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安全系列报道
中国经营报
2010年06月05日
农产品现在正为资本的宠儿，继绿豆、红豆、黑豆被爆炒后，大蒜也被推上风口浪尖。其实在这场炒作游戏的背后，真正令人忧虑的则是粮食安全问题。
温度上升带来的粮食减产、干旱洪涝等极端气候等问题正在影响到全球的农业生产。怎样确保粮食安全，这也成了人类面临的一大问题，尤其是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本期关注中国种业。
中国粮食安全系列报道(之一)
危险的种子：外资种业中国突进调查
编者按/“东北‘沦陷’了！”80岁的王象坤说。
王象坤是中国农业大学植物遗传育种系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农学学科副组长；水稻育种界亦有“南袁北王”的说法，将其与袁隆平并称。
王象坤担忧的是，继大豆产业失守之后，另一种大田作物——玉米恐将步其后尘。
有数据表明，东北地区尤其是吉林省，仅先玉335一种外资玉米种子已占据当地玉米种植面积近50%。而由于纬度上与美国“玉米带”相同，东北亦被看做是我国最主要的玉米产区之一。
蔬菜和花卉种子之后是大豆，大豆之后现在又是玉米。国内食用油价格因为大豆的“沦陷”而将定价权拱手相让于外国，外资种业在大田作物玉米上的狂飙突进，怎不让人担心？
外资种业中国突进调查
2010年春节之后的三个多月，张平恨不能脚不沾地。
张平是吉林省平安种业有限公司(下称“平安种业”)董事长、总经理。
“五一”前后，往往是东北地区每年的播种季节，张平的忙碌可以理解。但2010年跟往年还是不一样。以平安种业举例，2009年玉米种子销售量还逾2000万斤，但2010年只有三四百万斤。
“怎么能不着急？吉林省每年玉米种子销量大概有2亿斤，往年我们能占到市场份额的10%，但2010年估计只有2009年销量的1/5。逼得没办法，省内销量小，我们就多向外地跑，绕开重点区域，向黑龙江、内蒙的一些边缘地区去覆盖。”张平告诉记者，他的困境来自于一种叫做“先玉335”玉米种子。
先玉335的秸秆高、抗旱性好、产量不错，逐渐博得老百姓的喜欢，并开始被广泛种植。因为先玉335热销，在榆树除了敦煌种业是官方的销售商之外，大最的“套牌”先玉335活跃在榆树市种子商业街上，所以先玉335的具体市场份额难以统计。
张平认为先玉335已经占据东北70%~80%的市场份额，榆树农业局某科长的估计则是30%~40%，而中国农业大学植物遗传育种系教授王象坤则认为至少是50%。但无论哪个数字，毫无疑问，先玉335在当地已成为第一大玉米种类。
先玉335的背后是外资巨头——先锋公司。该公司是国际上玉米技术研究的首席，创立于1926年，后于1999年10月被美国杜邦公司收购，现为美国第一大种业公司。
那么，先锋公司为何会允许大量“套牌”的先玉335充斥市场？
一方面，先锋公司在国内的员工并不多。据其官方网站透露，其子公司敦煌种业先锋良种有限公司现有员工94人，另一子公司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现有员工152人。
另一方面，先锋公司要想“打假”并不容易。相反，“套牌”则可以帮助扩大先玉335的品牌影响力。对此，张平忧虑地表示：“这几年因为榆树相对旱的年份多，所以先玉335大行其道。而一旦遇到涝的年景，先玉335的种植风险就很大。而且，更关键的是，农民大规模种植“套牌”先
玉335，先锋公司并非不知情。这就好比微软公司当年放任盗版一样，先让你大规模使用，占领市场份额，然后在合适的时候就会举起打击盗版的大旗，收取巨额专利使用费。”
更让业界担忧的是，对于外资花卉和蔬菜的种业限制，国内早就放开；大豆种业的控制权已经失陷；棉花种子的外资市场份额一度高居50%以上，但所有这些都远没有大田作物中玉米种业为先玉335等外资控制的局面，让人觉得更为惊心动魄。
中国种业的危机感因为先玉335的冲击再次凸显，而国内种业公司与国际种业巨头的差距实在让人心酸。2009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综合发展研究所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全球种业10强公司占全球种业市场份额的35%，而国内种业10强公司占全球市场份额的比例仅为可怜的0.8%。
当然，公众对于国内种业公司无法抵挡外资巨头渗透的担忧，不仅是约8700家公司的生死，更重要的是种子公司“沦陷”之后的整个产业链。
基辛格曾经说过：“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全球经济。”石油、粮食和美元是美国统御全球的三大工具。考察美国的国际战略布局，基本都是围绕这三大工具展开。
“大豆的情景就摆在眼前。本来大豆原产于中国，可是在允许美国大豆进入国内后，美国大豆的到岸价比国产大豆都便宜，因此，国内的大豆种植、中小规模油脂加工企业纷纷倾覆。现在，我国用的大豆70%通过进口，80%加工企业用美国的进口大豆。这种情况下，只要美国大豆价格稍微波动，老百姓的食用油价格就受影响。大豆的全球定价权已经被美国彻底控制了。”王象坤说。
外资背景的玉米种子如何在中国市场横行？中国种业面临什么样的混乱局面？外资种业巨头如何曲线进入中国？
本报调查将力图揭开谜团。
危险的种子调查
（一）：外资玉米狂飙
王永强
与吉林省平安种业董事长张平同样感受的人不在少数。刚刚创业一年多的佟玉东也深深地感到了2010年春天的寒意。
调查一 套牌“先锋”：外资玉米狂飙
与吉林省平安种业董事长张平同样感受的人不在少数。刚刚创业一年多的佟玉东也深深地感到了2010年春天的寒意。
佟玉东是吉林省鼎峰种业有限公司(下称“鼎峰种业”)经理。2009年，在种业圈做销售多年的佟玉东准备自己干，他在正对榆树市种子商业街入口的马对面租下了门面房，开起了自己的种子公司。
“市场没有自己想象的好。如果不是一些原先积累的老客户，形势不可想象。”佟玉东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当初要租门面房时，佟玉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现在的位置。
这似乎不难理解，步行商业街随处可见，但买卖种子也能开出一条商业街，相当少见。这颇有些榆树特色。
1990年12月才撤县设市的榆树，由长春市代管，素有“天下粮仓”之称。榆树市农业局2009年一份资料显示，因地处世界知名的黄金玉米带，近年来，榆树的粮食年产量始终保持在45亿斤的规模，约占全国的1/180、吉林省的1/
10、长春市的1/3。
榆树市的种子商业街并不长，但200多家种子公司分布于此。商业街的集聚优势，为农民买种子提供便捷的同时，更为鼎峰种业等种子公司销售提供了地利。
无“先玉”不欢
但无论是哪个份额，单品种植率上，先玉335肯定已经排名第一。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种子店前，只有少数几家位置特别显赫的种业公司看不到“先玉335”的“身影”。多数店家都会在门前放一个标有“先玉335”字样的袋子，以示自己店里有该品种招徕顾客。可事实上，负责在榆树销售先玉335品种的敦煌种业榆树分公司并不在种子一条街上。
“今年的销售跟去年差不多，并没有特别大的增长。”敦煌种业榆树分公司的销售人员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按他们自己的评估，先玉335在整个榆树的种植面积也就十五六分之一，远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多。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植物遗传育种学教授王象坤给出的估计是50%，他认为，吉林是东北玉米带的中心，榆树又是吉林玉米重镇;张平甚至觉得先玉335已占据高达70%~80%的市场份额。而来自榆树农业局某科长的估计则是30%~40%。但无论是哪个份额，单品种植率上，先玉335肯定已经在东北甚至全国排名第一。
市场上，先玉335也确实购销两旺。记者在敦煌种业榆树分公司看到，为了促销种子而制作的促销塑料水杯尚余两三箱子，但整个仓库里的种子已经基本售卖完毕。工作人员也可以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会儿话，完全不像榆树种子一条街那样热闹。而尽管认为先玉335没有3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工作人员还是觉得该公司的2010年销售状况确实较2009年好。
敦煌种业的2009年财报则显示，2009年先锋良种公司3~4期工程竣工并正式投产，制种面积扩大到4.45万亩，产种1663万公斤，实现净利润2.18亿元，同比增长132%，占其2009年净利润的近50%。
“套牌”泛滥
据张平估计，有的种子一条街上的商铺95%以上都在套牌“先玉335”。
“正牌先玉335的种子确实只有敦煌种业那卖，但如果我们不在店前摆一个先玉的袋子，老百姓就不会进你店里买种子。”种子一条街的一家种店老板有点无奈，看记者不懂行，他欲言又止。停顿了会，他才悄声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我们店里有„套牌‟的先玉种子。”
“套牌”是种业行话，意思是非正牌但品质接近正牌的种子。而小种子店能够拿到“套牌”种子，又与育种、繁种的特点分不开。
“有研发能力的种业公司，并不会自己制种。他们会委托给合适区域的某个村镇帮助种植、管理、收获，等到种子收下来，然后再从农民手里购买。”一业内人士透露，“大公司收购规模大，对种子的质量要求也比较高，但收购价格却不高，所以也就会有种植者„截留‟部分种子，转而通过高价售卖给套牌种子收购者。”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榆树种子一条街发现，套牌先玉335种子的售价大概在0.8分/粒~1.2分/粒，而敦煌种业的先玉335售价则高达1.5分/粒。
低价收、高价卖，看起来，正牌商的利润相当不错;那么，高价收、低价卖的“套牌”种商利润何在?
“套牌种商不需要科研投入，没有种植、浇水等管理费，因此虽然高买低卖，但也能获得部分利润。”前述业内人士称。
事实上也是这样。正是通过这部分套牌种子售卖者，先玉335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据张平估计，有的种子一条街上的商铺95%以上都在套牌“先玉335”。
下一个“大豆”?
