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一样，第一次知道王阳明，是在高中政治课本的哲学部分里。教科书里没有介绍王阳明的生平，对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也含混带过，只摘选了一段话：“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段话被反复刻在考卷上，以填空题或者选择题的方式，让作为高中生的我们牢记它是王阳明所说，反映了阳明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
少年时期的我对哲学这样形而上的知识一头雾水，只会将“意识”“物质”等概念生吞下去，不去理会是否消化了。但这并不妨碍我在考卷上取得高分，并以懂得“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物质”这样的真理而自傲，和同学一起嘲笑王阳明：“花开没开，怎么会由„你‟来决定呢？”书本教育是如此有效，以致多年后学到宋明理学，对王阳明的成见还难以消除。
渐渐的，王阳明及其心学的另一面被人们所重视。记得几年前，公司来了一位新同事，曾在颇有文化品味的朗朗书房工作过。他雄心勃勃地要做人物传记，其中便有《王阳明传》。可惜被我们一群唯大众与销量是从的短视者以“过于学术”为由否定了。想来真是可惜。如果当时编委会通过了那个选题，它会不会成为像《明朝一哥王阳明》那样的畅销书呢？
不管怎样，王阳明火了。浙江大学的董平教授登上百家讲坛讲王阳明，关于王阳明的图书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这位从前只有思想史研究者才熟知的先哲，开始被大众所了解。
不过，当日本阳明学大师冈田武彦的著作《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辗转数人出现在我面前时，对于出版它我内心是有一丝犹豫的：有关王阳明的话题已经火了几年，这种热潮是否已经过去了？中国人会认可日本人写的王阳明传吗？这本书和其他写王阳明的书有什么不同？
但我的疑虑很快便消失了，因为作者的身份、创作过程、文本特点打动了我。
冈田武彦在日本可谓是德高望重的阳明学家。日本人对王阳明非常崇拜。阳明心学在德川幕府初期传到日本后，很快获得“近江圣人”中江藤树等大儒的崇拜。此后三百年，阳明学代有传人，蒸为习尚；名儒迭兴，蔚为大观。阳明学失于中国而求诸异邦，可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冈田武彦的学术背景非常权威。他专攻宋明理学，学术代表作是《王阳明及明末儒学》。儒学大师杜维明也是王阳明研究专家，他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毕业论文便是《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杜维明尊冈田武彦为“儒学祭酒”。又说：“在现代日本，研究王阳明最深刻也最纯正的是冈田武彦。”众所周知，“祭酒”是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管官。可见冈田武彦在国际儒学中的地位。
当我在中文版序中读到这样的文字，心中感动不已：“当日本学术代表团看见杂草丛生、破败不堪的阳明墓时，冈田先生的心情很是沉重” “冈田先生一行伫立在江西大余县青龙镇的章江岸边，面朝南，口吟诗，洒酒问苍天，吊慰阳明灵……冈田先生泪流满面……”“时先生年近九十，远赴龙场祭奠阳明先生。岁已入冬，先生衣单，余主祭，以天寒先生年迈请不脱外衣不行跪拜礼，先生不许，坚依礼数以终。”
冈田先生对王阳明的情感是如此之深，对阳明心学笃信不移，所以才会年近古稀仍毅然答应《Topics九州》杂志社的约稿，提笔撰写《王阳明大传》的连载，即使后来杂志社停刊仍笔耕不辍。冈田先生不仅穷尽史料，吸收中日两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注重实地考察，年近八十岁来到中国，此后10年间组织了6次王阳明遗迹实地考察，足迹遍布中国八省区八十余县。后来冈田先生患上眼疾，读书执笔日趋不便，还是借助放大镜，坚持写完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王阳明大传》完成时，冈田先生已经93岁。这部煌煌八十余万字的著作，花费了先生整整25年的时间。
“我希望读者能够了解阳明思想的精髓，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精神的一部分。如果每个人身上都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阳明思想的精髓,并以此约束自己的品行，那我将不胜荣幸。”冈田先生真诚袒露自己的写作初衷。
