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语文阅读材料
2016.4.19 防止过度消费“文化情怀”
“情怀”可谓是近两年的文化热词，以至现在无处不情怀。情怀作为卖点和噱头屡屡出现在商家的各类广告中，已然成为被过度消费的对象。必须指出的是，情怀消费和情怀营销之所以在市场上大行其道，其实是抓住了当下人们尤其是中青年的文化追求和消费心理。
首先是个人生活和事业发展“实现不足”所产生的补偿心理。在当下一些年轻人中存在的这种不足心理通过社交媒体形成共振效应，如何补偿这种不足成为共同探讨的话题，而情怀则成了极具诱惑力的心灵鸡汤，至少从表面上填补了心理的某种缺憾。其次是满足人们的怀旧欲望。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转型步伐加快，人们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变换频繁，导致一些文化记忆断裂。人们希望通过某种情怀来修补裂痕，抓住一些不变的、能够坚守的东西。因此，情怀带有极浓厚的怀旧意味。再次，当下反智的、快餐式文化易让人产生厌倦心理，不少人转而寻求一种新的寄托，将情怀背后的文化符号理想化、经典化，以此传达对文化现状的反叛姿态。此外，情怀所代表的是共同的文化经验和文化记忆，由此聚集着一批拥趸，大家谈论共同话题，体验共同情感，以满足情感的交流和沟通。总之，普遍存在于中青年一代的求偿心态、怀旧欲望、反叛意识和沟通渴望，形成了精神消费的需求，为商家的情怀营销提供了社会基础。
其实，情怀与消费并非格格不入。如果先入为主地将文化情怀与商业消费切割开来，给后者套上“原罪”的枷锁，似乎也不公平。在商言商，商人讲求利益
很正常，并不必然妨碍讲情怀，然而许多商人却打着情怀的旗号，盯着眼前的那一点利益，并没有用诚意讲好关于情怀的故事，仅仅将其包装成一种消费符号。消费文化以其强大的整合和渗透能力，将许多原本纯粹的东西变成功利性的市场附庸。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情怀的怀旧倾向变成对传统的消解，价值追求变成消费的符号化，智性诉求变成反智主义狂欢。一些商家的营销炒作讲情怀却没内涵，拼煽情却没故事，有符号却没文化。情怀所包含的美好意义与精神价值被解构、恶搞和戏仿，成为苍白的消费符号，尤其是在互联网消费时代，海量的商业信息流中，情怀的含义无限膨胀，直到再也无法维持原先的意义空间，面临着全面崩塌的危险，最终成为当下消费文化的“擦脚布”。
情怀是潜藏在人们心底最柔软、最美好的东西，将其融入生活，包括消费行为，可以改善生活质量，提升生存体验，促进价值实现。然而，如果商家只是将经营情怀作为赚钱手段，无休止地透支人们的记忆和情感，使情怀所包含的内容越来越虚，形式越来越假，吸引力越来越弱，这种营销就会逐渐为人们所唾弃。况且理性的消费者并不仅仅冲着情怀就痛快买单，毕竟要看产品质量是否过硬、价格是否合理以及消费体验如何。假大空的情怀营销难以持久，它不是文化消费的强心剂，而是一剂毒药，不仅欺骗消费者感情，恶化消费市场氛围，而且影响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因此，各方应该协力加强文化消费市场的监管和自律，杜绝夸张虚假的情怀炒作，倡导一种风清气正的消费风尚和消费文化，让情怀变得尽可能纯粹，真正回归文化本身，成为现代人咀嚼有味的精神食粮。
眷恋情绪是恢复地名的强大动力 4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学者李辉文章，“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这一观点引起广泛共鸣。在此之前，李辉连续两篇关于恢复“徽州”地名的文章，在网络上成为热点话题，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账号发起的调查显示，71.4%的网友赞成将黄山市恢复为“徽州”。
这轮有关地名恢复的呼声高涨，是有契机的，前不久，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召开了加强地名文化保护暨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亮点之一，就是指出了地名频繁更换的症结所在，强调地名的文化传承，成为官方与民间的普遍共识。