这就好比微软公司当年放任盗版一样。
“先玉335的秸秆高、抗旱性好、产量不错，所以即便抗倒伏能力弱，老百姓还是喜欢种植;粮贩收购价高，老百姓也好卖粮。”张平表示，粮贩愿意高价收购的原因在于先玉335的出粉率高。
但张平同时忧虑地表示：“这几年因为榆树相对旱的年份多，所以先玉335大行其道。而一旦遇到涝的年景，先玉335的种植风险就很大。而且，更关键的是，农民大规模种植套牌先玉335，先锋公司并非不知情。这就好比微软公司当年放任盗版一样，先让你大规模使用，占领市场份额，然后在合适的时候就会举起打击盗版的大旗，收取巨额专利使用费。”
先锋公司是先玉335的研发者和品牌持有者。据王象坤介绍，该公司是国际上玉米技术研究的首席，创立于1926年，后于1999年10月被美国杜邦公司收购。而在国内，先锋公司则通过与登海种业(002041.SZ)和敦煌种业的合资公司大举攻城略地。
“大豆的情景就摆在眼前。本来大豆原产于中国，可是在允许美国大豆进入国内后，美国大豆的到岸价比国产大豆都便宜，因此，国内的大豆种植、中小规模油脂加工企业纷纷倾覆。现在，我国用的大豆70%通过进口，80%加工企业用美国的进口大豆。这种情况下，只要美国大豆价格稍微波动，老百姓的食用油价格就受影响。大豆的全球定价权已经被美国彻底控制了。”王象坤说。
更让业界担忧的是，对于外资花卉和蔬菜的种业限制，国内早就放开;大豆种业的控制权已经失陷;棉花种子的外资市场份额一度高居50%以上，但所有这些都远没有大田作物中玉米种业为先玉335等外资控制的局面，让人觉得更为惊心动魄。
原因很简单。玉米作为大田作物，其关涉的产业链条更长。玉米是动物饲料的主要原料，玉米定价权一旦失陷，国内的各类畜牧养殖业必然大受影响。而我国当前依赖玉米种植、饲料加工、畜牧养殖的人群，远较大豆为多。
但以先玉335为首的外资玉米种业狂飙盛宴正持续到来。
敦煌种业之外，先玉335的另一合资代销公司——登海种业的2010年一季报披露,因登海先锋公司(双方的合资企业，本报注)的先玉335持续旺销，母公司业绩也开始恢复性增长，因此2010年上半年上市公司业绩同比增长120%~150%。
调查二:诸侯割据：国内种业乱象
一定程度上，榆树市种子商业街“多小散”的现状正是中国种业的缩影。外资种业公司挟研发、规模、资金、管理上的巨大优势，长驱直入，罕逢对手。
2009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综合发展研究所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全球种业10强公司占全球种业市场份额的35%，而国内种业10强公司占全球市场份额的比例仅为可怜的0.8%。
“国内的种子公司多、小、散、乱。”采访中，不止一人这样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按照2009年的统计数据，目前全国持证种子企业多达8700家，但注册资本在3000万元以上的则只有200多家。而美国全国的种业公司不过百余家，孟山都、杜邦先锋等国际种业“寡头”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相形之下，缺乏“明星”企业、持续研发投入少、管理水平低，无力抵挡外资种业巨头的强大攻势、业内领先公司纷纷与外资公司合资，甚至是国家相关政策思路不清、执行走样等，都成为国内种业公司发展不得不面对的“拦路虎”。
体制积弊
“研产制销分离，中间环节效率低，弊端很大。”
“国内种业形势的严峻也在于此，因为完全跟国外巨头不是一个数量级。”中国农业大学植物遗传育种学教授王象坤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农业部有一个种站资料，国内注册资金3000万元的种业公司有200多家；但实际上有科研能力的，也就100家；而真正有核心科研力量的更少。”
这不能不说与我国原有的种业体系有关。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内的种业研发由大学、各类农业科研院所负责，全国各级种子管理站控制流通，而因为“假种子坑农”干系重大，所以国家对于种业市场的开放和管理一直很谨慎。当然，这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国内种业“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对此，全国各级主管机构自然不会熟视无睹，但如何选准突破口确属难题。
王象坤也是科技部种业领域的863项目和973项目专家，负责过诸多种业项目的评审。他透露，考虑到我国“三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谁来主导国内种业发展曾一度是讨论的焦点。
“在原有体制下，大学等科研院所有研发实力，但主要是研究为主，不管生产和流通，研产——制——销分离，中间环节效率低，弊端很大。”王象坤举例称，湖北仙桃良种站的农艺师石明松曾经在1973年就发现了对于两系杂交稻育种特别关键的“不育系”植株，这种植株在夏天高温常日照下不育、但在秋天低温短日照下可育，因此对于减少水稻育种环节有至关重要的突破意义。
石明松据此希望能到大学任教，并将自己的中级职称变为高级职称。但由于石明松只有中专学历，因此，他的要求一直未能得到满足。而直到1980年，也就是7年之后，石明松的要求得到了相关部门同意，他才向国家交出了自己“垄断”达7年之久的两系杂交稻“不育系”植株。此后，我国的杂交稻育种顺利地“三系”变“两系”，在育种环节减少、制种成功率提高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
对于国内的种业技术研发来说，这种计划体制遗留下的积弊无疑极大妨害了业内研发水平和实力的提升。
“因此，九五计划时，我们就提到了未来中国种业研究谁来主导的问题。但直到十
五、十一五，科技部才明确认可了要以企业为主搞科研的大方向，这之后，企业核心品种研发和攻关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良种成为企业市场竞争关键中的关键。”王象坤说。
过度竞争
“在国际种业竞争的大背景下，国内种业公司间的‘过度竞争’甚至不如‘垄断’更好。”
事实上，“九五”计划末期，中国种业变局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方面，国家因为推进“入世”(即加入WTO)谈判，农业的开放领域、程度和时间表均在讨论之列。另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市场经济冲击，国内种业的新力量已经涌现。而2000年7月《种子法》的通过，更成为我国种业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的“分水岭”。
“2000年12月《种子法》的实施，让我国的种业迅速由‘卖方市场’转为了‘买方市场’，从计划时代进入了市场时代。”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李绍明称，“此前，我国的种业主要由2000多家各地种子站和一些小的地方公司控制。但《种子法》的颁布后，各地的种业公司数目迅速上升到了8700家。”
李绍明是王象坤的学生，同时也是国内种业界不多见的“多栖”人才：他是农大的老师，还是国内某大型饲料和种业上市公司的副董事长，同时与农业部相关司局沟通甚多。用王象坤的话说，“绍明懂技术，懂经营，也懂国家战略。”
李绍明分析认为，《种子法》实施后，国内种业公司剧增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审批许可的“双通道”制——国家和各省都有权力审批，种业公司“多小散乱”的“过度竞争”格局由此成型。
“在国际种业竞争的大背景下，国内种业公司间的‘过度竞争’甚至不如‘垄断’更好。”李绍明称，完全的“垄断”格局很难出现，即便像微软这样占操作系统80%~90%市场份额的公司也并未因为“垄断”而影响创新，但“过度竞争”却逼迫大家都不能考虑得太多，“企业今天都活不过去，何谈什么科研投入和明日规划？”
此外，国家从2007年开始实施的一系列“非市场”政策差点毁了国内种业的几家领先公司。
“譬如良种补贴，我国的大田农作物种业市场约300亿元，国家每年给予100亿元的财政补贴。表面上看，国家的扶持是大好事；但实际上，国家补贴由各县农业局说了算，负责最终的具体分配。而因为农业局会优先照顾本地的小种子公司，补贴额度又相当高，接近种子市场售价的50%，因此，大种子公司的良种纷纷滞销。”李绍明表示，包括用行政手段对良种进行“限价”，都让实力并不强大的国内大型种业公司“有苦难言”。
当然，国内种业的一批龙头企业确实也在“九五”末期开始涌现。
张平就是在这时购买了原属吉林省种业管理总站的种子大厦，并与吉林省农业科学研究院结下了深厚关系，奠定了平安种业发展的科研基础。其他诸多而今耳熟能详的国内种业公司，亦无不在这一时间前后取得长足进展。
合资“阳谋”
跨国公司只需极少的合资投入就可获得令人满意的收益。
“先锋种业很早就在农大做实验，最早能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那会，农大科研楼二楼半层都是他们的办公室。但后来，因为区域试验产量总上不去，他们就撤了，去了菲律宾和东北的辽宁铁岭。”王象坤说。
所谓“区域试验”，是指种业公司研发成功的品种要先在国家相关机构指定的区域进行试种，只有试种两三年产量高、抗病好的优良品种，才可能获得国家颁发的品种推广销售许可。
2006年，继合资登海种业之后，杜邦先锋与敦煌种业成立合资公司。敦煌辐射西北、东北地区，登海种业则覆盖京津冀、黄淮海以及淮北地区。至此，东北、华北、京津冀、黄淮海、西北、西南等6大国内主要玉米产区布局中，杜邦先锋公司已基本全部掌控。而孟山都在西南，KWS在黑龙江，先正达在吉林北部、新疆和西南等地区都占有很高市场份额。
不得不说，“过度竞争”的种业格局，对于跨国公司选择合适的合资或者并购对象，实在是种意想不到的“福利”。
脱胎于各地种子管理站、各地农科院所、农研高校的诸多国内中小型种子公司，生存都不容易。缺乏研发能力、资本金弱小、利润率低、更多依靠原有行政管理关系、小富即安等各种主、客观因素，注定了大多数公司要被市场逐渐淘汰。
在这种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下，跨国公司只需极少的“合资”投入就可获得令人满意的收益。
以杜邦先锋公司的“合资”为例。2002年12月，杜邦先锋和登海种业合资的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408万美元(当时一期投资约合3000万元)，杜邦先锋占49%股份。登海种业2009年财报显示，先玉335销售收入约3.18亿元，占公司主营收入的54.99%，同比增长47.97%，毛利率高达74%，实现主营利润约2.356亿元。以此简单推算，合资7年之后，杜邦先锋当年不到1500万元的合资投入，2009年纯收益即近1.156亿元。
同样，2006年9月，注册资本800万美元、投资总额2000万美元的敦煌种业先锋良种有限公司成立，杜邦先锋持有49%股份。据敦煌种业2009年财报，杜邦先锋亦可获得先玉335销售净利润2.18亿元中的49%，同比大增132%之外，该合资公司的总员工人数只有94人(先锋公司官网数据)，效益惊人。
“先玉335能掀起波澜是好事，毕竟这不过是先锋公司的一块‘敲门砖’，是先锋公司很长时间前育成的品种。”李绍明说，“美国国内由108家种子公司提供上市销售的玉米品种多达4600种，比国内的玉米品种数还多，(我国玉米种业市场国际竞争)更大的波澜还在后面。”
