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分层视角下的“让妇女回家”
摘要：本文以为针对“妇女是否应该回家”主要应该考虑一下问题：妇女该不该回家，是男人在为女人说话。在这种讨论中很可能缺少了女性话语，很可能压抑了女性的主体性地位。与其在这讨论妇女应不应该回家到不如先去问问女性她们愿不愿意回家。女性作为这场讨论的对象和主角，必须充分地表现自己的主体性，充分表达自己的呼声。妇女回家不回家当然和男人有关系，但是妇女回家与否并不是由男人来决定的，女性应该有自己回家与否的选择权。这是本文的一个主要观点。
关键词：妇女回家家务劳动性别分层
妇女是否应该回家，一直是社会争论的话题。尤其是在二十世纪末的十几年，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大量的女工失业下岗，导致了妇女开始大量回家。由此，学术界掀起了妇女是否应该回家的又一次浪潮。
妇女回家的问题，可以说是性别社会学中的探讨主题，从本质说也就是涉及到性别平等。姑且不去讨论学者的立场是支持还是反对妇女回家，单是从社会分层的视角，不同的学者也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妇女回家涉及到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妇女就业问题，也就是说在家庭劳动和社会就业之间妇女应该侧重于哪一方面的问题。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在外面闯荡事业养家糊口，女人在家里做好家务，照料好家庭，这是一种传统的观念选择，也塑造了封建时代一直到解放前流传下来的家庭制度，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男人和女人都各自形成了一种相对明确的性别意识，无论是从社会还是从个人角度都对自己有了特定的角色认识和角色期待，这样就不会产生剧烈的性别角色冲突和社会失序。可以说是封建的性别文化传统和角色观念导致了这样的一种“男主女从”的家庭观念和性别秩序。而这种秩序在中国的封建父权社会中也一直存在了几千年。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西方的自由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观念渐渐传入中国。到新中国的建立后，妇女的各种权利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法律，参政，就业等等，甚至就连以前的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观念和家庭制度也开始发生变化，“女性能顶半边天”，女性的社会地位在政府的行政主导力量的帮助下获得了很大的提升。郑也夫就指出，这样的自上而下得通过行政力量而获得的飞跃，其实是“走上了一种极端，变追求机会的平等成为一种完全的平等，以致造成了一种新型的更为荒诞的不平等：弱者对强者的剥夺”.他接着指出“又因为这一价值观变追求男女平等为男女一致，从而消灭了有异常丰富的两性特征构成的复杂人世，造就了一个单调、苍白、贫乏的社会”由此，他认为，父权制的最大收益是为性别角色提供了一种模式，使他们免于个体选择中的困惑与冲突中获得一种安全感；同时，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分工合作的秩序，使之免于混乱，进而获得效率。他认为，“当代中国的家庭应该重新考虑家庭的角色分工。”“每个家庭都应该因地制宜，是男人更有社会工作能力还是女人更有？怎样分工才有最佳综合效益。”由此，便开始了对男女到底哪种性别更有工作效率的讨论。李银河就认为，并不能笼统的就认为男人和女人到底谁的效率更高，男女在不同的职业范围内会有不同的工作效率，有适合男人的工作也有
适合女人的工作。她认为片面地认为女性的工作效率低，进而以此为依据，反对女性进入社会劳动市场，提倡女性回家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不同的性别往往会从事不同的职业，这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男人和女人的生理和心理的自然差异而导致的。由此也导致了性别的职业隔离状况，男人往往从事那些技术含量高，社会地位高的职业，而女性则往往从事的是那些薪水待遇较低的职业，不同的职业由于对其职业要求不同，因此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往往会获得不同的经济收入，而这种职业上的性别隔离又会给男性和女性带来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有学者就认为男女不同的社会地位正是由于不同的性别从事不同的职业导致的性别隔离而引起的，因此提倡解除这种性别职业隔离，让女性从事那些传统的有男性从事的职业。这样的观点只是表达了男女在社会劳动范围内的不平等状况，并没有涉及到妇女的家务劳动价值，但是从这个角度，却反映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是赞同妇女应该走出家庭，并通过社会的支持使妇女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的初衷。但是，面对着大量的女性回家，还是有学者开始努力地去思考，女性回家就意味着男女平等的倒退吗？有经济学家就认为，女性的家务劳动的价值应该被重新评估。女性的家务劳动同样创造了价值，只是这种价值由于“没有经过市场交易，因此也就没有计入到国民收入之中。这种深刻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家庭制度在社会制度中的安排：我们的社会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家庭被视为私人领域。