲娘和老鸨很不一样的。作娘的更多的考虑是女儿的未来，金钱还在其次。李漱芳的想法和观念，大概与经纪人是亲娘有关。在李漱芳死后，李秀姐决意要把李浣芳（讨人）给陶玉甫做小，也并未要她做生意，这一个堂子算是后继无人了。小说把李漱芳的命运写的栖栖遑遑的，看着自己很喜欢的清倌人小妹子李浣芳和自己的亲娘李秀姐，无限的心事放不下。一方面又屡劝陶玉甫离开自己，别寻情缘，不要为一个无望的女人受累。有什么女人，就有什么男人，陶玉甫真正的多情种子，时刻不离，昼夜服侍，自己都整的病病怏怏的。他在恋人死后整日以泪洗面，只要一想起李漱芳，便情不自禁，黯然洒泪。凡此种种都让我们想到了《红楼梦》的林黛玉、贾宝玉是式的悲剧。当然，小说作者是很为李漱芳惋惜的。陶玉甫的众位朋友听得李漱芳的噩耗，由一笠园主齐韵叟领班，大家到东兴里公祭李漱芳，这是小说，赋予李漱芳的尊敬笔法，也算作是那个时代的一桩士妓风流雅事了。
在四十五回的一笠园里，大家说道李漱芳的人品和病因，连声“可惜”。园
主齐韵叟说：何不早给我说，“漱芳过继给我，算作我的女儿，还有谁说什么话？”陶玉甫闻听此言，觉得真是妙计，漱芳得此嘉言必可起死回生。但香魂已逝，悔之何及？登时潸然泪下。
修成夫妇之礼正果的也很不容易，大约是葛仲英吴雪香这一对。吴雪香怀孕，而葛某待之以侧室之礼，正儿八经地点蜡烛拜天地。不过此后吴雪香依旧去出局，应是不公开的外室。葛仲英有妻有妾，吴雪香自然不怎么放心，想着自己未来的生活，不能因为眼前做了外室就不想着长远。——也由此可见“拿”住客人非要有点本事不可，也说明葛仲英对她自由权利的尊重。陶玉甫听到这件事，说李漱芳，咱们也“一起搬去住吧”就是离开堂子，另租房子同居。而李漱芳反倒不乐意。因为成了外室后不能公开自由的跟他一起外出了，反不比做倌人同进同出放心些。为什么？那是在上海，普通人家是不得男女同车的，若人笑话，妓女和客人却可以不受约束。但是漱芳笃定陶玉甫没有第二个相好的才如此的，可见尊重与自由的关系，互不限制对方，远不是封建家庭的那种妻妾严分，嫡庶之争的困局，由此一隅可见初期海派文化的非常进步的一面。
后来的海派曾今可说过一句话：“外国人到妓院是为了满足性欲，中国人到妓院却是去寻求恋爱。”不能说没有几分道理，对封建的士大夫文化来说也是很对的，堂子，既是个寻恋爱的地方，也是个交际的场所。民初的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没少去这种场合，郁达夫的小说主人公都是到这个场合寻找爱情，如《沉沦》《秋柳》。中国历史上的名妓与士人感人的爱情故事，在夫妇身上是不存在的。吴福辉有一个说法，认为上海从清末妓院到三十四十年代穆时英经常光顾的的上海舞厅那些公开的交际场所，和封建宗法制度下的那些没有任何话语权的被奴役的女性相比，是一个象征性的现代爱情的实验场（天津北京不可比）。从现代文化发展趋向看，我们应当承认这一点。
第五，清末和早期现代中国的金钱平等观念
但中国人的封建种性，根深蒂固，无产者们把总是上海看做一个人欲横流的淫乱的地方。到了八十年代，中国的乡村无产者依然把香港看作这样一个场所，在他们眼里，男女混杂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小香港”。
倌人而成就一种自由平等文化的，与上海的“金钱主义”有关。交易就意味着平等相处，总比权力下的交易和要干净透明。商业文化尽有这个那个的不好，但平等交换是好的，金钱面前人人平等。问题是不能官商勾结，官府不能让一部分人发财而另一部分人没有挣钱的机会。京津一样盛产黑社会，盛产青楼，然而京津没有“倌人”文化。官场习气太浓，凡事讲究个体面，普遍的虚伪伪善，等级制。 上海这个城市“笑贫不笑娼”。海派文化简洁明了，谁没钱，谁就“坍台”，绅士气氛太少，有钱就可以说话，钱上分等级。
按京津地区的堂子情况，最赤裸裸裸的拜金者恶狠狠的压迫者当数老鸨，而《海上花》偏偏极少写老鸨是多么拜金多么恶狠狠，主要是建立在平等交易观念的影响所致。倌人挣得了钱，老鸨自然爱护。挣不来，则不客气，因为这些人是老鸨的长期的投资，她必须收回这些投资。就像黄翠凤说诸金花的，“你做客人没手段，挣不来钱，妈吃什么喝什么，让妈喝西北风啊？不打你打谁。”（两人的老鸨都是结拜的姐妹）倌人自然也有冤屈的时候，比如姚文君，林素芬受到了赖公子的骚扰，尤其是赵二宝被赖公子打骂，家里被砸，也是那个社会会有的事情。
三、《海上花列传》艺术特色
张爱玲研究《红楼梦》作出结论：“曹雪芹的天才不是像女神雅典娜一样，从她父王天神宙斯眉宇间跳出来，一下地就是全副武装。”而韩邦庆的才华就有点“一下地便是全副武装”的感觉。单说《海上花》里大量的玄关埋伏，前呼后应，无一挂漏，一次而成——边写边发连载，也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头一份；虽然中间停顿，从首发到出书总共也就两年时间。然而他的怀才不遇，“绝好笔墨不获风行于时”，英年早逝，可悲可叹。
如果说英才“天妒”，生命容易出现断崖。倒是凡人的生活，“可爱而可哀”的岁月，更能代表一般生命的规律和意蕴。善恶未必有报，爱恨未必有果，其中过程都是缺少戏剧性冲突的，结局亦难得铭心刻骨的壮丽或凄美，这是一般人的人生。可是这样的人生，常人又不太感兴趣。虽然我们对此容易漠然不经心，但确乎是真的人生，喜怒哀乐尽在其中。——这大概是作家的人生艺术观。
首先是日常的人生描写。
这里的青楼并没有杜十娘似的奇女子，没有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欢乐，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悲剧，荡人心魄的故事。《海上花》都是青楼琐屑而平凡的事情。看这书，能看到一幅风俗画卷，看到人生各面，上至官吏下至伙计，富至豪商，穷至相帮杂役仆欧，都有极鲜明的个性。特别是风尘女性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黄翠凤是泼辣有心机，周双珠是比较温柔敦厚，周双玉是精明阴鸷鬼，李漱芳是娇弱孤傲„„沈小红是急性泼辣，张惠贞是柔弱“庸凡”
海上花在平凡琐屑地讲上海，讲上海的三教九流，讲上海的士妓往来。洪善卿、张小村两个朋友久不见面，见面只谈得两句二手生意，然后便“相对无言，唯将水烟畅吸一顿”，最后的结论不过是“还是一起打茶围吃花酒的是”。原来这些“上流人士”平常的娱乐活动不过坐马车，买东西，逛明园，正过来摆台面，反过来花酒吃——就连赌钱打牌也只有少数几个人会——十里洋场的生活竟然如此贫乏！而他们的感情生活也一样：一个相好做了四五年依旧做下去，言谈举止好似老夫老妻，而且从来不想换新鲜！
上海青楼里的生活也跟平常人家差不多，既没有逼良为娼的恶老鸨，也没有三贞九烈的贞洁女子。卖笑生涯，就人们眼中来看，不过是常见而正经的“做生
