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江堤防发展的历史考察
陈曦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一
荆江河段素以河道摆动大、险段多、防御难著称，历史上因堤防不严导致的巨大灾害不胜枚举，因此，其安流与否对两岸的重要粮、棉、油生产基地——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以下简称两湖平原）影响重大，荆江堤防的极端重要性亦不言而喻。
宋代以前，有关荆江堤防的记载很少，反映出当时的堤防建设尚处在起步阶段。宋代是荆江堤防发展的重要时期，该时期人口的增多、农田的垦辟、城镇的成长等，都促使了堤防的明显增长，堤防的修筑和治水能力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开发。
明代是荆江堤防大发展的时期，沿江堤防已基本建成，并创立了“堤甲法”，提高了筑堤技术，采取了沿堤砌石、增修月堤等措施加以防护，为日后以至今天荆江大堤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清代，荆江堤防得到进一步的修护与加固，月堤与护岸工程明显多于明代，堤防对荆江两岸地区的保障日益增强。明清时期，两湖平原人口增殖、农田扩展，经济迅速上升，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堤防的保护密不可分。
总体来看，宋代以降荆江堤防的发展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
1、南北兼修，尤以北岸为重。
宋代开始，政府连年组织较大规模的堤防修筑，如北宋中叶，监利一县即“岁调夫工数十万”，“濒江汉筑堤数百里”（刘攽《彭城集》卷38）。据明万历《湖广总志》记载，至迟在明中叶，荆江两岸修筑了堤防逾十万丈，其中北岸四万九千余丈，南岸五万四千余丈。但在培修的质量上，南岸不如北岸，清光绪《续修江陵县志》称，南岸堤防甚为“单薄，不及北岸之半”。
2、北塞南通，南岸支堤防洪能力较差。
自古以来，荆江两岸皆有分流水口（亦称穴口）以分消洪水。但进入宋代，垦殖活动日渐增加，堤防不断增筑，使得两岸穴口逐渐湮塞。明中叶以后，北岸穴口由于堤防连成一线而尽湮，南岸则至清朝后期出现了虎渡（亦称太平口）、调弦、藕池、松滋四口分流的局面。四口分流形成了虎渡、华容（调弦）、藕池、松滋四河。
历史时期，四口时分时塞，复杂多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沿河堤防与垸堤的维护。如虎渡河，清初时由于口门发生变化，导致“狂澜奔溜，刷岸摧堤，堤势极险恶”；而且，支堤多“单薄卑矮，必须增设培厚乃得无恙”（同治《公安县志》卷3）。可见，支堤的防洪能力较差。
3、崩岸严重，险工险段逐渐增加。
从宋至清，荆江河段进行了经年不断、大规模的堤防修筑，一些险工险段亦同时载入史籍。宋朝时有关险堤的记载很少，目前仅见沙市长堤与黄潭堤，二堤皆位于今沙市河弯。《宋史》卷97云：沙市“地本沙渚，当蜀江下流，每遇涨潦奔冲，沙水相荡，摧圮动辄数十丈，见存民屋，岌岌危惧。”万历《湖广总志》卷33进而称：“迄元以来，沙市高陵半崩入江，章穴口复湮。”
明代，险工险段数量明显增加，见于万历《湖广总志》的就有枝江县百里洲、
古城脑等，松滋县朝英口、七里庙等，江陵县虎渡、黄潭等，公安县窑头铺、艾家堰等，石首县藕池、杨林等，监利县新冲堤、瓦子湾等三十多处。清代，险工险段数量更是激增，如枝江县，百里洲在明嘉靖年间一分为二后，上、下百里洲的防洪形势越发险峻，上百里洲九总、下百里洲十一总皆临险境；江陵县受到沮漳河与荆江的双重压力，自万城以下至洪水渊，多次溃口决堤；与江陵县隔岸相对的公安县，沿江险工林立，甚至某些修于宋代的堤段已溃入江中；监利县与石首县则因下荆江河曲发育，几乎无处不险，如瓦子湾堤、上车湾堤、石碑渊堤等等。
明清时期，与险工险段增加相伴随的，是崩岸与决口的经常发生。上荆江沿岸至今仍有一些地名以“渊”命名，即是因为历史上该处曾经溃堤而形成过决口湖；不仅如此，上荆江的几处河弯如沙市河弯、斗湖堤河弯、郝穴河弯等，皆为崩岸的易发河段。下荆江，由于河曲发育，河道摆动频繁，造成沿岸堤防屡筑屡溃。以监利县为例，该县修筑了相当数量的月堤，这些月堤取代了原有堤防，并占据了堤防总数中的一大半，这在荆江两岸诸县中是仅有的。此种情形表明，监利县沿江的某些旧堤段已随河曲发展而崩决不存。