按一般逻辑，官方是不愿意提出“地名文化保护”这个议题的，因为这意味着，要对过去30年来我国约6万个乡镇名字、40多万个村名的丢失，进行深刻的反思。同时，整治不规范地名过程中，有可能产生的地名恢复行为，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工作量，引出“瞎折腾”的批评声音。
改错了的地名难道就不能再改回来了吗？这考验的是相关部门纠错的态度有多坚决，以及纠错的能力有多强大。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的观点很鲜明，“有些地方乱改地名致文化底蕴快速消失”，这可以视为，带有功利目的的该地名行为，在以后将会被完全叫停，也让人产生希望，恢复一些被改错的地名，将有可能进入落实层面。
在支持黄山市恢复为“徽州”时，网民除了表达观点外，还流露出强烈的眷恋情绪。这股眷恋情绪，或是地名纠错的强大动力，可以为相关部门下决心纠错提供良好舆论环境以及实际行动上的配合。诚如支持者所言，地名是一方人的回
家路牌，是一方的情感寄托，地名还蕴藏着地方文化密码，了解一座城池的历史与文化，最好的进入方式就是从地名开始。
眷恋地名，其实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怀念。地名的形成，往往是一个地方传统文化精华堆积的结果，地名是文化塔尖，是荣誉旗帜，在地名的指引下，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才能迅速找到血脉来源，唤起情感共鸣。所以，如果说当年乱改地名是心血来潮的话，那么现在恢复地名，则是对地方传统文化的一次重建，理应以认真、严谨、并满怀情感地去完成这项工作。
当然，地名恢复也要面对现实复杂状况。一些地名的更改，既没有让原名的文化内涵损失太多，又经过多年使用赢得了当地人的认同，这样的地名就没必要改回；还有一些地名，虽然也有恢复呼声，但因为在建制、管辖等方面的变化牵动太多，恢复地名的成本显然太高，也只能妥协不改回，这是为过去行为所要付出的必然代价。
有必要恢复地名的地方，如果满足这三个条件，则大可以探讨操作可行性，其一，原地名的文化地位无可取代。其二，在公众生活中仍有强大影响力，没有消失。其三，民意强烈，愿意为恢复地名创造条件。总而言之，恢复地名不是为了折腾，而是为了保护传统文化、引领传统文化回归生活层面，做一些实质意义上的事情。
中国梦，需要更多的“太行愚公”撬动
“想见音容空有泪，欲聆教训杳无声。”4月10日凌晨4时，河北农业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李保国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但他却留下了太行山上一片片绿树丛林。从邢台西部山区的苹果、核桃，到唐山滦平、滦县的苹果种植基地，每片果林中都有他的脚印。全省各地上万名群众自发的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缅怀这名带领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太行新愚公”。
一个个花篮，寄托着人们深切的思念。一幅幅挽联，倾诉着乡亲们的眷恋。宁静的空气中弥漫着凝重与伤感。在这样庄严、肃穆、不舍的气氛中，来自全省各地的2000余名群众，来到保定市殡仪馆，送“太行新愚公”李保国，走过最后一程。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李保国虽然走了，他却留给我们无尽的财富——30多年来，他在太行山区推广了36项技术，帮农民增收30多亿元，带动10余万农民甩掉“穷帽”；他先后完成山区开发研究成果28项，带动河北板栗、苹果、核桃产业快速发展；他运用自己的理论和技术，点石成金，让千沟百壑的前南峪成为太行山“最绿的地方”；他的足迹踏遍太行，研发出多项专门适用于太行山区的林业技术，打造了数个全国知名的农产品品牌。
秋天的收获源于春天的耕种。这些沉甸甸的成绩背后是李保国辛勤的耕耘、不知疲倦的忘我劳动。一年行程约4万公里，有200多天泡在山里“务农”，几乎天天奔波在路上，车就是他一个流动的“家”；搞小流域综合治理，天天有试验，天天有观测，甚至每天背着一岁多的儿子上山工作；他举办不同层次的培训班800余次，培训人员9万余人(次)，许多果农都成了“技术把式”。
而相较物质财富，李保国留给我们的精神财产，更让人感动、让人敬服。李保国不止一次的说，“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专家。”他是这么说的，更是
