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低碳经济研究综述
摘要：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应对气候变化也为各国经济转型带来了历史机遇。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之下，各国更是把低碳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本文主要从低碳经济的起源、内涵、必要性、对策机制等方面对国内关于低碳经济的研究成果进行介绍和简要评述，以理清理论的脉络，从而为新形势下中国低碳经济的战略布局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低碳经济
全球气候变暖、油价上涨以及能源安全等问题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推动了世界各国对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的研究，节能减排、迎接低碳经济、构建新的能源结构的浪潮已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企业会计是为经济管理提供信息的，随着企业低碳化经营环境的逐渐形成，低碳会计应运而生。中国作为发展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历来走的是“高碳”发展道路，随着中国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种资源、环境瓶颈逐渐显现，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如何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发展低碳经济，事关中国发展大局。围绕这一话题，国内学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本文将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综述如下，以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低碳经济的起源
“低碳经济”最早是由英国于2003年在《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能源白皮书率先提出的。因此，严格来说，这部分综述内容跟国内研究无关。但只有弄清楚了低碳经济发展的背景以及历史脉络，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低碳发展和低碳研究之路。因此，这部分内容非常重要。一般将低碳经济的起源分为五个阶段：
1.气候变化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在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气候变化首次作为一个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联合国于1988年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以监测和报告全球气候变化。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布兰特兰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拉开人类重新评价西方工业化及其后果,改弦更张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序幕。
2.初步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体系规则
1992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50多个国家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宗旨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害的水平。
3.初步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规则 1997年12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大会上,参加国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京都议定书》提出了采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并规定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量化减排指标;即在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 4.低碳经济的正式提出
“低碳经济”这一概念是由英国首相布莱尔于2003 年2月24日提出的,并且英国政府为低碳经济发展设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英国将到2050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削减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
5.低碳经济的发展时期
2006年10月,由英国政府推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以每年GDP1%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GDP 5%～20%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 。
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巴厘岛路线图”为全球进一步迈向低碳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此背景之下,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传统的高碳经济向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模式转型逐渐的被世界各国提上日程。
2009年7月8日,八国集团峰会提出,到2050年,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应在1990年或其后某一年的基础上减少80%以上,到2050年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少50%。实现这个目标,全球经济就必须转型到低碳经济。这预示着从现在到2050年的未来40年,低碳经济将是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二．低碳经济的概念及内涵
国内较早研究低碳经济的学者庄贵阳认为，“低碳经济”是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减缓气候变化。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低碳经济包涵四个核心要素：发展阶段、低碳技术、消费模式和资源禀赋。庄贵阳主要将低碳经济理解为一场“能源革命”，强调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能源结构的优化。何建坤在此意义上，将对低碳经济的理解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认为低碳经济的本质要求，是提高碳的生产力—每排放单位二氧化碳，要产生更多的GDP。
付允等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和高收益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国家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则指出：“低碳经济是以低耗能、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大进步。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念的转变。发展低碳经济，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利益的全球性革命。”在周生贤的界定下，低碳经济的内涵进一步丰富。低碳经济不仅仅是“能源革命”，更是人类发展方式的根本变革。鲍健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碳排放量成为衡量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标识，低碳经济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
刘细良强调现代意义上的低碳经济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自身对经济增长与福利改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一种理性权衡；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关系的一种理性认知；是一种低能耗、地物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绿色可持续经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的新能源革命。
金乐琴等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与当前大力推行的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也有密切联系。
潘家华则认为，低碳经济是指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夙愿。因此，低碳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
对于低碳经济的定义和内涵，国内外学界有众多的说法。特别是对于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还是一种发展模式，学界尚无定论。从上面列出的众多界定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低碳经济的理解是逐渐深入的：首先，是从“能源革命”论到”发展方式”论的嬗变。对于低碳经济，学界首先将其理解为人类为应对气候危机而掀起的一场能源革命。目的是减缓温室气体效应。而随着能源、环境、资源瓶颈逐渐显现，人类经济的发展陷入困境。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强势冲击之下，人们得以深刻反思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路径。对低碳经济的理解也逐渐深入，人们终于知道，低碳经济和新能源革命将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根本变革；其次，是从“环境论”到“经济论”到“文明论”的进步。低碳经济的提出首先是为了破除气候危机和经济困局。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升温，人类生活与其间的生态环境恶化。且“高碳”发展模式导致能源、资源紧张，经济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低碳经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提出的。但随着对低碳经济研究的深入，人类才发现，低碳经济不仅仅涉及环境和经济领域，而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的发展框架，是文明的质变；再次，是将对低碳经济的理解与具体的中国国情相联系。低碳经济的概念由西方提出，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低碳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和学说，而是需要付诸实践，于是各种权利义务应运而生。国际政治学里有一个观点：国家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西方国家掌握着话语权，对低碳经济的定义自然是为了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国内学者强调“低碳经济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必须协调”以及“发展阶段论”，都是为了抵制西方的话语霸权，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三．发展低碳经济的原因及必要性
