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旗帜下的沉思
抚卷于案,初对孔子的话语感到不义救鲁奴而不报账的学生受责备,同样是救人一命却收下谢礼的学生反得表扬.掩卷沉思,方觉意义深远.看问题做事情应以谁为最大受益者为出发点.个人虽然收了贵重酬劳,但最大受益者却是国家和社会,孰大孰小,不言而喻.其实德与利的关系并非完全对立,只是因为在我们的心中高树道德旗帜使我们对一切与之稍有偏差的行为做出错误的判断.古人云：“格超梅之上,品在竹之间；德馨心必正,质雅品自高.”的确,道德是高尚的品格.从古到今,道德是永恒的话题,它是做人的基础,无德者不立.但是我们在推崇道德的时候又往往过激,好像道德与金钱是天生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似的,在评价某个人的道德是否高尚时总会把所有的目光聚集在金钱上,这是不智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
千禧之年,袁隆平教授接受了500万元的首届“最高科学荣誉奖”,若照以上之论,那我们便应认为他没道德吗?不,袁隆平的二系法杂交稻技术的推广,让中国让世界多养活了亿万人口.相比之下,这500万对于他的贡献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国家之所以设此重奖,便是以此激励科学家为国做出更大贡献,让世人明白中国是个尊重人才的国家,从而吸引更多的本国人才、留学者和外籍科学家来华工作“重.奖效应”在这几年也确实卓有成效.雅典奥运会中国取得历史性突破,赛后国家重奖了获金牌运动员,这件事引起很多议论,责难之语充盈于耳.但我认为重奖是一种催化剂,可以激励更多的运动员创造佳绩,说不定我们2008年还会因此夺得金牌总数第一呢.不能认为运动员拿了奖金就丧失了道德,女排队员不是集体捐款给慈善机构了吗?无独有偶,来华赚得巨资的皇马队员不也在去年SARS流行时将集体签名出售球衣的巨款捐给了中国慈善协会了吗? 当然,我们不能见利忘义,应该正确看待和处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前不久在雷州海岸面对落水渔民有人喊出的“先收费后救人”的话不免让人寒心,韩国某明星借“慰安妇”之名出“写真集”的事件更是让人为之愤怒,这种重利轻德,一心往钱里钻的行为令人不齿.把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处理好,在市场经济形势下尤为重要,我们不应偏颇地盗用道德概念,而应理性地看待和处理道德问题.朋友,让我们用理智去审视利益,用理智去维护道德吧!
“道”亦有“道”
第一个“道”是道德,第二个“道”是道理,这样一来,文题便清晰了许多.自古法律用来维护社会的安定,而道德才真正意义上保证社会的秩序,而对道德的理解和评鉴又总能左右一个社会中普遍的思潮.而真正定义道德的是行为,可见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既是由于社会的规范,又同时可以改变社会面貌.孔子的两个学生正是一种对社会道德的行为定义,而孔子的指教正在于告诫大众：一种道德的诠释需要更全面地考量对社会的影响.我想孔子的具体说法读者都能理解,而这种说法的内在缘由我也在上段有了描述,那在这样一个要考量道德方式的前提下,所谓“道”亦有“道”才可以真正展开„„
我便以中国作为背景.随着十年*动荡与改革开放的骤变,中国人对于道德的思维方式一直在快速地衍变中,同时也不断有因道德影响而产生的争论发生在媒体中,而其中绝大多数的道德事故都是针对个人的,很多民众总愿想当然地认为某个处于舆论一时焦点的对象该作出什么行为,但正因道德只是一种规范准则而非法律,因此道德只应提倡而非强制.其实即使乌托邦式的道德传扬都要比就事论事地道德说教要聪明得多,前者是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而后者则是影响了社会心理,心若变,生
1 活则会有所动荡.道德的道理,在于非原则性的指导,在于社会的尝试和步进,是一种有机的调剂.比如在不久前的大地震后,很多诸如“某明星身价很高却捐款甚微”的说法在日常交流中产生.而这样的指责往往能达到孔子指责的第二个学生的行为效果.即是你可以赞颂捐款多的人,但不应把捐款数量作为道德标准去卡所有捐款者的道义指数.这种道德规范便是无道理的,有缺憾的,社会需要的是有更多捐出爱心的人,而不是一个人捐得更多.这其间便存在着道义的选择,亦是“道”亦有“道”.我想孔子高明就在于看清了道德的本质,不是标榜个人,而是引导群体,所以道德的铺设方向,是一个社会是否成熟的直接表现.
从人们的评价谈起
孔子有个学生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一个落水的小孩,小孩的父亲送他一头牛,他高兴地接受了。可是大家却认为他太贪心。而孔子另一个学生到国外去旅行的时候赎回了一个做奴隶的鲁国人,没有按照鲁国政府的规定去报账,人们却夸他品格高尚。
同样是做了好事,却因为对待物质与金钱的态度不同而得到了人们不同的评价。为什么呢?
究其原因,在人们的心中,中国一向是礼仪之邦,只有谦虚和无私奉献才是好人。子路就没有做到这一点。一头牛,在兵戈相见的春秋时期,算是很贵重的礼物了,而子路就那么轻易地接受了看看人家子贡,花自己的钱为公家做贡献,不计较不抱怨,那才是真正的有义之人啊!