意”。甚至士子客商也把生意做到了堂子。赵朴斋的舅舅洪善卿既不赌又不抽，“嫖”也不太投入——他和周双珠做相好有一部分原因是应酬需要，周双珠公寓“相当于副业办公室”（张爱玲）；成天这里那里地吃酒，上上下下交游广阔，很少吃醉的事情。开始我们看他对外甥赵朴斋那么冷漠无情，似不近情理。后来才知道商人是要体面的，赵朴斋沦落到拉洋车混日子，贫酸像对他不利，弄不好要“塌台”。
鲁迅、张爱玲等人十分称赞这部书，说小说表达了“常人的生活状态”，与通常小说的戏剧性相对，十分真实地反映了勾栏日常生活。并不象过去电影里的所谓的人间地狱。此小说所描写的，不少妓女怀着职业化的心态处之，大多没有所谓的“火坑”哀叹，也无需作者怜香惜玉来抚揉一番。小说中的妓女多数是平平淡淡，有戏剧色彩的不多。这固然写出了生活的真实，或者说提供了另一种带有颠覆性特征的、不同于太戏剧色彩的文本。可以说，如此淡化戏剧性的描写，这正是小说的一种境界，从日常生活的描写中见出不凡来，也是小说的写出本真的追求。但眼下这种努力可能吃力不讨好，长期以来，多数读者的胃口被戏剧性强的故事给喂饱了，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多么煽情的故事，一个戏剧性的自杀场面，所以长时间来一直浸渍着读者趣味。所以，“常人的生活状态”的描写，对多数读者来说，缺乏陌生感，缺乏戏剧性，加之这小说又是方言文本，受到读者的冷落十分正常。
此书为合传体，集合了各人的故事。组织与穿插，颇费心机。《中国小说史略》言“《海上花列传》大略以赵朴斋为全书线索，言赵年十七，以访母舅洪善卿至上海，遂游青楼。少不更事，沉溺至大困顿，遂被洪令送还。而赵又潜还，愈益沦落，至‘拉洋车’”。又说：“作者虽目光始终不离于赵，顾事迹则仅此，惟因赵又牵连租界商人及浪游子弟，杂述其沈洒征逐之状，并及烟花，自长三至花烟间具有。”小说虽以赵朴斋、赵二宝兄妹及其舅氏为主干，其中很活动地插入罗子富与黄翠凤，王莲生与沈小红、张蕙贞，陶玉甫与李漱芳、李浣芳诸人的故事。作者为了进一步使得全书结成一体，分别以洪善卿与齐韵叟作为上下卷的诸多人物的联络。纵览全书，上下人等杂冗纷呈，身份有高有低，各自形成固定的交往圈子，多有向不往来者，唯有善卿、齐韵叟（一商一官），下至仆役人众，竟无有人不认得他，无有圈子插不进去！因此，一切都能活动地联系起来，而成为有机体了。书中那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穿插，前后事实夹叙的藏闪，从结构上说，确是很紧密的。《海上花列传》本来各人有各人的故事，经作者加以组织，弄成一个有机体的总故事，多线索的同时进行发展。
其次，作者主要笔墨是人物个性、神形情态的描写。其作“其形容尽致处，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阅者深味其言„„”如此则写法是讲究的。作者例言中说：“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曰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一曰无矛盾：一人而前后数见，前与后稍有不符之处，即是矛盾。一曰无挂漏，写一人而无结局，挂漏也；叙一事而无收场，亦挂漏也。知是三者，而后可言说部。”无雷同最不易。千人千面，谈何容易。无雷同无矛
盾，确是描写人物应当注意而又极难做到满意的地方。不雷同即能个性分明，跃然纸上；不矛盾，始能人格鲜明一体，在他笔下出现的那几个妓女，如黄翠凤泼辣、精明干练、深谋远虑而狡诈，张蕙贞柔柔顺顺而近于窝囊。周双珠婉而能征，外柔内刚，对人对事一语压众。李漱芳深情而哀。沈小红直耿而水性杨花，姚文君风流英爽，赵二宝的贪图繁华而单纯幼稚，都是个性分明的人物。就是写幺二和讨人也是出色，李浣芳天真憨柔、柔媚和憨顽，林素芬柔而克刚，周双玉内阴和狂热等等。
作者是用苏州语写苏州妓女，故能绘声绘影，刻划入微，那些妓女们的脾气、语调和态度，都能活跃纸上，这正是方言文学的特色。再如赵朴斋贪恋烟花而愚弱无能、洪善卿做生意八面玲珑而不认穷亲戚，也写得很成功。《海上花列传》的地位，远在同流之上，并不是偶然的。但着力写人物，自然作家体会人物，悉心深情描摹，揣摩内外，务使人物形神毕现。因此小说近于无故事，不重事件的耸人听闻的叙述。曲笔都在人物神意上。典型的例子是赵朴斋赵二宝兄妹，还有他们的母亲、母舅洪善卿。朴斋留恋烟花，一到上海，首先人生地不熟，土头土脑的，被幺二妓女陆秀宝以“开苞”的诱惑坑了一次，当然他也没钱，难于应付。贫至拉洋车，可怜巴巴的没着落，洪善卿见了这落魄的外甥没有好声气，沉着脸呵斥。张小村说善卿“你写封信交代他们娘，随便他们好了，不关你事”，洪善卿果然写书信招妹妹前往上海，言“以后再有什么事，我不管帐”，这也就算尽了做舅舅的一片“苦心”了。稍后赵二宝羡慕繁华，落堂子为娼，生意红火，赵朴斋鲜衣明履的，及至善卿见了 “不免点头招呼”。“不免”二字，活画善卿嘴脸，婉而讽。
不像《海上繁华梦》要务使情节机巧，意在事端花稍，设局机趣妙生。人物的个性、神形情态就忽略了。
闪藏之法
作者在“例言”称：“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例言）胡适说这种结构是来自史记的“列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面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 还说，“此书正面文章如是如是；尚有一半反面文章，藏在字句之间，令人意会，直须阅至数十回后方能明白。恐阅者急不及待，特先指出一二：如写王阿二时，处处有一张小村在内；写沈小红时，处处有一小柳儿在内；写黄翠凤时，处处有一钱子刚在内。此外每出一人，即核定其生平事实，句句照应，并无落空。阅者细会自知。”
小说为日常生活情景描写，但不是一看即明就里，因为作家不加解释。再看他处便恍然。所以无故事而多有悬念。虽然描写人物分散，但前后情节和细节相
贯，针脚密实，各呈奇异，多方面的表现人物。比如史记写汉武帝，本纪是正面的，只有看世家和列传才能了解汉武帝的其他方面。另一方面，小说作者从不站出来对人物进行品评和褒贬，只在情景里让人物神态慢慢清晰，需要读者自己来仔细琢磨，作家只是写出生活原态包括细节。生活本身其实也是这样含蓄多面。生活不是由谁说出怎样这样，都是生活自身呈现的，当然需要有心人体会才咂摸出真滋味。所以鲁迅才说《海上花列传》“自然而近真。”
作者不现身说话，也不是明显的主观叙述者，而是隐在暗处背后说话，深切生活的本味。人物的心思手段只能在“闪藏”里体现，作家作为一个叙述者更是“闪藏”之深自不待言。
小说不是通过集中写事件和冲突来对人物进行集中的刻画。而是善于伏藏，草蛇灰线，羚羊挂角。这样写人物较分散，这显一点，那露一点，一鳞半爪，只有看完了小说才能得出完整的印象，这个与我们的生活经验是相合的。 闪藏法还有一处。“题是断语，书是叙事。往往有题目系说某事，而书中长篇累幅竟不说起，一若与题目毫无关涉者，前人已有此例。今十三回陆秀宝开宝，十四回杨媛媛通谋，亦此例也。”要注意作者的每回的题目。
