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最高职能就在赏善罚恶—《编年体》读后感
塔西陀出生于罗马省的一个贵族家庭，早期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和严格训练，并以博学多识为一部分的元老贵族所器重，因此较早的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公元78年，塔西陀与当时罗马的显贵、执政官阿格里古拉的女儿结婚，由于这种关系，加上其岳父的大力相助使他的仕途非常的顺利，官运亨通。在庞大的罗马帝国中，塔西陀历任三朝，跻身高位，先后担任过公元81年的财政官，公元88年的行政长官和公元97年的执政官以及行政总督等要职，这一些为塔西陀熟悉的了解和掌握当时社会的各种情况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并造就了他有着超乎前人的良好政治素质和丰富的社会阅历及经验，因此他在隐退官场后，便利用其资深的文学基础开始著述事业，从而写下了许多传世佳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历史》（罗马史）、《编年史》（罗马编年史）、《日耳曼尼史》。
《编年史》是塔西陀的最后一部著作，十六卷本。他洋洋洒洒，夹叙夹议，从提伯里乌斯继位一直写到尼禄统治末年，记述的是提伯里乌斯、卡里古拉、克劳迪乌斯、和尼禄四个皇帝当政的时期，时间跨越大约54年，是一部皇朝断代史。这部作品虽然残缺不全，但它所表现了他那前无古人的文学功底，读过《编年史》这本书之后，给我留下了以下几个深刻的印象！
一：实事求是
从《历史》和《编年史》看来，他是以“历史之最高职能就在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作为宗旨的，他著述时均以此为准则，这是他对帝制，首先是对皇帝的专制、残暴及腐化坠落的抨击和揭露；对社会道德的衰微，首先是对个人品行的肆意褒贬；对共和制，首先是对理想化了的理论道德和政治制度的颂扬和向往中均可见一斑。他认为“很少有人生来就能辨别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别人的经验才能得到教训。”所以，他要用史书使人们获得教训，分辨善恶。他在史书中以她的道德观度量一切，他道德的蓝本是经过美化了的罗马共和时期的道德—忠勇爱国，崇尚道德，民享自由，他寄情怀予历史写作，缅怀共和，针砭时弊，以书见志。因而，史学家汤普逊说：“本质上的他西陀是道德家，他把历史看成是教材。”马克思也称他西陀为“贵族思想方式的最后代表”。
在写作过程中，塔西陀更多的是以批判的眼光来解剖这一历史时期，他不像波里比阿那样，从罗马政体的形式来论证罗马的功业和长治久安，来总结罗马的经验，而是从一个较小的角度，从专制帝王，社会风尚等等来考察1世纪的罗马，来评价帝国的得失。他本人也承认“我已经谈到的和将要谈到的事看起来可能只是一些细枝末节的记录”他著作的焦点是表现善与恶的小事。在编撰《编年史》中敢大胆的深刻揭露。尼禄是罗马帝国最坏的一个皇帝，塔西陀对他的残暴、昏庸、淫乱的统治痛斥得不遗余力，它不仅敢写尼禄这样的暴君，而且笔锋直指奥古思都，他用历史学家有力的笔借公众的议论把奥古思都描写成一个虚伪的、玩弄权术和生活不严肃的君主，并把罗马共和国灭完的主要职责推到他身上，同时还指出“奥古思都私心极大，把自己的亲人都安插在高官显位，并把元老院和高级长官及至立法的职权都集中于一身，实行专制统治”。（《西方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P48）但在塔西陀作品中德行的好坏是有强烈的对比的，不仅有批判，也有赞扬，比如，对皇帝提伯里乌斯的侄子日耳曼尼库提推崇备至，花了很多的篇幅歌颂他的人品和军功，说他可以和马其顿亚历山大媲美，又如，他把日耳曼尼库提的妻子大格阿里皮娜写成当时道德女性的典范，具有勇敢、正直、忠贞等各种美德，为了鞭挞坠落的罗马贵族，还往往用小人物和蛮族的某些事迹来形成对比，一个被释放女奴出于正义掩护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子，结果遭到严刑拷打，最后自尽而亡。塔西陀借题发挥，说这个女子“把罗马那些生而自由的男子、骑士和元老们比得黯然无光，因为这些人没有受到任何拷打，但每个人都依旧出卖自己最亲近的人”（《编年史》卷十五P57）
重要的是，塔西陀对于那些作为反面人物而着意刻画和揭露的皇帝，还是采取比较诚实的态度，并非一笔抹杀，一棍打到，虽然出现某些偏颇的地方，但基本上还是比较公正的，如对尼禄的描写，塔西陀认为他是“罗马帝国中最坏的一个皇帝，因此对他的残暴昏庸和淫乱统治痛斥得不遗余力，但塔西陀并不把他一概痛骂，尼禄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他都一一记录了下来，他说尼禄有事特别的宽厚，就连骂他的人都得到宽免”（《编年史》卷十六P6）他赞扬尼禄不为自己立金像和银像的做法，尤其是对尼禄忠于爱情的品德给与充分的肯定。（《编年史》卷十五P57）