这么做的，也确实达成了这个目标。他皮肤黝黑，身材粗壮，嗓音嘹亮，乍一看就像一名冀中老农。而就是这个“农民教授”手把手的教、一对一的带，长年累月地和农民在一起摸爬滚打，把一批又一批农民培养成“科技农民”。而支撑这一切的，就是李保国向贫困宣战的不懈斗志，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真爱情怀。
严于律己、发奋钻研、刻苦工作、深入基层，把“论文”写在太行山上。实处入手，着眼实际问题、群众关切的问题，干到实处，深入基层服务百姓。“太行新愚公”李保国身上蕴含的严实精神，是所有科技工作者的榜样，也是全体党员干部的看齐对象。基于此，河北农业大学党委追授李保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赵克志书记做出批示：要在全省做好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的总结和宣传工作，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大力开展向李保国同志学习的活动。
党和人民的褒奖，既是对“太行愚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殷切期盼。如今“十三五”已经开局，京津冀一体化正逐步走向深入，站在这样的历史节点，河北更需把握机遇，迎难而上，让发展加速，人民生活水平提质。而要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就需要广大干部，向“太行新愚公”李保国一样，扎根基层、服务群众、严实并济，立下愚公志，用自己的努力和拼争，孕育出更多的科技之花，撬动“中国梦”不断向前！
“好儿媳”升华担当精神
田刁，一个普通、柔弱的农村妇女，在公公和丈夫相继离世后的二十多年里，
她为养家糊口，每天起早贪黑，辛勤劳作，还要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年迈多病的婆婆。她用顽强的毅力、坚定的信念为婆婆和三个儿女守住了一个温暖的家。二十多年来，田刁用朴实、坚强和善良感化了曾经刁蛮任性的婆婆，书写了一段孝老爱亲的佳话。2015年12月，田刁荣登“中国好人榜”。
世有不测风云，人有祸福旦夕。面对厄运降临，是选择勇敢面对还是闪躲退避，考验着一个人的品质。田刁在丈夫去世后，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窘境，没有被悲痛压倒，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她用弱小的身躯担起整个家庭的责任，不仅是践行了孝老爱亲的家庭美德，更是升华了宝贵的担当精神。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田刁虽然只是一个弱女子，却在多年的贫贱生活中始终坚守责任，可谓一个不折不扣的“大丈夫”。为了让老人和孩子吃得饱，田刁像个男人一样学会了犁地、打田、栽秧，一个人做完只有男人才能完成的所有农活。除此，田刁还去煤厂去打工，这是一个相对种田种地来说更加艰难的重体力活，一般男人都难以承受，但田刁却用她的毅力坚持了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田刁丈夫意外身亡时，她才31岁，按照这个年纪，她丢下婆婆，带着孩子甚至也丢下孩子重新去寻找她的幸福，可以说一点都不奇怪——类似新闻我们都没少见，但是田刁却“任性”地挑起生活重担，用羸弱的双肩撑起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家。综上总总，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中，这个女人始终用她的坚韧承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各种折磨，着实令人为之动容、敬佩。
有人说，如果说人生是一道彩虹，那绚丽的色彩就叫做担当。诚然，没有担当精神的人，做什么事都会失败。相反，一个敢于担当的人，即使没有成就丰
功伟绩，也是真正的强者。田刁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尽管所做的只是在尽她的本分，却始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责任、担当，向世人传颂着尊老爱幼的传统庭美德和自强不息的担当精神。