利与义,犹如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受“利”而无“义” 得“义”而失“利”,这就是人们的价值观。这种观念统治中国2000多年,“做好事不留姓名”几乎成为每一个中国人自觉的行为,直到现在,我们在做了好事之后,不但不敢不会不想接受别人的奖赏,甚至在被别人夸赞的时候还会脸红。这真的是正常的吗?
看过中国青年杨立在德国的一段经历以后,深深被克里斯托小镇镇长的话所感动。把捡到的装有钱和信用卡的皮夹交到市政厅,这在中国实在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事情了,可是克里斯托小镇的镇长为了让杨立领回一枚奖章和500欧元的奖金,竟然发动了百余名警察进行寻找。
克里斯托小镇的镇长还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他在了解了杨立想法以后,严肃地说:“施恩不图报,并不是你们中国人眼中简单的个人问题,可以说,你拒绝我们的请求,已经相当于在破坏我们的价值规则。那些奖励你可以不在乎,但你必须接受,因为那不仅仅是对你个人的认可,也是整个社会对每个善举的尊重对善举的尊重,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也让我们有资格去劝勉更多的人施援向善,所以我们才不能因为你的无私放弃而不去履行自己的责任。”
一个小镇的镇长,把对善举的尊重看成是自己的责任,严格执行奖励制度,这种精神,这种执著,这种信念,令我深思:我们的传统观念到底还能走多远?
“义”和“利”真的不能兼得吗?
【点评】
此文围绕人们对子路和子贡的认识来挖掘“义与利”的关系,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与德国克里斯托小镇人的观念进行对比,最终得出全社会都应该尊重善举的结论这种尊重不应仅是精神层面上的肯定,也应是物质层面上的奖励。
赞孔子
孔子是我心目中的圣人,对于孔子我一直以来只能仰望,读完“子路救人受牛”和“子贡赎人不
2 报账”的故事以后,我才真切体会到孔子的思想高就高在他的与众不同上。
孔子与众不同的第一点是他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子路救人接受了一头牛的奖赏而被人们骂为“贪心”,孔子却表扬他,说他做得对,因为他的行为向社会宣告:只要做了好事,得到奖赏是应该的,这样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去救人。试问,几千年以来有多少人鼓励过做好事的人接受奖赏呢?特别是接受较贵重的奖赏。孔子就不一样。他不看问题本身,而是以发展的眼光进行审视。他觉得只有鼓励人们“向善”的行为才是真正值得夸赞的。子路“冒着生命的危险”救人,得到了“奖励”是对民众的一种鼓舞,让民众认识到“有付出就会有回报”。
我国篮球明星姚明在为一个身患白血病的少年捐献造血干细胞以后说:“我希望大家改变观念,就是做好事应该留名。每个人都应该告诉大家,这件事我做了,希望你也来做,要带动身边的人都来做。” 姚明的思想对于中国的“做好事不留姓名”的传统观念是猛烈的冲击,引人深思。他的这种思想和2500年以前的孔子的思想一致,且同时作为一种舆论导向而被人认可。
孔子与众不同的第二点是他认识问题的高度。当人们批评子路而赞扬子贡,将目光着眼于“就事论事,就人论人”的时候,着眼于“做好事与利益无缘”的时候,孔子早已站到了超越世俗的高度。他不回避金钱,不回避奖赏,将“好事”的性质阐述得一针见血。他严厉地批评子贡,说他的行为妨碍了更多的鲁国奴隶被赎回来,因为人们假如垫钱赎回了奴隶,不报账自己会蒙受损失,而报账了则说明自己的品格不如孔子的学生,于是以后只好假装没有看见。
看看聪明的犹太人吧。他们在帮助落难的同胞时,不是把吃的喝的送到落难者的碗里,而是采用“自助”的方式帮助人。据说,假若是一个鞋商,他会先借钱让落难者在自己生意的“盲区”开设分店,并提供货源,等打开局面有了盈利再银货两讫。靠这种方式,全球2600多万犹太人创造了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也无法创造的“奇迹”:虽然不个个是富翁,但是在世界任何地方至少不会见到以乞讨为生的犹太人。
再来看看我们的邻国日本。他们的物权法规定,对拾获他人丢失物品并归还者,失主应该给予10的酬谢。
更让我们惊奇的是德国人。他们为了把“500欧元奖金和一枚荣誉市民奖章”送到拾金不昧的中国青年杨立的手中,居然发动上百名警察寻找,并严肃地批评杨立“你拒绝我们的请求:,已经相当于在破坏我们的价值规则,那些奖励你可以不在乎,但你必须接受,因为那不仅仅是对你个人的认可,也是整个社会对每个善举的尊重对善举的尊重,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也让我们有资格去劝勉更多的人施援向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你的无私放弃而不去履行自己的责任。”
朋友,看完这些,你是否已经对我们的大圣人孔子肃然起敬了呢? 【点评】
这是一篇从“孔子”的角度入笔的作文,从孔子对子路和对子贡的不同态度不同评价出发,深刻挖掘孔子闪光的思想,进而对孔子进行赞扬,也表明了作者的态度,鼓励大家接受奖赏,从而使更多的人乐于行善,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