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地理生态背景之
考察
刘毓庆
内容提要 《诗经》产生在与现存迥然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之中：黄河的支流与支津构成了一张巨大的水网，上百的湖泊星罗棋布于其间；充沛的雨水，造就了许许多多的隰地；川流水泊之间，形成了不少人类居住的洲岛与土丘；山林之中，泽薮之畔，生长着梅竹之类亚热带植物，并活动着犀牛之类热带动物，野猪时出，鹿群觅食，水鸟云集。这种生态环境直接影响着先民的生活方式与性格、心理、情感，形成了《诗经》温柔敦厚的风格。
关键词 《诗经》 生态环境 温柔孰厚
只要我们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诗经》是在与现存迥然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之中产生的。其所咏及的河流水道、湖泊丘隰及许多动植物，今皆不复旧貌，因而为我们理解（诗经》带来了诸多困难。本文旨在通过对《诗经》地理生态背景的考察，展示周代先民活动的历史舞台，从而对先民的生活、习俗、性格、心理、情感以及《诗经》风格的形成，有一个新的认识。
一、《诗经》时代的河流
《诗经》主要产生在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海拔约600米至50米之间的广大地区。如果找来一张彩色的中国地形图，就可以发现，《诗经》产生的主要地区正是地图上用绿色和浅绿色所标识的区域，而绿色正是与水紧密联系着的。在古代这一区域，更是河流湖泊遍布，以黄河为主干，构成了网络与星棋交织的地貌结构，成为华夏先民活动的最主要的舞台。
《诗经》中所言及的水流，大约有20余条，关中地区有泾、渭、洽、漆沮、丰等；山西境内有汾、杨之水；河南、山东境内有洛、溱、洧、淇、寒泉、泉源、肥泉、济、汶、淮等。另外还涉及到了江、汉。同时每言及水，总是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水流量之充沛、水之清澈、水生植物及动物之丰富繁多，展示出当时一种良好的生态境况。不过对于溱洧淇汾等河流情况的描写，其所反映的只是局部的生态环境，而真正对上古北方生态环境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无疑是黄河。黄河在《诗经》中出现过27次，是《诗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一条水流。
关于黄河，《说文·水部》云：“河，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原注海。”《尔雅·释水》云：“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春秋说题辞》
云：“河之为言荷也，荷精分布，怀阴引度也。”《风俗通义·山泽》云：“河者，播也，播为九流，出龙图也。”“发原注海”、‘“并千七百一川”、“荷精分布”、“播为九流”，写出了古代黄河的一派浩茫气概。今日的黄河水流量锐减，它的支流、支津大多已干涸或变为田地，不复昔日景观。而在上古时代，黄河浩浩荡荡，横行于北方大地，《庄子·秋水》篇所描绘的“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清崖之间，不辩牛马”，正是当日所目睹的情景。这是一个大水系，它一面接纳百川，一面支津纷出，大大地影响着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生态格局。 最早记载黄河水道的是成书于先秦时代的奇书《山海经》。如依此书所记，黄河的气势要远大于长江，它是中国古代的第一大河流。书中记长江的支流只有12条，而黄河的支流则多达49条，大多支流分布在中下游地区。其实远不至此数。如《北次三经》所记载水道，黄河是由今河南武陟向东北经浚县、内黄、曲周、平乡、巨鹿、宁晋、深县、安平、蠡县、高阳、安新、霸县，至天津入海的。在这约600余公里的流程中，汇入的支流就有19条。而据谭其骧先生的研究，《北次三经）中实际最终注入黄河的水道（包括与其它水合流后注入的水道）达34条之多[1]（P82）。由此而言，古代黄河中下游支流之多，实不可胜计。《山海经》中共记水道约280余条，大多分布在黄河