调查三
掘金路径：外资种业的潜伏
如前所述，杜邦先锋公司在国内种业的扩张颇具典范意义。布局早、投入久、借助合资公司采取迂回策略，直至最后实现旗下先玉335品种在国内玉米种子市场的大幅领先。
“中国种业界最怕的不是我们技术落后、资金不足，而是妄自尊大的心态。”国内某大型饲料和种业上市公司副董事长李绍明表示，2005年前后，先玉335刚开始推广时，表现同样不好。彼时，业界纷纷觉得外资“狼来了”也不过如此，降低了警惕，放松了研发；而现在发现先玉335占据了国内玉米种植近半数的巨大市场份额后，再要追赶已然来不及了。
不对等竞争
规模上的巨大差距确实是中国种业公司无法逾越的“鸿沟”。
在李绍明看来，国内种业公司和国外种业巨头的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差距是全方位的，体制、制度、管理、研发、资金、专利、营销手段等等。”李绍明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像孟山都、先锋、利马格兰、KWS等美欧种业巨头，公司历史少则五六十年，多则上百年。而国内种业公司不过20年左右历史，还包括了10年左右的计划经济时代。”
因此，两者在市场上的竞争也完全不对等。
“像孟山都，差不多在南美每个国家的种业市场都占有50%以上的份额，而中国作为其全球布局中的一环，其规模优势根本不是国内的中小种业公司所能抵挡。”李绍明表示，种业投资利润丰厚，但风险也很高，一旦既定的制种时间遭遇气温、光照等异常因素，种子就可能全部不达标。近年来，江苏盐城、海南都曾发生过数万亩制种基地种子颗粒无收的情形，所以种业公司没有相当抗风险的综合实力，即便单项能力突出，发展机会照样不多。
规模上的巨大差距确实是中国种业公司无法逾越的“鸿沟”。
2009年，孟山都在《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球100家增长最快公司”中居第41位，其117亿美元的全球营收，甚至超过整个中国种业市场的规模。业内一般认为，国内种业市场规模每年少则300亿元，多则约500亿元。
“国内外研发投入上差距则更大。国外巨头一般会把年销售收入的10%投入研发，国内相应比例也就1%。”李绍明说。
来自孟山都2009年财报的数据显示，孟山都生命科学研究中心是全球最大的农业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每天的研发投入高达350万美元，2009年孟山都研发投入总额达13亿美元。
逾越“门槛”
一家合资公司不寻求控股、多合资几家公司追求总量份额的主导，效果相同。
如此悬殊的较量，国内的8700多家种业公司尚能存活至今，实在要归功于一项“门槛”。
2007年11月，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联合颁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下称《目录》)的最新修订版。新《目录》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新材料制造等产业，轨道交通运输设备也将向外资全面开放。但在金融、房地产和农业、矿业等领域仍然设立了适度限制。其中，外资公司不得控股种业合资公司的条款得以保留。
当然，对于杜邦先锋这类公司来说，该条款所能起的防范作用其实甚微。一家合资公司不寻求控股、多合资几家公司追求总量份额的主导，效果相同。杜邦先锋先后与登海种业和敦煌种业的合资即是此理。
而吉林省平安种业董事长张平也据此认为，国家对于种业的外资进入门槛设得太低，“实质上并非真正合资。现在的种业合资公司，不过相当于外资方获得了一个准入证。中方根本接触不到外方的核心技术，更多是承担销售部门和渠道的职能。而且种业规模虽不大，但影响人群众多。国家与其限制某些汽车的进口，不如把种业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
“可以这样讲，跨国公司所有扩张手段和渗透路径，在国内都尝试了。”李绍明说，只不过外资公司的收购眼光也很高，没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国内公司，根本不会进入跨国巨头的法眼。
王象坤和张平等也对此表示认同，他们从不同角度总结了外资种业公司的国内扩张和渗透路径。
在种业领域内，因为国内较早放开了蔬菜和花卉种子，所以这个领域早就是外资种业公司的天下。棉花领域，孟山都转基因抗虫棉一度占据国内50%以上的市场，后来因为国内抗虫棉品种迎头赶上，孟山都份额才有所下滑。
迂回挖人
“后来，外资公司就采取了招聘‘海外兵团’的做法，开始瞄准中青年较有前景的研究人员。”
“2001年入世谈判中有一条，就是允许孟山都转基因大豆进口1年。当年有关领导做出了让步；到了2002年不允许其进入，结果又谈了一年，最终是允许进入。于是两年惯例下来，2003年以后国家不管了，这个门槛也就放开了。美国人现在就是掌握定价权、卖大豆。”王象坤说，“在国家最为
看重的大田作物方面，外资采取的策略也不同，玉米领域，是先合资在国内繁殖种子，技术领先后再推广；而水稻，因为国内领先，现在没来，但在积极准备。”
除了凭借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强大实力外，外资公司还有其独特的人才“渗透”策略。
“863专家组每年开会，我是专家组负责人。有一次，我们要讨论‘十一五’规划中的农业问题，发现一个‘海外兵团’也在场。大家当时就警觉起来，我就说，‘请不是863专家的出去’。”王象坤说，外资种业公司在信息和人才的获取方面尤其用心。
“最初的时候，他们都是聘请国内最顶尖的科学家，希望合作，给你资金、技术和仪器等，但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界，这招效果一般。后来，外资公司就采取了招聘‘海外兵团’的做法，开始瞄准中青年较有前景的研究人员。”王象坤说，袁隆平曾为第三世界很多国家的水稻研发人员授课，跨国公司不挖袁隆平，就开始招聘袁隆平的学生和农大的学生，袁隆平一位谢姓学生，现在就在RICETEK公司研究水稻育种
“这部分人过去，资料就带过去了。当然，最关键的是我们的基因资源。”王象坤介绍称，根据孟德尔遗传学定律，只要扎实做研究，得到含有相应基因的植物植株，通过两三年的培育、基因分离等，总能够得到要找的基因，所以最关键的是保护住相应植株、保持领先的时间差。
郎咸平在其专著中亦提到，当年孟山都访问农科院，赠送国内一颗他们研究的大豆种子；国内作为对等接待，回赠了一颗中国方面研究的大豆种子。结果孟山都如获至宝，回去后分离出诸多重要基因。从此，原产于中国的大豆，开始在孟山都手里发扬光大，孟山都以此陆续控制了巴西、阿根廷等全球大豆的种子市场(巴西和阿根廷是大豆的主要种植地区)。
“跨国公司的合资，一般而言，看重的不是你的技术，也不是你的规模，而是你对国内信息的了解，对当地市场的影响力。”李绍明表示。
“2009年9月，先正达收购了河北省三北种业，开价已达1.5亿元。”榆树种子一条街一业内资深人士表示，类似这样的收购太多了。先正达2009年的销售额约110亿美元。
2009年12月消息，利马格兰正准备重组隆平高科(20.92,-0.76,-3.51%)(000998.SZ)。2010年5月11日，隆平高科公告称，公司与山西利马格兰签订了利合16的独占许可生产经营权。更让人担心的是，隆平高科本身持有北京屯玉60%股权，而山西屯玉为北京屯玉母公司。隆平高科2010年1月5日公告称，公司拟“直接或间接成为山西屯玉控股股东”。
不难发现，目前国内排名前10位的种业公司中，隆平高科、敦煌种业、登海种业、山西屯玉等频现外资“身影”，孟山都、先正达、杜邦先锋、利马格兰等国际种业巨头已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潜伏”。
记者观察：被掌控的命运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看起来，即便外资种业全部掌控了市场规模约500亿元的国内种业市场，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相比于逾33.5万亿元的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500亿元的盘子并不算大。
但王象坤、张平们都不这么看。因为种子直接关联到国内广大农民的收益，以及与之相关的配套产业链，种业安全几乎等同于粮食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
“某个单品种植面积过大，一旦该品种患病，国家粮食减产，粮价和农业安全就会引发连锁反应。”张平说。
对此，李绍明力图从更宏大视角阐述问题。
“基辛格曾经说过，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全球经济。”李绍明说，石油、粮食和美元是美国统驭全球的三大工具。考察美国的国际战略布局，基本都是围绕这三大工具展开。
郎咸平在其论述中指出，棉花、大豆的价格控制权掌握在了美国手中，已经不必多言，只要华尔街感兴趣，随时可以通过操控期货市场的大豆价格影响中国的食用油市场价格，因为诸如金龙鱼等粮油加工企业同样为外资控制。
郎咸平在分析其操作路径时称，华尔街炒家先通过出口廉价的大豆到国内，让多数国内大豆种植者赔本、不再种植；然后操控国际大豆价格，不断炒高，促使国内8000家食用油加工企业囤积进口大豆。在国内囤积差不多之后，华尔街反手做空，国际大豆价格暴跌，国内多数粮油加工企业因高价购入巨亏破产。此时，国际四大粮商为首的ABCD(指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四家公司，因四家公司占据了国际粮食贸易的80%，因此人们习惯根据其名称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合称其为ABCD)迅速出手，控制了我国的粮油加工企业。
郎咸平将此称为金融+粮食产业链整合的“超限战”。
“我国用世界10%左右的耕地，养活了全球22%的人口，但我们也用去了全球35%的化肥。随着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死保18亿亩耕地成为中央底线。而种业技术的发展，不仅可以提高产量，提升粮食品质，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还与生物化工、生物医药、生物能源、特殊材料等新兴行业密切相关。”李绍明说，近30年，美国主要粮食作物增产60%~70%的因素归功于良种培育；而近十年，通过减少投入、提高单产，美国生物技术应用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100%。
郎咸平则展示了大田作物——玉米可能引发的未来战争。玉米是饲料加工的主原料，所以美国政府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国内玉米种植的200多亿美元补贴，大幅降低了其国内肉鸡饲养业的成本，让美国肉鸡出口风行全球。而玉米同样可以作为新能源——生物乙醇的主要原料。一旦未来生物乙醇作为新能源燃料与传统的煤炭、石油价格日益趋向平衡，控制玉米价格也就等于控制了新能源的定价权。