与其他关于王阳明的传记不同，冈田先生的《王阳明大传》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阳明生平与思想变迁两条主线并行。正如阳明精舍舍长蒋庆所言：“阳明学之精神融化于王阳明一生波澜壮阔之行事中，故欲深窥阳明学，必先详知阳明子之生平事迹也。”只有了解阳明的生涯，体验他的体验，才能深刻理解他的思想。如果把阳明的思想从其生涯中抽离出来，就会变得苍白单薄。
其二，冈田先生在作品中为读者展示的是一个最为丰富的王阳明。从家世渊源到师友交往，从人生经历到思想变迁，从书法风格到诗文特点，从骑射工夫到兵法运用，从书院教育到儿童教育，方方面面都有详细的叙述。
其三，在这部通俗的阳明传记中，冈田先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思想史专业优势，对王阳明心学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细致清晰的梳理，对阳明的主要思想进行了贯通讲解，避免了一般传记的浅层表述和个人附会之见。他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儒学的基本概念，如“格物”“诚意”“修己”“治人”等；用较大篇幅介绍宋、元和明的儒学；简单明了地告诉读者阳明心学和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以及陈献章的明初心学的区别；详细介绍了王阳明不同阶段的思想（尽管有些思想有局限），如从“静坐论”到“明镜论”到“致良知论”；会专门用一节来介绍“良知”与礼、良知与太虚、良知与闻见、良知与思索、良知与机诈的关系。如此等等，只为让读者了解真正的而不是被误解的王阳明，了解心学的真谛而不是浮于表面的心灵鸡汤。
由于冈田先生是一位身体力行儒学的国际大师，儒学已根植于内心，与生命为一体，所以他的讲述通俗易懂又直达精髓。
冈田先生的深厚功力还体现在他集纳了日本阳明学的精髓，可以通过寥寥数语，一语中的地解开王阳明生平和思想的诸多谜题；可以从一些诗文中探寻到阳明的真实内心。
如王阳明年轻时曾经遍寻朱熹的著作，如饥似渴地阅读，但为什么会“格竹”失败？原因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并没有按照朱熹的教诲去„格物穷理‟…… （阳明）希望通过„格竹‟立刻悟出总合天地万物的大的„一理‟。他没有看到分殊之理，而是直接来探求大的“一理”，因此说他的做法更接近于道家和禅家的做法。”
又如王阳明在新婚之日出走留宿道观。关于这件事，许多阳明传记图书都是当作噱头大书特书，有的甚至作为书的楔子来吸引眼球。冈田先生首先对故事的真伪进行了推断，然后道出自己的看法：“在婚礼当天离家出走，和道士会面，并在道观度过一宿，这样的行为如果仅从他痴迷于道教来解释，就有点儿说不通了。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那就是当时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充满了不安，这种不安促使他从外向型行为转变为开始探究人的内心世界。”
又如王阳明年轻时曾经有过五溺时代（即任侠、骑射、辞章、神仙和佛氏），为什么最终回顾儒学？“王阳明的心中还有一份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的牵挂。他的祖母岑太夫人已经八十多岁了，一直对他疼爱有加，父亲龙山公对他有养育之恩，王阳明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王阳明心里明白，如果不放下这段感情，就不可能达到出世的境界。他也曾努力地去放下，但越是这样去做，心中的牵挂反而越强烈。踌躇不决之际，他忽然觉悟到：„此孝弟一念，生于孩提。此念若可去，断灭种性矣。此吾儒所以辟二氏。‟”
再如王阳明在前往谪居之地贵州龙场之前，太监刘瑾派出刺客刺杀他。此事是真是假，后世学者有不同看法。冈田武彦引用幕府学者东正堂的看法来表明自己的观点：“王阳明的绝命辞在正史中都有记载，而且当时众人也都确信他已经遇难，并且还特意为他举行了追悼仪式，由此可以断定王阳明遭遇刺客一事绝非空穴来风。”
像这样的精辟论述，书中比比皆是。
