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几十年以后，近日又一口气重读了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和第一次阅读相比，此次重读更多的是欣赏。是的，郭沫若的作品总是那么好读，不只是学术著作，即便是口号连篇的打油诗，如《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那种激情，当年由豫剧演员常香玉在集会中唱响是那样激动人心，当时情景至今宛若眼前。
有小朋友问我：“郭沬若何许人也？”我随口答曰：“当今之李白也！”略一回神，怎么会产生这样的类比？或曰，郭是何人，能与千年中国诗仙相提？但近日之所读使我潜意识产生了这样的联想。我知道两者绝非可以简单的类比，哪怕是文人对政治热衷这个角度看，（近年出版的李延高的《醉眼看李白》对李白对政治功名的热衷曾有分析，移来用在郭的身上也很有意思。）如歌颂皇上“圣上英明”乃至贵妃娘娘，如不顾个人委屈抛家别子踊跃投军，等等，完全是全心全意肝脑涂地式的忠诚。区别只是在郭沫若已经取得权位，而李白则终生在孜孜追求而已。
郭沫若是个才气横溢的人，从早年的诗集《女神》，一举奠定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转而成为甲古文专家，又奠定了他在考古历史学上的地位，他的大量剧作在不同时期的舞台上都引起过哄动的效应，他在中国科学的春天所做的报告，尽管不是他执笔却完全给人有他的风格和激情。有不少人诟病一些作者解放后的文学创作能力下降，可是郭沫若在这些年写作的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仍保留了一定的艺术水准，特别《蔡文姬》被公论是体现郭沫若浪漫主义史剧观的典范之作。
可是就这么一个才气横溢的人，在中国知识界却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一般而论，人们在肯定郭沫若的艺术才华同时，对他的道德人品嗤之以鼻，认为他是投机取巧溜须拍马才到今天这一步的。为此，人们总是拿郭沫若与陈寅恪说事，如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就有这种比较，以郭沫若的表现来映证陈寅恪的气节，特别是陈曾写信给毛刘说不接受马列主义。用陈的骨气反称郭作为御用文人的表现。用传统定论，即谓文人无行。极端而言，也有人从否定郭沫若的为人到否定他的全部一切，连他的学识水平都被诬为是抄袭剽窃而来。就像余英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认为郭的《十批判书》是抄袭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如果不去分析这些立论的动机，就只能像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那样，他们的这种做法是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泼掉了。
其实，我对郭沫若的看法也非常矛盾，毫无疑问，我对他的作品很佩服。不过对他的为人我是看轻的，主要是因为他骂过鲁迅，因为他不承认杜荃是他的化名，因为他对家庭的不负责任，因为他对权势的唯唯喏喏，不敢发出正直的批评。这也是我对自己把郭沫若比做当代李白的犹疑之处。不过，近年来，随着自己人生阅历渐长对郭沫若的看法也逐渐产生了转变。
一个人生活在这世上，必然和社会大环境时代要求有联系。这人之所以成为人物，往往是时代造就的产物。要评价一个人肯定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同时对一个人的评价涉及到论者的立场观点学识修养和社会风气，所以很难公正的评价一个人。以郭沫若的史学成就为例，他的成就之所以在当时受到肯定，就在于他打破传统习见，用了一个全新的角度阐释历史，并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那些千百年来被妖魔化的人物得以全新面目出现，这也就是他的文章中多所谓翻案风。之于对郭沫若本人的评价也可作如是观，我们看了那些别人评论郭沫若的论著即可以有助于对郭沫若的了解，也可以透过这些论著察访到论者的背后所隐藏的东西。
对于郭沫若的评价其实还是相对容易的，一是对他学术水平的论定。他的文章著作俱在，水平如何？你说他抄袭剽窃都可以对照研究，完全不用跟在别人后面瞎起哄。同样这也能检验出你个人的学识水平。二是他为人的评定。他离我们不远，和他接触过的大有人在，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从广义上也可以听到亲历者的声音。从狭义上可以看他圈子中人的评价，是耻于为伍还是引为同道。
