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职业新闻发言人制度关键要“赋权”
2011/08/27 00:00来源：YNET.com 北青网北京青年报
今日社评 本报评论员 潘洪其
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根本目的，是要以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为支点，反过来推动公权机关形成完备的信息公开制度，进而反推形成完善的规范、制约、监督公权力的制度。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目前还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应逐步探索实行职业新闻发言人制度，使新闻发言人能够在其应有位置上发挥作用。黄毅认为，政府新闻发言人扮演的是双重角色，作为新闻人应该遵循新闻传播的规律，作为新闻发言人应该代表政府，在推进政务公开、打造“阳光政府”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近段时间，一些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的言论、职务变动引起社会的高度关切。作为国家安监总局的新闻发言人，黄毅结合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体会和经验，提出逐步实行职业新闻发言人制度，他的意见和建议颇值得重视。
按照一般的定义，职业化是指工作状态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以此理解，建立职业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要加强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使新闻发言人成为一种以严格标准、明确规范和成熟制度予以约束、保障的职业。在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三项指标中，前两项主要是就新闻发言人个人而言，要求新闻发言人具有一定的个人素质（如口才好）和专业素质（如应变能力强），突出新闻发言人“会说”的能力，后一项则要从制度上保障新闻发言人“敢说”的权力。从现在的情况看，无论是公众知名度较高的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铁道部原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以及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等人，还是其他一些不经常在媒体上露面的新闻发言人，他们大都有过人的口才和应变能力，“会说”基本上已经不是问题，然而在“敢说”或“说什么”的问题上，多数新闻发言人都面临着不小的困境。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闻发言人大多不参与政府部门的重要决策和实务操作，有时对一些核心的权威信息的掌握并不全面，当被问及有关重要决策和实务操作的具体问题，他们不是不敢说，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很容易给人留下敷衍塞责、虚以应对的印象。要保证新闻发言人“敢说”并知道“说什么”，需要对新闻发言人制度进行“加大赋权”改革，赋予新闻发言人参与重要决策和实务操作的权力（相当于由有权参与重要决策和实务操作的官员担任新闻发言人）。这样，新闻发言人有权参与整合、制作核心的权威信息，才能在面对媒体和公众时做到胸有成竹，才能及时、全面、如实地发布公共信息。
建立职业新闻发言人制度，需要在加强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基础上，着力加强制度化建设，为新闻发言人“会说”更“敢说”提供权力保障。这里也需要大力转变观念，端正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认识。如果只是把新闻发言人制度当成应对媒体、敷衍公众的“挡箭牌”，把新闻发言人当成机械的“传声筒”和紧急公关的“救火队员”，那是对新闻发言人职业的侮辱，也是对媒体采访报道权和公众知情权的侮辱。
从长远看，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根本目的，是要以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为支点，反过来推动公权机关形成完备的信息公开制度，进而反推形成完善的规范、制约、监督公权力的制度。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要走上“职业化”道路，走向“以信息公开促进权力运行公开”的政治生态，将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石湖净雁：政务公开难在传“榜”接力发布时间: 2011-08-10 09:00 来源: 荆楚网 进入电子报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就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作出部署，特别是，对公众关注的“三公经费”等要求逐步细化到“项”级科目，对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要求客观公布事件进展、政府举措、调查处理结果等。
政务公开不是什么新鲜词。中央对政务公开多次进行过安排部署。但为什么已经多次强调、多次部署过的一项工作现在还要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呢？无疑问是工作推进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亟待解决，尤其是政务公开“重形式轻内容”问题比较突出，个别地方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走过场、刮一阵风。在农村，有的村社在政务公开工作中搞应付式公开，上面有要求的时候赶紧组织张榜公开一下，一张公开榜过后就悄无声息了。让政务公开成了砍断的竹子——接不上。
政务公开轰轰烈烈搞一次并不难，难的是传“榜”接力，一“榜”接一“榜”，让政务公开制度化、规范化、长期化，成为群众监督政府的长效机制、成为政府回应民意的有效平台。如果在政务公开工作中搞一次性公开，上面追的紧的时候突击一下、应付了事，过后仍然我行我素，独断专行，势必让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大打折扣，也将严重阻碍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健康发展。
要让政务公开公开传“榜”接力，就必须加强监督考核体系建设，把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工作纳入各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行政机关绩效考核和民主评议范围，细化考核评估标准。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强化社会监督，促使政务公开经常化。要建立健全激励和问责机制，对工作落实到位、群众满意的地区和部门要予以奖励；对工作落实不力的，要进行诫勉谈话，限期整改；对弄虚作假、应付式公开，损害群众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格追究责任。
马桂路：社会抚养费征收指标一点也不奇怪发布时间: 2011-08-01 08:12 来源: 荆楚网 进入电子报
日前，河南邓州市不断有人举报说，邓州市古城办事处新西居委会会计兼计生干部许金兰收取村民超生二胎社会抚养费不开票，甚至连白条都不开，涉嫌贪污部分资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邓州市计生部门每年给乡镇下达征收社会抚养费任务指标，新西居委会每年向计生委缴纳10万元的“定额承包金”后，超收部分被村干部贪污了。村民举报说，最近3年，他们村少说收社会抚养费也有240万元。（7月30日，《河南法制报》）
计生委下发红头文件下达硬性任务指标，这不啻于赤裸裸的在“逼”村民超生，是在拿猫钓鱼。在这份由邓州市计生委下发的“邓人口（2010）75号”红头文件里，不仅明确了邓州所属的28个乡镇街道办总任务为902万元的总任务数，还明确要求要“抓住时机”，“抓住秋季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活动的有利时机，集中力量，强化措施，认真扎实做好社会抚养费征收入库工作。”这个红头文件虽官腔味十足，仍难掩其中明目张胆的逐利冲动。而将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当作一场攻坚战来对待，更是让人哭笑不得。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计生委是计划生育工作的主管部门，理应将这份工作监督好、落实好。超生的人少了、交罚款的人少了才能说明计生委的工作做的对，做得好。这个道理邓州市计生委不可能不明白，但他们却执意反其道而行，其中缘由，耐人寻味。
在遍地指标化的当下中国，社会抚养费征收指标的出现其实一点也不奇怪。GDP的指标反映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盲目高快进，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指标却折射出当下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资本化倾向。现在的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不仅卖地有指标、搞建设有指标，打黑有指标，就连官员公务接待都有指标，计生委征收社会抚养费下达一个指标，实在没什么稀奇。在一个一昧追求高速发展的年代，指标繁多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指标常有，爱民之心却不常有，所以才能出现经济建设有指标，社会抚养费征收有指标，百姓们生活的幸不幸福却没有指标这样的事情。
因为盲目赶指标而酿成的惨剧我们已经见得不少了，王家岭矿难是因为赶指标，最近的列车追尾是因为指标，每每几十人伤亡的惨剧过后，超赶指标的盲目热情却未见丝毫退却。在一个指标化的时代，普通百姓的生命都显得太过渺小。邓州市计生委下达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指标并不奇怪，其背后的腐败和违规问题也有待追究，但这事件却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那就是：如若没有爱民之心，即使是再正当的事情在当权者手里也会成为谋财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