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苏轼谪居黄州期间的心灵历程（转）
【内容摘要】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他的诗、词、散文里所表现出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着北宋文学变革中的最高成就。他的一生执中持平、守正不阿，虽屡遭贬谪，而处之泰然。特别是在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的五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在黄州期间，苏轼先后寓居定惠院、临皋亭和东坡雪堂。他在黄州的思想是有矛盾的。他惊魂未定，闭门思过，难免感到苦闷郁愤孤独彷徨，时时向老庄、佛学中求解脱，但他躬亲农事，“幅巾芒屩，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且在黄州的市民、官绅中交了不少朋友，这使他感受到温暖，增强了信心。他虽善于旷达自适，但未忘怀现实，他写了不少关心人民和国事的作品，并撰写了《易传》、《论语说》等学术著作，他的诗风这时转变得气象恢宏，斑斓多采。《东坡八首》、《寒食雨》、《鱼蛮子》，《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总之，他在黄州时的情绪和思想经历了反思、成熟和超脱三个阶段的变化。在黄州那样僻陋贫瘠的寂寞之乡，苏轼抚平了青年时的激情和傲气，通过不断反思和总结，终于达到做人和为文的最高境界。
关键词 苏轼 贬谪 黄州 境界
一、苏轼生平与贬谪的历史背景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今属四川）人。父苏洵颇有文名。他受父亲影响，走上了发奋读书而入仕的道路，年轻时“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青年时期的苏轼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为欧阳修、梅尧臣等所称许。
苏轼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感到不安，希望加强封建王朝的统治。嘉靖六年的时候，他就发表过改革弊政的议论，其后又在《思想论》中提出“丰财”、“强兵”、“择吏”的建议。他是改革的温和派，反对激进的改革措施，所谓“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因此，当神宗初年王安石推行变法从变更政治、经济制度入手实行改革时，他就上书反对，并在王安石执政期间，主动要求外放，先出任杭州通判，转密州、徐州、湖州三州。
元丰二年（1079），正在湖州任职的苏轼突然被捕下狱，罪名是在诗文中攻击朝廷的新法，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后来苏轼被营救出狱，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期间，他自号东坡居士，彷徨于山水，在老庄及佛禅中寻求解脱。
哲宗继位后由旧党执政，苏轼被召任翰林学士。他对新法的某些部分有些肯定，在贬谪期间也实地看到了新法的某些好处。当司马光等旧党要废除一切新法时，他又主张对新法“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见《辩试馆职策问札子》）反对执政大臣的一意孤行，因此又受到旧党程颐一派的攻击，辗转于颖州、扬州、定州的地方官任所。他59岁时，新党再度执政，他又先后被贬至岭南的惠州和海南的琼州。徽宗即位，大赦元佑旧党，他才北归，次年七月卒于常州。
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世界观的各个方面往往是矛盾统一的。在政治上他从儒家思想出发，排斥老庄为异端。另一方面，经历多年宦海**和人生挫辱，他也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和险恶，感到人生的无奈。因此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
二、人生几度秋凉——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调湖州，他在《湖州谢上表一首》中写道：“伏念臣性姿顽鄙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在王安石口中是代表那些“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他的这篇上表得罪了当时得势的御史舒亶，御史中丞李定。舒亶收集苏轼早期的一些讽刺新法推行时流弊的政治诗，把苏轼的四本诗集连奏章一起送上去，李定也送了另一份奏章，列举苏轼该杀的理由。另外加上丞相王珪、李宜之的奏章一共四份。苏轼被革去官职，押回京师审问。老百姓们都出来送太守。根据该地府志的记载，人民都“泪如雨下”。
由于不知道自己的罪状有多大，传说苏轼一路曾想自杀。但是因为怕牵连其弟和朋友们才作罢。从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八月十八日关入御史台监狱。审讯很久，一共六七周。陆游编写苏轼一份文稿的历史，并列明审判的所有文件，我们今天才有“乌台诗案”可查，乌台是御史监狱的代称。书中包括四份状子，审判的记录，东坡的口供、证物，以及最后的宣判。
审讯大约在十月终结束，却因为仁宗太后病逝了而久未判决。依照惯例，皇家出殡要大赦天下，而且神宗皇帝本没有杀他的意思。最后宫中官员送出一道命令，把苏轼贬居到汉口附近的黄州。苏轼除夕出狱，一共在牢中关了四个月。他出狱的当晚写了一首诗“平生文字为吾黑，此去名声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其中“塞翁失马”的典故，表达了诗人不悔的决心。“少年鸡”中提到的是唐明皇时贾昌的典故，贾昌年少时因斗鸡而得到皇帝的宠爱。苏轼用此典故，表示即使今日有此灾难，也不做鸡鸣狗盗、阿谀奉承之徒。
三、缥缈孤鸿影——贬谪黄州初期的反思
