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玄又玄”——评庾肩吾、庾信父子的感谢函
在篡乱相替的南北朝时期，尽管士族仍然发达，文学仍然被推崇，但并不是所有士人都能像王、谢那样强势。新野庾氏就是这样一个式微的文士家族。庾信在《伤王司徒褒》中说到“世途旦复旦，人情玄又玄”，这是一个单薄的文人经历多年世途艰险与人情冷暖后发自内心的感慨。作为侍从文人，庾信与其父庾肩吾仕宦梁朝，以诗文取悦主上，虽然备受宠信，名噪一时，但看那些秾丽的宫体诗词，浮艳的应制歌辞，很难相信都是他们的肺腑之言。《梁书》中记载“子慎八岁能赋诗”，《周书》中对庾信的记载则说“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不难想见，这样的人物怎会仅仅满足于“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的文学游戏。尤其从庾信熟读春秋可见，其父必是以儒家经典教导，这父子二人应该都是儒家学说的信从者。那么，严肃的儒家思想又能允许他们长期为那些奢靡的贵族写轻艳的宫体诗吗。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与地位上，又有哪些事能由得自己呢？翻阅《骈文类纂》，无意看到庾氏父子写的多篇感谢信，数量之多让人侧目。初看各篇题目，让人忍俊不禁，其中有《庾子慎谢东宫赐宅启》《庾子山谢滕王集序启》这样的正常篇目，更多的是《庾子慎谢东宫赉内人春衣启》《庾子山谢赵王赉干鱼启》这样难免黑色幽默的信文。初看难免令人哂笑，细品来却另有一份辛酸。这些简短的信函中，折射出的是寄人篱下的儒弱文人的辛酸、矛盾与无奈。
首先从体裁说起，感谢信进行的是一种单向交流，是一种非常模式化和公开化的文体。但我认为感谢信在潜意识层面上却也可以反映人内心诉求。美国的心理学家库利提出过“镜中自我”理论，就是说，你希望你在他人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人是镜面，与他人的交流就像我们照镜子，我们希望在镜子中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自我形象，那么我们就会努力做出一种形象。庾氏父子常常写感谢信，这是他们希望与他人交流的一种方式。而在这种方式与其承载的内容中，我们就可以读出，他们希望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是什么形象，他们在努力成为一种什么人。虽然只是一些非常简短的感谢函，却使用了繁复的骈体来完成。虽然广泛的使用骈文是齐梁作家的普遍做法，书启铭诔都不例外，但是用骈文写了如此丰富的感谢信，我认为还是很少见的。《骈文类纂》编录的书启类文章中，有不少用骈文写的谢函，但一般每人只录有一篇，多者也不过两三篇。然而收录有庾肩吾的答谢书信五篇，庾信十篇，数量十分可观。我从中看到的是庾氏父子其实十分拘谨而且追求完美性格。拘谨所以无论多点大的恩惠也要写信致谢，不希望自己在对方眼中显得无礼，于是有了那么多封《„„谢„„启》。追求完美，所以哪怕最短的一篇仅38字的《庾子慎谢东宫赉内人春衣启》用的依然是工整的四六体，希望自己在他人的眼中永远是一个文采斐然的才子形象。感谢信本是一种单调的和收敛的文体，但在庾肩吾、庾信笔下却成为了一种外向的自我表达，成为了像诗词歌赋这样用以展示自己的媒介。这仿佛是庾氏父子的
一种下意识行为，并且这种做法在父子两代间具有某种一贯性，那么势必反映了两人在某种程度上一致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我认为这种价值观含有很多儒家“礼”“义”思想的成分，受赠而还谢是为“礼”，由礼而感情是为“义”，在这么多感谢信背后潜藏的是庾氏父子内心受到的儒家伦理的约束。而他们的行为方式，是与这种价值观相符的。这些感谢信从数量上看是“多”，表现了与礼相符的严谨；从形式上说用了华丽的骈文，则体现了一种动情用心的“义”。因此，话语不仅仅在字里行间，形式也是书写者诉求的一种体现。