在原因分析方面，黄栋的研究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黄栋认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至少出于以下考虑：首先，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伴随工业增长所带来的能源和资源消费会大幅度增加。其次,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也要求中国承诺更多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第三,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低碳产业是一个潜力无穷的朝阳产业。不论从产业盈利潜力还是创造的就业机会来看，低碳产业都是未来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这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直接动因。
魏志恒、庞莹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必要性体现为三：一是资源条件相对于经济增长出现瓶颈效应；二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难得机遇；三是客运促进技术变革和创新。
而付允等指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非常紧迫，理由至少有三：其一，中国面临较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压力；其二，中国能源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其三，我国资源超常利用，生态环境恶化。
邓越月、金仁淑则从微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观点如下：从微观角度看，“低碳”可以消除大气污染对经济效率的外部性影响；从宏观角度看，“低碳”可以创造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双赢；另外，低碳发展模式开发新能源，有利于维护能源安全。
冯之浚(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源能源使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增强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以及缓解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上所面临的国际压力的需要。这既符合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要求,又可以面对来自国际上的挑战。
在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看来，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就是“高碳模式”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第一，中国目前正处于重工业化阶段，支撑重工业化的是能源。国际能源和资源产品不断大幅涨价，我们付出的代价越来越高，依存度越来越高，抗风性能力越来越差，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第二，在“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的情况下，“碳排放”正在成为发达国家新的“绿色壁垒”，打压和限制中国传统优势产品的出口；第三，从国际来讲，“碳排放”将成为今后重要的国际战略资源。“碳排放”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
应对发展困境，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人类社会的共识。综合国内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知道，对于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和意义，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分析：一是被动改变。自工业革命以来的“高污染、高排放、低产出”的高碳发展模式已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紧张，严重制约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选择低碳发展模式是我们不得不作出的选择，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另一方面，是从主动改变的角度看，当前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都极不合理，在国际产业链中始终处于中低位置，国际竞争力差。值此全球金融危机之际，中国只有主动改变发展模式，走低碳环保之路，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才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因此，这是战略选择。 四，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条件
发展低碳经济，对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即是机遇也是挑战。
王毅指出，从长远看，探索低碳发展之路不仅符合世界能源“低碳化”的发展趋势，而且也与我国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落实节能减排目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一致性。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发展低碳经济的机会，使一些重点行业的节能减排技术取得竞争优势，甚至扮演领先者的角色，并尽早到达碳排放和能源消费的拐点，但另一方面，发展低碳经济、走低碳发展道路需要相当的额外成本和大规模采用低碳能源和技术，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从近中期看，作为率先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正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存在利用国内外各种有利条件和要素组合优势，较快实现跨越重化工业阶段的历史机会。在常规情况下，未来20年全球化石能源供应相对充足，而目前相对较低的能源价格也许是廉价石油时代结束前中国加速工业化的最后时机。但就自身条件来看，中国受到发展阶段的制约，实现低碳转型面临快速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分工的低端定位、巨大的就业压力、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术水平相对落后以及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障碍。从另一角度看，中国如果不能尽快实现包括低碳化在内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将会面临更多的风险。
金乐琴等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诸多不利条件：一是发展阶段。中国目前正经历着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人口增长、消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对能源的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长。二是发展方式。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粗放式的特点，对能源和资源依赖度较高，单位GDP能耗和主要产品能耗均高于主要能源消费国家的平均水平。三是资源禀赋。中国“富煤贫油少气” 的能源资源结构，决定了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格局将长期存在。四是贸易结构。在现阶段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美、日、欧等已进入知识经济或服务经济时期，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产业仍处于低端位置，在产业技术含量、附加值和竞争力等方面均与发达国家有较大落差。当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也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减排空间大。由于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处于高能耗阶段，加上节能技术水平较低，能源管理漏洞较多，使得中国的能耗强度和能源效率明显偏低。二是通过结构调整、技术革新和改善管理等途径，实现节能减排的余地较大。三是减排的成本低。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减排成本比较低。四是技术合作潜力大。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低碳技术方面还存在较大落差。另一方面，低碳技术国际合作的机会在增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此外，中欧之间签署的《中欧关于气候变化的共同宣言》，美国发起的《亚太地区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等多边及双边合作都把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合作作为基石。