在社会转型期，“好儿媳”田刁这种担当精神值得大力弘扬传颂，值得每一个人学习。每一个人都要把敢于担当作为一种责任，全力履行自己的义务，并在履行责任和义务之中向社会释放正能量。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强化责任意识，树立担当精神，始终做到为党尽责、为国奉献、为民分忧，更好地完成历史和人民赋予的使命。
该怎样围观神童母亲的忏悔
这是一个有关神童和她母亲的故事。1983年，魏永康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因为母亲曾雪梅从小的悉心教育，从两岁起，他便被人称为“神童”。可遗憾的是，17岁就考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的他，却并没有在大学里延续曾经的神奇，甚至连硕士学位都没拿到就被退学了。其母亲在面对采访时忏悔道：“我不怪他，只怪我自己的教育方法太狠了，对他也太狠了。”
从报道呈现出来的基本事实看，幼年时期的魏永康在智力上的确有着同龄人不可比拟的优势，当年人们称他为神童，似乎也不为过分。况且来说，这类智力超常儿童的存在本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就像生活中低智商儿童、残障儿童出现的概率一样。于此而言，看到并承认魏永康的过人之处，或许才是我们剖析这件事最基本的逻辑起点。
遗憾的是，聪敏过人的魏永康在后续时间里却没有得到更好的培养，其母亲揠苗助长的功利做法，反倒将他塑造成了现代版的“伤仲永”。或许我们谁也无法想象在培养过程中，母子二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痛苦与挣扎，那交织着泪水与汗水的成长轨迹，又印刻了两人多少的心酸与绝望。我们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那忏悔式独白中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愧疚之爱。
毋庸置疑，在儿子遭遇过山车命运的洗礼后，这位母亲的忏悔是真诚的。那句“我对他太狠了”的锥心陈述，与其说是在讲述一个失败的教育故事，倒不如说她是在以自揭伤疤的方式为我们上了一堂重要的教育之课。
首先来讲，在这个被按下快进键的当下社会，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的有着神童母亲教育孩子的影子，只不过我们的某些做法没有那位母亲极端罢了。我们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就理直气壮的为他们做了很多主；我们担心他将来不够优秀，就肆无忌惮的为其制定了很多通向成功的计划。而至于那些决定、计划是否征得孩子的同意，是否符合孩子的成长规律，在很多时候却被忽略了。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最该从这位母亲忏悔话语里学到的，那便是反求诸己，而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她的做法一顿猛批。
而在另外的角度，神童母亲的忏悔，其实也是在向社会寻求她教育孩子失败的答案。尽管在面对媒体时，她不断的在强调“我错了、我太狠了”，但其究竟错在何处，狠在哪里，她心里却并没有完整的答案，以至于她现在都还想将当年教育儿子的方式施加在孙子身上。这其实也是当下中国家庭在教育孩子时所面临的集体困惑。尽管高屋建瓴的指导文件不少，但真要落实到具体之中，却又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以至于很多家庭只能把孩子当成“试验品”，在一遍又一遍的摸
索中去探寻教育教育的办法。
因此，面对神童母亲的忏悔，一味的批判与蔑视都不该是正常社会应该呈现出来的价值观，我们最应该做的，是要在这样的教训中多看看自己的短处与不足，并设身处地的去想想我们共同面临的尴尬与无奈，从而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比如在成功的标准上持有多样的观点，在不同价值的认同上，有包容彼此的宽宏心态。否则，这样的忏悔便没有半点意义。