体裁只是载体，更进一步就要看内容。写感谢信，第一目的当然是对他人表示感谢，但这种写在信上的感谢是真诚的吗？如果并非真诚感谢，那么又是出于一种什么动机呢？产生这样的疑问就产生于这些信的内容。第一眼看到的是标题，虽然接受的馈赠是多种多样的，从贵重的宅邸（《庾子慎谢东宫赐宅启》）到最微小的米（《庾子慎谢东宫赉米启》），既有物质的馈赠如古董（《庾子慎谢东宫赉古迹启》）也有精神性质的诗歌（《庾子山谢赵王示新诗启》），但馈赠来源的方向或者说表达感谢的对象是一致的，是“东宫”、是“武陵王”、是“赵王”、是“滕王”，都是贵族王侯，说俗了就是上级。我们不能偏颇的就此认定庾氏父子是阿谀奉承的人，因为不可以因为被保留下来的感谢信就判断庾氏父子不给别人写感谢信，不对其他帮助他们的人心存感激。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一个事实是，这些保留下来的用华丽的骈文写成的感谢信的对象都是一些王公贵族，甚或说就是庾氏父子的保护者。那么至少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就是庾氏父子对于这些贵人是更为重视的。因此甚至连收到干鱼或者米这样的微不足道之物都要写一封洋洋洒洒的四六体骈文以示谢意。然而我认为这种行为并不是单纯意义的阿谀奉承，而是与庾氏父子的身份地位——侍从文人有着密不可分联系的。 侍从文人集团是由文人群体围绕着某个政治中心开展文学活动而形成的，通常具有一些共同的文化功能，展示出相似的文学风貌。庾氏父子都属于侍从文人集团，历侍王侯。庾肩吾曾跟随梁简文帝萧纲、元帝萧铎。庾信则自幼随同父亲加入侍从文人的大军，从十五岁起为昭明太子讲读，庾信历侍萧纲、萧铎、萧续、西魏宇文泰、北周赵王宇文招、滕王宇文逌，经历更加曲折。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所概括侍从文人“抒下情而通讽喻、宣上德而尽忠孝”的特征到了南北朝时只剩了后半句，却是对其时侍从文人文化功能与文学风貌的精准概括。侍从文人对集团中心人物，或君主或藩王或权贵，具有强烈的政治依附性。而对庾氏父子，这种依附性又建立在了一个更加稳固的基础——家族关系之上。庾肩吾之兄庾于陵即是一位侍从文人，子慎本人作为侍从文人这个角色也可谓成功，跟随萧纲在雍州期间，曾和许擒、刘孝威、鲍至等十人共号为“高斋学士”，在梁始终备受褒赏。庾信本身具有较高才华，借助父亲的身份，亦从小走上侍从文人之路，并且在这条路上比其父走得更远更好。然而到了南北朝，侍从文人集团中的主客关系已畸变为近乎主奴关系，不复梁园宾客的理想范式。这种不对等的依附关系使得庾氏父子这样终身的侍从文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奴性人格和依附心理。在侍从文人心目中，世界似乎专为君主贵族设计，芸芸众生只不过是供君主驱使的犬马。庾信好友王褒的一句话十分具有代表性：“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他们早已失去独立人格，自己就把自己当成别人的“器用”，任主人驱遣。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我们今天所见的庾氏父子的十数封感谢信便自有其产生的土壤。收到哪怕仅仅是干鱼那样的卑微不足道之物，那侍从文人的思维模式便会驱使他们对此
产生在我们看来是过度的反应。不仅仅是感恩戴德，也是一种脱不掉的奴性驱使下对侍从文人集团中人身依附关系的极力维持。这种奴性与依附的心理，再加上儒家礼教的约束，成就了庾氏父子“骈体感谢信现象”。
一直到这里，所说的都是形式的问题，并且更多的从社会与心理的角度切入。接下来我们回到最根本的文学的角度，这种侍从文人地位对庾氏父子的文品与文风也产生巨大影响。庾肩吾与庾信父子都不乏文才，但最终达到的高度，以今天的标准，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来，与他们在当时所获的声誉地位不可同日而语。萧铎在庾肩吾的墓志铭里称他“气识淹通，风神闲逸。钟鼓辞林，笙簧文苑”。然而今天总体而观，庾肩吾的诗绝大部分都是应令、应教、赋得、奉和，是典型的文学侍从的作品，内容单薄。王夫之论庾肩吾的诗：“子慎于宫体一流中，特疏俊出群„„其病乃在遽尽无馀，可乍观而不耐长言，正如炎日啖冰，小尔一快，殊损人脾。”这一段话也适用于庾肩吾的文章。虽然庾肩吾的文集散佚，但从所留存的名篇《书品序》来看，虽与钟嵘《书品序》齐名，却囿于骈体的浮夸华丽之风，并没有写出如《诗品序》般的逻辑性与理论性，更多的是在卖弄文辞，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庾子慎的感谢函承袭了那种一贯的单薄浮华风格。同时期其它人的骈体感谢信，虽然也讲究形式与华丽，但通常还是比较务实，注重真情实感和具体的描写，基本会写出自己收到馈赠的心情和所收受之物的长处。而阅读庾肩吾的感谢信，却通常会使人有如坠云雾之感。譬如《庾子慎谢东宫赉内人春衣启》：“阶边细草，尤推綟叶之光。户前桃树，反讶兰花之色。遂得裾飞合燕，领斗分鸾，顾探采薪，皆成留客。”[1]如果不知道标题，不知道成文背景，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读出这是一封感谢信，更不用说知道谢的是什么了。