其四，因冈田先生对王阳明发自内心地推崇，所以行文中有一种浓厚的感情，并时时观照自我和当世。书中类似这样的“太史公曰”的点评语比比皆是：“王阳明感叹当时的世相人心道，良知之学不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心丧失。然而即便是现代，读到这里又有多少人能不出一身冷汗？”“读到这里，即使不是文蔚本人也会深受感动吧。”所以读者读来如与圣人对面，并无隔阂感，反而有强烈的共鸣。
读完冈田武彦先生的作品，打动我和促使我深思的地方颇多，我暂且挑选阳明先生在艰难中勉力前行的坚毅精神谈谈我的感受和体会。
王阳明自幼体弱多病，后患有咳嗽之疾、呕血之疾。在他中晚年书写的疏文中，经常可见他向朝廷申请归乡养病的内容。特别是晚年，他都是抱病前往任命地。即便如此，他并没有成长为一个孱弱、手无缚鸡之力、古板的儒生，相反，是一位文事、武备皆佳的坚毅阳光、洒脱豪放之士。
少年时期的王阳明痛恨当世的儒生仅仅是巧于章句，平时只关注科举及第和荣华富贵。一旦遇事，就束手无策。他崇拜东汉名将马援，怀抱经略北地之志，热衷于学习弓马之术，研读《六韬》《三略》等兵法书籍。后来，无论是消除南方匪患，还是平定宁王宸濠之乱，阳明都展现出了其足智多谋、精通兵法的一面。
青年时期的王阳明在待人接物上是“和易善谑”，爱开玩笑。只是后来突然有一天，他开始后悔自己以前的行为方式，变得“端坐省言”。在贵州龙场，家仆们不堪恶劣的条件先后病倒，为驱散他们的抑郁之情，王阳明为其朗诵诗歌，仍不奏效的话，便唱起故乡的民谣，或者讲笑话。可见阳明先生是极有趣之人。
王阳明的一生，是艰难的一生。除了青少年时期生活优渥，成年后历经了千难万险。他的艰难，首先体现在大胆的学说不被人理解。
在朱子学一统天下的时代，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人们不能理解其本意，惊讶者有之，非难和指责者层出不穷。王阳明曾经这样形容自己的处境：“危栈断我前，猛虎尾我后，倒崖落我左，绝壑临我右。我足复荆榛，雨雪更纷骤……”“举世困酣睡，而谁偶独醒？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怪惊。反谓醒者狂，群起环门争……”到了嘉靖元年（1522年），王阳明已经是平定藩王之乱的大功臣，却依然遭受其他官员的攻击。当年进士考试由礼部负责出题，策问题中涉及心学，出题人暗中希望考生指责王阳明。可见王阳明的处境之艰难。
尽管如此，王阳明在压抑自我、反省己过之后，坚信自己的学说精确、明澈。“吾自南京已前，尚有„乡愿‟（《论语•阳货》）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做得„狂者‟（《论语•子路》）。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
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让更多的人理解，他不断地讲学，为门人弟子答疑解惑。他在处理公务之外，抽空讲学；在赴任途中的船上讲学；在平定匪乱时讲学；在战事最为紧密之时，也时常留意各地弟子的近况。晚年的王阳明不顾世人的非议，为了拯救百姓而东奔西走，终日劳苦，无片刻休憩，虽然世人笑其疯癫，但他毫不为意，这份赤诚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屡立功劳却屡遭构陷，是王阳明一生另一艰难之处。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在短短一个半月之内，运用神速果敢的军略，平定了差点颠覆大明王朝的宸濠之乱，立下赫赫战功，却有功无赏，反受中伤。武宗身边的佞臣许泰、江彬、张忠对阳明心怀妒恨，认为倘若平定宸濠之乱的功劳不能算到武宗的账上，就无法保持自己的地位，想出一条愚蠢的奸计，他们打算在鄱阳湖上放走朱宸濠，然后由武宗亲自率兵督战，生擒朱宸濠，凯旋返京。而王阳明已经押解着俘虏出发，所以许泰等人不断派人告知王阳明，朝廷将于广信府（隶属江西省）接收俘虏。
懂得明哲保身不难，难的是懂得什么时候挺身而出。身处此境，阳明处处掣肘，但他并没有因此屈服，而是与奸臣斗智，尽力改变局势。王阳明知道，若在鄱阳湖上释放朱宸濠一干人等，或许将会招致天下大乱，因此并未交出俘虏，不顾许泰等人的阻碍，夤夜赶到了玉山县（隶属广信府）的草萍驿站。对此，许泰等佞臣大怒，破口大骂王阳明，造谣“王阳明先与宁王交通”。情形如此危险，王阳明依然没有退却，还是力劝皇帝不可轻信诡计，以免荼毒百姓。王阳明为天下苍生着想，一直抗拒皇命，不肯交出俘虏。直到太监张永劝慰他：“皇上顺其意而行，犹可挽回，万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无救于天下大计矣。”阳明这才将朱宸濠等一干俘虏交给了张永。
