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大西迁
抗战爆发前夕，我国共有高等学校108所，大部分集中在中东部。其中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占45所，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占30所，广东占7所。以上三地区共有82所，占我国高校总数的3／4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述地区的高等院校首当其冲，备遭蹂躏。
1937年7月28日午夜，日军用密集的炮火彻夜轰击南开大学，7月29日又派飞机以南开为目标，对天津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连续轰炸。之后，又将军车开进南开，将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点火烧毁。南开大学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授楼和大部分平房均被夷为平地。南开中学部的西楼、南楼和小学部的教学楼也成了一片废墟。南开的一口重18000斤、镌有全部《金刚经》的大钟也被日军拉走，熔为做枪炮子弹的材料。
南开的事例只是抗战中众多被日军破坏的文教机构的一个典型。据统计，从1937年7月起到1938年8月底止，全国108所高校中遭日寇破坏的有91所，遭严重破坏而停办的有25所，全部被毁坏的10所，直接财产损失达33604879元。各高校损失的珍贵资料，如南开大学关于华北经济的研究资料，清华大学收集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档案资料，北京大学的关于中国地质的资料，等等，都是无价之宝，更是无法也不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受战火影响，全国有半数的中等学校学生无法上学，129700多所小学和幼稚园被破坏(约占全国小学、幼稚园总数的44%)。被破坏的中小学校与社会教育事业机关的财产损失达18300余万元。除用炮火轰炸我国教育机关外，日本帝国主义还对不听命于己的广大爱国师生进行残酷的迫害。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等因坚持抗日立场，惨遭特务暗杀。著名教育家宋泽夫被日军逮捕，迫害致死。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被日军长期关押，受尽折磨。
野蛮的轰炸和破坏吓不倒中国政府和人民。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得知南开被炸的消息，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1他表示，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蒋介石也向张伯苓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先后制定和颁布了《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各级学校处理校务临时办法》等法令，布置各战区学校内迁与学生借读等应急事项。由此，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迁徙。
八年抗战期间，我国高等教育的内迁大致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37──1939年。这段时期，东部沿海的各高校除北平的燕京、辅仁大学 1《张伯苓教育论著选》第22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等教会学校中立未动，上海的交通大学、沪江大学等迁入英美租界外，其余主要高校或迁往西南、西北地区，或就近迁入周围山区。国立西南联大、西北联大均成立于此时；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浙江大学等均于这一时期迁往西南。
第二时期：自1940年下半年至1943年春。这一时期由于美日关系恶化，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原迁上海英美租界的高校，如沪江大学、交通大学等，不得不迁往重庆，原滞留北京的燕京大学也迁往重庆。这一时期由于战事的变动，特别是云南从大后方变成大前方，迁往滇西的国立艺专、同济大学等又先后迁往四川。
第三时期：1944──1945年，因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和黔南战役，广西、贵州等地的部分高校及内迁该地的部分高校再度迁徙。如广西大学迁往贵州榕江，唐山工程学院从贵州的平越迁往四川的璧山。
在高等学校内迁过程中，迁校最远的是北大、清华和南开。由这三所学校在昆明组成的西南联大，是我国抗战时高校办学的一个典范，是闪耀在大后方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1935年华北岌岌可危之时，清华大学曾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建筑了一批校舍。1937年7月底北平沦陷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至长沙，组织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以及教育部代表杨振声为筹备委员会委员，负责长沙临时大学的筹备工作。1937年10月25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11月1日正式上课。当时全校有文、理、工、法商四个学院十七个系，教师148人(原北大55人，清华73人，南开20人)，职员108人，学生1452人。
临时大学设在长沙的时间很短，只有一学期。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武汉、长沙告急。经蒋梦麟亲自请示蒋介石，决定将临时大学迁往昆明。1938年2月，临时大学除350多位学生留在长沙外，大部分师生分两路由长沙向昆明进发。一路是女生和体弱者，约800余人，由樊际昌、梅美德、钟书箴三人领队，乘火车至广州，经香港再乘船至越南海防，然后改乘滇越铁路至昆明。另一路师生两百多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翻越重山峻岭，步行至昆明。1938年4月28日，旅行团的师生历时68天，行程3360华里，胜利抵达昆明，与先期到达的一路会合。胡适曾高度赞扬旅行团说：“临大决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时六十八天之久，经整整三千余里之旅程„„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4月2日，接教育部通知，迁到昆明后的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联大正式上课。