孟山都2009年117亿美元的全球营收中，65%~70%来自转基因种子和转基因技术的专利授权。自从27年前专注于生物技术研发，到目前为止，孟山都在生物技术方面共拥有600多项专利，不仅遥遥领先国内种业公司，同样把欧洲同行远远抛在身后。
“转基因和生物技术方面，孟山都占全球真正实用专利的40%，美国约占70%，而我国申请的一些专利很多不具有实用价值。这些技术用于实验室科研，别人可以免费给你使用，一旦进入商用领域，仅孟山都每年可以收取的专利费，就难计其数。”李绍明表示。
中国粮食安全：谁之粮仓
中国经营报
2010-06-14 中国粮食安全系列报道(之二)
谁之粮仓：外资渗透，基层粮库求生
这是一场巨头争霸赛，“擂台”是中国死守的18亿亩耕地，“奖品”是其每年都会收获的五谷杂粮。
一只是外来的猛兽--益海嘉里集团。他一方面通过租赁地方基层国有粮库的仓容，提高自己在粮食流通领域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也在加紧投资加工企业建设，以期控制完整的产业链。
另外一只是央企巨兽--中央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已经不满足“粮食大管家”的单纯角色，开始向产业链的下游加工业扩张。继“危险种子”之后，本期中国粮食安全系列报道聚焦粮仓。
上述两大系统的成长基因截然不同，但都显示出对中国粮食市场的雄心壮志。而中国原有的以粮食局和下属企业为主的粮食系统在多次粮改之后逐渐式微，正好成为了各方争夺的焦点，中间交织了如何对待外资掌控粮源、中央和地方利益分配、中储粮和粮食局系统何去何从等多重利益纠葛。但不论如何，几十年发展积累下来的地方粮库仍然是我国粮食流通市场的重要资产和基础，其投靠何方将极大的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粮源掌控。
粮仓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却是他们的有力踏板。
在这两股势力的夹缝中，基层粮仓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本报记者深入山东、河北等地调查，为读者还原基层粮仓的现状。
调查一：外资渗透 基层粮库求生
对于孙元来说，今年最忙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作为河北沧州某产粮大县国有粮库的负责人，经过前一段时期的集中收购，他的粮库已经满仓，里面装满了玉米。
在今年这样一个玉米供应紧张的时期，玉米的价格几个月内已经达到了2000多元/吨，这是历史性的高点，相比三四暂收购的时候已经上涨了近200元/吨，那意味着孙元收购的5000吨玉米已经增值了近100万元。
不过这里所收储的粮食并不属于粮库所有，而是属于一家叫做益海的跨国粮油集团，这家县级国有粮库只是替益海代收代储。记者调查得知，现如今，作为我国主要产粮区的河北、山东等地，基层国有粮库以这种方式生存已经非常普遍，益海集团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实力，在粮改之后造成的虚弱的基层国有粮库那里找到了可资利用的空间，这些基层粮库成为其在国内不断扩张的粮油版图中的关键一环。而这家已经在中国的食用油领域取得霸主地位的跨国巨头，也正在迅速成为中国粮食市场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无奈之生存
孙元负责的粮库并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造，“虽然经过了几次改制，可以说并不彻底。公司的资产就是原来国有粮库的资产，没有引进私人入股，所以即使赚了钱，我们这些经营者也不可能放进自己的腰包，很难调动起职工的积极性。”他这样对记者说。
孙元之前是一个国有粮站的站长，自从2004年改制之后，他就负担起了这家国有粮库的运营，任主任一职。
经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并不是粮库本身不愿意参与市场竞争，而是条件有限。国有粮食企业要想搞经营需要大量资金，而自主经营会有风险，要想申请农发行的贷款，需要找企业担保，而我们的粮库找不到合格的担保人。”孙元向记者介绍说。
因此他们目前的生存之道是，为益海集团和中储粮（全名为“中央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由国务院直接管理的）代储粮食，每吨收取一定的代储费用。前段时间刚刚收购的玉米就是为益海集团代储的，而为中储粮代储的则是前一段时间从东北移库过来的5000吨国储玉米。
这并不是个案。据记者了解，目前整个华北地区基层粮库的生存方式基本都是依赖这两种代储的方法，但由于中储粮分配下来的指标不太固定，而益海这几年和各地基层粮库的合作规模却在日益扩大。以沧州地区为例，孟村、盐山、南皮、东光、吴桥、泊头等县均在代益海收储。
其实，这些基层粮库之前还期待依靠每年的小麦托市收购政策，挣些保管费用，托市收购的资金由农发行通过中储粮息，自然是有保障的。但是几年下来，由于市场价一直高于托市政策的最低收购价，导致托市收购无法执行，“只有2006年那一年有效，其他年份都托不起来。”
益海“及时”赶到
益海集团在基层粮食购销企业那里扮演的更多是一个合作者甚至是拯救者的角色。而这正是粮改之后给其带来的机会，“可以说被益海钻了空子。”沧州市某县粮食局副局长刘志信说。
一边是粮改留下的奄奄一息的基层国有粮库，一边是在中国市场耕耘多年、手握雄厚的资金、已经成为食用油加工领域龙头老大且对中国粮食市场充满欲望的益海集团，双方的合作根本没有什么障碍。
记者了解到，益海集团在山东省的运作比较早，沧州地区各县市和益海的合作最初都是通过其山东分公司实现的，“沧州的孟村县和山东相邻，当时益海山东分公司就首先和孟村国有粮库接触，达成了合作，又通过他们的介绍，和沧州其他县市建立关系，开展了合作。”由于都是粮食系统内部人士，接触起来自然十分方便。而正在经历改制之苦的基层粮食局和粮库面对这样的合作要求也很难拒绝，“我们当时就是由县粮食局长亲自带领着益海的人过来商议的。”吴桥县一家县有粮库负责人告诉记者。
而我国近些年来对外资投资国内粮食储存和加工业一般采取鼓励的态度。在2005年的《外商投
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粮食的存储和加工曾被明确列在鼓励外资投资产业目录中，那正是2004年粮改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
孙元和益海的合作已经有6年的历史，开端正好是2004年粮改之后。“当时是他们主动找到我们，希望利用我们的库容做代储，对我们来说，这当然是好事，至少我们有活干了，能解决温饱问题。”而双方合作的规模也在逐年增大，2008年的时候代储量为2500吨，今年的代储量已经增加到5000吨，而每吨的代储费用则约为55元左右。
现在孙元的合作对象已经从以前益海山东分公司变为了后来成立的河北益海分公司。“仅就我所知，河北的沧州、衡水、保定以及山东省各地地方粮库都和他们有合作。”孙元说。而记者了解到，这家集团的触角已经遍布东北、华北、华中等国内主要的粮食主产区。
疯狂的扩张
益海选择的是一条仓储、贸易和加工相结合、齐头并进的扩张发展道。目前它在华北和陷入困境的基层粮库广泛合作，利用其仓容为自己代储的玉米主要为着贸易的目的，收储完成之后，等待合适的市场时机，销售给下游的贸易商或者南方的饲料、深加工企业。
不过，益海显然并不会仅仅依赖这种模式来介入中国的粮食流通市场。它还在加紧建设自己的粮食仓储企业。孙元的直接合作对象之所以从之前的山东益海转换到河北益海，就是因为益海在河北已经迅速壮大，成立了专门的分公司，且已经在沧州地区的吴桥和东光两县建设自己的粮库。看得出来，他们和当地粮食局系统的关系甚为融洽，其吴桥库的临时办公地点就设置在县粮食局楼上。
租用地方基层粮库的做法并不完全有保证。去年，益海利用山东各地方粮库代储的情况就出现了萎缩，“由于山东的小麦丰收，很多地区的市场价格低于国家的最低收购价，能够执行托市收购，所以占用了基层粮库的仓容，造成很多地方粮库的仓容不足，他们就不为我们代储粮食了。”山东益海分公司的刘炙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目前益海集团在河北自建的粮库已经颇具规模，包括大名库、武强库、高邑库、枣强库、望都库、吴桥库、东光库、新河库等，分布在石家庄、沧州、衡水、保定、邢台、邯郸等各个地区。而在山东境内，早在2008年的时候其就建设了武城、庆云、嘉祥3个仓储贸易企业，两年下来又增加了滕州等地。这些项目的建设一般都受到了当地政府的欢迎，比如其武城库就是由武城县政府和益海合资成立的，双方的占股比例分别为40%和60%.“自建粮食仓储企业自然比租用基层国有粮库更加有保证，每吨几十元的代储费用也就可以省去了。”一位地方粮食局的负责人对记者说。
日前，记者在河北的吴桥县开发区看到，益海公司自建的粮库正在紧张的进行最后阶段的施工，一位现场人员告诉记者，这个在建的粮库仓容有近1.7万吨，在两个粮仓的后面还留有大片的空地，据介绍，那是为日后建设油料加工的生产车间预留的。
益海在粮食加工企业的建设方面的投资同样如火如荼。之前它已经凭借金龙鱼、胡姬华、口福等食用油品牌成为中国油脂加工业最重要的力量，而从2005年开始，全面进军以水稻、小麦、玉米为主的粮食加工行业，推出了“香宴”、“香满园”、“金元宝”系列品牌大米，“蓝匙”、“香满园”品牌面粉等。到现在其在华投资的粮食加工企业已经近50家，遍布全国各地。
引人关注的是，这些企业的管理和工作人员大多数都来自粮食局系统，粮改的直接结果造成了大量的粮食局系统人员下岗，而间接结果是为正在招兵买马的益海集团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我们这6个职工全是粮食局下岗的。”山东一家益海公司的员工对记者说。有一些从粮食局退下来的领导也被益海聘用，“50多岁，正是经验丰富、人脉资源广泛的时候。”孙元说。
中储粮总公司总经理包克辛曾说：“跨国粮商掌握了中国植物油销售的终端渠道，然后他们再建立或收购面粉厂、大米加工厂，用植物油的销售渠道进入粮食消费市场，这就给我国粮食流通带来极大风险。”
但逐渐被中储粮系统削权夺利的地方粮食局和企业面对雄厚资本的诱惑，为了自身生存发展，选择与之合作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地方政府主动找的我们，希望益海能够投资，比如石家庄的项目，河北省的某位领导就亲自到香港跑了好多趟。”一位益海集团的人士对记者说。
正在力争建设中国粮油食品城的山东德州市粮食局，就已经在2009年10月与益海集团达成协议，合资建设日处理小麦1000吨的专用粉项目，一期计划投资2亿元，后期配套建设粮食物流园区。
而在2010年4月23日，益海嘉里（郑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开工建设，一期投资3000万美元，投产后将形成日加工小麦2400吨和日灌装350吨中小包装食用油的生产能力。
调查二
被边缘化：基层粮食局“不行了”
刘志信降格了。前不久，他担任副局长的沧州市某产粮大县粮食局已经被降为二级局，合并到县商务局属下，这意味着，他这个副局长的行政级别也将下调一级，而他所在的县粮食局在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随着我国整个粮食体制和粮食市场的发展而越发的显得无足轻重，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目前，县粮食局的牌子还没摘，它还坐落在县城中心一栋陈旧的办公楼里，门前排满了做生意的小摊贩和出租货车，刘志信的办公室也还是几年前的布置，虽然很整洁但是设备都显得很陈旧。似乎也诉说着这个基层粮食系统的主管机构在这些年里由盛转衰的历史。县粮食局现在只有8个人，而粮食系统鼎盛时期，县粮食局系统就有1000多人，其中的落差让刘志信想来觉得非常凄凉。