二;反暴政，颂共和
一方面，塔西陀反对暴政，揭露帝制，鞭挞暴君，而且，他总是一道德家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态度来写历史，有人称“他的主题集中在政治暴政的滋长和罗马道德的衰落上”，对塔西陀而言，他不能见容于罗马暴君，所以，对他们颇多过激之言；但作为一个生活在罗马君主政体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并又在帝国任职高官，为了生计他也得见容于这种君主政体，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其实塔西陀的偏见是偏离罗马史实的，他并不能对早期罗马帝国的人与事做出正确的科学分析，他也未必能认识到帝制尤其在罗马帝国时代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残忍的一面也有对当时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一面。例如，被他抨击的提贝里乌斯‘对这个皇帝的建树缺少应有的评价，他把早期罗马皇帝都写成是“暴君”、帝国的万恶之源，这是有失公允！
另一方面，塔西陀歌颂共和政体，赞美昔时的世风淳朴，留恋就贵族派人士的自由生活，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他反对民主政治，轻视下层民众，他所赞同的和所向往的是一种温和的贵族共和政体。因为，这种政治的“优点”在于，它既不需要在民主政治下去费心“研究群众的性格和驾驭他们的办法”也无个人专政下的种种弊端。
三：罗马帝国的衰微
塔西陀生于罗马帝国的盛世，这是罗马帝国编年史上的“罗马和平”的繁荣年代，公元一世纪前后的罗马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以致地中海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了一个国家的内海，海内一统，罗马帝国之势如日中天，达到极盛，但是在外表繁荣的背后，国家广阔的大帝国内，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上层统治阶级内部，元老贵族与骑士贵族、贵族与平民、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作为身居高位，对帝国政事了然于胸，亲眼目睹宦海沉浮，官场争斗，尤其是君皇残忍、宫闱内幕，一个有着犀利目光与洞见一流的古代史家来说，塔西陀自然会比其他人看的远，看的深，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在罗马帝国上升时代能够察觉到君主制的弊端！
在塔西陀的眼中，本已在逐渐坠落的罗马传统，因为新的放荡而彻底摧毁了，罗马的力量被奢侈之风腐蚀了，他认为这种腐蚀之风同“古代”的纪律和祖先的遗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我们祖先的时候勇气而不是金钱构成罗马国家更好的基础”。而现在罗马人几乎成为了一个病入膏肓的民族，它已无法抵御外来的恶习。他写到“每一个国家的每一种事物只要是堕落的和足以使人堕落的，都要在罗马出现。”可见他眼中的罗马堕落之深。他以满腔的义愤写到：“荒淫无耻的丑行层出不穷；罗马人的道德早就败坏了。”在大家争相作恶的环境里塔西陀是带着感情写作的！
四：宗教迷信色彩
塔西陀的思想中夹杂着宗教迷信色彩，这与他的道德观和历史思想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宗教色彩 给道德说教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使之更具有感化力，塔西陀认为诸神干涉人间事物，考虑的首先是对它们恶行的惩罚，诸神通过预兆和灾异现象来警告罗马人，告诉罗马人他们的愤怒和不快！罗马人把他们的成功归于天意、神助，把自己看成是天命所归的民族。神坛一直是罗马人的圣地，不管罗马在战争中有多大的不幸，他们总是倾力保护神和神庙。在塔西陀看来，诸神对罗马的一切罪恶，都有所反映，并且罪人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编年史》中，它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尼禄毒死不列塔民库并火葬了他之后，发生了一场暴风雨，因此人们都认为者表示了诸神对于这一谋杀的愤怒。这些记载不仅说明塔西陀道德说教中的迷信色彩，也可以从中看出他对历史的解释是多元的！
六：小结
在《编年史》第十一卷里有一节关于补充元老名额的争论，他收录了这么一段话：“在过去，对于那些与罗马有血缘关系的民族来说，一个由罗马人组成的元老院就够了；他们并不因为古老共和国而感到脸红。而即使在今天，人们还引用在古老制度下罗马的性格为古人提供的德行的荣誉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