元丰三年（1080）苏轼带着长子苏迈离开京师，前往谪居地黄州。初到黄州，苏轼只能住在一座名为“定惠院”的寺庙里。苏轼死里逃生，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他开始对生命和自己的个性反思，研究如何获得心灵的平安。《黄州安国寺记》中就概述了苏轼初到黄州时的心理，他说初到黄州，“舍馆初定，衣食稍给”之后，就开始“自我反省”。 苏轼在经历了这次牢狱之灾后，以创作为第一生命的他，如今却不敢轻易作文，即便是写给朋友的书信也往往再三叮嘱：“不须示人”（《与李端叔》），“看讫，火之”（《与李公择》），唯恐“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与陈朝请》）。苏东坡在黄州初期的生活状态，已被他写给朋友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揣度苏轼当时的心境。既为无牵无挂逍遥自在的宁静生活而感到轻松惬意，又为没有朋友的回应而感到孤独，有一种世态炎凉的悲观体验。这是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所着重描写的心态。
我们从他初到黄州时作的一篇著名的词“卜算子”中可以体会到他政治上的失意和情感上的孤独与寂寞。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此词被黄山谷评为“似不识人间烟火语”。
然而这种情绪并不是始终占据心头。一方面，他善于自我调节，“灰心杜口，不曾看得人。所云出入，盖往村寺沐浴及循溪傍谷、钓鱼采药以自娱耳”（苏轼《与王定国书》）。另一方面，他还有许多的朋友在关心他、爱护他。李常写诗安慰他，参政谏议执事章淳曾写信劝他自新。他还写了好几封信给受牵连最重，谪居西南边区的王巩，为自己连累朋友而感到难过。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生性豁达心胸宽广的苏轼很快就能以一种超脱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的重大挫折。他写下《初到黄州》，使我们又看到了那个潇洒自如的苏东坡。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在对由“乌台诗案”引发的遭遇有个初步的反思后，苏轼直接面临的就是现实的窘迫。在《迁居临皋亭》一诗中，他说：“全家占江驿，绝境天为破。饥贫相乘除，未见可吊贺。”当时，苏轼次子苏迨才十二岁，幼子苏过十岁，必须直面家庭的重担。太守礼遇有加，让他们住在临皋亭。一处再普通不过的驿站，在苏轼眼里却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他写信给朋友：“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即使是在遭遇重创，身处逆境时，苏轼也按捺不住诗人的天性，以一种诗化的眼光看待周遭的一切。因此，平凡破旧的小屋也有别样的韵味。
心灵安定下来，人就有了生活的动力。元丰四年（1081年）2月为了一家二十多口的生计，他不辞劳作，情愿做个躬耕自给的农夫，也不受众人的怜悯。他的好友马梦得，替他在东城门外请领了一处荒弃的营地耕种。苏东坡一向爱好白居易，且当年白居易作忠州刺史时作有一首《东坡种花诗》，而忠州、黄州皆是他们的谪地，且都是在城东，所以苏东坡就给这块土地称之为东坡，从此自号为\"东坡居士\"。
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他在《与李端叔书》中写到：“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项所在，例如从小为考科举学写政论、策论，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是非、直言陈谏曲直，做了官以为自己真的很懂得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其实我又何尝懂呢？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无知。三十多年来最大的弊病就在这里。现在终于明白了，到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我，与以前的苏东坡是两个人。”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圆滑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四、吟啸徐行迎风雨——贬谪黄州的成熟期
谪居黄州以后，苏轼的阅历更广，学问的积累更加丰富，对现实的体察也较深。成为东坡居士之后的苏轼，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直接勤奋的劳动，并和不同层面的人物交朋友。他当时的邻居好友包括潘监酒，郭药师、庞郎中、农夫古先生，黄州太守徐大受、武昌太守朱寿昌，好友马梦得等人。
此时的他心态已经比较平和了。这从他的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可以表现出来。苏东坡在生活中是非常有情趣的人。他饶有兴趣地自制了“东坡羹”“东坡肘子”等菜羹佳肴，在百姓中流传。在这种乡村安宁的环境里生活，他自食其力，心里很快活，他写道“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丈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写下了著名的《东坡八首》，记录下农耕时的感受。 黄州虽是贫瘠的小镇，但是万缕闲情、风光、诗人的想象力、月光美酒却混合成强大的魅力，使苏东坡活得很有诗意。他喜欢和朋友聚会喝酒夜游，在《临江仙》这首词中，他对自己当时的这种游乐生活状态进行了描述：“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谷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黄州的生活对于苏轼来说变成了一种享受，他在此地交游，读书作文，豁达的心境，享受着这里的月光和美酒。 他现在已经能够以一种超脱的心态来反观自身，放逐的生活使他的心灵产生蜕变，思想和文章的风格都有所变化，著名的一词两赋（《前、后赤壁赋》、《念奴娇》）以及《记承天夜游》便是此时的作品。苏东坡那份安详、自足的心境，表露无疑：\"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寄蜉蝣于天地，眇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中国古代的士子，大致有几个方面的焦虑：首先“学而优则仕。”“仕”是第一人生选择，就是要建功立业，积极出仕，这是儒家的传统。第二种忧虑，是对自己身后之名的忧虑，就是作为一个文人自身的事业。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也。第三种忧虑，就是作为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生命转瞬即逝的忧虑，以及对于生命的最终意义的忧虑，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终极关怀”。