粮食局不行了
刘志信并不孤独。事实上，沧州地区以致整个河北省的县级粮食局都在进行撤并，“有的县市撤并之后，甚至只在商务局下面保留了两个科室，”沧州市粮食系统一位知情人士对记者说，“但是粮食局的工作还是比较专业的，商务局的领导不一定懂，这可能为以后的工作造成一些麻烦。”
记者了解到，这样集中的撤并是此轮地方政府机构大部制改革在基层的具体表现。3月30日，河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刚刚发布了一份《关于加快推进市县政府机构改革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中央编办要求今年上半年务必全面完成全国市县政府机构改革，目前，河北省绝大多数市级政府机构改革工作已基本完成，但县级政府机构改革进展情况不平衡，有的尚未启动，因此要求加快推进。
“各地要把市县政府机构改革作为上半年首要任务来抓，要集中人员力量，明确强化责任，统筹安排时间，务必于4月底前，全面完成市级政府机构改革„三定‟和县级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备案、审批和印发工作；5月底前，完成县直部门„三定‟规定的拟定印发工作，确保今年6月底前全面完成改革的各项任务。”
由此，全省的基层机构合并改革迅速加快，沧州市委办公室、沧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统一印发了各县的机构改革方案。以南皮县为例，要求县政府直属事业机构必须精简40%,即由原来的5个精简到3个。原来的5个事业机构为统计局、广电局、扶贫办、粮食局、林业局。按照沧州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保留了统计局、广电局、扶贫办3个直属事业机构，将粮食局并入商务局，在商务局挂粮食局牌子。
日前记者在黄骅市粮食局采访时，大楼里几乎看不到工作人员，显得空空荡荡，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现在他们正忙着合并到商务局的相关事宜，连银行账号也已经被停了，办公地点也要搬到商务局那边。”“粮食局现在不行了。”
其实，如果把视野放的更大一些就会发现，全国很多省市的基层粮食局系统也均如河北省一样处在一个不断萎缩和边缘化的进程之中，不过程度各有深浅、境遇各有差别。“照这个态势来看，地市一级的粮食局在5年之后也有可能就被撤并。”一位系统内人士说。
冰冻三尺
平心而论，刘志信也知道，这样的结果似乎是注定的，因为基层粮食局的日渐式微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自从2004年，《粮食流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以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宣布，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实现粮食购销市场化和市场主体多元化之后，粮食局系统就和自己的辉煌时代说再见了。
在此之前，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经历了30多年的统购统销历史以及一次次向着粮食购销市场化方向的变革，而正是2004年开始的新一轮改革最终奠定了如今我国粮食流通体制的基本格局。而其主要的思则是放开购销市场，直接补贴粮农，转换国有粮食企业机制。而对刘志信所在的基层粮食
局来说，这一轮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其下属国有粮库和粮站的改制。
类似的改革早在2001年就已经开始了，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刘志信所在的粮食局逐步将原来粮食局系统下属的面粉厂、油脂厂等粮食加工企业进行了改制，引进私人资本经营，粮食局则从下属企业的经营中解脱出来，转向宏观的粮食流通管理。
而2004年改制之前，刘志信所在的县仍有15个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也就是国有粮库，通过这次改革只保留了一个国有企业，其他都改制为民营性质，“国家退出之后，私营企业上去了，已经占据市场很大一部分，现在我们县成规模的私人流通企业有三四十家。”
结果就是，和粮食统购统销时代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同，经过改制之后的基层粮食局面临着职责的尴尬。《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中对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粮食局的职责有着较为明确的表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地区粮食流通的行政管理、行业指导。”而对县级粮食局则忽略掉了，只字未提。
另一方面，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发展也遵循了一条逐渐从地方上收中央的线，2000年正式挂牌成立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储粮”）注册资本166.8亿元，专职从事中央储备粮的经营管理，对分布在全国的直属库、人、财、物实行垂直管理。按照其网站的资料，到现在已经陆续划转上收了338个直属库。
和地方粮库不同，他们上收的直属库都剥离了之前的人员和债务负担。而对于这些直属库，地方政府自然是没有监管职责的，很多原来的地方粮库就此变换了身份，脱离了原来的粮食局系统，沧州的吴桥县就将有三个原来的县属国有粮库被中储粮上收为直属库，“目前中储粮和县粮食局就正在为这一问题谈判，除了资产，人家什么都不想要，对县里也没有什么补偿。”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对基层粮食局来说则无疑削减了其管辖范围，自然是不乐意的，“况且这几个粮库都是粮食局治下最好的企业，怎么舍得呢？”
刘志信所在的县如今则只剩了一家国有粮库在粮食局的麾下，其他改制企业的命运大多最终变卖了国有资产、遣散人员了事。
因此，县级粮食局如今握在手中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审批针对粮食购销企业发放的粮食收购许可证，但实际的管理效果并不理想，“有的没有粮食经营许可证也在经营，由于我们没有足够的监督查处力量，所以很难杜绝。”他说，至于这些年活跃在农户和粮库以及粮食加工企业之间，担负着重要的粮食流通前端环节的粮食经纪人们，则大多是自发形成的群体，也就基本无需监管。
“现在除了县粮食局还掌握着我们的人事权，其实业务上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一位县级国有粮库的主任告诉记者。
调查三
两个“粮食系统”的纠葛
伴随着基层粮食局系统的不断式微，是在国内粮食流通领域迅速发展壮大的中储粮系统（全名为“中央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系统依靠国家财政和农发行贷款资金的支持，受国务院委托，具体负责中央储备粮的经营管理，对中央储备粮的总量、质量和储存安全负总责，同时接受国家委托执行粮油购销调存等调控任务。
这些年国家出于保证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目的所实行的托市收购、临时国家储备政策等，其执行主体均是中储粮系统。
到现在，不断壮大的中储粮系统和地方粮食系统之间的利益纠葛越来越深，双方争夺的正是原属地方粮食局管辖的各级地方国有粮库，而这场争夺，中储粮始终处于上风，它似乎赢定了。
地方粮库的中央依靠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尽管中储粮系统已经陆续上收新建了几百家直属库，但是其收储能力毕竟有限，所以若要执行托市收购和国家临时收储任务，并不能完全依赖自身的系统完成，还需要地方的国有粮库代储，这客观上也为各个基层国有粮库带来了其依赖的一部分收入。不过，在储存费用上，由于农开行的贷款资金和收储费用都是以中储粮的直属库的名义申请和下拨的，基层代储的企业由此会被扣去一部分，但即使这样，这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稻草。
沧州泊头国家粮食储备库就是依靠4万吨左右的代储任务每年得以有一百多万元的收入，而这
一部分已经占去了其过半的库容，剩余的库容他们会用来做自负盈亏的经营，“我们现在的状况是，储备可以保证生存，而贸易则主要用来发展。”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家地区级的国有粮库，曾经在整个河北省都名列前茅，但是随着中储粮系统的不断壮大，其在沧州以及泊头都新建了自己的直属库，其中沧州直属库的规模已经超过了泊头国家粮食储备库，“他们没有我们这种老库所承受的沉重负担，一切都是轻装上阵，还有农发行和国家财政的支持，肯定比我们滋润啊。”那位负责人说起来显得有些不平衡。
因目前粮库的负责人于鸿运对粮食贸易经营有自己较为丰富和先进的经验，这家粮库的生存状况比起县级国有粮库要好很多，“我们的经营状况在整个沧州地区来说都是比较好的。”
不过，一个坏消息是，中储粮系统正在加紧提高其直属库管理中央储备粮的比例，也就是说，之前交由地方国有粮库代储的中央储备粮比例将逐步缩小，上收到其直属库中。这对于众多地方粮库来讲无疑是一个噩耗，其重要的生存依托将会失去。
地方利益受损
记者得到的一份中储粮总公司息的《关于加快推进直属库库内储存管理中央储备粮工作的通知》表示，截至2009年12月底，全系统直属库库内储存中央储备粮已占中央储备总规模的65.64%,而根据2010年中央储备粮工作会议的精神，要求中储粮系统在今年6月底前实现70%的中央储备粮储存在直属库库内的目标，力争3~5年内完成100%中央储备粮储存在直属库库内的最终目标。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中储粮又要将一批地方国有粮库上收为直属库，地方粮食局对此颇为不满，“他们所上收的大多是在1998年到2001年期间由国债资金建设的地方国有粮库，但其实这些粮库的建设地方的投资也不小，普遍给予了配套的优惠措施，比如土地划拨和税费的减免。而现在他们要无条件地收上去，如果不交就要求地方掏租赁费，可以直接从中央通过其下拨的仓储费用中扣除，所以地方政府也没办法。”沧州市粮食局一位负责人说，他认为这是中央和地方利益的一种调整，“但是这种调整没有考虑到地方的利益。”
“目前泊头富镇粮库原来承担的1500万斤代储任务就被上收到直属库了，其生存会更加艰难。”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而这一趋势的发展将对如泊头国家粮食储备库这样的地市级粮库造成巨大的损失，“中储粮系统正在发展成为另一个粮食局系统。”一位地方国有粮库负责人这样评价说。
