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老一代农民工的生存路径的现实选择
摘要：事实证明，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后的生存状况发生了较多变化。在影响因素分析中，返乡老一代农民工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身体状况、务工年限六个维度或多或少都与老一代农民工的从业情况、收入情况、消费情况、居住地、社会保险参与情况这五个维度有相关性。通过对老一代农民工基本特征、务工经历、返乡情况、返乡后生存现状的分析，结合目前的宏观经济社会背景，本文主要探讨了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后生存路径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返乡；老一代；农民工；生存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89-02
老一代农民工和农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和熟悉感，相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的排斥，渴望融入城市，成为城市人的城市型、身份型的外出打工模式，老一代农民工的务工更倾向于家本位式的外出打工。他们打工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城市化和无产阶级化，而是希望通过外出打工赚取更多的资金来改善家庭的生活水平，参与村庄社会竞争。打工只是为将来返乡发展进行资本积累的一种途径，家庭和家乡才是绝大部分老一代农民工的最终归宿，因此返乡一直充斥在他们打工的进程中，是他们一种稳定的心理预期。
一、返乡是老一代农民工一种稳定的心理预期
首先，长期家庭成员分离的外出方式促使老一代农民工返乡。老一代农民工基本上是成家以后才开始外出打工的，这就意味着外出务工时，老一代农民工已成为家庭生活的支柱，他们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既要照顾老小又要承担日常开销的经济压力，老一代农民工多是以夫妻分离的方式外出务工的，即丈夫外出打工，妻子留在家中照顾老人与孩子，这种家庭成员地域分割的打工方式，决定了老一代农民工只能是城市的“过客”，他们终将会因为家庭因素而返乡，农村才是他们最终的归宿。
其次，早期的农业生产经历坚固了老一代农民工的乡土情结。对于60、7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来说，由于早期中国对城市人口数量扩张的强制性限制，城乡之间严重封锁，老一代农民工都被禁锢在细碎化的土地上，和自己父辈一起从事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农业生产活动。他们从父辈身上学到了怎样插秧，怎样翻土的农业技能的同时也将父辈浓郁的乡土情结沿袭下来，这就为他们返乡后能快速适应农村生活提供的强有力的经济生产基础。
第三，青少年时代的农村生活形成了老一代农民工的农村归属感。中国农业长期的家庭生产经营形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协作，他在调动家庭成员劳动积极性的同时更强调成员之间的风险同担，收益共享。因此，老一代农民工在和同年代的其他村民们共同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经历中，通过多年的相互依赖，相互帮助建立起彼此之间高度信任感，也逐渐形成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这个关系网中的一份子，是农民的孩子，对农村具有强烈的归属感。
二、老一代农民工返乡的生存路径
首先，老一代农民工为后代努力改善居住条件老一代农民工进城的目的已发生着根本性改变，他们与城镇的联系早已超越了打工经济方面，进城的目的也由最初的“生存动机”打工赚更多的钱开始向享有城镇户籍、医疗和子女教育等更广泛的方面转变。据调研发现，被调查区域的城镇房地产市场近年来十分乐观，房屋销售量逐年增加，老一代农民工为了方便子女在本镇、市上学，享受城镇更好的社会公共服务制度或者为了给子女城镇户口将来能讨一个好老婆或老公纷纷开始在城镇购买房屋，越是在村外购有房屋的老一代农民工越是不会对村内房屋进行维护和投资。
其次，老一代农民工以被迫放弃土地的方式城市化。还有一部分特殊群体仅实现了“土地城镇化”，并由此变为失地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应该属于城镇居民了，有城镇户口，在城市有房子，还有一份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理论上，这一群体能真正在城市体面的生活下来。实际则面临诸多问题，早期一些工业发展较快的城镇，政府为了当地龙头企业的快速发展，依靠乡村干部，采取行政手段调整土地配置的做法以很低廉的价格将土地转让给企业，导致农民土地权益严重受到侵害，造成大量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大多只是获得几万元的一次性货币安置，后续保障严重匮乏。长期物质和精神上的双方压力迫使这些失地农民成为当地社会不稳定的根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多种矛盾的积聚与激化，失地农民也成为当地政府难以协调的历史遗留问题。
第三，务农逐渐取代务工成为老一代农民工主要的生产方式。外出打工已不在是老一代农民工最主要的职业选择，他们逐渐退回到农业生产活动，很大一部分老一代农民工仍然返乡务农，由于早期土地耕种的熟练经验，返乡后他们一般不会觉得技术有所生疏或者无法承受农业的高劳动强度和恶劣的生产环境，能顺利进行农业生产。
此外，也有部分老一代农民工通过多年的打工经历，资金和人力资本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对政府政策、市场经济走向等具有较高的敏感度，返乡后多会运用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来创业，运用自身的社会阅历、风险意识和市场经验来优化农业生产活动，进行专业化、规模化种养，成为当地懂技术、善经营的种植业、养殖业带头人，或者种养大户。诚然，这样的“农村精英”十分稀少。
三、结论和建议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记载，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的大关，达到了51.27%，城市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在未来的发展中，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将成为社会的主导方式，城市化发展将是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目前，老一代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呈现出一种逆城市化态势，在整个社会主动融入城市中的趋势下却选择流回边缘化区域。然而，老一代农民工的回流并不是一种倒退，相反他们在逆城市化过程中以其自身螺旋式发展给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带来新的契机，弥合城乡二元结构的不足。
第一，返乡老一代农民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吸拔下，流入城镇的农民工已不再仅仅是农村“富余”的劳动力，而是包括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四川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劳务输出地之一，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东南飞”导致较为严重的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农村空心化现象，而老一代农民工的回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劳动力的缺失，维持着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农耕文化的传递，为我国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基层治理的结构性转型赢得发展时间，起到过渡性作用。
第二，返乡老一代农民工需要更明确直接的政策支持。返乡老一代农民工是一个逐渐优化的群体，他们通过十几年打工生涯的社会化洗礼，解决了家庭基本生存问题并完成了下一步发展的原始资本积累，其就业观念、生存理念和价值取向也都与当初的以赚钱为本位发生了相应改变。可以说老一代农民工一直在为改变社会关系的不确定性，争取群体生存空间而努力。
第三，保障老一代农民工土地权益，推动城镇化高效有序进行。未来农业土地治理问题的核心已不再是让农民工放弃土地，而是在土地持有的情况下如何让农民工充分利用土地。因此，必须在完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确保农民土地的处置权和收益权，最终实现土地保障向土地福利的转变。
第四，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依托，提高老一代农民生活认同感。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老一代农民工的思想意识、从业类型和生活方式也随之多样化和多元化，老一代农民工的生活需求已不再是单独地追求收入增长，而是开始更多的强调家庭和谐、社会融入感等自身的主观幸福感受。因此，以新型农村社区为依托，整合各方资源，重塑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已成为满足老一代农民工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认同感的重要渠道。一是，借助新农村建设的强大势头，整合各种项目资金，协助老一代农民工进行房屋整治或风貌打造，引导他们改厨、改厕、改灶，从而全面提升老一代农民工的居住环境；二是，以村两委为核心，加强其他农村社区管理主体的培育，形成多元主体组织化、制度化的新型农村社区管理制度，确保老一代农民工的长治久安；三是，充分发挥新型农村社区文、体、娱等基础生活设施配套齐全的优势，广泛开展各种精神文明活动，提高老一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感和生活认同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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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枫，史宇鹏.农民工回流的选择性与非农就业.来自湖北的证据[J].人口学刊，2013年第2期.
作者简介：周小娟（1984-），女，汉，湖北宜昌人，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学历，政治经济学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