邓越月、金仁淑则利用管理学的SWOT方法分析了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条件，令人耳目一新。他们指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内部优势有：新能源储量丰富；政府提供政策保障，投入大量环保资金。而内部劣势体现在：能源结构不合理；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外部机会主要有：国际社会重视低碳经济的发展；国际社会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最后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外部威胁：国际合作困难重重。
赵卓、肖利平具体分析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创新瓶颈：缺乏激励低碳技术创新的长效动力机制；低碳技术科技创新研发能力薄弱；低碳消费观念滞后不利于低碳技术创新；国际利益冲突阻碍低碳技术创新。
孙晓伟等则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困难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缺陷主要体现在：一，对原有经济发展制度的路径依赖；二，资源环境产权制度的不完备；三，激励约束机制供给不足；四，政策法律体系仍处于薄弱的状态；五，环境管理的经济制度不完善。主要包括排污收费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和环境税收制度的不完善。
庄贵阳认为，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面临着许多市场和制度障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的加速阶段，人口基数庞大，减少贫困、发展经济、满足就业、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仍然是中国面临的最大任务。一个国家(或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因素：人口、人均收入、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从人口因素看，虽然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婴儿死亡率、总和生育率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中国毕竟有13亿的人口基数；从能源结构因素来看，虽然通过落实《可再生能源法》和CDM项目实施，可再生能源开发呈现快速发展趋势，但中国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从人均收入因素来看，中国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的决心和努力不会动摇，这是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 中国不会以降低人均收入或减缓经济增长来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
五、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和对策
鲍健强(2008)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一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具有低碳特征的产业，限制高碳产业的市场准入;二是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走有机、生态、高效农业的新路子;三是发展低碳工业,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四是建设低碳城市,开发低碳居住空间,提供低碳化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五是通过植树造林、生物固碳,扩大碳汇。郭万达、刘艺娉(2009)认为未来40年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鉴于气候变化的国际外交谈判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应“内外有别”,对外要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进行国际谈判,“对内”,则要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地发展低碳经济。吴昌华(2009)指出低碳经济涉及政府、企业和公众等相关利益群体,是政策、制度安排、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大变革和结构重构。任力(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的措施:如实施低碳发展战略,调整产业与能源结构,加强低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建立碳交易市场,促使企业承担低碳社会责任等。
谢军安、郝东恒、谢雯(2008)认为，发展低碳经济应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架构发展低碳的社会行动体系，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推进节能减排，注重对低碳技术的创新和研发，从而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韩雪梅、刘欢欢(2009)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煤炭净化比重、充分发挥碳汇潜力以及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四个方面阐述了西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实现途径。任奔、凌芳(2009)结合低碳经济发展的国外经验和我国现状建议选取一定的城市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示范区或者实践园区，让其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推进节能建筑、节能交通等示范工程。孟德凯(2007)从中国利益出发，指出我国可以从清洁发展机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碳汇三个方面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朱四海(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据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通过降低人为碳通量、开展碳预算、发展低碳技术、能源结构转换促进人类社会能源利用方式的改变。付允、马永欢、刘怡君、牛文元(2008)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得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为:节能优先；化石能源低碳化；激励低碳技术研发以及建立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卢小祁(2009)认为，通过农村低碳化建设、城市低碳化运营以及工业低碳化发展是将南昌建设为绿色花园城市的新型途径。宋德勇、卢忠宝(2009)指出，目前各国低碳经济政策的侧重点为:低碳能源政策、低碳技术政策、低碳产业政策、低碳消费政策，四种低碳经济政策都是以鼓励和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主的。
六、简要评述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进行低碳转型和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尽快实行现代化的两难选择。因此，我们在遵循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一般规律，顺应国际社会发展低碳环保经济的潮流的同时，一定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制定稳健的财税政策及其他相关配套政策，渐进式地推动我国的低碳转型。多一份谨慎，少一分冲动；多一些理性，少一些武断。唯有如此，我国的低碳发展之路才会走入健康、有序的轨道。
参考文献：
[1]邓中,李悦,赵方.低碳经济理论研究文献综述及评述[J].商情,2010.[2]刘杨.低碳经济文献综述及经济学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9（17）.[3]王仕军.低碳经济研究综述[J].开放导报,2009.[4]潘家华,庄贵阳,郑艳,朱守先.低碳经济概念辨识及核心要素分析[J].国际经济评论,2010.[5]邓越月,金仁淑.低碳经济：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J].社会科学家，2010.[6]魏志恒,庞莹.当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与节能减排的艰巨性分析[J].生态经济,2010.[7]刘浩,肖湘熊.关于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对策[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9（6）.[8]刘传江.低碳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与中国低碳道路的选择[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9]李慧凤.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研究[J].金融与经济，2010.[10]杨爱君.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政策架构分析[J].中国经贸导刊，2010（9）.[11]孙晓伟.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J].现代经济探讨，2010.[12]陶爱祥.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研究成果述评及启示[J].中国集体经济，2010.[13]庄贵阳.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困难与障碍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9.[14]李宏.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难点及路径前瞻[J].会计之友，2010.[15]赵卓,肖利平.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创新瓶颈与对策[J].中国科技论坛，2010.[16]张坤明,潘家华,崔大鹏等.低碳经济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17]陈文颖，吴宗鑫.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与碳排放限额分配[J].中国环境科学，1988，(6).[18]乔榛,魏枫.世界碳减排博弈困局及出路探析[J].北方论丛，2011，(3).[19]李海涛,许学工,刘文政.国际碳减排活动中的利益博弈和中国策略的思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