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事”并不如烟
■杨
敏
社会的痛感一强，燃点就低，网络上的情绪宣泄，将一个接一个的公共事件搅动得风生水起。
中国网民，痛感很强、燃点很低。
2008年，他们关心国事、天下事；2009年，他们关注家事、身边事。
这一年的痛感更多来自于庸常生活，一些人为没保住饭碗叹息，还有一些人为没找到饭碗发愁。
全球金融危机中，珠三角、长三角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大量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因此失去了工作；610万大学毕业生，会同100万往届毕业生一起，抱着并不太高的择业条件，为一份工作争得“头破血流”；那些濒临破产的国企职工，再也享受不到国家执行十年多的政策性破产的庇护，从2009年起，他们的企业在清产核资以后，钱首先会用来还给银行，而不是用于安置职工。
就业一直都是个问题，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成为大问题。这一最客观的社会现实，已经以不同的方式投射到2009年的网络之上。
社会的痛感一强，燃点就低，网络上的情绪宣泄，将一个接一个的公共事件搅动得风生水起。今天，网络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网民关注每一条逝去的生命，“躲猫猫”事件中的李荞明，杭州“70码”事件中的谭卓，石首事件中的涂远高；同情事件中的弱势人群，深圳女清洁工梁丽，巴东小镇姑娘邓玉娇；质疑公权力行事者的言行举止，房产局长周久耕，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宜城市长周森锋；捍卫自己的直接利益甚至非直接利益，售票员倒票事件惊动铁道部，山东东明污染事件惊动国务院。
2009，网络进入“多事之年”，舆论焦点也正从城市向县域转移。此前很长一段时间，群体性事件和网络公共事件多发生在大中城市，以拆迁征地冲突为代表的重庆“钉子户”事件，以城管和游商矛盾为代表的洛阳倒枣事件，以厦门PX项目、上海磁悬浮项目为代表的城市污染事件，都不再是矛盾冲突的主题。承担更重发展压力，拥有强烈发展愿望的县一级，走向了矛盾冲突的最前沿。
传统行政文化的沉淀与吏治之痛，给县一级官员留下更大的腾挪空间，财权与事权强烈的不对称，更使县一级主政者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而不是社会发展上。招商引资带来了环境污染，于是山东东明千人联名上书；城市发展需要盘活土地，造城过程中出现了一栋栋豪华办公楼，于是有了灌南县所谓的“惠民工程”——市民文化中心；吏治不严导致官员道德沦丧、公务活动失范，于是有了贵州习水官员嫖宿幼女案，有了湖北巴东招商干部丧命娱乐场所案。
县域维稳已经成为国家大事。去年11月以来，县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县纪委书记先后进京集中轮训，从另一个侧面昭示了中国的维稳新思路。县域，也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网事”多发之地。
除了舆论焦点的转移，2009年的网络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趋势？
一年前的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民在线交流，从此，更多的官员摒弃了对网络民意的偏见，投身到网络问政的活动中去，官员博客、在线访谈，“潜水、拍砖”，越来越多的触网演练，必然推动着官员媒介素养的进一步提高。
一年前的6月28日，瓮安事件爆发，这一标志性事件，既提供了一个审视转型社会基层治理的机会，也提供了一个解剖地方政府公共危机应对的样本。瓮安事件一年之后，我们发现中国官员对于网络舆论，仍然停留在重视而不善于引导的阶段。
面对突发性的网络公共事件，官员还需要掌握很多的方法和学问，学会沟通，学会说服，学会主动设置议程，学会在网络空间培养自己的意见领袖。
毫无疑问，在众声喧哗的年代，对于网络公共危机的应对之术，在基层官员群体中既有潜在的需求，更有巨大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