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苏轼
苏轼是伟大的文学家。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评论苏轼说：“他一向被推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苏轼在世时已经文名满天下。李绍《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序》云：“其为文章，才落笔，四海已传颂。下至闾巷田里，外及夷狄，莫不知名。其盛盖当时所未有。”
苏轼死后，根据他生前“葬我嵩山下”的遗愿，葬在汝州（今河南省郏县），其地被称为“苏坟”。苏轼的弟弟苏辙与苏轼手足情深，并且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苏辙死后，苏辙之子为践苏轼和苏辙生前“夜雨对床之约”，把苏辙葬于苏轼墓旁，人称“二苏坟”。到了元代，有人又设苏洵的衣冠冢于苏轼坟和苏辙坟之旁，于是就有了“三苏坟”。苏氏父子三人在“唐宋八大家”中“占”了三个席位，三人死后，能够在嵩山下的古柏林中“无言”地“相视”、“相伴”，后人来到“三苏坟”前，抚今追昔，大概是会有许多感慨的。
白居易《李白墓》云：“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垅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苏轼一生经历坎坷，他和李白都可以说应了“诗人薄命”那句话，可是，他们都创作出了惊天动地的作品，后人忘不了他们的那些“惊风雨，泣鬼神”的作品，后世有无数读者在和他们进行超越时空的心灵交流和思想对话。李白和苏轼都有无数的超越时空的欣赏者、对话者，有了这些数不胜数的欣赏者和对话者，他们在九泉之下是不会感到寂寞的。
苏轼不单是一个文学家
许多人都知道苏轼的诗好，词好，文章也好，所以人们说他是一个文学家。但苏轼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他还是一个书法家和画家。
苏轼是著名的书法家，许多人都很喜欢苏轼的书法。苏轼在书法上造诣很高，他和黄庭坚、米芾、蔡襄四人被称为“北宋四大家”。黄庭坚在评论苏轼的书法时说：“东坡先生常自比于颜鲁公（按：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以余考之，绝长捕短，两公皆一代伟人也，至于行草正书，风气皆略相似。”他又说，东坡“中岁喜学颜鲁公”，“比来苏子瞻（苏轼）独近颜（颜真卿）、杨（书法家杨凝式）风骨。”
喜欢书法自然也就会爱墨，爱砚。
《苏东坡全集》中有“砚铭”数十首，可以说，在这些“砚铭”中，苏轼对砚的无比喜爱之情已经跃然纸上了。
苏轼有《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一诗，从此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轼的爱墨之心和爱墨之情。从诗中的“此墨足支三十年”一句，我们得知苏轼的藏墨甚丰；诗中又说“非人磨墨墨磨人”，全诗最后以“闻君此诗当大笑，寒窗冷砚冰生水”两句作结，耐人寻味。
可以断定，苏轼在写“非人磨墨墨磨人”这句诗时，他心中一定是感慨万千的——在这句诗中实在蕴涵了太多、太多的话内之意和话外之音！
所谓“磨”，可以和可能是“消磨”，也可以和可能是“磨练”。 从这句“非人磨墨墨磨人”中，我们可以品味出：对于苏轼来说，练字书写，其目的和意义决不是单纯地提高书法技巧或书法技艺，而是“书法就是人生”！苏轼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几十年含辛茹苦的书法历程，也就是在“历练”和“铭记”他的人生的历程。
苏轼是一个“平生好诗仍好画”的人。黄庭坚有《题子瞻枯木》一诗。诗云：“折冲儒墨阵堂堂，书入颜（颜真卿）杨（书法家杨凝式）鸿雁行。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此诗前两句是称赞苏轼的书法，后两句是称赞苏轼的绘画。
在宋代画家中，文同（字与可）善画墨竹，闻名后世。苏轼与文同是好朋友，苏轼诗文中论及文同墨竹处甚多，且多精彩之论。《北宋文化史述论》云：“文同墨竹的真迹传世者极少，上册收有目前大陆上硕果仅存的一种，与苏轼的一幅枯木怪石图同裱一轴。”“与它同裱的东坡之作，全幅画面只有一块磷蹭奇兀的巨石和并排而生的秃树。那秃树既不画鳞斑条纹，也不显示明暗对比，只是从平面的形状上看去像一棵树而已，充分体现了文人画不重形似的特点，而怪石与枯木的并置„„正是与墨竹一样表现知识分子苏世独立（按：疑为“遗世独立”之误印）之节操的意象组合。”不知今存的这幅苏轼“枯木图”同黄庭坚《题子瞻枯木》诗中所说的那幅“枯木图”究竟是什么关系？ 说到苏轼和文与可的友情，还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苏轼诗集中有《题文与可墨竹》，此诗前有“叙”，文曰：“故人文与可，为道士王执中作墨竹，且谓执中勿使他人题字，待苏子瞻来令作诗其侧。与可既没八年，而轼始还朝见之，乃赋一首。”苏轼在《题文与可墨竹》这首诗中称赞文与可的绘画“荒怪出象外”，造诣很高，又说：“举世知珍之，赏会独余最。”在诗的最后，苏轼说：“知音古难合，奄忽不少待。谁云死生隔，想见如龚隗。”从这首诗的记述中，我们得知，苏轼在文与可死后八年才得以完成文与可生前要苏轼为其所画墨竹题诗的愿望，虽然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二人已经死生相隔，但在苏轼写作《题文与可墨竹》这首诗时，从哲学和解释学的意义上看，他们又正在进行令后人感动的超越死生和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苏轼在写《题文与可墨竹》这首诗时，他是在与文与可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同时，他也是在呼唤后人与他进行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从苏轼谈人的全面发展