用吴语来表现青楼生活，实乃一大奇招。这不吴不敖、抑扬顿挫、语音糯软的吴方言，与青楼女子的搔首弄姿、顾盼生情、起承逢迎似有某种暗合。可以说，吴语在描写江南女子的淋漓阴柔、风情多姿上具有的特殊表现力，其他语言难以企及。但吴语是方言，毕竟有局限性，要让异地的读者完成阅读，没有足够的耐心是不行的。
第二章《海上繁华梦》
作者：孙家振。初版署名：海上漱石生 。曾题“古沪警梦痴仙戏墨” 《海上繁华梦》，原题《绣像海上繁华梦新书》，初集、二集有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上海笑林报馆排印本，每集前有绣像，初集除作者自序外，尚 有“古皖拜颠生”序、“情天觉梦人”、“曾经沧海客”、“歙县周鋆病鸳”、“古滃狎鸥子”题词。
孙家振（1862—1937），字玉声，除警梦痴仙笔名外，别署尚有海上漱石生、江南烟雨客、玉玲珑馆主等。他曾主编上海《新闻报》，创办《笑林报》，继《海上繁华梦》后，他又写了《续海上繁华梦》，仍是三集一百回。其他作品还有《退醒庐笔记》等。
一、小说的写作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退醒庐著书谈》中，有一段话提到作者谈自己这部小说：“余作《海上繁华梦》，当时沪地犹无社会小说，我佛山人吴研人君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尚未成书，南亭亭长李伯元君之《官场现形记》在《繁华报》发刊。..《繁华梦》成书之后，皆在《笑林报》馆出版。”
客有问于警梦痴仙者曰：“《海上繁华梦》何为而作也？”曰：“为其欲警醒世人痴梦也。”客又曰：“警醒痴梦奈何？”痴仙曰：“海上繁华，甲于天下，则人之游海上者，其人无一非梦中人，其境即无一非梦中境。是故灯红酒绿，一梦幻也；车水马龙，一梦游也；张园愚园，戏馆书馆，一引人人梦之地也；长三书寓，么二野鸡，一留人寻梦之乡也。推之拇战欢呼，酒肉狼藉，是为醉梦：一掷百万，囊资立罄，是为豪梦；送客留髡，荡心醉魄，是为绮梦；密语甜言，心心相印，是为呓梦；桃叶迎归，倾家不惜，是为痴梦；杨花轻薄，捉住还飞，是为空梦。况乎烟花之地，是非百出，诈伪丛生，则又梦之扰者也；醋海风酸，爱河波苦，则又梦之恶者也；千金易尽，欲壑难填，则又梦之恨者也；果结杨梅，祸贻妻子，则又梦之毒者也；既甘暴弃，渐入下流，则又梦之险而司畏者也。海上既无一非梦中境，则入是境者，何一非梦中人！仆白花丛选梦以来，十数年于兹矣，见夫入迷途而不知返者，岁不知其凡几，未尝不心焉伤之。因作是书，如释氏之现身说法，冀当世阅者或有所悟，勿负作者一片婆心。是则《繁华梦》之成，殆亦有功于世道人心，而不仅摹写花天酒地，快一时之意，博过眼之欢者欤！”客闻是言，肃然而起，曰：“何物痴仙，唤醒妖梦。行将拭目而视新书之出，呕君锦心，饱我馋眼也。”痴仙一笑，颔之。客去，乃为诠次其语，即以为《繁华梦》。
从小说的自序来看，首先，这是一部暴露性小说，暴露烟花之地“是非百出，诈伪丛生”暴露“甜言蜜语”“欲壑难填”的人性现实。第二，醒世（警世）小说，就是“海上繁华，甲于天下，则人之游海上者，其人无一非梦中人，其境即无一非梦中境。”浮华人生即是梦，要人远离浮华人生。
二、内容简介
《海上繁华梦》出版之际，正值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面临摇摇欲坠、奄奄待毙的局势，但在偏安一隅的上海，却由于鸦片战争之后的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开商埠，划租界，使半殖民地状态下的都市经济得到颇大发展，同时出现了十里洋场的畸形繁华景象。据同期李伯元的《海天鸿雪记》描写：“上海一埠，自从通商以来，世界繁华日新月盛。北自杨树浦，南至十六铺，沿着黄浦江，岸上的煤气灯、电灯，夜间望去，竟是一条火龙一般。福州路一带，曲院勾栏，鳞次栉比。一到夜来，酒肉薰天，笙歌匝地，凡是到了这个地方，觉得世界上最要紧的事情，无有过于征逐者。”
《海上繁华梦》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沪上妓院为中心，既有以作者自况的谢幼安与陷污泥而不染的妓女桂天香的变相的“才子佳人”的情投意合的理想式的标榜，也多有当时上海滩上达官贵人、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挥金如土的记述。并描写了在这十里洋场上的种种骗局、巧取讹诈的行径。其中有某些老谋深算的妓女，也有温情含蓄风情怡人的妓女。也有只爱金钱，不凉人情的老鸨，这些老鸨，对不会做生意的妓女，没有好脸色，也下手大人。因此，小说虽然写了杜少牧、屠少霞、游冶之、郑志和等先在嫖赌场中陷之深而被骗重却最终醒悟的几个有代表性的回头浪子，嘲讽了像钱守愚、夏尔梅等自恃有钱却被妓女、地痞玩弄的蠢角，但其重笔刻画的却是巫楚云、颜如玉之流重财货轻情义、狡黠奸诈的妓女形象。表现了作者“唤醒迷人”、“莫缠绮障”的创作宗旨。
对《海上繁华梦》这类狭邪小说，不能简单地 指斥为“嫖界指南”，实际它除了客观上的暴露、主观上的劝戒作用外，还为我们展现了上个世纪末上海以至近代中国的世俗民风的画卷，是资本主义的强势文化和传统中国的衰世文化的交合的文化产物，既有落后的也有进步的，既有腐朽的也有文明健康的，妓院是个商品化场所，但也是士人商贾寻爱和流露真性情的地方。妓女卖身不错，但妓女也是个摆脱了封建妇女规范而自由的从事生意的角色，身上卸下了旧伦理并有了这份掌握自我，流露真性情的自由，她们身上就有了诸多的闪光点。
但在被压迫的没文化的无产阶级看来。小说“反映出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在中国几个大城市造成畸形的繁华与妓院的发达，使许多巨贾官僚，都向妓院中过其糜烂生活，同时也反映出农村经济穷困破产，许多青年女子沦为妓女的悲剧”（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另外，《海上繁华梦》与同期狎邪小说相比，还有几点与众不同：
一、《海上花列传》问世后，吴语小说兴起，《海上繁华梦》虽也写沪上和江浙一带生活，却纯用北方话叙述，没有产生像方言小说似的给多数读者造成的阅读困难。
二、《海上繁华梦》是狭邪小说，自然以描述妓女与嫖客间风流、艳事及日常交往为主，但它的笔墨干净，决无亵浪之语，难能可贵。
三、小说除了妓院生活外，还
对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上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民俗活动有广泛的描 述，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资料价值。 当然，由于小说重于暴露、劝惩，叙述往往冗长，其中有许多情节、场景雷同。虽然在刻划人物上也看出作者煞费苦心，但多数人物却性格不够鲜明，因此小说总体艺术水平不高。