随着中储粮系统越来越壮大，两个系统之间的利益纠葛正在变得越来越直接。记者在沧州吴桥采访时了解到，中储粮正在和县粮食局就上收其下属的三个县级粮库进行谈判，“他们之前上收的是国债资金建设的粮库，还是说得过去的，但是现在要上收的是县有粮库，他们可都是地方的资产，他们要求只上收土地及固定资产，人员、负债什么的通通不要，这怎么能行呢？”一位县粮食局的负责人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中储粮之前曾要将河北省两个地方粮库上收，但河北省政府没有同意，原因很简单，“都收上去了，还要地方粮食局干什么？”一位知情人士说。
但对于各个粮库的负责人和职工来说，能够被上收为中储粮直属库，无疑是最为保险的，他们大多还是希望能有国家财政和农发行贷款来撑起一片生存无忧的天空。
中储粮的未来
其实，当初中储粮的诞生就是中央上收粮权意志的体现，凭借着国家财政和农发行贷款的支持，其不断地膨胀壮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目前，中储粮已经成为中国粮食流通市场上最为重要的决定力量。连续7年的粮食丰收，再加上国家不断提高粮食的最低收购价，使得中储粮的直属库以及各地的代储库中堆放着充足的粮食，尤其是2008年东北地区的临时收储政策执行以来，使得东北库容捉襟见肘，需要把相当数量的粮食移库到华北、华南等地，现在河北的黄骅、南皮、吴桥等很多的基层粮库就在承担移库粮食的代储任务。
“通过他们，这些年国家储备粮的管理方面确实要规范多了。”德州市粮食局副局长王建民说。
不过，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如此战略性任务的中储粮毕竟是企业，其遵循的仍然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近些年来其经营的冲动越来越难以抑制，不断寻求向下游产业链的延伸，
旗下已经有东莞油脂、圣湘米业、黑龙江米联等从事粮食加工的下属企业。
2009年7月25日，中储粮三河米业正式投产，标志着中储粮以“国家队”的姿态，开始介入米业市场，其得天独厚的原料优势是别的企业无法比拟的，“由中储粮总公司统一安排黑龙江分公司，每年专供30万吨黑龙江原产地优质水稻。”当时的宣传资料中这样写道：中储粮把握产业发展趋势，立足服务宏观调控，面向市场，先行一步，在抢占京津粮食市场制高点上迈出了重要步伐，对完善储备调控功能、保证国家“米袋子”安全、避免重蹈“油瓶子”覆辙具有战略意义。
不过，某中储粮直属库主任告诉记者，虽然从两年前就开始研究自主经营的问题，但是终究因为限制太多而进展缓慢。
据悉，现阶段中储粮的加工企业所需要的粮源并不是以市场价购得的，而是以其管理的中央储备粮为原料直接加工，再按照市场价格出售，“这中间的利润可能并不丰厚，但至少可以部分解决储备粮过多、难以顺价销售出去的问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对记者说。
按照李国祥的观点，由于是大型的国有企业，又有国家财政和农发行贷款的支持，旱涝保收，中储粮系统存在着效率低下的弊端，按最低收购价收购的粮食必须实行顺价销售的原则又使得市场和产业界不协调，顺价遇阻的情况时有发生，国家财政也会因此背负巨大的包袱和压力。“但如果不实行顺价销售，允许其按照市场价拍卖国家储备粮，又会带来腐败的空间和监管的难题，这都需要进一步来研究和解决。”李国祥说。
最新的消息是，由中储粮对华孚集团和中储棉公司的政策性整合计划已经上报国务院，华孚集团主要承担中央储备糖和储备肉业务，中储棉公司则承担国家储备棉的经营管理，合并之后，中储粮或将更名为“中国农产品储备集团”,一个巨无霸型的政策性央企呼之欲出，它将掌控国人的温饱命脉。
记者曾就这些问题向中储粮总公司提出采访申请，但对方以领导工作繁忙为由婉拒。
专家访谈：建立对大企业的监管制度
《中国经营报》：我们从河北、山东等粮食主产区了解到，现在我国基层粮食系统处于非常寥落衰败的状态，粮食仓储企业大多靠为益海集团、中储粮代储粮食来生存，你怎么评价这一现象？
李国祥：你所反映的问题，是因为现在我国整个粮食系统正在调整过程中，必然会有一部分人的利益遭受损失，而地方粮食局系统的职能是在不断弱化的。
本来粮食市场放开了就是让他们到市场里去闯，但他们还是希望能吃政策饭。而益海那些精干的人都是我们粮食系统出去的，可以说是中国原来粮食系统的精英，在之前的体制息挥不了作用。益海集团一分钱的政策饭都没得吃，却不断在市场中壮大，而我们的粮食局系统有政策饭可吃却还在萎缩。现在国家的财政负担这么重，更不可能回到原来那种体制里去了。
《中国经营报》：现在中储粮系统不断发展壮大，地方粮食系统觉得自己利益损失严重，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
李国祥：国家之所以要组建中储粮是有历史原因的。之前我国的粮食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掌握的，但是一旦某个地区发生粮食紧张需要调粮的时候，中央却很难调的动，平时国家财政给予补贴，当关键的时候地方却封锁的很厉害。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中央政府的责任，所以进入本世纪后中央决心下大力气建中储粮。
在我们学术界看来，粮食的安全靠地方政府是不可靠的，因为这是个需要花钱的事情。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他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所以中央政府肯定要承担起来。从这几年的经验来看，所提倡的地方省长负责制都名存实亡，更何况市县级的粮食局了。按道理来讲，地方储备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但其实很多地方储备有名无实。
《中国经营报》：总体而言，现在我国的粮食安全状况怎么样？怎么评价中储粮在其中的作用和角色？
李国祥：我国现在国有储备粮有2亿多吨，这个数量是根据国家的粮食生产形势和消费需求等因素来决定的。这几年由于连续增产，农民存在卖粮难的问题，所以国家储备就比较多，去年的数量是2.254亿吨，这是国家可以控制的粮食数量。占我国粮食总产量5亿吨的一小半，这个比例已
经相当高了，按照国际标准18%~20%就可以了，可以说这是特殊时期的政策造成的结果。另外，我国的粮食储备中，小麦和稻谷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玉米则很少，所以玉米流通市场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客观上来说，现在虽然国家花钱多一点，但粮食安全的保障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中储粮的调拨是要国务院直接管理的，所以今年西南大旱、玉树地震这些灾难发生之后，中储粮的粮食调拨能够及时到达。
当然，中储粮本身还存在体制僵化的弊病，这些年他们也想在经营上有所作为，毕竟作为企业，国家对他也有业绩考核的，但是现在把它捆得太死了，那么多的储备粮放在那不能动，没有流动起来。其实我们应该想办法实现一种动态的平衡，而不是把粮食堆放在粮库里多年不动，现在虽然也有轮换的制度安排，但是手续太复杂。不过，如果放开经营的话，如何保证库存水平，又会存在监管的难题，这考验着我们的政策智慧。
《中国经营报》：对于正在我国粮食主产区大肆扩张的益海集团，你觉得对我国的粮食市场意味着什么？怎么评价这些跨国企业在国内的扩张？
李国祥：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考虑，我们的确要留意益海这样的跨国资本以及以后将会出现的其他大资本的影响。但对于国内市场来讲，其实所有的企业和资本都是一样的，当初地方粮食系统强盛的时候，市场上的风浪都是地方粮食企业掀起来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92年粮改放开粮食销售市场的时候那次粮价大涨，都是大型地方粮食企业炒作的结果，这也是中央要组建中储粮，将粮食储备责任上收中央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不管哪一个企业，内资还是外资，当它能够影响和左右市场价格的时候都会选择去攫取超额利润，当然外资由于其自身的属性和我国政策的限制会更敏感。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一方面国家要提高自己的调控能力，改善调控方法。随着我国的市场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对重要的食用农产品应该建立对大型相关企业的监管制度，他们如果在市场中出现操纵价格、哄抬物价，应该建立黑名单制度，不一定惩罚他，但是对这些大企业的信誉的影响是不得了的。另外，我们应该对市场结构做出某种限制，比如说，一家企业不能在全国到处都在扩张，应该在地域上有所限制，还有就是对他的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应该有限制，这在国外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这需要通过国家立法来实现。
对于益海这样的外资集团，我们除了担忧之外，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培养自己的加工企业、仓储流通企业来与之竞争和抗衡。
《中国经营报》：你怎么评价2004年以来的这一轮粮改的效果？
李国祥：近几年建立起来的最低收购价政策，确实让农民得到了实惠，不过在执行的过程中存在着国家标准制定的太高，农民售粮不方便的问题。
其次就是托市收购政策导致财政负担越来越重。我曾看到一个预算决算报告，2008年的时候，中央财政为粮食储备大概支出了600亿元，而今年的预算决算报告显示，中央为粮食储备支出大约为1700亿元，这样持续下去是不得了的，所以2010年中央打算把这个数字调到1300亿元，但是哪有那么容易，这个数字增长很容易，要想降下来是很难的。我估计到最后可能会达到2000亿元。
另外，由于托市收购政策的连续执行，抬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使得原来形成的市场价格发生扭曲，这对产业链的冲击很大，对国内下游产业的一体化发展形成了非常大的冲击。2008年开始在东北实行的国家临时储备政策，按照最低收购价收购大豆、玉米、水稻等，由于价格较市场价格高出不少，导致下游产业普遍陷入停工限产的困境。
我对收储企业也做过调查，其实他们对这一政策也是不满意的，原因是他们的收储比较僵化，粮食的收储和吞吐完全听从国家的指挥，所以只能眼看着亏损无能为力，所以并不是说他们不想把经营搞好，而是这个管的太死，储备放在那里不能动。
当然他们也在学着往下游加工行业发展，但是这样的僵化体制不是轻易能改变的。他们也知道这样的日子是过不长的，如果老是流拍，财政挂账越来越多，等到了6000亿元的时候，国家还能不能愿意承受就很难说了。
本专题文章均由本报记者李宾采写，陈纪英亦有贡献。应采访者要求，文中的孙元、刘炙、刘志信均为化名。
中国粮食安全系列报道：转基因“底层动员”
本专题文章均由本报记者：王佳、张一君，实习记者王珊珊采写
在转基因技术面前，农业部一而再再而三地发文告诫转基因粮食作物在没有经过考核认证的情况下不能商业化种植...
