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村与小岗村
最近有两条关于中国农村的报道比较引人注目。首先是安徽省小岗村党委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沈浩病逝在工作第一线，小岗村的村民说，沈书记是积劳成疾，为了小岗村的发展而累垮的。沈浩病逝后，他的事迹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另一条关于中国农村的消息来自江苏省华西村，华西村由村民集资20多亿，要盖一个74层的摩天楼，高度328米，据说是中国第八高楼，世界第十五高楼。单独看这两条报道，也许感触不深，把它们放在一起，就会有一些深入的理解。
小岗村还比较穷，比较落后，这是肯定的。相关报道说，西元2003年，小岗村的人均收入只有2300元，村集体欠债几万元，沈浩就是在这种情况调到小岗村当书记。西元2006年沈浩任期届满，全村人又以当年悄悄搞“包产到户”时的方式，又按了红手印，要求沈书记留下，沈浩便一直在小岗村干下去，不幸于西元2009年11月病逝于工作岗位，就像是新时代的焦裕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小岗村当年红遍全国，当年的报道说，小岗村的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偷偷按下“包产到户”的红手印，开启了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大潮，小岗村也因此成为改革开放的旗帜。那份村民按红手印的文件，也已经成为博物馆的历史文物，具有了标志性的意义。
华西村呢？不说别的，只说那栋摩天楼，说它是村民集资，具体情况是，200位华西村村民，每人出资1000万，他们成为这栋楼的业主。据我判断，不够的部分由村集体补足。据华西村负责人介绍，村民出资非常踊跃，目前资金已经全部到位，不像其他地方建楼还要贷款、垫款。华西村民的自有、实有资金可以保证明年大楼交付使用，而不需要银行一分钱。与小岗村相比，华西村的村民实在是太有钱、太“不差钱”了。虽说位于江苏的华西村，自然条件可能比安徽的小岗村好一点，但是，一个由村民集资20多亿建摩天大楼，一个还处于贫困边缘，无论如何，两者的反差依然是巨大的。当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会有什么想法？
小岗村作为“包产到户”的发源地，作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起点，它的“成功”在当年是由一整套理论完美解释的，即：个人积极性的发挥，比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要好，集体经济的效率低，个人的效率高。进一步来说，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基于人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自私理论，在效果上要好于人人为大家的集体主义。换句话说，小岗村就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私有制经济、市场经济理论的典型，因此也成为改革的旗帜。然而，事实证明，几十年下来，这一个人主义的典型并没有成功，人均收入很低，处于贫困的边缘。沈浩来到小岗村，受到村民的欢迎，除了为村民办实事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替小岗村到处申请“帮扶资金”。
然而华西村呢？这是一个集体所有制、计划经济的典型。自改革开放以来，华西村一直坚持集体经济，走的是与小岗村完全相反的道路。到如今，华西村的集体企业年产值已超过450亿，净利润35亿。华西村的幸福和富裕，与小岗村相比，早已是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把小岗村和华西村放在一起，我们就应该认识到，个人主义、私有经济并不是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集体经济也不像有些经济学家说的那样，就是无能低效。两个事实放在一起恰恰说明，在某些情况下，与某些坚持私有制的改革理论恰恰相反，集体经济的作用完全可以胜过私有经济，而且胜过很多。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小岗村的名气可能比华西村更大，对于华西村的宣传，并不如小岗村那么声张。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华西村的成功，不符合国内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不符合私有化的理论。然而，华西村的村民和领导，没有在主流经济学家的呱噪下随波逐流，而是坚持自己的主张，终于取得了令无数主流经济学家哑口无言的突出成果。华西村在集体经济主导下所取得的成功，甚至令国外媒体也目瞪口呆，他们总想找一点华西村的隐患、破绽、不足等等阴暗面，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华西村村民的人均收入和幸福感，甚至比美国的人均水平还高。把华西村和小岗村放在一起，我们应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私营经济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绝对选择，集体经济也不是必须抛弃的落后制度，关键还在于要针对现实，做出适合自身条件的选择。
华西村年过80的老支书吴仁宝说得好，他说，在我们这里，既有社会主义也有资本主义，只要是好的，不管它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可以用。这位农村老支书的见解，在我看来，比很多留学归来的大学者要高明得多。在华西村有很多雕塑，既有孔子也有清官海瑞和菩萨，还有毛泽东和邓小平，这彷佛是华西村的一个理念：一切有用的思想和观念，都可以为我所用，标准只在于是否适合我，而不是绝对化的理论。先验的、先入为主的理论，往往会因为不切合实际而失败。纯粹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强迫实践，不如从实践出发来总结理论。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真正要做到，还是需要智慧的。实事求是需要对自己和他人都有深入准确的分析和了解，不像照抄照搬那么省事。小岗村的不成功是很明显的，华西村的成功也并非说它就没有问题，但是我相信，只要华西村坚持从实际出发，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办法。