小说写上海勾栏酒肆的行事规则和娱乐常态 打茶围，就是朋友一块喝茶消遣。
叫局，就是吃喝宴饮外带请妓女来消遣，往往是每位客人写请票由相帮（男仆人）或娘姨（女仆人）去请，每人请一个，也可以请两个三个随便。
转局，就是妓女被叫局，又接到了别的地方的叫局，再去敷衍叫转局。或被请的妓女正在别的地方待客，一会儿才来的，也叫做转局。有人缘的妓女一晚上转局
三、四次，挣钱就多。这些妓女陪客人开心，也可以弹琴唱段子。
碰和，就是牌局，打扑克，推牌九，搓麻雀，往往是聚居赌钱的。 双台，常常有这样的话语：叫一个双台，大概同时摆两桌酒席，客人也多。在相好的妓女那里请客，叫一个双台，是相好的妓女很有脸面的事情。
翻台，就是一台宴饮结束，大家转入别的堂子再来摆一台宴饮继续娱乐，体现了行乐无度。第12章里写端午节，杜少牧从早晨一连喝了八台酒，直喝到了凌晨3点，真是娱乐无度。最后自己在巫楚云相好妓女那里的一台酒喝不了了，巫楚云很不高兴
让我们先来看看那时的上海，可谓七十二行，行行精彩。小说最先重力描写的是酒肆餐店，里面喝拳猜令，有声有色，不像现在的酒席，助兴的酒令消失了，一味地劝酒，一味地无端吆喝。那时的白相人确有趣味，懂得喝闷酒无味，酒前先行个令儿，叫做“席面生风”。那些鸡、鱼之类的太俗太易，于是酒令瞄准每人面前摆着的果品。子靖斟了一杯令酒，递给幼安，幼安接过，一饮而尽，看着眼前的橄榄，便念了一句古诗：细读公诗如橄榄；到达少牧，见是一碟瓜子，他应了一句：绿含瓜子瘦堪怜；戟三见身旁是碟花生糖儿，摇摇头道；这花生两字古诗中少见，最后还是想出一句：云喷石花生剑壁，担心这“花生”可否借用。但这般妙用立即得到别人的首肯。从此例可看出古人寻欢作乐时在乎“雅兴”两字。
他笔下的妓女与嫖客往往在相互比攀、争风斗醋、欺骗被骗中，表现人物的性情来。
巫楚云野性有余，温和不足，泼辣处事，不顾廉耻。颜如玉则工于心计，城府潜藏。平常不缠着客人要这要那的。但是如果张口，就不是小数目，但要的又合情合理，客人花的也心悦诚服。这是颜如玉的深沉与修养之处，情商与智商是高于一般妓女的。
还写骗术偷窃、流氓盯梢拆梢等流痞文化。
少牧初来乍到大上海，当然不知上海有这么多玄机和陷阱，就差点陷进去。
原是他被一个年轻的妓女在街头纠缠，遭到了一个方正的父执的苛责，这位父执是个不识时务的迂腐的因此和那个妓女的鸨母发生口角。正好旁边有一个嬲着一个妇人闲汉，专以盯梢拆梢混饭。自告奋勇的劝过并平息此事，认为该得些好处的。结果少牧忽略了那个闲汉，不久惹上了一场“拆梢”事端。那人啸聚了一班人，打听（盯梢）少牧是外地苏州人，为人善良，又有钱，认为好欺负，就设了一场骗局（拆梢）。三番五次的在堂子里找到少牧，没甚道理的托词邀请他到畅春楼，硬说借了他们200快钱，还言之凿凿的有地点，有事由、有借据。老上海的人自然不会吃这一套，只因少牧是外乡人，脚跟未稳，不知底细，难于对付。好歹上海的朋友赶来相助有惊无险，但上海地痞插缝、流氓钻探、是非喧嚣，人生地不熟的往往胆寒。
除了酒色，还有赌场，花样百出。少牧并不知道上海滩的赌场布满了陷阱，轻易进入，被骗10000多块钱。凤鸣歧听他说了赌博的全过程，立即说你被人坑了。于是列数上海滩赌场的种种骗术，“赌里头弊端最多，摇摊，抓摊，牌九，麻雀，处处有弊，防不胜防，那白湘吟做的黄局铅股子、乱筋竹牌不必说，还有股子并不灌铅，竹牌并不乱筋，全靠手法的赌徒，一时断断捉不破他，你如撞在这班人的手里，怎么得了。
乱筋牌是三十二根竹头做的，所以张张多有记认。对筋牌是十七根竹头做的，每对一样，故叫对筋。只有幺二三四，一张三点，一张六点，不得不分做两样，故要用十七根竹头做成。头花是乌木牌，乌木的背上，不比得毛竹有筋可以记认，因此只能在牌的上下两头做些暗识，那多是用眼光苦炼出来，与乱筋牌一个样的。听得这班人说，初炼的时候，先数屋檐上的瓦片，次数屋楞内的瓦片。炼到看得清了，把三十张骨牌平铺台上，逐一辨别，却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初时乃在白天，后来须在晚上，初时尚用灯烛，后来须用油盏，天天的把这牌做打五关玩。直到不用灯火，只要点着一根灯草，在牌背上或牌头上一照，张张都能认得出来，方可算是出了道。有了这么多的勾当，只要不遇内家对手，庄主自然稳稳赚钱。”听了这番话，少牧咋舌，他哪想到有这么多讲究？可见，上海滩，样样都有花头精。
不仅在酒色玩物上名堂多多，即使偷鸡摸狗，也“专业”的很，也是风行“技术”派。上海滩干小偷行当的，各种手段叫法多彩多姿，小偷在十里洋场的黑话（小说称江湖上切口）叫青插手，踩点儿叫踏早青、窃人家晒晾衣服的叫戳天表等。怪不得游冶之要感叹：偏是偷东摸西的人有这许多诨号！外地人到了上海，稍有不慎，即遭有去无回。招呼不周全的，得罪了流氓与无赖，也必然吃亏。
风月场中的形色与机巧
各地都有妓院，上海也则见出本埠“特色”，里面的青楼小姐不同凡响，心机和手段多的是。就说巫楚云，这个把少牧引诱得恍恍惚惚的女子，野性有余，温和不足，泼辣处事，不顾廉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如此泼辣敢做敢为的女子，是很难产生于小城小镇的。只有上海滩这种大染缸，才能养育出这般的勾栏女子。少牧与她好上了，幼安可能出于本能，对这类女子的戒心，屡屡劝阻少牧。这写出两个外乡人的差异性，同时让小说显出变数。面对幼安的劝，少牧一点儿听不进，时间长了，还嫌他烦。两个原本称兄道弟的朋友，此刻因女色而产生裂隙，小说的悬念产生了。
少牧幼安是苏州好友，来上海游玩。不料少牧沉陷堂子娱乐难于自拔。为了减少来自幼安的批评，少牧采取了妓女巫楚云的计策，设计把他拉下水。这又是一个变数，少牧轻易下水，并不新鲜，而正人君子的幼安最终也下水了，小说就好看了。当然，表面看，两人差异消除，都在河边下了水，但两人的“湿鞋”看似相似，但目的不同。少牧是享受女色，迷迷糊糊，被巫楚云牵着鼻子走。幼安自然也迷恋桂天香，但他有定力理性，说：“此人举止行为，看他甚是清高绝俗，因何落在烟花队中？我如不遇见他也罢，既经与他相识，缓日须把些言语打动，叫他早出火坑，勿在风尘久溷。”幼安清醒得很，灵犀相通，感佩其风尘中绝尘的人格，而怜香惜玉，想劝对方“弃暗投明”，拔离火海。这种怜香惜玉，是要她回归人间正道。
写桂天香的超凡拔俗，同时还与少牧的相好巫楚云作了对比。巫楚云表面色艺两全，温柔体贴，但骨子里是凡尘俗骨，所以写她渐渐露出恶妓的相貌来。巫楚云的诡计和机巧，自然是勾栏里勾心斗角、借风流情赏巧取客人财物的合乎生活逻辑的生存行为。巫楚云先前看中少牧的钱财，她捉摸，这种客人不巴结他，去巴结谁？之后她向少牧要钻戒。这可有点另一本小说里的黄翠凤“就做你一个客人，不敲诈你敲诈谁？”，真做一个，就是指望依靠，话也不差那。但是巫楚云暗里还有相好，还倒贴，这可是规矩的妓女之外的了，好比买一座房子，还得搭售一辆汽车，令人反感。好比世俗大家的男人，家里有正妻，还要有妾，毕竟是出格的。幼安知道了，劝他，不要和这种女人来往，还是回家吧。本来就说好是来玩玩的，此刻却迷恋不返，就不顾了家乡的亲人？幼安是怕他沉迷下去，到时候人财两失。而桂天香，则不然，与幼安好，纯粹是情感和脾性人格的合拍，没有钱财上的动机，有财物的动机也是生活交往的必须，不用巧取与欺诈的方式。