22转引自《笳吹弦诵在春城》第51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西南联大是当时中国北方最优秀的三所高等学府的组合，它的建立融合了三所学校的个性和精神──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清华的借石他山、自由活泼，南开的允公允能、自强不息，并在此基础上融汇成自己的新精神：“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组成联大常务委员会的三位校长──清华的梅贻琦、北大的蒋梦鳞、南开的张伯苓，均以国家民族为重，以教育和人才培养为先，相互之间坦诚无私、精诚合作，他们既为联大新精神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是联大新精神的绝好注释。
西南联大从1938年4月建立，到1946年5月北大、清华、南开先后返回平、津复员，历时八年多。在这八年中，西南联大先后有2500多人毕业，800多人投笔从戎，再加上结束时返回三校的学生1794人，共5000多人。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唐敖庆、沈元以及众多战后活跃在国内外科学领域前沿的专家、学者，都来自于西南联大。在新中国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第一批190名学部委员中，西南联大的师生竟占了118人。考虑到战火纷飞及中国大学教育起步较晚等因素，西南联大能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大批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这实在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
南京中央大学是抗战中迁徙最迅速、最完整的高校。而中央大学迁校的成功，又与罗家伦的高瞻远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35年华北危机之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已开始注意物色可供中大迁校的校址，并不顾外界对他的冷嘲热讽4，订制了大批木箱，准备迁校。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罗家伦电促正在放暑假的学生立即返校。8月15日，他在四牌楼中大大礼堂语气沉重地向在校学生作动员说：“现在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了，这一场中日战争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场大战，这一仗不打则已，一旦打起来就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能够结束的。我们这一代人打不完这一仗，下一代人还要打下去，一直打到日军被驱逐出我国国土，收复失地为止。”学校迅即将教学图书、仪器设备、学籍档案等装箱启运入川。10月初，学生开始迁徙。12月1日，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新址开学。
中央大学农学院一批家禽、家畜的内迁，是高校内迁史上感人至深的一段佳话。 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学大部已搬迁。校长罗家伦赶往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和职工们道别，并交待说，一旦南京沦陷，余下的牲畜如不能迁移就放弃，决不责怪。罗走后，农场职工们推举王酉亭把这些经多年饲养的良种家畜、家禽也搬迁到大后方去。在职工们的 3435《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第134─13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当时有人不理解罗家伦的行为,认为他是贪生怕死之徒,讽刺他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得曼(谐音“逃得慢”)的哥哥“逃得快”。
5转引自刘敬坤：《中央大学迁川记》,《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25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帮助下，王酉亭将鸡、鸭、鹅、兔等装笼，安置在马和牛的背上，然后赶着成群的马、牛、猪、羊向四川进发。1938年11月，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王酉亭历经千辛万苦，带着仅剩的20多头荷兰乳牛和少量家禽、家畜到达重庆，进入沙坪坝中央大学畜牧场。罗家伦晚年回忆说，当他意外地看到这群中大畜牧场的家畜、家禽时，“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我眼中的热泪也不禁夺眶而出了”6。王酉亭也因护送有功被誉为“中大的有功之臣”。
抗战八年，我国真正在原地正常教学、未受战事任何影响的高等院校只有新疆学院一所，许多高校都是一迁再迁。如浙江大学曾四次搬迁：一迁浙西天目山，二迁赣中吉安，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遵义、湄潭；同济大学一迁上海英租界静安寺路口，二迁浙江金华，三迁江西赣州，四迁广西贺县，五迁云南昆明，六迁四川南溪。迁校次数最多的要数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一迁广西梧州，再迁藤县，三迁融县，四迁广东乳源，五迁连县，六迁曲江，七迁回连县，八迁罗定。
内迁高校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四川重庆、成都和云南的昆明，以陪都重庆为最多。据统计，截至1944年，迁入重庆地区的高校有大学9所、大学研究所1所、独立学院10所、专科学校11所，合计31所，占内迁高校的1／3。重庆与成都的高校又大多集中在重庆的沙坪坝、北碚的夏坝、江津的白沙坝和成都的华西坝，形成著名的文化四坝。在内迁高校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创立了34所国立中学，用以收容、安顿沦陷区中等学校的流亡师生。
高等院校的大规模内迁适应了中华民族长期抗战的需要，减少了教育事业和人才的损失，保存了民族发展的元气，增强了中华民族长期抗战的实力。高等院校的大规模内迁还加速了西南和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西南和西北地区都属偏远的内地省份，交通不便、文化落后、信息不灵是导致这些省份长期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大量高校的内迁，东部沿海地区的新知识、新思想、新的生活方式也随之传入和传播开来，加速了这些地区从闭塞中苏醒过来。
杨宏雨
编撰
6转引自刘敬坤：《长途跋涉的中央大学畜牧场》,《民国春秋》1992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