相关报道指出，小岗村的沈浩书记生前也考察过华西村等农村集体经济的成功典型，也有将小岗村改造为集体经济的宏愿，但是，沈浩英年早逝，他的这一愿望没能亲自实现。不知道将来接沈浩班的小岗村新领导，会不会将沈浩未完成的心愿继续下去。华西村、小岗村的对比说明，私有经济、集体经济都不能绝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甚至将对立面妖魔化的做法都是弱智，海外归来的大学者未必胜过一个农村老人。因此，我在这里要重复以前的观点，中国农村要发展，还是要靠优秀的带头人，完全靠村民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不一定能迅速改变农村的面貌。三年前小岗村村民竭力挽留外来的、上级派来的沈浩，已经说明了村民自己也有这样的需要。
中国农业未来的一个构想
农民、农业、农村被称为中国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出路，中国的现代化将失去强大的基础，也将失去良心和道德上的完善。因此，自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政府高度关注的最大问题之一。2006年，中国的农民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免除了农业税，中国政府也同时提出要发展新农村的宏大目标。
中央政府在三农问题上的战略方向，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媒体纷纷介绍新农村的榜样和个人，官员、学者纷纷发表各种三农问题未来前景的描述和值得学习借鉴的经验。我虽然没有搜罗近期全部关于三农问题的言论和建议，但是，在传播最广泛的代表性言论和经验中，我大致归纳出了几个特点：
1、农民不以第一产业为主，转而以第二产业为主，以江苏华西村为例；
2、农民放弃第一产业生产，转入第三产业（服务业），以云南部分从事旅游的农民为例；
3、农民放弃以个体为主的小农经济，扩大生产规模，以安徽某农民种地5000亩为例；
其他如农产品深加工等建议也都可以归入上述几个大类。总之，所有的典型和建议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建设新农村，未来农民的富裕主要不是来自传统的第一产业，而是依靠第
二、第三产业。
上述对中国三农问题的所有建言和未来前景的描述，对解决三农问题肯定都会起到不同程度的作用。但是，我认为，上述种种建议和措施，只能成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短期和中期手段，而不能成为长期的发展方向。
首先，农民转入第二产业，数量肯定有限。改革开放20多年，工业企业消化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只有几千万，未来可增加的幅度不会有突破性增长。而且，廉价劳动力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势之一，导致这部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难以在生活质量上获得长远重大的改变。
其次，农民转入第三产业，现阶段还有较大的扩展空间，但是，可扩展的总量同样有限。并且，这种改变最主要的形态是农民离开农村，依附于城镇生活。长远来看，这个方向最终会使目前农村中最具现代化意识的一部分人脱离农民的身分，甚至从根本上脱离农村，因此，对建设新农村的作用同样有限。
第三，从小农经济转为集约化农业，会带来两个不太好的后果，一是大批农民的失业，二是彼此竞争激烈。在这条道路上最终的解决方式，可能还是借鉴发达国家的方式，以工业来反哺农业，而很难在广泛意义上建设这个类型的新农村。
农民向第
二、第三产业的转移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可预计的100年内，中国的人口压力依然巨大，参照西方模式，减少农村人口，让他们实现城市化、城镇化又会造成城市就业的压力。发达国家由于人口压力不算大，即使存在城市贫民现象，也不算很严重，而拉美国家城市贫民的普遍现象，是中国这个人口大国需要高度警惕的。
建设新农村的根本出路还是在于第一产业本身。因此，集约化生产，提高深加工能力，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成为很多人的共识。然而，在这个思路上，也存在着难以摆脱的瓶颈。
农产品的集约化生产所引发的农民失业问题，目前的解决方式一是靠经营者个人的道德水平，二是靠所有制决定的分配方式。以安徽种植5000亩土地和5000亩林地的农民为例，他是出于个人的道德要求，将绝大多数的收入返还给失去土地的农民。这种方法在个别地区能够实行，不代表具有普遍推广的价值。这种方法的一个变化是，农民入股，成为分红的参与者，使农民的收入获得制度上的保障。虽然有人担心这种方法也许会造成农村普遍化的食利阶层，使得广大农民勤劳勇敢的特性丧失，但这还不是主要问题。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保证这些农民入股的农产品生产企业长久地获得盈利。
在当今中国小农经济还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集约化生产确实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能力。如果这种方式获得普及，彼此之间的竞争必然加剧，亏损、破产势所难免，同时，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国外农产品的竞争，在政策保护缺乏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可能会造成的严重社会影响是需要提前防范的。
农产品集约化生产与中国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它的起源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物，最早的形式是种植园经济。当年，最早的农业资本家为了获得农业利润，在种植园大量使用奴隶，以降低农产品的成本。这种方式已被人类的道德摒弃。中国也不可能走这条道路。