少牧并没有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迷途知返，而是被巫楚云花言巧语所迷住，她说要嫁给他，不过是想套牢对方的心理战。少牧自然感激。但他也不是总能被愚弄的角色，不是一味迷途懵懂，而是见出了人格层次。他发现巫楚云私下与人
勾搭，脚踏两头船，十分气愤，立即逃出勾当，但巫楚云自有一番机巧，装作是被人陷害，受了委屈，然后抵赖。少牧片刻的清醒之后，又被她扳了过来去，相信她的无辜。但好景不长，他在另一个妓女嘴里了解了真相。如果此时他能够及时的清醒而收刹混迹堂子的脚步，也是他的高品。但少牧决定报仇，掉转方向，与另一个妓女颜如玉好上了，他要“切边”切潘少安的边。自以为这是一箭双雕之计。因为与巫楚云勾搭的人正是颜如玉的相好潘少安。报复，这里也见出了人性之“恶”，尽管别人的恶在前。
两方都产生了摩擦，潘少安也狠狠的，自己的相好颜如玉被别人剪了。这是典型的流氓小开的做派，明明是他先切了别人的相好，当别人报复，他又受不了了，上门挑唆。这时颜如玉一番话，把他的火气暂时压了下去，并指出了他的不是。颜如玉认为少牧固然是有心来作对，但朋友做的相好，剪不得边，你潘少安首先破坏了游戏规则，他少牧回敬一个十分正常。可见颜如玉要比巫楚云更有城府，也更有心机。而巫楚云，只会用反话激人，达到自己的目的。巫楚云要夺回少牧，以为自己要比颜如玉有才，就恃才傲物，写了一封情书，竭尽词意恳切、文句华丽之能事，想用此法打动少牧，把颜如玉比下去。颜如玉无意中拿到情书，自知才情低下，而且不怎么识字。于是将计就计，顺水推舟，说自己文化不好，要少牧讲解一下巫楚云的来信，同时假惺惺地称赞一下。她这一招果然灵，若大吵大闹，定然被少牧降格。而且颜如玉十分诚恳，现出一种对少牧学识崇拜的样子，决意以他为师，每天教他识文断字。少牧听了当然欢喜，也乐以为师。于是天天教她一点，反而无意中被她“套牢”。其实这是颜如玉反制不义人的手段，未见恶劣，但小说也把这件事当做不轨心术来写。不过这个颜如玉好像也够呛，她还念念不忘潘少安，欺瞒着少牧，接待潘少安。
接着两个男人开始了一番争斗。巫楚云通过一番手段重新夺回了少牧，少牧却发现巫楚云暗中仍接待潘少安，气得暴跳如雷。他后来与郑志和商议假于经营之摆台叫局来当面的羞辱潘少安，但是经营之却暗里通报了潘少安，潘少安自然就不来了，没有整治了他。潘少安行为尽管诡秘了些，但是一次在愚园颜如玉看见他与巫楚云在草地游玩，她叫娘姨去请，结果招来了巫楚云的言语的不逊，于是二人一段好吵。为了一个相好，妓女勾斗，争风吃醋，演出一场醋海**，妓女的恶劣，这里可见一斑。
两个男人的出场，是个对比，少牧有文采有钱，但老实，在这两个风尘女子那里像一个进了箱子的老鼠，两头受挫；而潘少安是个无钱有术的小白脸，却是刀切豆腐两面光，同时受两个妓女的欢喜。少牧与潘少安相比，当然显得嫩稚，少牧的失败势所必然。少牧没有潘少安那般美貌，那般巧舌如簧，会讨女人的喜欢。杜少牧毕竟是个老实的士子文人。牌局上被人骗，情场上受人欺，连丫头都
要哄他。容易相信别人是他致命的弱点，关键还在于，面对这个灯红酒绿、充满狡诈欺骗的上海滩，他缺乏应对能力。
小说最后，少牧从青楼栽了几个跟头后空手而返。幼安倒携带着从良的桂天香过人间夫妇的日子。小说自然带“誉恶”的倾向，所以就会赞扬女人出离风尘。这两个外乡人到上海，经历了风风雨雨后，迎来了各自相反的结局，是小说最重要的对比。巫楚云跟了潘少安，心猿意马，并不本分，结果又跟了他人，最终被别人耍弄，成了个女阿木林，算是她做恶妓的下场，跟从良的桂天香截然不同。
杜少牧、谢幼安看晚晴士子文人的时代心态
杜少牧迷恋花丛，徜徉于名妓巫楚云和颜如玉之间，直至续集三十回完才被劝醒，从此浪子回头。在后集的叙述中摇身一变，成为劝荐朋友迷途知返，乐于救助弱者的忠义之人，即使在故事的末尾看到巫楚云路死、颜如玉变疯的悲惨结局，他还不忘仁义之心，出资捐助。对于后集杜少牧完美人格的塑造，寄托了作者乌托邦的社会理想，也是作者对其文人身份的肯定。文人定是文采出众，人品轩昂，能承载社会责任，虽然偶有随波逐流，能悔过自新也是难能可贵。与杜少牧遭遇比较相似，如潘少安、邓子通浊浪翻滚不能抽身者自毙也，终落得人死名裂、遭人唾骂。
谢幼安是作者塑造的理想式人物，飘逸、忠良。伴随朋友杜少牧从苏州来沪，在朋友遇难之际，鼎力相助，并直言相劝，帮少牧识破颜如玉等倌人的伎俩，揭穿妓女贪财、不讲情义的本质。在少牧遭遇危难之时，能奋力帮助，他不仅具有侠骨，而且也不缺柔肠，与有情有义的青楼女子桂天香终结连理。在后集，与一帮义士共同帮助弱者柳纤纤、花好好等女子脱离火坑，并能惩恶扬善，苦劝钱少愚随母回苏。作者对谢幼安的刻画，寄托了他的儒家伦理思想，但对他的花丛韵事采取的是容忍和接纳的态度，其实，从中不难看出，作者矛盾的一面。谢友安规劝朋友远离闲草野花，自己也最终没能远离情场，只不过，运气好些罢了，遇到了娴静的桂天香。
通过杜少牧和谢幼安这两位知识分子，可以初步看出晚清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科举制度的废除，知识分子通过科举实现个人价值的梦想彻底破裂。他们渐渐处于社会的边缘，不再寒窗苦读。只能离开家乡，去开放的地方领略繁华世界。一旦脱离陈旧的伦理轨迹，难免迷失自我，走上一条不归路。带着脱离正道的痛苦，便在情场上适意逍遥，消磨时光，寻找慰藉。青楼妓院成为这些文人的精神家园，与懂得风情的佳人共剪西窗烛，与家里结发之妻的呆板、枯燥的家庭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旦离家，便乐不思蜀，因为青楼更利于文人施展自我魅力的平台，青楼女子更有资格做文人雅士的知音，因此，晚清士子文人大多数已经接受嫖妓的生活方式，并认为是一种高雅的精神活动，陈独秀、胡适也不例外。1919年3月陈独秀还有这习惯而事发，一度被北大放逐。当然，不少的妓女，她们讲究衣食住行的品味，不光喜欢客人的钱财，更注重客人的外貌、气质，碰到自己
心仪的客人，不光不要钱，而且还要贴补。张春帆《九尾龟》里的章秋谷就是典型例子。
三、艺术特色
传统小说的写作观念和讲故事的套路。
首先，小说中的这些主要人物各有善报恶报的结局是传统小说的老写法，受“载道文章”的影响，多出于道德惩劝的动机。这样就可能歪曲原态，夸大了恶，切让恶有个恶劣的下场。恶妓自然有，但拿来认知全体自然就会偏差。但是我们知道，从写作了说，好人的故事不吸引人，大家都爱看坏人的故事，作者要把妓女写的坏些，从心里倾向就正常了。其次，孙家振的小说观念是比较受三言二拍的影响，要编故事，要讲戏剧性和情节巧合，要对着市民读者的趣味，所以不能不写盯梢、拆梢的白相人的勾当，不能不写妓女的心机，机巧，如何的拨弄客人，偷香窃玉。所以，务使情节机巧，意在事端花稍，设局机趣妙生。人物的个性、神形情态就忽略了。写堂子的故事，除此还能写什么引起读者的兴趣？客人自然也有坏的，但进堂子，获得倌人的承认和青睐，使手段也是很有限的，更多的是要真诚和钱。虽说是所谓的“嫖”，但主动权在这些倌人，不在客人。自然也有不轨的客人，也有流氓客人来捣乱，他们也不过粗鲁，不受倌人的喜欢罢了。并不敢砸堂子，那是在租界，是讲法律的地方。这些都不多，不是堂子的常态。