流域。《水经·河水注》中记载的河水支流，从黄河壶口以下算起，约近80条。而每条支流，又不知汇入了多少条小的水流！仅一条不大的淇水，在注入黄河之前，就汇合了十几条水流。这些水道恐怕大多在上古时代就存在了。 再就黄河支津观之，《禹贡》有如下描写：“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大坯，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大陆’旧以为指大陆泽，今研究者多认为是指一片广阔的平陆，即河北巨鹿一带的平原。其实说泽也未尝不可，因为这里本是一片水泽，水消退后而成为一片平阔的原野。所谓“北播为九河”，是指在这块平原上，黄河歧流纷出，像一把展开的折扇，分布在河北、山东平原。略言之，黄河出龙门后，直向南到华山之北，然后东折，过三门峡（砥柱）、孟津，至武陟（大坯）而北折，沿太行山东麓与漳水（降水）合流，至巨鹿、隆尧一带开始满溢散开，“播为九河”[2]（P330-402）。关于九河，历代研究者很多，他们或据文献或据目验，来确定九河所指。也有学者认为九是泛言其多，未必是实指。但不管怎么说，在上古时代黄河有许多支津入海，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岑仲勉先生曾力辩上古言河未必为黄河之专称，如，河水清且涟漪”之河即非指黄河，因为黄河不可能清。古人称洹水为河，也是一例。认为河是水道的通称[3]
（P219.82）。谭其骧先生认为：河为河道之通称，只能适合于唐宋以下，唐宋以上“河”是黄河的专称。《汉书·地理志》除河水外，河北平原水道称河的计有12条，《水经》中除河水外称河的水有7条。这十多条称河的水道中，有5条是西汉黄河决流所形成的，“其余诸河，估计都应该曾经是春秋战国时代黄河干流或其岔流的故道[1]（P82）。其实春秋前称河的水道何尝不是与黄河发生过关系的水流？“九河”未必是春秋之后才出现的。尽管不少学者认为《禹贡》成书于战国，但此书即托名于禹时代的产物，自然所记的河道不可能是战国时代才出现的。简言之，在上古时代，黄河流域与黄河发生过关系的河流很多，特别是中下游的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定有不少同时也可以称河的水道存在。
除黄河水系外，在北方与黄河相邻的还有淮河水系的水群，分布在中原一带。在历史上曾发生过黄河夺淮入海的事情。这些河流在上古时代是否与黄河发生过关系虽不好确定，但这种可能是存在的。这样黄河中下游一带，像布下了巨大的水网，中国文化便在这里发生。正如钱穆先生所云：“中国文化发生，精密言之，并不赖于黄河本身，他所依凭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却是中国文化之摇篮。[4]（P2）
二、《诗经》时代的湖泊与隰地
《诗经》中每言及“于沼于沚”、“从子于沃”、“东门之池”、“彼泽之陂”、“集于泽中”、“东有甫草”、“王要灵沼”等，所谓沼、泽、薮、池等，自然是与湖泊相联系的。这也反映出了先民生存的地理生态背景的一个特点。据谭其骧先生研究，春秋中叶公元前602年“河徙”，是黄河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改道。在此之前，黄河基本上是安稳的、平静的。正因为它的安稳、平静，黄河流域才能成为古代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而其之所以能安稳平静，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下游的湖泊和下游从黄河分支出的支津很多，足以停蓄或分泄一部分洪流与泥沙”，后来“黄河流域缺少湖泊是容易发生水灾的原因之一”[5]。在上古时代，黄河中下游流域几乎布满了湖泊。
《尔雅·释地》记有十大泽薮：“鲁有大野，晋有大陆，秦有杨陓，宋有孟诸，楚有云梦，吴越之间有具区，齐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郑有圃田，周有焦护。”这十大泽毅，除云梦、具区在长江流域外，其余八薮都在黄河流域。《禹贡》和《周礼·职方氏》记载是11个湖泊，《吕氏春秋·有始）、《淮南子·地形训》等，记有9个湖泊。各书所记湖泊名称、分布地区虽都略有不同，但大多分布
在黄河流域则是一致的。这些湖泊，动辙数百里，如昭余祁，《汉书·地理志》邬县下云：“九泽在北，是为昭余祁，并州薮。”王先谦补注云：“陂泽连接，其薮有九，谓之九泽，总名之曰昭余祁。[6]（P680）看来到了汉代，因泥沙淤积，此湖已分割成许多小湖泊了。其原先之大，可想而知。据田世英先生研究，昭余祁位于晋中盆地，约相当今介休以北，平遥、祁县西境，文水、汾阳东境，方圆有数百里[7]。最大的湖泊恐怕要数大陆泽的前身太行山东麓的大泽了。《山海经·北次三经》记有发鸠之山“精卫填海”的故事，说发鸠山有鸟名精卫，它是炎帝少女所化。炎帝之女女娃游东海，溺而不返，故化为此鸟，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填东海。论者多以为东海指祖国东部的大海，这是个不小的误会。发鸠山在今太行山西的山西长子县，距东海有千里之遥，其何以要飞行千里去填海呢？其实这里所谓的“东海”，可能就是太行山东麓的汪洋大泽。《说文·水部》云：“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上古太行山东麓河北平原是一片汪洋，山中的条条水流皆汇于此。即使黄河之水也流入了这片茫芒水泽之中，其有海之名也是自然的。《山经》中共记湖泊约40个左右，而以反映太行山东河北地理为主的《北次三经》就占了7个。这7个湖泊可能就是水退之后留下的遗迹，诸湖泊之中有泰陆（大陆）、大泽、海泽等名称。“海泽”据谭其骧先生研究，
