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厅乐队抢滩夜上海
最近火热的港剧《天与地》中，以几个乐队成员作为引子讲述故事，受到颇大关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乐队很普遍，朋友间都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组成一支乐队。但其实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乐队在民国初期的上海才出现，而且一度被认定为下等职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舞厅乐队在娱乐业中占据越来越重的地位，乐队的发展才开始收到关注。
概况：舞厅兴起乐队初现
中国最初的真正意义上的乐队是伴随着舞厅发展而来的产物。而舞厅在上海的真正出现就要追溯到20世纪10年代的下半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它们与美国的舞厅实际上是同时代的产物。上海舞厅的出现，与清末民初风气大开、妇女地位提升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有着密切关系。此时距开埠已六七十年，一小部分西化最先的国人早已不把交际舞视为“洪水猛兽”，相反开始鼓吹起这种“舶来”的生活方式。以传授交际舞技艺为目的的跳舞会、跳舞学校，以及报刊上宣传跳舞的文论、图片等一再出现。从1922年起在上海的众多小报上，有关交际舞的新闻已逐渐取代原先的妓院、戏院、书场和游乐场成为市民耳熟能详的东西„„这一切都为沪上舞厅的最初登台提供了支撑性的文化背景和环境。1927年以前，可以说是上海舞厅的发萌时期。1933年开始对外营业的百乐门舞厅，主体建筑3层，二楼和三楼被辟为舞厅，玻璃弹簧地板独步沪上，舞池宽大，二楼的大舞厅长40米，宽20.7米，面积为828平方米，能容纳数百名舞客同时起舞，非一般大饭店附设舞厅可比。百乐门是当年达官贵人跳舞的首选之地。著名影星卓别林来上海访问，仅停留一晚，却赶到百乐门娱乐了一回。仙乐斯舞厅建成于1936年，仿美国同名舞厅建筑，设计前卫，厅内没有一扇窗，全靠空调调节气温，号称是“上海500万人的避暑胜地”。丽都舞厅原为富商住宅，除大舞池外，附有饭店、花园和游泳池。大都会舞厅原在新新公司内，1935年西迁江宁路，舞厅分室内外两处，其花园舞厅环境优雅，独树一帜。这几家舞厅，因为有空调或室外舞场，即使在大热天，红男绿女，照样川流不息。这些舞厅的设施、规模和舞女档次，已非饭店附设舞厅所能相提并论。而接下来的几年，舞厅的发展如同雨后春笋，舞厅也因应需要，组建了各种大大小小的乐队，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乐队，由此诞生。
内部：舞女与乐队成员关系复杂
当时著名的舞厅丽都舞厅，舞女一般围坐在跳舞场周边，等待着舞客的邀请或攀谈。其余桌位，客人可以随意落座。每桌上都有编号，桌面玻璃下则放有菜单酒单等，桌面则置有鲜花、火柴、烟缸等。顾客进出时，由站立门外的侍者为其开门；进门之后，则由舞厅内侍者安排座位，善为招待。进门处有衣帽间，专供客人存放衣帽、提包之类。客人存放衣帽时，经手者交给客人一个有号码的牌子，此牌子与客人衣帽上之牌子一样。取物时，客人对号取物。舞毕，客人领取物品时，一般会给小费；衣帽间侍者没有固定工资，小费是其唯一收入。客人和舞女跳舞时，每跳一次舞给票一张，但有些顾客为博舞女欢心，往往出手大方，一次给一本的也不少见。一般舞女每月收入，大概在100元左右。舞女加上其他私底下的收入，收入不菲。红舞女的生活更是豪奢，来往有小汽车接送，到舞厅后并不坐台，有专门安排好的房间给她休息，有舞客邀请时才出场，作派可以与电影明星相媲美。而乐队的存在是为了
配合当时舞厅的环境和为跳舞配乐，乐队中的成员大部分为男性，而且招聘时甚为严格，基本上和选歌星无异。因为每个舞厅的乐队也成为了其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少年轻少妇进舞厅仅仅是为了欣赏某乐队成员的表演。因此美女与俊男的组合，也令舞厅内部擦出了不少火花。亚视出品的电视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在播出当时引起极大反响，讲述的就是关于舞厅与乐队成员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其中以歌女姚小蝶（邓萃雯饰演）和乐队成员沈家豪（江华饰演）的恋情最为印象深刻，剧中多以唯美形式表演，但当时现实中的舞女为了金钱和真正爱情，经常周旋于客人和乐队成员之间，随意践踏道德的底线。
深入：舞厅乐队多由小混混组成
