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职务与职级并行的历史经验
2015年1月，中央印发《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在县以下机关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的制度。这项制度的实质，是通过强化职级的作用而未必仅以提拔职务的方式激励基层干部，用以解决基层干部待遇低、晋升难的问题，保证基层干部队伍的稳定。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类似的做法古已有之。
两难抉择
西汉元康元年（前65），汉宣帝亲自主持实施了一次大规模人事调整，要求择选朝中通达政事的博士、谏大夫外派出任郡国守相。在这次人事调整中，谏大夫萧望之被选派担任平原太守（今山东德州一带）。但萧望之却不愿离京，不久上疏汉宣帝说：“陛下哀悯百姓，担忧地方治理，所以悉派谏官以补郡吏，这份心情足以理解。但朝无诤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这是忧其末而忘其本啊！希望陛下更加重视内臣选拔，只要朝廷纳谏忧政，恪守治道，外郡不治，岂足忧哉？”
汉宣帝与萧望之的争论，实质是对人才资源如何在中央（上级）与基层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的分歧。一方面，在单一制中央集权制下，中央政府负责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需要将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到中央来，包括从基层遴选人才，以强化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与向心力。另一方面，基层作为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和政策实施的落脚点，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同样需要大量人才的聚集。但由于权力自下而上集中，各项政策指令、资源调配以及下级官员的进退留转、待遇保障都来自上级，特别是在科层制下，越往基层，官员数量越多，级别越低，权力越小，上升通道也越窄，这就不可避免会对基层官员的向上流动愿望和抱负造成冲击，从而，就产生了国家治理中如何保持基层官员稳定的两难。
值得一提的是，两汉之时，官与吏并无截然区分，不少重臣名相都是从佐吏做起，特别是县令多取郡吏之尤异者。只是后来官吏分离，胥吏地位下沉，受到严格限制，没有升迁希望，同时不像官员有回避、调任等约束，于是专于弄权，成为官场蠹害。这也告诉我们，重视基层“小吏”的“职业发展”，使他们保持良好的心态、状态，对于吏治整饬，绝非小事。
解决办法
那么，古人又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呢？尽管中国古代向来有守令擢入台省、郎官出宰百里的传统，中央政府经常将富有地方治理经验的优秀人才选拔到中央，及至出任公卿将相，同时有意识地选派中央官员到地方任职，一可以丰富其经历，二可以为地方输送人才，正如唐玄宗即位之初颁布诏令所强调，“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永为恒式”。
然而，在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下，不可能所有优秀基层官员都能得到提拔，京官外派也不可能成为地方官员选配的主要渠道，否则，客观上将挤压地方官员为数不多的上升空间，挫伤其积极性。换言之，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鼓励基层官员安心岗位、勤勉工作。
对此，汉宣帝同样给出了很好的回答：“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就是说，包括太守在内的地方官员如果任职飘忽不定，下属及百姓知其在任不久，对其政策能否持久将失去信心，甚至阳奉阴违，只有知其任职将久，才不敢虚以应对。因此，对考核优异、吏民称颂的太守，汉宣帝常以玺书勉励、增进秩俸、赐予赏金及至封侯授爵等进行褒奖，而未必简单以提拔作为奖励，可谓多管齐下、用心良苦。
汉代保持地方官员任职稳定的做法，一直为后代所继承。历史上大多数朝代都规定了太守、县令三年一任，非任满不得迁转。武则天时，史学家刘知几上疏，建议“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唐德宗时曾下令对优秀县令授予荣誉虚衔而命其仍居本职。明代对知县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对任职届满而业绩卓著的知府、县令往往仍命其留任而以增进品秩作为补偿。例如，明代知府品秩为四品，但况钟守苏州、陈本深守吉安，因深孚民望，一再留任，品秩增至三品;陈敏知茂州，累加秩至四川布政司右参政，“仍视州事，在州二十余年，秩既高，诸监司郡守反在其下”。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专门辟条“因部民乞留而留任且加擢者”，总结“古来重吏治者，多以久任为效”，对保持基层官员任职稳定作出了强调。
待遇保障
在众多对基层官员的激励措施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提高薪俸。正如吕思勉先生在《中国制度史》中所总结的，“历代制禄厚薄虽有不同，其足以养其身，赡其家，使其润泽及于九族乡党而犹有余裕，则一也”，并认为“官禄至近代而大薄，亦为官吏不能清廉之原因”。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谈到，“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显然，他们都意识到了官员俸禄与廉洁之间的客观联系。
尽管孔子曾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也曾说，“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这一思想也一直为后世士子所谨记恪守;然而，与此同时，孟子也承认，“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也就是说，入仕为官，目的在于弘道，但又不能不看到这也是谋生的一种手段，脱开物质利益一味高倡弘道，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事实上也是很难做到的。特别是对于基层官员来说，承担着大量繁重的日常事务，又和百姓直接打交道，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保障，弘道难免就会流于空谈，清正廉洁恐怕也是难上加难。
西汉神爵三年（前59），汉宣帝颁布诏令，强调“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无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光武帝下诏“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以下，增于旧秩”，着重点都是提高基层官员的俸禄。
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官员的俸禄，从号称万石的三公到百石以下的斗食佐吏，一共二十多级，但一些表现突出的郡县佐吏，俸禄经常能到百石、二百石。汉代吏治之盛，与此亦有很大原因。
西晋泰始三年（267），晋武帝诏曰，“今在位者，禄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议增吏俸”。唐代宗时，杨绾为相，欲推行廉政，却先增益百官俸禄。可见，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若不能给予官员充分的物质保障，使他们免除后顾之忧，实现廉洁可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