西方经济在确立了工业为主导的模式后，农业便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由于很多工业产品都是靠农业来提供原料，因此，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便拼命压低农产品价格，以降低工业产品的成本。这种现象延续至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也不是中国惟一的。自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和农业这种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平等就已经产生了，这个问题往往被很多人忽略，似乎它已经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其产生有几个原因，其中更重要的是可以质疑的道德原因。
在西方直接参与的农产品生产经营中，降低成本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前面所说的使用奴隶，例如曾经给西方带来巨大利润的糖业。由种植园奴隶所生产的糖，曾经给种植园资本家带来巨大的利润。但是，随着甘蔗种植园的普遍，世界糖价因彼此竞争终于降低到利润微薄的地步，连使用奴隶都不能保障必要的利润，奴隶种植园经济终于走到了尽头。
另有大批农产品生产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为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提供原材料，例如东南亚的橡胶、茶叶。在这个环节中，当年的西方强权政治制定了偏袒工业、牺牲农业的价格体系。例如全世界的红茶70%由英国垄断，英国的红茶生产商长期以来获得高额的利润回报，但是，提供茶叶原料的斯里兰卡农民依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群之一。为英国工业革命带来关键影响的纺织业，其原料当初大部分是由印度提供的。英国的纺织业为其积累了大笔原始资本，而印度的棉农却贫苦不堪，再加上英国的机织布大量返销印度，连印度的织布业也雪上加霜。所以甘地才会将手摇织机作为自己的形象，号召印度人民使用本国织机制造的粗布。由于为西方工业提供原材料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是非工业化的落后国家，当年在世界政治领域毫无地位可言，因此，这种工业对农业的残酷压榨，自工业革命开始就成为了落后国家无法解脱的紧箍咒。
西方资本主义的这种农业政策同时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本国农业、本国农民的生存问题。海外廉价农产品和廉价农业原材料的大批输入，必然导致国内农业竞争力的丧失。西方国家在解决这个问题上采用的方式是农业补贴，也就是说，用本国工业所赚的钱，补贴本国的农业。因此，农业补贴从来不会补贴到西方国家之外的农民头上。这种方法似乎也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规律。但是，实现的前提是必须有能够提供这种补贴的国内工业，否则的话，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对于很多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命脉的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方法几乎是遥不可及。
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还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具有十分强大的农产品集约化生产能力，其农产品生产量远远超过本国的消费量，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农产品生产早就不是小农经济，而是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因此，美国往往要求世界各国的农产品贸易采用自由贸易的政策，开放进口，取消补贴，这就成为美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农产品贸易摩擦的重要内容。美国的农产品不光与发达国家的农业产生摩擦，也同样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农业占有比发达国家更大的比重，因此，外国农产品的冲击威胁更大。美国廉价农产品目前已经对中国的小农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如果中国农业的集约化程度加强，这种冲击和摩擦将会继续扩大。
中国有多大的能力补贴9亿农民，在建立保护本国农业的政策方面有多大的能力抗衡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政治压力？这是一个长远的问题，其前景至少在目前来说，对于中国并不乐观。
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更加长远的威胁，也是必须提前注意的。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本国大批农产品的生产可以摆脱土地，无土栽培日益普及，农产品生产日益工业化，流水线化。例如，日本甚至在东京最昂贵的地段利用地下室生产无土栽培的农产品，目前在规模不大的情况下，其产品价格还比较高，但是，它至少解决了几个问题：运输、保存、个性化。未来，如果这种方式能够扩大规模和自动化生产程度提高，降低人工成本，同时提高单位产量和农产品质量，对于传统农业绝对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它的最终形态很可能是大规模消除农民这个群体，使农业彻底变成工业。这对于有着庞大农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绝对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威胁。
集约化的农产品生产还会使现在已经存在的某些令人担忧的问题更加严重。例如土地的持续再生能力问题。目前，在我国很多地区，即使是小农经济生产，也不得不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制约因素。集约化生产将使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更加普遍，化肥所导致的农产品质量变异和农药所造成的残留，将使未来农产品的成本加大，市场竞争能力降低。