在今河北平原中部的周县境内[1]（P43），这里正是当时大泽的中心所在。既然是“泽”，为什么又冠以“海”名呢？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名字中蕴含着由大海湖演变为沼泽的信息。《春秋感神符》说“后妃恣则泽为海”，说明泽大则为海，在古人的观念中二者是有联系的。精卫所在的发鸠山在太行山西侧，山中漳水流出，即流入太行山东麓的黄河。《北次三经》与“精卫”相邻，就记载了“海泽”。由此推测，经中的西山当指的是太行山，因为在“海泽”之西，故名“西山”，“海泽”在其东，故得名“东海”。所谓“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东海”，当是说衔太行山的木石堙这汪洋之水。虽是神话，但侧面反映了河北平原的地理形势与先民对这个大湖泊的认识。 除《尔雅》、《周礼》、《禹贡》等提到的大湖泊之外，黄河流域还分布有许多较小的湖泊。如《左传》中提到的蒙泽、荧泽、澶渊、阿泽、修泽、萑苻、洧渊、棘泽、狼渊、豚泽、沛泽、鸡泽、空泽等，约30多个。在黄淮海平原范围内，先秦文献记载的大小湖泊有40个左右，《水经注》则记载有190个之多[8]（P178-181）。这190个湖泊中的天然湖泊，可能大部分在先秦时代就已形成，只是没有专书记载而已。
与湖泊相近似的是隰。在《诗经》中每将山隰连称，如《邶风》云“山有榛，隰有苓”；《郑风》云“山有扶
苏，隰有荷华”；《唐风》云“山有枢，隰有榆”；《秦风》云“山有苞棣，隰有六驳”等，也有单称隰者。这也反映了上古河域的一个生态地理特点。
隰与湖泊不同，湖泊是与河流相通的，而隰则主要是由雨水形成的。《尔雅·释地》说：“陂者曰阪，下者曰隰。”邢昺疏引李巡注云：“下湿谓土地窊下，常沮洳，名为隰也。”根据《尔雅》与李巡注，隰指地势低下、土壤阴湿的地方。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原野上的低湿之地，即《诗经》中所谓的“于彼原隰”、“原隰既平”、“度其原隰”的“隰”。一种是与山相连的“隰”。这些“隰”位于山脚下不远的平地，由于山洪由高而下，激流冲击山下平坦之地，进入平野之后，水流减慢，冲击力消失。这样在山下便形成了低洼的地势，一下雨便有雨水积储。《卫风·氓》说：“淇则有岸，隰则有泮。”表明隰一般面积还比较大，所以诗人才以为喻。因为隰常有积水，所以可以种植莲藕。《郑风》说“隰有荷华”，即可以证明。《邶风》说“隰有苓”，前人关于“苓”有卷耳、地黄、甘草、黄药等说，其实这“苓”也就是“莲”。《七发》“蔓草芳苓”，李善注：“诗传曰苓，古莲字也。”《字汇》：“苓读连，古莲字。”隰的周围则长有丰茂的草木，如榆、桑、苌楚、芦苇等喜水植物，形成了一个较好的生态环境。在山与隰之间冲积而成的扇形地带，则是先民们所选择的
较理想的宅地。《诗经》中“山有XX，隰有XX”的咏唱，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感发的。
三、《诗经》时代的州与丘
《诗经》中每言及水中的洲、渚、沚、坻，同时也常提到丘，如曰“丘中有麻”、“至于顿丘”、“旄丘之葛”、“宛丘之上”、“陟彼阿丘”。对于《诗经》中的丘，今人大多认为是山丘或丘陵，因而每等闲视之。其实它与水及洲岛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山海经·海内经》云：“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九丘”，每丘上住一个氏族，所谓陶唐、叔得，都是氏族之名，这些氏族不少是见于其他古籍的。丘之下有水环绕，这实际上就是九个洲了。《左传·昭公十二年》说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贾逵注云：“《九丘），九州亡国之戒。”马融也说：“《九丘》，九州之数。”《释名·释丘》云：“泽中有丘曰都丘，言虫鸟往所聚也。”《山海经·大荒西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水经·汾水注》云：“汾水西经癸丘北，故汉