上面说过，人们总喜欢拿陈寅恪和郭沫若对比，如学术问题，如骨气等等，但是这些比较都是在不相等的前提下进行的。即以骨气为例，如果从两人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就不会产生扬谁贬谁的结论，陈寅恪是对蒋公怀有好感的人，当然对革命和新政权有他的看法，他以传统学术观点来抵制唯物史观很正常，他也知道新政权要拿他当招牌，他提出了也不会有什么杀头危险。想当年郭沫若可比陈更厉害更有骨气，在白色恐怖年代里敢于拒绝蒋介石的示好，用磅礴之情写下讨蒋檄文《试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文章在中国社会引起的震动，可直追骆宾王的讨武则天的檄文，蒋因此悬赏三万大洋要郭沫若的脑袋。抗日战争开始，他在周的领导下从事抗战工作。特别是忍受别人的误解，利用各种合法身份，如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为党做工作，但他并没有投机取巧，而是一仍过去的立场。在这个阶段里，他创作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等历史剧，让蒋介石政权很不舒服。如此的骨气岂是一般文人所能比拟。
人们对郭沫若的骨气的批评主要是集中在解放后，其实这也是很可笑的。正如圈子外的人批评圈子里的事可以为所欲为，郭沫若批评蒋介石是一样，如当年台湾学人批评大陆也是一样，圈子内的批评就是另一回事了。我感到郭沫若在圈子内主要是服从，这是一种真诚的服从无条件的服从，特别是在初期。朋友说，郭后期之作是愤懑之作，是悲愤之作，故而从反面夸张之，讽刺之。我以为不然，其作仍是真诚之作，是迷惘之作，是无可奈何之作，因为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是他的理想所在，如今为了理想有不同的看法，他不可能像对待敌人一样来对待同志，他更认为那些取得胜利的领导者的英明超过了他的学人的见解，他自愧不如他要努力跟随。当然他在后期有痛苦有不理解，但他仍然和他的领导者周一样，任劳任怨维护圈子的团结。回到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上来，此书曾饱受人们诟病，其中的扬李抑杜被认为是投上所好，以求重视。我以为或有这个因素，但此书何尝不是郭沫若以李白自比，借李白而直抒胸臆，表露自身的心迹。同样，在李白的身上也能看到郭沫若的影子。沈祖棻在分析李白的《上皇西巡南京歌》时写道，“这显然是粉饰，是夸张，而不是当时政局的反映。分明是乱中逃亡难，却写得象平时出游，这当然是给这位昏君涂脂抹粉，聊以遮盖，但诗人之所以这样写，却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一是皇帝被认为是天然尊长，二是诗人对唐玄宗的复杂感情。”从这个角度说，郭沫若绝对不是一个朝三暮四投机取巧之徒，而是一个忠诚的人，他的品行绝不会玷污党的形象。郭沫若之所以能这样，只能从他的理想信念中来理解，而不能仅从他是知识分子这个角度来看。所以从圈子看，这个党是认可他的，无论是*前还是改革开放后，这至少证明他的忠诚。这里也让我想到另一个文人陈布雷，其实他们两人有很多相象之处。
不过，陈布雷绝对无法和郭沫若相比，因为郭沫若才学水平更在陈之上，郭是一个招牌式的人物。无论是哪个党派你都不得不了承认他的水平。他所著的《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曾在学术界引起震动。1948年评选的第一届院士人文组28人中就有郭沫若的名字，而这不是他所争取来的，因为他的学术地位在20年代就已经确立，他的史学著作在当时史学界吹进了的一股新风，1944 年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该书后被定为中共整风学习文件。还有《青铜时代》、《十批判书》考证先秦社会历史和评价各派哲学人物，颇多创见。如此多的学术著作在如此长的年代里出现，并在非主流地位上得到主流的肯定，这并不是后人可以说三道四的。由此想到余英时的评论，除了暴露他的反共立场之外，还有什么学术讨论可言。
我对当年郭沫若骂鲁迅还是心存成见。只是我理解，鲁和郭虽同在左翼其实并不在一个圈子里，两人虽有同一个朋友郁达夫但不可能成为彼此朋友。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意气之争甚至于谩骂都是可以理解，但郭沫若绝对错了。
评论一个人绝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锅煮，也许把郭沫若从几个角度剥离开来看会更真实。