写人物多用对比衬托之法。
杜少牧与谢幼安是书中主角，作为一对游伴，从苏州来到上海，本想只作游览，不意杜少牧坠入勾栏，难以自拔，云里雾里地没了方向。谢幼安却清醒得很，知道勾栏这种地方去不得，这两人的对比描写就开始了。但常在河边走，不湿鞋毕竟少见，尤其是在上海这种充满各种诱惑的大都市。夜上海灯火通明、纸醉金迷，别说坠入其中难以自拔，就是仅仅作观赏客，也必定留恋往返。上海的大千世界太不一般了，作者多角度地描写，让人看了，恨也罢，爱也罢，难以割舍这块魔力一般的都市。因而杜少牧坠入其间，沉醉酒色玩物也情由可原。
写勾栏生活的故事格局大同小异，其过程多是“海上繁华日新月异，花间影子层出不穷”。在看似似曾相识的众多小说中，能见出不同结局的毕竟还有。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就有不少特别之处。他笔下的妓女与嫖客往往在相互比攀、迷惑。争风斗醋、欺骗被骗中，表现人物的性情来。
第三章 苏曼殊的小说与诗歌
一、生平经历和思想
苏曼殊（1884～1918年），近代活动家、作家、诗人、翻译家，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人。原名戬，字子谷，学名元瑛（亦作玄瑛），法名博经，法号曼殊，笔名印禅、苏湜。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生于日本横滨，父亲是广东茶商。 苏曼殊的生母是一位日本女子，名叫若子，有称叶子，是他父亲苏杰生的第四房妻河合仙氏的妹妹。苏家是广东的巨族，长年在日本横滨经商。若子生下苏曼殊三个月后就离开了他，苏曼殊由其父苏杰生带回了广东，由河合仙氏抚养。童年的苏曼殊没有感到多少家庭的温情，他在倍受冷漠的环境中一天天长大。族人对这个异族所生的孩子总是看不惯，苏杰生的妻子陈氏更是把河合仙氏和曼殊看作眼中钉。河合仙氏受不了白眼，只好返回了日本。这一年，苏杰生经营亏本，回到广东，从此家道渐渐中落。
苏曼殊十二岁那年，苏杰生去上海经商，留曼殊在家乡读私塾。养母河合仙氏从日本给他寄来的钱全被陈氏吞没。不久，曼殊大病一场，病中的曼殊被家人扔在柴房里气息奄奄而无人过问。后来，他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一经历给幼小的曼殊沉重的打击，以至他小小年纪竟然看破红尘，而去广州长寿寺由赞初和尚剃度出家，然后受具足戒，并嗣受禅宗曹洞宗衣钵。但他毕竟是12岁个孩子，有一次他偷吃鸽肉被发现，只得出了庙门。
十五岁1898那年，苏曼殊随表兄去日本横滨求学，当他去养母河合仙氏老家时，与日本姑娘菊子一见钟情。然而，他们的恋情却遭到苏家的强烈反对。苏曼殊的本家叔叔知道这事后，斥责苏曼殊败坏了苏家名声，并问罪于菊子父母。菊子父母盛怒之下，当众痛打了菊子，结果当天夜里菊子投海而死。失恋的痛苦，菊子的命运，令苏曼殊深感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回到广州后，他便去蒲涧寺出了家。从此，那时十六岁的他开始了他风雨飘泊的一生。
1901年在东京早稻田大学预科，成城学校等处就读，并利用假期到泰国、斯里兰卡等国游历。他在东京加入过兴中会、光复会等革命组织。1903年，他在日本参加了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的抗俄义勇队。同年他在上海参加了由章士钊等人创办的《国民日报》的翻译之作，辗转于杭州、长沙、芜湖等地任教，与黄兴、赵声等过从甚密。在此期间曾于惠州剃发为僧。
“苏报案”事发后也做了大量声援章炳麟和邹容的工作，不久在广东番禺县园冈乡雷峰山雷峰寺第三次出家。虽然屡次出家，但他又难耐寂寞的宗教生活，于是又出走。他也醉心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救国思想，赞同暗杀活动，“丈夫自有冲天气，不向他人行处行”。他甚至还曾打算去刺杀保皇党首领康有为。后经人劝阻而终止。1907年赴日组织亚洲和亲会，反对帝国主义。曾经与鲁迅等人合办杂志《新生》未果。此后大约在1909年远赴爪哇，写小说《断鸿零雁记》，并加入南社，积极撰稿。辛亥革命后归国。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并暗杀了宋教仁，称帝引发了孙中山、李烈钧等人发动的“二次革命”。苏曼殊又积极参加反袁斗争，发表了著名的《讨袁宣言》。 作为革命者，辛亥革命后，本可以摸个一官半职，但他无意仕途腾达。讨袁宣言后，依然漂泊日本、南洋等地。
苏曼殊是情僧。面对关河萧索的衰世惨象，苏曼殊痛不欲生。渡湘水时，他作赋吊屈原，对着滔滔江水长歌嚎陶。后来，他以自己与菊子的初恋为题材创作了情爱小说《断鸿零雁记》，感慨幽冥永隔的爱恋之苦，也引得不少痴情男女泪湿襟衫。苏曼殊因爱情不幸，对女色分外的倾慕，貌似放浪，其实坚贞。他多次出入青楼，阅人无数，却一直守身如玉，不破佛门戒规。他死后南社友人把他葬于西泠桥，与江南名妓苏小小墓南北相对，任几多游人唏嘘不已。有诗曰：“残阳影里吊诗魂，塔表摩挲有阙文。谁遣名僧伴名妓，西泠桥畔两苏坟。”
苏曼殊是诗僧，他为后世留下了不少令人叹绝的诗作。1909年，他在东京的一场小型音乐会上认识了弹筝女百助。因相似的遭遇，两人一见如故。但此时的曼殊已了却尘缘，无以相投，便垂泪挥毫，写了一首涛：“鸟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读来令人柔肠寸断。他在日本从事反清活动时，时常为故国河山破碎而感伤。他在《忆西湖》中这样写道：“春雨楼头尺八萧，何时归春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梅花第几桥?”在反清活动处于困境之时，他曾想以互警醒国人，因而作诗：“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虽然蹈海警世没能成真，但留下的诗篇却使人热血沸腾。苏曼殊是个有才情有胆识，任性使气、卓尔不群的天赋才人。
苏曼殊还是一位画僧。他的画格调不凡，意境深邃。他曾做《写忆翁诗意图》，配诗“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无主月自圆”，其亡国之痛溢于纸面。曼殊作画，不仅为抒写怀抱，还想以此为反清革命作出更多贡献。1907年章太炎等人在东京办《民报》遇上经费困难，曼殊主动卖画筹钱以解困。