进入舞厅，一个戴着白手套的男服务生推开了一扇豪华而厚重的门，《夜来香》的音乐随着进入大厅的脚步渐渐清晰。弧形转角楼梯上旁悬挂着一张又一张的明星月份牌。一位高领旗袍女子站在楼梯口，和着舞厅乐队的伴奏，轻轻吟唱：“香鬓云鬓，鸡尾酒，红舞鞋，爵士乐。空旷的舞台，仿佛还回荡着余音，这或许是夜上海舞厅带给人的感觉。
那时候的乐队与现在的有很大区别，首先是配置上。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舞厅以爵士轻音乐为主，让人有一种舒适、安逸的感觉。因此乐器的选择上有以钢琴和sexophone（萨克斯管）为主，现代人由于融合了更多西方文化，乐队较多偏向于摇滚型或庞克型，因此电子吉他成为了首选。其次就是人员上。那时候社会上层都是以军阀、知识分子为主，只有下等人才会进舞厅做伴奏、做乐队，十分不受重视。因此舞厅乐队当时被认定为不务正业、“如同街头混混”的职业。不过那个时候，舞厅的消费也很大众化。花一元钱，那个时候叫茶钱，就可以进舞厅喝茶听音乐了。自此，舞厅乐队在舞厅的地位越来越高。
鼎盛：成名乐队收入堪比“金领”
郑德仁是当时一舞厅爵士乐乐队的成员，他早年学习低音提琴。不料家庭突遭变故，才让他不得不委身舞厅乐队，赚份工资。当时上海大大小小的舞厅已经开始流行邀请乐队现场演奏舞曲。郑德仁想，自己应聘舞厅乐队应该绰绰有余，多份兼职可以多份工资。一开始郑德仁在一个叫Cosmos的夜总会演奏，一个月下来，竟能分到300多元。当时的月薪300元绝对算是现在的“金领”。由于低音提琴拉得好，郑德仁在圈子里的名气一下子大了起来。于是，郑德仁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他就是吉米·金。吉米·金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本名叫金怀祖。他找到了当时赫赫有名的“仙乐斯”舞厅的乐队领班罗宾学习夏威夷吉他。罗宾是个菲律宾人，他劝吉米·金辞职当个职业乐手，吉米·金还真就同意了。当时中国人很少搞乐队。百乐门的老板看上了吉米·金，问他能不能组一个好一点的中国乐队。吉米·金就找到了郑德仁。乐队用领班吉米·金的名字来命名。小混混出生的曹子萍一直跟着一个白俄罗斯老师学习钢琴，一个朋友和他说，吉米·金正在组乐队。曹子萍觉得这事挺有趣，就去试试，后来就被留在了乐队里，成了钢琴手。就这样，第一支华人舞厅乐队开始在百乐门登台亮相了。虽然有点搭草台班子的味道，“吉米·金”乐队还是制定了颇为严格的演出制度，比如演出要穿统一的西服，带领结，就算演到浑身是汗，也不能脱掉西服外套等等。百乐门出现了一支全部由中国人组成的舞厅乐队，捧场的人自然趋之若鹜。直到今天，曹子萍回忆起那个时候来听乐队演出的情景，还颇为自豪。那个时候百乐门舞厅没有停车场，来听音乐和跳舞的客人，只好让司机把车子停在远处的小马路。这些车子可以一直排到几条马路之外的胶州路上。后来为了方便客人，百乐门在顶上9米高的玻璃银光塔里装了许多灯泡，可以串成一个个数字。每辆等候的车子都发给一个号码。司机看到自己的车号在灯塔上亮起来时，就知道主人要离开了，马上开过来。据说这些盛况都拜“吉米·金”乐队所赐。百乐门效应
引起了很多同行的注意，纷纷效仿其经营模式，间接抄红了当时的舞厅乐队，许多火红乐队的收入达每月800多万，而最被冷落的，月收入也有近10万。
危机：“禁舞令”险令乐队消失
盛况直至1947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了“禁舞令”，理由是“整饬纪纲”，“戡乱建国”，杜绝所谓“妨碍节约，有伤风化”的奢糜、浪费行径。此法令迅速被执行，一时间，上海等发达城市的营业性舞厅先后停业。国民政府突然颁布此禁令，那冠冕堂皇的所谓“通告”自然是借口而已，其实对于上海滩当时十分兴旺发达的舞业，国民政府上下一直都是持排斥态度的。早在1934年“新生活运动”发起时，蒋介石便认为舞场的风气与“新生活运动”背道而驰，且有损社会风化与社会治安，因此明令禁止公务员出入舞厅。抗战爆发后，许多当权人物也纷纷主张禁舞，如原西北军将领张之江，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等，理由多种多样，当然其中不免搀杂了许多官员私人情感在内。到了1947年，内战已进入后期，国民党方面在战场上连战连败，士气低落，不仅军事上危机重重，财政经济方面也呈现出全面崩溃的征兆。例如南京的黄金储备仅余下三分之一。
“禁舞令”的发布，其本质是转嫁危机。可这一转嫁，可害苦了在上海从事舞厅的，上海舞业自1920年开始发展以来，一直保持极为红火兴旺的态势，到了40年代已经发展到3300多人，在当时，舞厅乐队对上海娱乐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国民政府的这一举措，严重打压了全国的舞厅业，令职业乐队的生存变得极为困难，加之内战全面爆发，职业乐队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严冬，直到改革开放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