农产品的转基因技术似乎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但是，转基因技术本身的质量安全问题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还处于有争议的话题，未来前景毁誉参半。同时，大规模转基因技术的农产品生产也不能完全解决农药和化肥问题，同样也不能解决农民失业等社会问题，也许只对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有用。
2006年，日本制定了一套极其严格的农产品检测标准，这套标准几乎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严格的农产品检测标准。对日农产品出口是中国农业收入的一个重要支柱，有人便把日本的这一行为理解成刁难中国，要挟中国的手段。这种想法未免狭隘，更应看到的是，这很可能是未来世界农业的发展趋势，是农产品世界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较量的一个有效手段。
基于上述考虑，我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主体解决出路还是在于第一产业本身，还是在于小农经济。但是，这种出路并不是简单回到过去的农业生产传统，而是在现代化意识下的高质量农业。
我曾经到过北京远郊延庆县，有一个地方深深吸引了我。两山之间是一条公路，公路边是一片狭长的水稻田。我当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我在这里找一个农户，与他签订一份合同，每年为我提供500斤大米，条件是不使用化肥和农药，我愿意支付比市场价格高的价格，以保证这个农户的利益。但是，我最终没有做这件事情，因为，出于一个消费者的个人考虑，我无法监督这个农户是否真的没有使用化肥和农药。出于一个农户的考虑，如果真的遭遇虫灾，周围其他农户都使用农药，难道让他一家用手去抓虫子？因此，我意识到，这种思路如果能够实现，政府参与是必不可少的。我同时也意识到，曾经有过大城市郊区的农村推出过让城里人包养果树的行为，效果一般，原因是，包养的果树在产品质量上与一般的产品没有区别。而且，一对一的行为使得消费也成为麻烦，一棵果树上的全部果实都归某个城市居民，他一家子人都吃不了，除非去卖掉或送人，否则会造成浪费。因此，这种方式，新鲜一下也就过去了，难以持久。
农民要富裕，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是小农经济的唯一出路。深加工提高的是工业附加值，绿色农业提高的是生态附加值，此外，我们还可以创造一个环境，提高农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和道德附加值。
我早就有一个设想，在某一个农业大县，由政府制定一个整体规划，并由政府有关部门帮助农户落实规划中的各项要求。这个农业县的规划要点是：全部采用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手段，例如牛耕，不要拖拉机；水车，不要抽水机；人力打谷脱粒，不要机器；人畜肥，不要化肥；青蛙等生态治虫，不要农药等等。政府参与使得生态附加值获得市场信任度。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还使得农产品获得历史附加值，甚至可以同时成为旅游观光景点，完整保留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生产文化；在这个区域内，包括农民的住宅、道路、水电，外在景观都要统一设计，以保证传统的外貌景观，但是，在农民的家庭内部，同样可以享受现代化的种种便利。
政府参与还可以使全体农户获得优良品种，还可以在整体防治病虫害方面获得科技人员的有效支持。把产品销售直接面对城市居民和海外市场，让消费者接受一个事实：消费这种农产品就是在直接帮助一个农民，直接挽救一种即将灭绝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把大部分利润留给了工业制造环节和商业销售环节，使这类农产品再获得一种道德附加值。
当这种传统小农经济在现代化的改造之下成功运转，可以进一步扩大规模，使得这种农产品的总产量在所有农产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由此，政府可以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严格的农产品质量检验体系，检验标准甚至可以比2006年日本的标准更高，因为，政府行为已经保证了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工业化的污染难以进入，这类农产品成为最高品质农产品的标志，对于打开国际市场非常有利。同时，高标准的农产品检测要求，使得农产品的开放进口和取消补贴不再成为难题和摩擦源，它将成为国外农产品进入中国的技术高门槛，而非市场门槛。那时候，国外农产品无法进入中国市场将找不到埋怨的任何理由。中国以这种方式保护自己的农民和农业生产，让任何人都无可厚非，无法挑剔。
长远来说，中国农业应构建成一个梯形结构。
最低一层的是分散的、条件艰苦的，难以开发的农村地区，小农经济模式可以保证他们养活自己，政府再给与这部分人群适当的补贴。
再上一个层次是集约化的农产品生产，主要用于工业原料生产，如烟草、酒类、药材等。在这种集约化的生产活动中也应该注意尽量采用分散农户种植或养殖，企业收购。减少大规模机械化种植场、养殖场，减少对农户的竞争压力。
再高一个层次的就是人们直接食用的农产品，如粮食、蔬菜、肉类、茶叶等。采用传统生产技术，保证生态安全，保留传统农业文化，保障高品质的农产品质量，以城市居民和海外为主要市场。中国未来的农业需要类似当年丝绸这样的拳头产品。在当今世界经济环境中，独一无二的农产品是一个选择，高生态标准、高文化附加也是打开富裕地区商品市场的有效手段。在有可能造成竞争的海外农产品种类上，非常自信地建立最严格的检测标准，将绝大多数海外农产品挡在海关之外。
中国农业的长期战略应该是，有效保护自身的农业，有效开拓海外的市场。在中国人口压力较长时期内都难以彻底缓解的状况下，提高小农经济的效率、效益应该成为建设新农村的主导方向。
农村社区发展道路与模式比较研究――以华西村、南街村、小岗村为(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