因此，不把家务劳动计入国民收入就成了一种制度安排。”因此，需要对妇女的家务劳动进行评估。评估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机会成本，即若是妇女出去工作，其在劳动市场所得到的工资来估计家务劳动的价值，其二，即如果家庭主妇所操持的家务劳动如果由社会或家政服务人员来承担，需要支付多大的价值来判断。这两种评估方法，虽然提升了对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的认识，从而有利于重新审视妇女的地位，但是只是仅仅局限于经济收入的视角，忽视了妇女回家作为家庭主妇所创造的无形社会价值，比方说，妇女比男性更细心，妇女在生育期间更适合跟孩子在一起，妇女在家更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等等。这些无形的价值是无法通过某些一成不变的标准来评估的。 因此，有学者就提出，将家庭作为一个分析单位来看待妇女回家的问题，妇女回家与否仅仅是一种家庭策略，这种策略遵循的是一种理性选择---即家庭利益最大化，妇女回家与否是一种家庭内部成员协商的结果。这种选择就不仅考虑到了家庭的经济效益同时亦考虑到了家庭的社会效益。也就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在乎的不是妇女回家与否，而是由谁回家或者是都不回家？这是一种着眼于家庭的利益的策略而不是仅仅针对男性或者女性的性别歧视。当然，在现实生活之中，这种家庭策略的实施往往还是一种男性出去工作，女性进行家务劳动的模式，甚或在城市中往往表现的就是一种男女共同出去就业的模式。前者往往就是一种传统的中国家庭模式，这在大多数女性当中也表现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当女性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并且也没有造成家庭关系的紧张甚或是社会秩序的失调的话，那么这种模式就算是一种恰当的模式。后者的模式在城市中是一种主流，这一模式到底是提高了妇女地位还是降低了女性的地位还是指的商榷的。
有学者就指出，在中国的语境中，女性外出就业不是解放了女性反而是给女性带来了负担，因为女性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双重角色，其一，像男人一样去获取经济收入，一方面可以获得自己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获得家庭经济收益。其二，中国的女性却始终难以摆脱家务劳动工作主力军的任务。在这种双重角色的要求下，女性就会感觉到身上带有很大的压力。这样，女性的相对独立地位的获得（因为在就业市场上，女性经济收入还是往往低于男性地位）虽然使得自己有了一定
的话语权，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依附于男性的，并且这种地位的获得也使得自己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有可能因为双重角色的压力导致家庭关系的紧张。因此说，女性的外出就业与否如果仅仅是从经济利益角度来看可能会给家庭带来了不小的益处，但是从妇女自身甚或家庭的社会利益角度来看，妇女的外出就业就可能带来很大的损害。
综上所述，针对妇女回家问题的争论各路学者主要探讨的是妇女回家与否是不是会对性别的不平等造成新的影响的问题。反对妇女回家的认为妇女回家会引起对女性新的歧视，有悖于世界潮流，会使女性重新丧失所获得社会经济地位，是实现男女平等事业的退步。而支持妇女回家的则认为，妇女回家可以避免妇女的角色冲突，减少妇女的负担，避免家庭关系的紧张，有利于和谐的社会秩序。本文以为，妇女回家的争论是由中国改革的利益分配再调整过程对女性群体造成较大的波动引起的。大批的女性成了改革的牺牲品，他们退出社会劳动领域过程很大一部分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在改革之前，通过计划体制下的行政力量的支配，使得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极大的提升。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这种由行政权力支持妇女地位提升的力量逐渐弱化，妇女的就业更多的是面临一种市场的自由选择。这样必然会导致一种巨大的反差。在没有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大量的妇女退出就业领域应该说是以一种自然地选择，只是由于伴随着改革的进程，这部分的数量过去庞大，才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反对妇女回家的，与其说是对男女性别平等的理想的怀念与追求，不如说是对这一庞大的女性群体失去独立经济地位的惋惜和对她们的同情。赞成女性回家的，与其说是帮助女性摆脱身上的双重负担，倒不如说是，一种市场经济浪潮袭来之时对男女平等问题的一种理性回归和重新审视。
本文以为，妇女回家的争论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来看待妇女的社会劳动与家务劳动的问题，这一争论的核心就是妇女回家是否意味着女性的地位的下降和性别平等的后退。姑且不去讨论这一争论的历史背景，改革过程中大量的女工急剧地下岗失业。妇女是否应该回家并不是由男人来决定的，而是在每个妇女的思想里。针对这一问题的学理讨论不能丢掉女性的声音，针对这一问题的现实选择，也是基于每一个女性的独立意志。回答妇女应不应该回家，只有每一个妇女去回答我愿不愿意回家。男女平等不是男性给予女性的平等，而是每一个女性自己想要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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