而且并非这一封信如此，庾肩吾的其他感谢信，无论长短亦与此大略相同，都是虚文浮词，缺乏实际内容。虽然不能说这封信缺乏文采，相反，我认为是充满了想象力。但是作为一封感谢信，不能说它达成了其功能。固然对萧纲所赠春衣的赞赏是生动的，但既不直接表达自己的谢意，对赠品的描绘也玄虚不实。与其说是为了表达感谢，不如说是在借机展示文采。相信萧纲阅读这样一封感谢信，他并不会注意其主要功能即传达谢意，反而是将它看成一篇生动的文章欣赏其中的文采，并从中得到乐趣。接到这样感谢信的王公贵族们，很难说会去欣赏写信人的感恩戴德，他们的快感更多来自阅读与欣赏其中富丽精致的文华词藻。而这也正是庾肩吾希望达到的效果。他所形成的侍从文人的奉承应和、娱乐上主的思维模式已经使得他忘记了文章的本质属性和功能，而只是无时无刻都记着自己和自己的文章要具有炫耀文采以娱乐主人的功能，并借此巩固自己的侍从地位。庾信的文才公论是高于其父的，经历较庾肩吾也更加复杂。今天可见的庾信写的感谢信都是他入北之后所写，与他早期风格，也就是更肖似他父亲的风格相迥异，但却能够体现更加丰富的内涵，也更能够看出本质性的东西。早年的庾信，固然有才华，但囿于当时闲适乃至放荡的风气，他的才华并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激发，也只是“承平之世”的弄臣而已。但叛离萧梁留仕北朝之后，作为受到传统儒家教育的士大夫，他的思想必定会产生痛苦与矛盾，对故土的眷恋和叛离的痛苦交织，更能激发出一个作家的本色。显而易见的，庾信入北后诗文虽然还有早期宫体的绮丽风格，但明显多了苍凉和厚重，不复早年宫体的轻浮。我们也可以在庾信的感谢信文中看到同样的特点。以《庾子山谢赵王賚干鱼启》为例：“某启：蒙賚干鱼十番，澧水
朝浮，光疑朱鼈，文鳐夜触，翼似青鸾。况复洞庭鲜鲋，温湖美鲫，波澜成雨，鳞甲防寒。某本吴人，常想江湖之味，及其饥也。惟资藜藿之馀，慈賚渥恩，膏腴流竈。不劳狮子之亭，即胜雷池之长，翻惊河伯，独不爱人，足笑任公，终年垂钓。谨启。”[2]这一封书信与庾肩吾的感谢信相比就像样多了。有提头结语，详述了自己表示感谢的原因，读来也充满了真情实感。固然不可能没有骈文的浮华风格，也有应景之辞，这是庾信无法摆脱的侍从文人性格所决定的，为了生存，庾信必须投主人所好，以自己的诗文为那些王公贵族的生活增添情趣。但至少“某本吴人”一句我认为是包含着一定真挚情感令人感动的句子。这样一封信函，就不再似庾肩吾的那些感谢信般丧失感谢功能仅为娱情而作，而是真正向收信人传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相信读信人也就不会仅仅将之作为娱情小品了。从这一点看，庾信作文是比其父多了一份真诚的，至少是保留了文章的本质功能即传达自我情感，不再是单纯的娱乐之作。甚至在某些感谢信中传达了庾信自己的一些文学思想，例如《谢滕王集序启》中所言“不无秋气之悲，实有穷途之恨”，更是显示了庾信从侍从文人的迷梦中的觉醒。当然，也不是说就没有应和之作了，譬如《庾子山谢赵王示新诗启》，其阿谀奉承之气实在可讥。今天保留下来的这些信文与庾信早期只注重技巧，文风浮艳的特点是有较大区别的，而与他晚期大量抒发思乡之情，减少清丽而更添老成的文风是相符合的。由此便可看出，由南入北之痛着实对庾信的文品和思想有了很大的改变。倘若保留有庾信早期写的感谢信，相信风格应与其父是相差无几。但这些庾信入北后所写的感谢信，不仅文采依旧斐然，而且迥异于其父的是，有了回归诗文抒情本质的观念，趋向实际而不再似齐梁文风般轻艳和空虚。
通览庾氏父子的这些感谢信，可谓每写一文都十分用心，甚至可以说有“刻意雕琢”之意。书信一向被作为后人窥探前人真实情感的媒介，尽管我所阅读的仅是一些简短而且较多造作的感谢信，但依然有其特定的价值。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父子两代的家族承一性，也能看到侍从文人这一特定角色对文人文品与人格的影响，有助于我们从更加细致的角度关照庾肩吾与庾信乃至他们所处的侍从文人集团的内蕴。而从父子两代行文中的差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不同的时间、空间、经历对人和文的影响，深入解读一个时代、一个人群的情感与思想。魏晋散文有许多宏篇巨作，也有许多经典小品，引人注目。但在角落中藏着一些小小的碎石瓦砾也具有特殊的价值，虽然微小，但依然值得我们去发掘与磨砺。不再站在瞻仰的角度去仰观天空中那些明星般的名篇杰作，换一个平视乃至俯视的视角关照一下更加广阔的大地，就会发现一个也许并没有巨大价值却有着许多朴实与乐趣的世界。
[1] 原文本无标点，我自己为其断句加标点，或有错误，见谅。
[2] 同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