苏轼不但是一位著名书法家和有一定地位的画家，而且是一个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和理论家。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北宋时期是一个思想相当活跃的时期，在思想和学术界几乎同时涌现出了王安石的“新学”、二程的“洛学”、张载的“关学”、苏氏兄弟（苏轼和苏辙）的“蜀学”，流派纷呈，蔚为大观。尤其是在嘉祐二年（公元1051年）程颢、张载、苏轼、苏辙同登进士第，更可谓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
苏辙在为苏轼撰写的墓志铭中简要地叙述了苏轼问学的历程：“（苏轼）初好贾谊、陆挚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墨，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矣。”由此可知，苏轼走的是一条兼学百家（包括佛学）之长的道路。
苏轼著有《毗陵易传》，集中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苏轼哲学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三教合一”的思想和观点。苏轼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交功。我见大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苏辙著有《老子解》，也力主三教（儒、释、道）合一，苏轼在《跋老子解后》说：“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南朝之刘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
苏轼不但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他还有宝贵的经济学思想和观点。关于苏轼的经济学思想，在赵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有专节论述和分析，本文就不再饶舌了。
但还有一点，却是值得特别一提的——那就是苏轼还深谙医学。传世医书中，有一本《苏沈良方》，是后人把苏轼和沈括的医学方书汇编在一起而成书的。《四库全书总目》云：“此书以经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固非他方所能及矣。”苏轼在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时，遇大旱饥疫，“多作饘（稠粥）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虽然我们不能由此而推断当时所用“药剂”必定是苏轼所定之方，但我们却有理由猜测当时在选定所用药剂时，苏轼应该是发挥了某种程度的作用的。由于这件事的性质，不是医生个体行医疗病，而是一件“政府”组织的“医政”活动，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在这项活动中，作为深谙医学的地方行政长官，苏轼发挥了令人称赞和大得民心的“领导”和“决策”作用。
如上所述，苏轼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在书法、绘画、哲学、经济学、医学等方面都可以卓然成家，他确实是一个少见的“多面手”，是令人钦佩的“全面发展的人”。
许多人都把苏轼当作一位文学家，这个看法当然是正确的，不能说有什么错误；但我更愿意把苏轼看作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把他看作一个值得效法的古代的“全面发展的人”的典范。
人的全面发展不但是古代先哲的理想，而且是许多现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理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更有许多精辟而深刻的论述。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满怀景仰之情地赞赏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他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惟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就时代而言，中国的北宋时期无疑地是无法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相比的，可是，就个人而言，苏轼却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当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与那些“巨人”相比拟的。
马克思也憧憬着人的全面发展，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人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心愿干事情，“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占有核心性的位置。本文由谈苏轼开始而最后“漫游”到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很显然，本文已经不可能再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的讨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