转基因“底层动员”
中国粮食安全系列报道（之三）
这仿佛是一个没有执照的实验室。
在转基因技术面前，国家层面相当谨慎，农业部一而再再而三地发文告诫转基因粮食作物在没有经过考核认证的情况下不能商业化种植，但遗憾的是，从有转基因技术的那天起，各地秘密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情形就经常出现，而如今，转基因种子正在经历一场来自最底层的“动员”。
无可否认，转基因技术作为先进的种子技术代表，从科学技术的层面讲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但这项技术是不是可以快速地走上人们的餐桌，恐怕还是需要长期的论证研究。而在此间，中国政府对于种子管理的体制，亦并非无懈可击。
但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混乱的种子销售渠道以及已经掌握了先进转基因技术的公司，让本应该还在实验阶段的转基因作物悄悄地生长在了田间，本报记者深入江西、广西等地调查，还原转基因粮食作物的秘密种植现状。
一线调查FIELD SURVEY 田间流转：“民间转基因”星火燎原
五六月之交，江西麻丘镇鲁西村，60岁的魏老汉在田埂上蹲着不言语。马上就要到种稻时间，老魏却遇到了最大的坎儿，这让他烦心不已。“几天前，上边来人，让把村里种植了„不打药‟水稻的秧田全部毁掉！”
老魏说不清“上边”是谁，只知道“上边”说了种子钱全部负责赔偿，但必须全部毁掉。在不大的鲁西村，种植这种“不打药”水稻的村民不在少数，有20多家。“我们都是在麻丘镇魏小龙的种子店里买的，他介绍这种种子不用打农药，产量高。我们每家都买了一二斤”。但现在却让村民无缘由地毁了，村民们想不通。
这些村民并不知情，让他们毁掉的这些秧苗其实正处于一场巨大的舆论风暴中。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证实，根据鲁西村村民秘密寄往绿色和平的种子样品快速测验，这些被村民称为“不打药的水稻”Bt转基因水稻，但至于是不是系农业部2009年底颁发安全证书的两种转基因水稻之一还有待进一步检测。
“不打药的种子”：民间悄然种植
按照国家规定，转基因种子在获得相关证书和许可证之前，只能进行区域试验，不得进入商业化应用。但绿色和平在2005年起，便拿出相关证据，证明中国农村湖北、湖南等地就已开始有疑似转基因水稻稻种流通的案例。
在国内，华中农业大学转基因水稻研发团队，研发的两种转基因水稻——Bt汕优63和华恢
1号——都在2009年8月首次获得农业部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证书有效期是2009年8月17日至2014年8月17日，生产应用范围仅限在湖北省。
但近3个月来，绿色和平提出证据，发现湖南等地种植转基因水稻，媒体给予了关注。而作为相关主管部门的农业部始终未予回应。
但有知情人士称，中国农业部于近日开始动作：“6月初开始，农业部方面已经逐个与相关单位和个人进行面对面的谈话、核实。在外地的也都一个个被通知赶到北京。”农业部开始彻查民间转基因稻种的流转。
而对此，农业部亦未有回应。同样，在《中国经营报》记者对江西、广西两省水稻、玉米种植的农村进行调查后发现，此类种子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农村早已羞答答地流通和种植。
魏老汉回忆，种子公司年初来推销时，很多人告诉他，这叫做“不打药的种子”，也有人直接称为“转基因种子”。“这种„不打药‟的种子一年要打两次药，其他的杂交水稻最少也要打8次药。打一次药最少要花十多块钱，种子加上人工和药钱全年要180块钱，这样算来，„不打药‟的种子加上打一次药的钱和人工，才不到120元，还是划算些。”
方立峰分析，由于初期不需要打农药，就节省农民的人力、农药成本，总成本就节省了下来。魏老汉向记者证实，“家里人力不够，年轻的都出去打工了。”
没有在田间地头种过地的人，可能并不了解“打药”这件事在农民种地过程中意味着怎样的工序。“农药有残留，呼吸系统吸入会有害人体健康。而打药本身非常辛苦，五六亩地，打一次药就得两天”。一位当地百姓告诉记者。这样我们也不难理解“不打药”的种子对于农民的“诱惑”。
在广西南宁附近的百色县，同样有一种神奇的种子。50多岁的当地老汉指着已经成熟的玉米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自从种植了以后，基本不用担心洪涝灾害。”众所周知，对于大部分年份都饱受洪涝灾害的广西来说，可以抗涝的玉米种子对农民意味着什么。
不但可以抗涝，据说这种种子还能够抗旱、抗倒伏，而且产量比传统的玉米品种也有提高，该老汉种植的品种是“迪卡007”，系美国孟山都公司提供。
百色县的老汉认为他种植的就是转基因的玉米，因为他买种子的时候销售的人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说这种子是高科技产品，他身边的其他老百姓也都把迪卡007当做转基因种子，尽管这一切至今尚未有官方说法。
他并不在乎他种植的是不是转基因玉米，他在乎的是种植的玉米能够多产，而且在多产的过程中能够尽可能地规避风险，不会一有了大的灾害就颗粒无收。即便迪卡007种子比一般的种子稍微贵些，老汉也觉得值得，他已经连续种植了4年多了。
记者了解到，在广西除了迪卡007，还有一种可以抗病、抗虫的玉米种子在广泛种植，叫正大699。广西自治区种子公司总经理何礼健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这两个品种在广西的销售量每年大概有600万~700万公斤，种植占整个广西玉米种植面积的60%~70%，集中在广西百色、田林等玉米种植集中的县市。广西目前总的玉米种植面积大概是1000多万亩。
虽然拿不出证据，但何礼健告诉记者，不管是迪卡007还是正大699，都不是转基因的种子。“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政府开会说的。”何礼健说。“政府说广西市场上没有转基因的玉米。”
何礼健说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在那一年里关于广西种植转基因玉米的言论满天飞，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政府开会告诉所有的种子经销商，说广西没有转基因玉米。但至于迪卡007是不是转基因，何礼健说他没有相关证据所以不能乱说。但何礼健认为广西目前种植的迪卡007的玉米品种的很多性状，比如抗倒伏、抗旱抗瘠等性状在转基因作物里很常见，这些性状也很难通过杂交等手段实现。
记者就迪卡007玉米到底是不是转基因的问题采访了广西玉米研究所的所长程伟东，程伟东也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政府开会说的，这不是转基因玉米。”程伟东说既然政府已经有了定论，广西玉米研究所也没有对此再进行测量。
但程伟东同时表示，广西玉米研究所也有一两个品种的玉米产量比迪卡007或正大699高，但在抗虫害、抗旱涝方面的功能就稍微有些不足，还做不到像引进的种子那样既有高产量又可以抗虫
抗灾。
虽然不管是广西自治区种子公司还是广西玉米研究所，对转基因问题的态度都出奇的一致，声称广西没有转基因，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在博客上撰文称，美国孟山都公司在广西推广的“迪卡007”实际上就是一种转基因玉米。
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孟山都公司对外公布说目前广西种植的玉米是超级杂交玉米，而不是转基因玉米。但倘若你翻开孟山都的世界营销史册，就可以发现其营销中国的推广手段与它过去在阿根廷和巴西的营销手法如出一辙。孟山都把转基因玉米种子带到阿根廷的时候，也说是超级杂交玉米，而且当时也对市场上的盗版种子交易不闻不问，对农民私藏种子，种植下一代假装看不见。直到转基因玉米市场份额占到了99%，全面控制了阿根廷的玉米市场之后，孟山都才“睁开双眼”，强制使用种子专利权，使阿根廷的玉农面临法律的诉讼和高额的专利赔偿费。 流通路径：从实验室到田间
早在2010年1月，农业部批准两款转基因水稻获得安全证书后，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生物多样性首席专家薛达元即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担心，“民间种子流通很快，不仅在湖北地区，疑似转基因水稻稻种很快就会在民间流通开来。”正如他所猜测，3个月来，绿色和平接连发布了湖南、江西等地疑似转基因稻种的报告。
这些稻种在以怎样的流通路径流窜各地？江西南昌麻丘镇种子批发商孙先生告诉记者，一位叫文春林的人专门给麻丘镇批发种子。而文的身份是湖北驻江西种子代理商。“这些种子就是从他那儿进的。”他告诉记者，文春林在南昌县的麻丘镇、新巷镇、唐南镇、新建县的大塘坪乡……一共5个地方放种子。
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其中的利润非常大。“肯定是暴利的。普通的种子18元一斤，不打药的种子卖到20元。”一位往年种过不打药种子的农民告诉记者，虽然成本高，但打药的产量还是要高一些。
“今年文在每个地方就放了100斤。”方立峰说，这个量在当地相当大了。文春林是从哪里拿到如此大规模的疑似转基因种子的？由于文春林是湖北种子公司驻江西的代理商，转基因种子的源头就指向了湖北种子公司，而湖北种子公司和转基因技术实验室——华中农大实验室的关系非同一般。
2010年4月，疑似转基因稻种在湖南省常德市被发现后，常德市农业局在全市范围内的执法检查中，共查出5个疑似转基因水稻种，其中涉及了武汉惠华三农种业有限公司(下称“惠华三农”)、敦煌种业(600354.SH)等种业公司。而惠华三农的主要股东之一便是张启发任教的华中农业大学。
而湖南常德市津市市保河堤镇惠农农资超市的工作人员称，其售卖的所谓“抗虫稻”种子正是从华中农业大学购得。而绿色和平最新的检测结果，湖南、湖北地区所出现的转基因米及米制品和转基因种子的品系均为Bt63。这个品系是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领导的团队研发的品种。
华中农业大学给予媒体的回复是：张启发院士团队的科学家承担了繁重的科研任务，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下，他们没有精力投入复杂繁琐的争论之中。转基因水稻是“有史以来最严格、评价最彻底的食物”，因为这两个品系的转基因水稻自1999年便开始了中间试验，期间还经过了环境释放试验、生产性试验等多个环节，历时近11年之久。
而张启发表示，中国农业田间生产试验很难做到全封闭。从中试到安全证书获批所经历的整整10年间，不排除有人拿走稻种材料。2003~2004年间转基因水稻生产性试验总产100万斤，虽然要求“不进入流通环节”，但课题组并没有全部回收和销毁。
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转基因生物的试验要从上一阶段进入下一阶段──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试验单位应向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需经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进行安全评价。
这个过程相当繁复。一位业内人士曾对媒体表示，搞转基因研究的专家很多人并不缺钱，但是他们希望能够早点儿将自己的成果推广，按照现有的程序，很可能很长时间都批不下来。有意或者
无意地泄露一些种子，一方面可以形成一种既成事实，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这些转基因的种子作为普通的杂交稻种到地方上进行申请，按国家规定只有转基因的种子才必须由国家批准，这样难度也就减少了。 神秘推手孟山都
除了实验室，另一条种子流通的路径背后总是闪烁着一个黑影，即孟山都。在全球种植的转基因农作物种子中，有90%的生物技术来自孟山都或它的授权。一直以来，孟山都被视为“转基因研究及应用领域的微软”。