苏轼的这篇《前赤壁赋》，对于古代文人的种种忧虑心态，给予了高度的艺术表现。他将哲理的思辩，化入溶溶的月色，化作缱绻的诗魂，化作曲径通幽的境界。
我们把他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脍炙人口的词《水调歌头》和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的《念奴娇 赤壁怀古》仔细比较，可以看出苏东坡在黄州时已经变得成熟，诗文已经达到人生和时代的顶峰。
这两篇词同为千古传诵的名篇。《水调歌头》中描写的是这样一幅画面：诗人月夜下的小酌引发丰富的想象，使怀念起自己的亲人，进而把美好的祝福像月光一样撒向人间。这种意境体现出一种柔美。而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则是描写的一幅盛大宏伟的场景：在古战场赤壁，诗人面对着滚滚东流的江水，欣赏着波澜壮阔的江景，仿佛一下子回到了三国时那个风起云涌的战争年代。词的上阙描写的是诗人对雄奇壮丽的自然景色的赞美，下阙写的是历史人物周瑜的潇洒风度，反衬出诗人自己在政治上屡遭挫折、抱负无法施展的无奈。最后诗人感叹：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首词中诗人的思绪上下古今，纵横千年，体现出诗人开阔的胸襟和远大的抱负。词中雄奇壮伟的江山胜景和功耀史册的英雄人物相互辉映，动人心魄，其意境之高阔，气象之恢宏，堪称轶群盖世、前无古人，体现出一种壮美。这首词也被认为是豪放词的代表作。
正所谓人如其文。苏东坡已经到达了人生的新境界。而这种人生境界，是苏东坡在经历了政治灾难、精神孤寂和痛苦反思之后人格真正成熟的一种表现。迫害、孤独和物质生活的艰难使苏东坡终于脱胎换骨，其艺术才情也得到了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沉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心灵宁静高远的那一刻。
五、贬谪黄州末期的超脱 彻底摆脱了乌台诗案的阴影，苏轼在黄州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除了写诗作词外，他还热衷于瑜伽和炼丹，在老庄及佛禅中寻求解脱。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角度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及世间是是非非的关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他给王巩的信中对他的修炼进行了详细的描叙。元丰六年（1083年）苏轼开始一种类似瑜伽的道家修行。他开始关注修炼时身心微秒的变化，并和弟弟苏辙、好友张方平探讨。除了这些身体上的修行外，他还结交一些禅、道朋友。苏轼写过两则关于炼丹的笔记，一个叫“阳丹”，一个叫“阴丹”。
除了寻找方士炼丹之外，我们不妨把苏轼的修道行为看作是养生之道。有一个朋友问他的长生秘方，他写道：“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他从对身体状态的关注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简化生活的基本观念：节制与简朴。他是在追求身不为外事所役的超脱境界。
即使是纵情山水，沉醉于老庄与禅宗，苏轼的主要思想还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苏轼参禅悟道，并非为了超凡入圣，而是为了撷取精华，构建新的人生准则。他在《雪堂记》中说的一句话，最能概括这一特点，这就是“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这里的“世之事，”即指世事人生，包括参与现实社会实践和对生命本体的探讨。“世之机”，除了指险恶的“机心”外，主要指“利害之途”和忧患之域，即庸俗的功名利禄之心。他抛弃了“世之机”，心灵世界就变得海阔天空。
元丰七年（1804年）,皇帝想调他回京，但是遭到周围人的极力反对，于是皇帝亲笔下诏，把苏东坡的谪居地由黄州移到离京师较近的汝州（临汝）。苏东坡虽然舍不得，还是告别了朋友，离开黄州，又投身俗世。他路过南京时，还特意去看昔日政敌王安石，一起谈诗论佛，把酒言欢。往事如云烟般消散，黄州艰难的五年，造就了超然的苏东坡。
六、总结
苏轼一生屡遭贬谪，在文艺创作上始终孜孜不倦，写下了大量名篇佳作流传千古。其中贬谪黄州时写的四篇为流芳百世的精品，代表着苏轼诗文的最高成就。苏轼在贬谪以前，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斋中度过，在黄州的经历，使他能够直接面对普通的百姓，接触社会各个层面，而且通过自食其力的劳作，体味到劳动之美。这些都是促成苏轼提升的要素。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写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诗集》卷四十八）大凡成名成家之人物，大多经过各种挫折，难能可贵的是从挫折中站起。苏轼的人生跌宕起伏，但是他始终从容面对。我们仿佛看到一个不管经历多少磨难，一直风吹不折，雨打不倒，永远朗笑着吟啸前行，向着西北射天狼的可爱豪爽的老东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