也具天纵之才。精通英语、日语、法语，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学习梵文，苏曼殊就学会了别人数十年才能弄懂的梵文，在日本还编撰了一部迄今无人出其右的《梵文典》。柳亚子因此评价其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天才。
情僧、诗僧、画僧、革命僧，如此一位集才、情、胆识于一身的苏曼殊，竟然半僧半俗地孤独一生。1918年5月，因饮食不当，在上海病逝，年仅34岁。三十五年的红尘孤旅，最终留下八个字：“一切有情，都无挂碍”。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感慨。
他的一生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但又不断的皈依佛家，在革命和超逸中徘徊。才子自命的人，诸如创造社主人多如此。巨大的人生叛逆的憧憬使得他们向往革命，而才人自许又逃避革命。革命是浪漫幻想，宗教和艺术更是浪漫渊薮。曼殊不断地变换着姿态，但浪漫热情痴情的人生姿态始终没变。老乡孙中山说“曼殊率真”。
他有传奇的人生，有开放的海派视阈。他的诗歌、小说，翻译都使他在文学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二、苏曼殊的诗歌
苏曼殊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与上海《民立报》发表《讨袁宣言》，文中曰：“衲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等，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结，涂炭生灵，即衲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魂。尔等听着”云云。 我赞苏曼殊联曰：身在世外，常存救世之志；着意佛土，岂忘中土离乱。 苏曼殊14岁的时候，在广东随庶母村居，有邻居女孩，写粉色的诗笺，用红线系于蜻蜓背上，然后蜻蜓慢慢悠悠飞入苏曼殊的窗子里。让苏三郎心里久久不平静。诗曰：
天生成佛我何能，幽梦无凭恨不胜。忽闻邻女艳阳歌，南国诗人近若何；欲寄数行相问讯，落花如雨乱愁多。 在日本山水游玩时偶遇一女子（胡姬），非常温柔美丽，诗曰：
白妙轻罗薄几重，石栏桥畔小池东；胡姬善解离人意，笑指芙蕖寂寞红。
苏曼殊赞古人的诗：术素养而志素定，不以时胜道。
苏曼殊对拜伦、雪莱的人品与诗歌非常喜爱。认为拜伦的诗歌足以贯灵均、太白，雪莱的诗歌足以合李商隐、李贺等，推崇备至。当然，拜伦雪莱的诗歌契合了苏曼殊的精神世界，也使他在异国文化上找到了知音而获得了巨大的心理安慰。
《本事诗》中写道：
但丁拜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语欲语谁。
《题拜伦集》诗曰：
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雪鸿）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
苏曼殊是情僧。曾经答应为好友赵伯先画画，未及，伯先死。于是画《饮马荒城图》托人焚化于伯先墓前，以完夙愿。爱吃摩尔登的一种糖，因为这是小仲马《茶花女》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爱吃的一种糖。后来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食品供应紧张，摩尔登糖不好买，在友人柳亚子的书信里还说此事。在辛亥革命前几年，在一次日本的游湖山时节，于船上歌吟拜伦《哀希腊》诗，歌而哭，哭复歌。船夫骇然，以为他是精神病。作为情僧的典型意象，诗曰：
碧玉莫愁身世贱，同乡仙子独销魂；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
——这里把日本歌女百助比为碧玉，苏曼殊因为有日本血统，同乡仙子应是自喻。
情之激愤超拔——海天血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七绝·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七绝·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
情之孤——春雨楼头尺八萧，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情之苦——契阔生死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
情之绝——九年面壁成空相，持钵归来悔晤卿；我本负人今已矣，任他人作乐中筝。（筝代指所爱的人儿）
情之极——桃腮檀口坐吹笙，春水难量旧恨盈；华严瀑布高千尺，未及卿卿爱我情。
情之恨——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情之哀——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七绝·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柳亚子认为：我个人来说，他的诗歌很好，但道不出好在什么地方。郁达夫说；用词纤巧，韵律清谐。一种“快”意味，“近代味”上承龚自珍，又得了译诗（拜伦与雪莱）的好处。胡寄臣认为略似晚唐，高逸有余而雄厚不足。还有人说，诗中有画。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隐遁出世，悲观消极。“颓唐自伤，孤吟欲绝。”一个诗人，诗歌有特色就算好，不必求全责备，否则世界上只能有一个诗人。
三、苏曼殊的代表作《断鸿零雁记》
1912年，正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从小说看，世事悲观，孤绝哀伤，有不能解脱的大苦闷与悲怆。读来令读者也是黯然神伤。“遭逢世事有难言之恫”这句说的很刻骨明心，小说里开头亦然有这句话。
故事来龙去脉：写自己成了大和尚，做云游僧，在僻壤他乡巧遇自己的义兄和乳母，知道了自己的日本人血统的身世——小时候就被日本的亲生父母因为厌弃所谓的“岛国根性，而依托上国”，把他留在了广东的养父母家里，谁知养母不仁，少年世事坎坷离伤，才最终走到了“三坛大戒具足”的出世的道路上。不久又遇到了结发的未婚妻雪梅，这是个痴情而坚贞女子，资以钱财，助他东渡日本寻母。于是这个叫苏三郎的人就从香港漂洋过海到了日本。母子相见，自然悲喜交集。家里有一姐一妹。还有极爱他的姨母，姨母家还有一个表姐叫静子，超拔脱俗，庄艳美丽。令苏三郎不能正视。正好母亲和姨母早有意撮合他们的婚事，但是苏三郎唯唯诺诺，无语以对，内心悲苦不堪。和尚是不能结婚的，家里人也不知道他的和尚身份，这一点自有他的遗憾。更深一层，他能走到“三坛大戒具足”这一步，所谓世事多乖，遭逢“难言之恫”，无有世俗夫妇之念，却难于为