几乎和所有的跨国公司一样,孟山都在中国的推广也绑定了政府。据何礼健介绍，孟山都得以顺利进入广西与广西自治区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2008年6月25日，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陈章良在广西南宁会见了美国孟山都公司副总裁麦克凡一行。陈章良说：“广西与孟山都的合作已经有7年多，孟山都公司在广西推广的„迪卡007‟玉米新品种，填补了广西高产优质、抗旱耐瘠玉米品种的空白。目前，„迪卡007‟在广西的推广面积已近600万亩。广西希望能够跟孟山都公司有更深的合作。”
实际上，何礼健所管理的广西自治区种子公司是孟山都在广西最早的代理商，从2001年开始，种子公司就拿下了孟山都在广西的独家代理权，推广孟山都的迪卡007品种。
“刚开始基本上免费给当地老百姓种植，再加上政府扶持，而当地老百姓种了以后发现该品种产量高，每亩地可增产几十公斤甚至上百公斤，而且还能够降低投入和风险，很快，当地老百姓就开始排队买这个品种了。”何礼健说。
2001年到2007年间，迪卡007在广西的销售量跳跃式增长。2007年，发现广西市场巨大的孟山都公司和广西自治区种子公司违约，取消了种子公司的独家代理权，开始授权更多的广西本地种子公司销售迪卡007，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迪卡008。鉴于长期的合作基础，仍给自治区种子公司保留了南宁和百色两个区域的销售权。
何礼健介绍，种子公司每年大概卖掉200万~300万公斤的迪卡007种子，占整个种子公司全部种子销售量的30%~50%。广西目前有上百家参差不齐的种子销售公司，很多公司规模不大，没有研发能力，属于投机商，打一枪换一炮，根本不介意甚至不愿知道他们销售的种子是不是转基因，对健康或者物种有没有危害。
孟山都很清楚，一旦种上了转基因种子，种植者基本无法放弃。所以，让孟山都中国区总裁艾博文当下最焦急的事情是中国政府批准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的缓慢速度。
薛达元：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不可避免 一定要慎之又慎
2010年06月26日《中国经营报》
在转基因商业化的问题上，薛达元一直被媒体誉为反对派的代表。薛是环境保护部生物多样性首席专家。但在面对《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他对转基因水稻的态度已经不如之前那么激烈。“我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本身，只是认为过程应更加慎重。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已不可避免，但一定要做好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一定要慎之又慎。”
政府应加强转基因种子监管力度
《中国经营报》：在2009年底农业部批准两款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后，你就已表示担心，民间的转基因作物的种子会大面积流通。事实也正如你所预测的一样，疑似转基因水稻稻种已经在湖南、江西等地陆续发现。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薛达元：主要是管理方面的问题。在我国，种子不是到处可以卖的。我国有《种子法》，它一定要有品种证书才可以在市场出售。这类种子作为品种，需要经过品种认证拿到品种证书，才能出
售。没有达到要求，就属于非法。现在为什么这样，主要是管理跟不上，管理体制造成的。民间对于种子的管理体制非常混乱。
早在2002年和2003年，我就分别4次去河北省和安徽省，实地考察了那里的棉田，发现转基因棉花品种管理混乱。由于种子公司和研究单位推广各自的转基因抗虫棉，使各地的抗虫棉种子来源五花八门、错综复杂。在安徽无为县，抗虫棉种子的来源有50~100个，共种植包括美国孟山都公司和国产的转基因抗虫棉品种约30多个，甚至一个村就有10多个转基因抗虫棉品种，有些品种连名字都没有，是研究单位委托种植，根本没有通过国家的安全评估。
这种情况容易造成其他稻种的污染，把遗传打乱。我们国家现在也颁布了相关的条例，要求在一些转基因产品上加贴标识。但说实话，在我看来，这很难控制，因为范围太大了。各个省的农民都可以自由买到转基因的种子，种植的范围大了，就不好控制。
《中国经营报》：很多报道提到，转基因水稻获批的背后受益的是那些转基因专家和他们背后的公司。事实是否如此？
薛达元：不能说科学家利益熏心，但确实很多是为利益。一些科学家本身有自己的公司和股份。从经济上，可以理解，但我相信这不是主流。
目前安全并不等于若干年后仍然安全
《中国经营报》：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科学界的两种声音一直交锋不断。你是生物多样性研究领域的专家。从你研究的领域判断，转基因作物的食用是否安全？
薛达元：转基因生物对环境和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已有多次报道。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加拿大转基因油菜多年种植后，因发生基因漂移，产生了能够耐受多种除草剂的超级杂草；墨西哥农民种植的美国转基因玉米(1924,9.00,0.47%)，其花粉对当地野生玉米造成了基因污染，产生基因重组，破坏了当地野生玉米的遗传结构；此外，转基因玉米花粉能够让北美的珍稀濒危物种——君主蝶大量致死，也是不争的事实。
目前安全并不等于若干年后仍然安全，这种基因产生的毒素在人体和动物体内能否累积，尚不清楚。即使Bt基因已证明将来也是安全的，但是并不能表明转基因研究使用的其他目的基因也是安全的，需要逐案进行风险评估，并在研究、田间试验和商业化生产的各个阶段逐步进行风险评估。事实上，在军事、医学等多个领域都在进行转基因研究，这些领域的许多转基因研究实际上风险很
大，研究者常常不敢公开他们的研究成果，甚至不敢公开他们使用的基因，否则公众一定会恐慌。
《中国经营报》：对于中国主粮水稻有可能进行的商业化种植，你怎么看？
薛达元：至今国外对主粮的转基因品种一直不敢商业化生产，美国虽然批准了玉米、大豆的转基因商业化生产，这些主要用于饲料和榨油，而用于主粮的转基因小麦研究虽然早已成功，但是从来没有批准为商业化生产，因为小麦是西方的主粮，相当于中国的水稻。因此，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生产一定要慎之又慎，否则，潜在风险太大，出了问题谁也担不了责任。
延伸阅读EXTEND 中国转基因缘何落后
当人们不遗余力地去质疑一项新技术的时候，往往习惯于忽略该技术产生的初衷。
所谓转基因技术，就是运用科学手段从某种生物中提取所需要的基因，将其转入另一种生物中，与另一种生物的基因进行重组，从而产生特定的具有优良遗传性状的物质的技术。
自1996年首例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应用以来，发达国家纷纷把转基因技术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和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重点，发展中国家也积极跟进。
国际转基因技术日新月异
不得不说，在转基因技术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确实抢占了先机。
早在192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开始大力资助“人种优生学”的研究。193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年度报告》中，韦弗尔第一次使用了“分子生物学”的概念。
我们现在所说的“转基因生物”就是“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1966年，福特基金会投资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联手共同推进“分子生物学”的研究。1984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分子生物学”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发展中国家的主粮“水稻的育种”。在此以后，数亿美元的资金终于开发出了“转基因水稻”、“转基因玉米”、“转基因大豆”等。
如果大家对转基因粮食的真正创始者和推手——洛克菲勒基金会不太熟悉，那么对活跃在中国市场上的孟山都公司则一定不生疏。事实上，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孟山都公司是美国掌握转基因技术的核心二巨头。
1983年1月，刚成立不久的孟山都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挖到了一座“金矿”——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利用生物技术改良了一个植物细胞。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曼·博洛格对此的评论是：“这预示着农业生物技术既作为一门科学、又作为一个行业的诞生。”
27年过去了。如今孟山都在生物技术方面共拥有600多项专利，在同行中遥遥领先。孟山都生命科学研究中心是全球最大的农业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每天的研发投入高达350万美元(2009年孟山都研发投入总额13亿美元)。
中国转基因技术发展缓慢
研发力量的巨大悬殊可能是很多国家不愿向孟山都开放市场的原因之一。
美国以外的大部分国家显然已经看到了转基因技术的战略意义，纷纷增加了对转基因技术的投入，加拿大、澳大利亚正在加快转基因小麦的研究和安全评价进程。印度转基因抗虫棉种植规模已超过我国。巴西由于种植转基因大豆，大豆产业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欧盟已有6个国家允许种植转基因作物。
相比之下，中国对转基因技术的投入和应用相对滞后。中国最早的转基因作物出现在80年代 “863”计划，转基因作物被列入其中，但也只提及棉花作物。1999年，中国进行了转基因棉花的商业化种植，之后没有再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作物进入商业种植。
一直到2006年，转基因技术才在国家“十一五”规划中，被列为16个重大专项之一。
2008年7月9日，一项名为“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的课题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获得原则通过。环境保护部生物多样性首席专家薛达元回忆，自己参加“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立项论证会时，反对的没几个人。
但直到此时，“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也未被官方的《政府工作报告》或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及。半年后事情起了变化。2008年年底，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初步认可了为三项产品发放安全证书，到了2009年，安全证书正式发出并公布，而在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及并支持转基因作物产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