氏之方泽也。贾逵云：汉法，三年祭地，汾阴方泽，泽中有方丘，故谓之方泽丘，即癸丘也。”或有水环绕，或在泽之中，而却名之曰丘，这里的丘与洲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了！《说文·丘部》云：“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此解字形显系有误，卜辞中之丘字即象丘阜之形。但许氏强调丘为人居之所，则特别值得注意。而其解“州”字也是突出了个“居”字。《说文·川部》：“州，水中可居者曰州，水周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地，故曰九州。《诗》曰‘在河之州’。”毛诗作“在河之洲”，“洲”与‘州”在古代是相同的。《字汇·水部》云：“洲，本作州，后人加水以别州县之字也。”《尔雅·释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广雅·释水》：“州，居也。”《释名·释水》：“洲，聚也，人及鸟所聚息之处也。”所谓“居”就是居住，即《易传》所谓“穴居而野处”之“居”。更值得注意的是《释名》将“洲”声训为“聚”，而伪孔安国《尚书序）亦云：“丘，聚也。”说明古代“丘”与“州”在读音与意义上都是有关系的。大禹治水，将天下划为九州，实际上是以水为界，划为九个区域。《淮南子·地形训》说：“宵明、烛光处河洲，所照方千里。”《尚书·说命下》云：“既乃遁于荒野，入宅于河。”伪孔传云：“遁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艰苦，
故使居民间。”孔颖达疏云：“河是水名，水不可居，而云‘入宅于河’，知在河之洲也。《释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初宅遁田野，后入河洲，言其徙居无常也。”显然河洲也是先民栖居之地。
丘与州从形式到意义上的联系，显然都是缘于一个“水”字。州是有水环绕之地，而丘则是由水而形成的。丘一般形成于河道拐弯或二水交汇之处的三角洲地方，由于水的冲积形成土包，水道移向低处，而土包则因风吹，土沙堆积越来越厚，形成高丘。因为川流纵横，湖泊广布，人皆依择高地而居，因而古书中出现了许多以丘、州为名的地名。据顾颉刚先生统计，《春秋》与《左传》中以丘名者有48处之多，而以宋（11）、齐（10）、鲁（7）、卫（b）、晋（4）为最多，渭水流域的秦与江湖间的吴越一个也没有。而宋、齐、鲁、卫、晋正当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湖泊河流分布最稠密的地区[9]。这些地名可能是大水退后的遗存。从清儒杨守敬的《春秋列国图》中就可以看出，名丘之地多在水边，如营丘在淄水东，贝丘在渑水东，葵丘、渠丘在时水东，牡丘在黄河北，重丘在大野泽西南，中丘在沂水东等。水来为州，水退为丘。《春秋·桓公五年》有：“州公如曹。”州为国名，姜姓，据《括地志》说，在密州安丘县东三十里，即今山东安丘县东北。此地距海近百里之遥，且当汶水、潍水交汇之处，上古时很可
能是水中之高地可居者。而且周时名“州”，汉时得名“安丘”，大有水退为丘之意在内。出土的西周《周公簋》有铭云：“舍邢侯服，锡臣三品：州人、东人、郭人。”其地不详。《左传·昭公三年》：“赐汝州田。”注：“州县，今属河内郡。”春秋前其地正处于黄河北折处，夹于沁水、黄河之间。《诗经·小雅·钟鼓》云：“淮有三洲”，“三”言其多，说明在淮河上也有不少水洲。历史上黄河曾一度夺淮入海，显然在黄河与淮河形成的三角地带，是受着黄河的影响的。在《汉书·地理志》中，涿郡有州乡，王先谦补注云：“《一统志》：故城今河间县东北四十里。”地名河间，显然是由黄河支津歧出、地在两河之间而得名，而其又名‘洲”，其意义就更明确了。据《周礼·大司徒》记载，周时户制“五党为州”，“五州为乡”，用“州”划分行政区域，显然也是由自然地理的区域分割而定的。一州犹今之一村，《论语·卫灵公》说：“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这里的州里，犹今之所谓乡里。《周礼·小司徒》又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总之，无论是丘、州之类的地名，还是以州、丘为单位的区域划分，都反映了上古时代水居洲处的人类生存环境。
四、《诗经》时代的生态环境
无论河、泽，还是丘、隰，都是因水而形成的。现在我们根据《春秋》与《左传》的记载，通过研究先秦河流、湖泊、丘洲在黄土高原及华北平原所经当时各国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河流、湖泊、丘洲的分布，集中在了黄河下游的晋、卫、郑、齐诸国。晋本当黄河中游，但它的地盘较大，今河南的北部、河北的西部相当大的一部分都属于它。西部的秦国，只有泾渭二水，湖泊、丘洲的记载则是空白。据《周礼》、《尔雅》等书记载，秦地也有湖泊，像弦蒲、阳华等，曾与大陆诸大泽并提，但与中原地区的湖泊相比就要小得多了。《诗经》中提到的关中境内的水道与水泽似乎还较它国为多，当是因周王室建都关中，对此生态地理较多关注的缘故。