世俗人道也。静子对他充满了依恋，而他只能不辞而别，及早抽身退步，坐船回到了上海。继而到杭州西湖灵隐寺托身，遇到了法忍和尚，遂引为知己。一次在杭州为官宦人家做法事偶遇早年旧乡的友人麦家兄妹，知道了未婚妻雪梅绝意改字，为父母所迫而自杀的遭遇。情不能忍，决意凭吊未婚的亡妻。于是整治行装，又到了上海，准备坐船南行，但是不幸钱财遭窃。只好托钵化缘，披头裸足，历尽了艰辛，千里漫漫，到了雪梅的黄叶村。结果也没有找到坟墓，弥天幽恨，不知哪里可以告慰„„。
小说的故事基本是平铺直叙，虽然情节曲折屡变，但也相对简单。作家不怎么讲究叙述的技巧，只是一路写来，遇山开洞，遇河搭桥，有些枝枝蔓蔓的。然而“出世人叙入世事”有奇情奇遇引人，清丽的文笔，斐斐文采，词语灵动简练，间有逸气。要郁达夫说法，则情节上是“破绽很多”，确实的。举一个例子，我遇到了乳母，先以卖花为生，花卖到了邻村黄叶村，遇一小轩窗的美人，读者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女孩雪梅的，才知道是他自小就订了婚的未婚妻，突兀的很不说。本来说雪梅父母势利，早想退婚了，雪梅坚贞不从，认定了苏三郎不嫁。父母自然不悦，限制她活动。这女孩又哪里能有一大笔钱百金，赠与我苏三郎东渡呢？这是其二。再细细推敲，既有这么一个未婚妻，怎么我就当了和尚？小说的理由也有：年纪渐大，久不与雪梅相见，不知她的真心。另一个理由是雪梅的亲娘死得早，庶母想悔婚，母女二人龃龉。然后作者说，男主人公当和尚，意在“息彼见爱之心”，使其母女享“家庭之乐”。但雪梅的庶母并没有退婚书，再者苏家也没有退婚书啊，这么大的事情，就这么了了，看来这里说不过去。最后，两人都未曾见面，不熟悉，然而一个坚决要嫁人，一个却毅然去当和尚。女子雪梅也不有什么怨言，也不通常理。看来，浪游人写俗间事，有点“乱花飞过秋千去”。
写人方面，值得称道的。主人公“我”这个苏三郎写的突出鲜明。自传体的小说，心理把握的很好，写来也很细腻真实，生动而见神韵。郁达夫的作品也是这样，大多是通过才情多姿、落拓不羁、直抒胸臆的那支笔，这是可读性的主要所在。写别的人都差些，不过日本的表姐静子写的还可以。“说亲”“论画”“迹心”“试情”“抉择”“伤别”等交往过程中，写静子有才情，也守礼；情溢于表，也自制；恋恋不舍，但不痴情；着装富丽俊美，也冷艳。犹是写出了后来徐志摩笔下的“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的一种万般情态是温柔的情态。当然，写女人吗，细节写的好，人物才见神韵。——静子此人写法正是这样，使得人物真切而生动。
——在“论画”这一段里，“我做”了一幅画，静子喜欢，赏画之时我站在她的身后，看她“鬓发腻里，纤秾中度”而入神，“忽而静子回盼，赧赧然”说出一番话语。一边说，一边“瑟缩垂其双睫，以柔荑（ti）之手，理其罗带之端”云云。
——在“迹心”这一段里，写我在晚风的海边遇到静子，天空乌云密布，只余残星数点，我有感触，不觉自言自语， “哎，这难道不是人间吗？此境真如
梦境啊！”余言甫竟，似有一缕吴锦，轻温而贴余掌，视之则静子一手牵余，一手扶彼枯石坐。余即立其膝畔，而不可自脱也。久之，静子发清香之音，如怨如诉曰：‘我且问三郎，先时姨母有言白三郎乎？’于此际神经已无所住，几于膝摇而牙齿相击，垂头不敢眄视，心中默念：情网已张，插翅难飞，此其时也。但闻静子连复问曰；‘三郎，果阿姨做何语？’„„余乃力制惊悸之状，嗫嚅（nieru）言曰：‘阿母向无言说，虽有，依稀不可省记。’余言甫发，忽觉静子筋脉跃动，骤然松其柔荑之掌，„„四顾惶惶然云云
——在“伤别”这一段里，写的更加的细腻感伤。静子见到了我西班牙恩师女儿给我的一封信，“目动神慌，似极惨悸，迟迟而言” ，有点醋意，说丽珠绝代，三郎固岂能忘怀乎？“言毕，哆嗦唇樱，回波注睇（di）吾面，似细察吾方寸作何向背。余略引目视静子，玉容瘦损，忽而慧眼含红欲滴。”我很窘，不知何以回答，终于说了一番话，大意是，我不是有什么爱恋开释不了的，你平素看我怏怏不快意，也决不是你认为的那样。我遍历人间的苦难，今已经觉得人世无趣了，只是阿姐不知罢了。说完，“静子挥其长袖，掩面悲咽”说了一番话，大意是，怪不得的，感觉你看我像路人，我确乎有所不知。天啊，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喜欢那个西班牙女人也就罢了，难道你忍心不思想思想二老的心情吗？结果我看她内心伤情，我赶忙糊弄他说：心绪不宁，说话不捡，戏言尔。“阿姐爱我极深，希望能宽宥，谅我赎我。”一番话说的静子心绪稍有变化，“若喜若忧，垂额至余肩际，方含意欲申„„”我忙说：悲乃不伦，不如归也。最后分手时，握手不忍分别，“余垂目细瞻其雪白冰清之手，微观蔚蓝脉线，良不忍遽失，惘然久之„„”
四、苏曼殊是鸳蝴派的鼻祖，对现代文学影响很大。
尤其是周作人把他归到鸳蝴派，且说“在这里可以当得起大师的名号”。周作人并无大错，但这需要论论的„„苏曼殊很是影响了鸳蝴派，也很影响了郁达夫、庐隐、叶灵凤等人，自不待言。
我觉得他与鸳蝴派有大联系也有区别。
（一）鸳蝴派言情，苏曼殊也言情，但苏曼殊不专于言情。苏曼殊的小说现实性较强，影射时世。小说从侧面写出了急遽变动与不安的那个清末混乱的时代，那个革命的前夜，而此时寻找精神归宿的知识分子的是无根而悲哀。写出了主人公的精神遭遇和社会际遇；在日本与静子游湖侧面也写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某些动向；当然透露的只是一点，不过“未写出而实觉有”有他的社会认知意义。尤其是《絳纱记》和《焚剑记》，写到东南亚的殖民主义的现实，写到革命党的活动和清末各地办学校和教会学校情景，他半是翻译半创作的《惨世界》（雨果）也更是如此。就说言情，苏曼殊之情有时代的内容，真情，虽然也有点过于伤感，有点儿只是有点滥情，但不像鸳蝴派虚情假意，无病呻吟的居多，没什么深刻的东西，不但滥情，还有些变态了。
（二）都写婚恋这个题材，苏曼殊把爱情婚姻放在社会时代的背景下，写出了被封建势力掌控的妇女命运的悲惨性一面，如雪梅，还有法忍的恋爱悲剧等，
写的还很具体。的确如他的诗歌所云“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鸳蝴派在这方面也有，但抽象的很，才子佳人，刻意模仿千篇1律的居多，一入笔即回到唐宋传奇和明代的三言二拍。
（三）从接受美学角度说，鸳蝴派受到影响，着眼点在苏曼殊的男女爱恋的伤情别离一端，就是说“就浅而弃深”是“趋末”。正像鲁迅说《红楼梦》的影响，“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等等”——原本，他们没有苏曼殊的社会实践和进步而超逸的人生、情感阅历而已。结果都流离到了模仿和无病呻吟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