你，幸福吗？
——观《国人幸福状况调查报告》
3月20日，是“国际幸福日”。因为“追求幸福是人的一项基本目标，幸福和福祉是全世界人类生活中的普遍目标和期望”，所以国际社会决定，专门给“幸福”一个日子。可是众所周知，任何事物一旦享受到这种待遇，就说明它已经处在了弱势的边缘。例如只有妇女节、儿童节，没有法定的男人节。
说幸福是人生的基本目标，这话并不夸张。可现在竟然整个国际社会都认为我们的幸福已经脆弱到了需要靠定立专门的纪念日来引起关注？这件事真是不能细琢磨，细思极恐。
今年两会期间，新浪新闻联合广发银行发起了一个“国人幸福大调查”活动。调查结果显示：在4700多个有效样本中，选择不幸福的网友占了53.8%，不确定自己是否幸福的，又占了21.2%。再看一看被调查者们对幸福的理解，真是三观都挺正的，77%的网友认为“全家安康、幸福稳稳”就是自己想要的幸福。 真得没有追求高楼广厦、出将入相，也没有追求一笑倾其国、功名万古留。对幸福的要求就是这么简简单单，可是为什么还是不幸福呢？
很多年前，我一个朋友刚刚考取了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证书，据说也做了几个很成功的心理辅导，所以意气风发，坚持要在我身上演示一下他的能力。 他自信满满地问：“你不幸福的原因是什么？” 我干净利落地答：“缺钱。”
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
我采访过非常有钱的女人，可她告诉我，她不幸福，因为生活中没有爱。 我也采访过又有钱又有爱的女人，她告诉我，她不幸福，因为没有成就感。
然后，也就没有然后了。因为人们对成就感的追求会永无止境。
所以，概括一下人们不幸福的原因，基本就是：工资距离房价太远；自己距离亲情友情爱情太远；工作距离理想太远；生活距离梦想太远。
诚然，从社会学角度来说，个人幸福感的多与寡，是一绝对的社会问题。因为一个完美的社会应该拥有与生俱来的调节能力，消除掉所有社会成员生活中存在的这些“距离”。所以我们经常会勾画出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供社会的管理者们参照执行并期望尽快实现。
但也正因为这幅蓝图太“理想”了，所以实现之路格外漫长，几千年来，人类始终在这条路上艰难跋涉，直到今天。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追求幸福感的过程。社会的不断进步，都是由缺乏幸福感的人推动的。
这样看来，原来缺乏幸福感才是一种人生的必然；而深深感到幸福的时刻，
只是人生的偶然。所以才有了那句话：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但是，尽管知道了，缺乏幸福感是生活的常态，也知道了，自己无意中承担了“推动社会进步”这么有意义的责任，可没有幸福感，仍旧不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人们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多快乐一点，所以就有了各式各样的心灵鸡汤。这些鸡汤或美味、或寡淡、或油腻，目的只有一个，给人一点临时而单薄的慰藉。也有很多人采取了转移关注点的方式想获得幸福的感觉，例如专注于宠物、幼儿、十八岁的少女„„用他们身上所特有的活泼单纯来冲淡自己的不快乐。
但这些鸡汤和关注点的作用都是短暂的，因为他们都对抗不了强大的整体氛围。人们的目光一旦离开了某个特定事物，眼前看到的全部都是一张张木然的脸，脸上清清楚楚写着“没有幸福感”五个大字。看着他们，就仿佛把自己的人生困境又重新审视了一遍。不快乐的感觉再度加重。
人们就这样周而复始地相互影响着、共同郁闷着、再各自忍受着生活。看起来，“幸福感”问题似乎永远无解。
可事实上，让人们感到不幸福的所有原因，都是存在于自身的各种缺憾，而且这些缺憾自己确实无力补全。但是，如果让目光离开这些缺憾，多关注一点他人呢？就像一幅漫画，每个人手中都有一根长竹竿，因为这竹竿太长了所以不能
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可以用来相互帮助。
你帮了他，他至少会给你一个善意的笑容，身边人的脸就是镜子，镜子所看到的是自己的人生。所以，想靠外力提升幸福感，基本很难，还不如用自己手中那根长竹竿，给密不透风的生活打开一个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