《管子·揆度》说：“共工之王，水处者什之七，陆处者什之三。”《淮南子·地形训》说：大禹时“凡鸿水之渊薮，自三仞以上者，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里”。这些数字可能是根据当时情势对上古地形做出的推测，但也由此可以想见《诗经》时代的地貌状态了。由于川流湖泊众多，加之《诗经》时代北方气候温暖湿润①，因而影响到了当时的生态环境。据史念海先生说：“当时黄河流域主要是森林地区。这个地区大致从渭河上游及更西的地区开始，一直到下游各地。黄河中游西北部则是草原地区。
森林中兼有若干草原植被，而草原地区也兼有森林茂盛的山地。 [l0]（P352）像梅、竹之类亚热带植物，在北方也较常见，故《秦风》言“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卫风》言“瞻彼淇奥，绿竹猗猗”。《小雅·吉日》还说：“发此小豝，殪此大兕。”说明当时北方还产有现在只有热带地区才有的大犀牛。在湖畔水边以及泽薮之地，生长着大片草木，水中有荇菜、苹、藻等水草，湖畔大量水鸟云集，芦苇荡里大批野猪之类野兽出入，林中及原野时常可见到鹿群觅食、奔走。如《召南·驺虞）说：在芦苇荡里可以“一发五豝”；《大雅·桑柔》说：“瞻彼中林，甡甡其鹿。”属于黄土高原的陕西境内，今日已多为干旱区，而（诗经》的《秦风》与《雅》、《颂》中，却多次歌咏到这里的泽地、水产与芦苇，如云“兼葭苍苍，白露为霜”、“鸿雁于飞，集于中泽”、“潜有多鱼，有鳣有鲔，鰷鲿鰋鲤”、“振鹭于飞，于彼西雍”，俨然一幅水乡泽国情景。《魏风》、《唐风》中说，山西晋南的汾河岸边是大片沮洳之地，这里有大片的桑田，山上长有刺榆、山樗、漆树等木，山下的水洼的周围则有榆树和楸树等。在中原地区，《曹风》写到了地下水冒出地面的情景，《郑风》中写到了在大泽中围猎的情景，《卫风》写到了淇水湾丛生的绿竹与水岸栖息的大雁、飞鸣的野鸡、水中的大鱼，还有成千的马群。《齐风》中写到了雄兽、大兽、狼，还
有闲游的狐狸，以及大片的狗尾草；《鲁颂》中写到了众多的马群。这些诗篇正是对当日生态环境的描写。 现在许多河流已经干涸，大量湖泊已淤为平地，不少水洲与丘阜也因水枯或挖掘变为平地，如宛丘在春秋时还是陈国的一个热闹繁华之地，到《水经注》的时代，却已“不知所在矣”[11]（P733），昔日的景观不复存在。但我们根据《诗经》给予的信息，可以想见这种生态环境对当日先民生活的影响。生命离不开水，故人要傍水流而居。丘阜水洲，是人类避水患的生存栖身之所。川流是湖泊的水源，湖泊是河流水量与气候、气温的调节系统，洪水到来时它们可以泄洪储水，平时则可以积水养河流；夏天吸收热量使气温降低，冬天则散发热量使气温升高，同时蒸发水分，使空气保持湿润，对维持生态平衡起着积极的作用。湖泊还是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的渊薮，故《尚书》、《左传》、《周礼》诸书中都记到了专门管理湖泊泽薮的官员。正如顾颉刚先生说：“中国古代对于薮泽是最注意的，所以然之故就因为这是生产的大本营，在农业不甚发达的时候，只有依赖天然的力量。泽是众流所归的大湖泊，薮是卑垫之地。湖泊中产有尊鱼之类固不必说，薮则当每年水长的时候，也盛满了水，和泽没有分别；等到水退，留下了沉淀物作肥料，就很能生长草木，连带着繁殖禽兽，天然的生产品比了泽中还要多。”[12]这种条件对农业、渔
猎，都是非常有利的。一般认为周朝是个农业社会，而忽略了当时人们的渔猎生活。王廷洽先生则认为，渔猎是当时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无论食用还是祭祀，或是对皮革羽毛的利用，都体现出了渔猎的意义[13]。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古代婚礼纳采用雁，吉礼以鹿皮为贽，之所以用雁用鹿，也就反映了当日狩猎生活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的位置。 周代的地理生态环境，规定了农、渔、猎并举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要求人类更注目于自然的春秋更替与生物的休养生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节律，顺天之所赐以充庖厨的生活情趣，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四季循环，使人们将自己的生活、劳动、欢乐、悲伤、优愁，融入了大自然的运行之中。