曾读过马克•里拉写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的书，里面提到一些我国读者熟悉的知识分子，如邓丁•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瓦尔特•本雅明、亚历山大•科耶夫、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书中以这些人的生平行藏为例，揭示了他们为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动荡所迷惑，以致对极权主义、暴行和国家的恐怖行动视而不见。当时读了并不以为然，因为我感到知识分子并不生活在象牙塔内，真的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特别是书读的越多，对社会政治往往就会更加敏感。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其实都有个前因后果，是相比较而言的。所以，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并不能仅就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态度而定。
我曾写过一篇有关知识分子的随笔，里面提到吴晗曾表达过的意思，所谓中国知识分子其实是集绅士、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为一体的混合物。这样的身份自然和社会政治的关系非常紧密，从孔子以降，学而优则仕，身在江湖，心在庙堂。这种紧密与西方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的关心更是不同，主要为当朝者赞，为当朝者补。而到了现在，这种混合物有所分离，出现了比较纯粹的学者文人。当然这些文人和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是有区别，即便是胡适这样的代表人物。
但无论从西方知识分子的划分到中国学者文人的区别，我以为郭沫若在角色的选择中是有明确定位的，虽然他的出身是文人，骨子里也是文人，但他把自己定位在革命者的定位上，他的舞文弄墨都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当然在特定的时间内，如在日本逃亡期间他可以埋头自己喜欢的学问。所以他的行事，特别是后期的所为，都是从政治上来考虑，包括他要烧毁过去的旧作，他要讴歌“大好形势”。他就和其他党人一样，尽管个人受到不少委屈，信念不变，维护一统思想不变。只要我们理解十年来受到冲击的人表现，无论重新出山为权者，还是后来退休的表现，像王光美，周恩来更不用说了，我们也能理解郭沫若的表现。记得吴思有篇文章探究过为什么会这样，他用了周恩来的话就是“要顾全大局”。
可惜，政治上的考量和文化（即公共知识分子立场）上的考量是不同的。无论郭沫若自身如何定位，社会评价却偏要把他放在文人的，特别是西方标准的知识分子定位上来考量。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评价，就是社会对郭沫若的学术成就的认可。就角色而言，有官员，有文人，有的是交叉的，如官场上的文人，有的只是带着文人面具的官员。如那些有一定文化修养，对艺术有欣赏评判能力，还有那些附庸风雅者。可是后人不愿把郭沫若当成官场上人来看，而是更愿把他定位为文人，这是对他才学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他混迹官场的一种否定。由此出发就会出现前述种种有争议的评价。历史有时就是这么滑稽，你想得到的往往不是你需要的，你想否定的，如对自身著作的否定，却恰恰是人们评价你的基点。而虽有文人本质，却一直是官场人物的周扬，由于最后的变化倒被人们肯定为真正文人了，尽管他在位期间所造成的伤害是那样大，是郭沫若所远远不能比拟的，可是当他放下“屠刀”，还真的被一些人认为是立地成佛了。如此比较，我们的评价标准究竟有多少科学可言，也就很清楚了。
不过，我还是以为郭沫若的《李白和杜甫》在写作上时代的痕迹太浓，如果能像他在日本逃亡期间那样静心写作主，估计此书的学术水准会更高。写到这里，我想回到原来的问题，郭沫若是否当代的李白，应该说，是，又不是。李白一生想进入官场，为此而做了不懈的努力。而郭则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但两人的精神是相通的，才气也是相承的。我想，从李白入手来了解郭沫若，从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中来钩沉郭的心迹，应该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