上述特点的形成，与下列原因密切相关。一是自然因素。已有成果显示，荆江河道的变迁是地质、地貌、水文、泥沙特性、河流动力及人类活动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参见杨怀仁等：《长江中游荆江变迁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二是人类活动。唐宋以降，上游地区与本区的人类活动与日俱增，上游地区的垦殖活动加速了河道中洲滩的形成与演变，促进了河势变化，使得筑堤难度越来越大。同时，本区大规模的筑堤活动，不仅保障了两岸平原湖区的生存与发展，也改变了河道的边界条件，引起河势变化，反过来又增加了堤防培修的难度，尤以下荆江为最。三是历史原因。荆江堤防素以北岸为重，这既与江陵——这个长久以来作为本区政治、经济与军事中心的重镇——位于北岸分不开，同时也是南岸支堤未能受到足够重视、以至防洪能力较差的一个直接原因。
二
作为本区以至整个长江流域生存与发展的首要选择和最重要屏障，堤防在历史上的功效有目共睹。今天以至未来，荆江河道的演变仍将继续，堤防建设作为本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仍是重中之重。
然而，近年来荆江及其支流存在的一些问题应该引起重视。如崩岸问题，据报道，长江干堤崩岸时有发生，主要集中在枝江市百里洲，江陵县文村夹、马家寨，石首市北门、合作垸、调关，华容县天字一号等河段，这些河段均位于河弯，皆有河势变化大、河床受水流冲刷大的特点，历史上即为难以防御的崩岸频发处，其中，文村夹与马家寨河段自明清以来就颇受洲滩发展的影响。明中叶开始，文村堤即有决堤记载；清代，该河段的突起洲（又称文村洲）形成后，将河道分为左、右两汊，进一步引起主流线摆动，促进了河势变化。马家寨河段亦是如此，清乾隆年间以前，该河段尚较宽平，淤沙不多，后因南岸的石洲渐长，逼流北趋，北岸不断受到剧烈冲刷，致使河势变化，河道状况亦由平顺转为“险隘”（乾隆《江陵县志》卷8）。
建国以来，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治理荆江河段，成效显著，但至今仍不时发生的崩岸却提醒我们，在自然规律面前，我们首先应该在思想上保持高度的警觉，切不可因为三峡工程的启用而放松警惕，或待崩岸来临后才采取
措施，尤其需要重视险工险段的预防性治理措施。
又如荆南四河的整治问题。今人研究表明，历史上北岸穴口湮塞而南岸穴口分流局面的形成，其中既有自然因素变迁的影响，同时也是本区社会生产发展的结果。四口分流形成的荆南四河，极大缓解了荆江河段的水患压力，但也因此挟带了大量泥沙，导致南岸地区、洞庭湖流域的巨大变迁，不断影响着江湖关系的发展。据笔者近几年的实地考察，如今的荆南三河（华容河已于1958年调弦口置闸后逐渐湮塞）除了松滋口分流量稍大外，太平与藕池二口的分流量已大为减少，河道淤塞严重（甚至某些河段还种植了大量芦苇），受此影响，汛期之外的虎渡、藕池河下游河道常常依赖洞庭湖水回流才不致干涸，荆南地区目前实忧旱重于忧洪。另一方面，汛期时，荆南支流仍担负着分流长江洪水的任务，但历史上形成的荆南支堤防洪标准偏低的状况尚未得到完全解决，这成为了荆江防洪的一个隐患。
作为江湖联系的纽带，荆南诸河实与荆江、洞庭湖为一个整体，历史上荆南四河对于两湖平原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将南岸支河问题纳入荆江、洞庭湖流域治理的范畴，统筹兼顾。加固支河堤防，疏通河道，治理淤积，使四口稳定分流，如此不仅可保证汛期荆江大堤的安全、杜绝荆江防洪隐患，亦可保障南岸地区的安全，为沿途地区带来灌溉之利，并使江湖关系的调整进入良性互动的轨道。
总之，荆江两岸堤防的发展，是千年以来在荆江河道演变加剧、洪水过程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取得的，来之不易。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详细考察荆江河段的历史变迁，研究该河段的演变特点，总结演变规律，制定整体的预防性整治规划，南北兼顾，切实加强与完善防范手段等方面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