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他们感受到的是大自然的祥和与亲切。因而在《诗经》中山水草木鸟兽都成了有情之物，它们与人类共悲欢。“呦呦鹿鸣”，是要与同伴共享丰美的苹草；“鸟鸣嘤嘤”，是要求得朋友的呼应；大量的以草木起兴的诗篇，所展示的也多是抒情主人公的情绪状态。于希贤先生认为，《诗经》“温柔敦厚”诗风的形成，与西周地理环境有关。他说：“中国的文化的风格始终保持着一种温暖、祥和的传统，与西周地理环境的培育有很大关系。‘温柔敦厚’的诗教，一直是国人崇奉的典范。[14]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尽管《诗经》中也提到大旱、地震，专家们也曾指出西周初年有过短暂
的寒冷期，但这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黄河流域能成为中国文明的发祥地，这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同时这些川流、湖泊、水洲的分布，也大大地影响着人类早期聚落的分布。当时人烟稀少，原野因时有水患而空旷无人居住。据《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卫国被狄人攻破后，卫地的遗民只有730人，加上共、滕两邑的民众也只有5000人，等于现在的一个大村。卫国如此，其他国家的情景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中原地方人择高丘傍水而居，聚落或国都之间，都有大片的荒田或水道湖泊相隔。即使到了人口有了较大增长的春秋晚期，地处中原的郑、宋二国之间，仍有两不相属的大片土地[15]（P1673）。我们发现（诗经》十五《国风》，除“二南”外，其在中原地区的分布：陕西、山西、山东各得其二，河南得其七，而河北境内竟然是空白！如果再结合考古发掘考察一下，便发现河北平原在今京广线至徒骇河之间的数百里中，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商周时代的遗址只在靠近京广线的地方发现数处，中间仍有几百里的空白[1]（P82）。显然河水自由漫溢，使这里变成了汪洋水泽，生态环境不利于人类居住。
以上所考察的是《诗经》中大部分诗作产生的一个广阔的地理生态背景，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诗经》中有那么多水生植物和动物，有那么多言及水的诗篇了。 参考文献：
[1]谭其骧.长水集（下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Ml.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
[3]岑仲勉，黄河变迁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5]谭其骧，黄河与运河的变迁[J].地理知识，1955，（8）。
[6]王先谦.汉书补注（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田世英.黄河流域古湖钩沉[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2）。
[8]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9]顾颉刚.说丘[J].禹贡半月刊，第一卷，（4）。
[ l0]史念海.河山集（二集）[M]，上海：三联书店，1981。
[11]王国维，校.水经注[Ml‘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2]顾领刚.《诗经》与渔猎文化[J].中国史研究，1995。
[13]王廷洽.《诗经》与渔猎文化[J].中国史研究，1995。
[14]于希贤.地理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Z].手稿。 [1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注释：
①据竺可祯先生研究，当时黄河流域气温一月比现在高4.6度，二月高3.2度，平均高1.5度。参竺可祯《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刊于《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原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