正德十五年（1520年），退居杭州数月的王阳明回到赣州，立刻进行了一场大阅兵，教导兵卒作战。当时，江彬派人打探了王阳明的动静。认识王阳明的人都担心，这样的行为会刺激到皇帝身边那些想让王阳明马失前蹄的奸佞小人，其门人陈九川也为此担忧，出言劝诫。王阳明说道：“吾在此与童子歌诗习礼，有何可疑？”并作《啾啾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诗：
知者不惑仁不忧，君胡戚戚眉双愁？
信步行来皆坦道，凭天判下非人谋。
用之则行舍即休，此身浩荡浮虚舟。
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
千金之珠弹鸟雀，掘土何烦用镯镂？
君不见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
西家儿童不识虎，执竿驱虎如驱牛。
痴人惩噎遂废食，愚者畏溺先自投。
人生达命自洒落，忧谗避毁徒啾啾！
这是一首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诗。东正堂介绍说，佐藤一斋将这篇《啾啾吟》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又说这首诗虽然很不错，但如果只会吟诵，却不知王阳明当时创作这首诗的背景的话，就无法掌握其中的深意。
立于谗徒围攻之中，一如平日泰然自若，丝毫未露危惧之情，如此坚毅，令人感佩。也正因为如此，阳明先生的形象成为暗黑时代耀眼而永恒的光亮。
正德十六年（1521年），朝廷因王阳明平定了宸濠之乱，封其为新建伯。追封王家三代及其妻室，并赐诰券令其传给子孙后代，可谓大荣耀。王阳明上《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三），辞让新建伯这一爵位，却未被批准。后来，王阳明再次上疏请求辞退封爵时，巡按江西监察御史程启宪与户科给事毛玉，在宰辅杨廷和的授意之下，提交上疏，弹劾王阳明。
当时王阳明的高徒陆元静任刑部主事，愤慨地提笔写下《辨忠谗以定国是疏》，疏中上疏末尾写道：“今建不世之功，而遭不明之谤，天理人心安在哉！”“天理人心安在哉”这句话在文中出现了四次，可知陆元静有多么激愤。
但是，王阳明听说此事后，写《与陆元静
（二）》（《王文成公全书》卷五）给陆元静，劝他不要上疏。在这封书信中，王阳明首先对陆元静的辩护表示深深的谢意，然后写道，应该以谦虚为宗旨，自我反省，警戒卖弄辩解之词。王阳明在晚年告诫门人说：“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
在遇到事情时，他比喻为于激流中逆水行舟的小船，并没有放开“自己的舵柄”。这里的“它”，指的就是“良知”。王阳明确信，只要有了它，那么不管遇到再强的风浪，小船都不会被浪涛打翻。（“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
关于阳明心学，我的理解是三点：“心即理（良知）”、“知行合一”、“致良知”。“良知”是本体，通过“知行合一”“致良知”，人人皆可成圣贤。三者是一个完善的体系。
“心即理”，意思是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有理（良知），无需外求。这是极大的自立与自信。个体不再依附于他人，依附于外在的任何东西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王阳明年轻的时候，并没有体悟到这一点。即使在朝堂之上，被除去衣服、裸露身体接受折辱士人的廷杖，并被打入大牢，他仍然寄希望于皇帝，写下凄凄怨怨的《狱中诗》：“或其启矣，殒予匪恤” （“如果能够因此而开启君心，那我死在牢里都不足惜。”）后来放逐至龙场而中夜顿悟，这才彻底抛弃了“得君行道”、将个体价值寄托于外在事物的幻想，转而“觉民行道”，希望唤起民众的道德良知。
“心即理（良知）”使大众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自由，生命的束缚一经挣脱，精彩随之而来。这也是为什么冈田武彦先生会在“第一章阳明降世”谈到：“中国的文艺复兴一般被认为是始于宋代，严格来说，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始于王阳明。王阳明创立„良知‟说，认为自我和圣人一样，生而伟大，存而无异，这种强调自我的主张正是文艺复兴开始的标志。”“振奋了弱者的心灵，给那些深陷权势和名利的旋涡而不能自拔，遭受现世重压而不能逃脱的世俗中人指出了一条正大光明、强而有力的快乐生存之路。”
“知”与“行”的关系，是自孔孟开始儒家先哲论述的重点议题。王阳明在朱熹、陆九渊的思想基础上，针对明代思想发展的流弊而行补救措施，提出“知行合一”说：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工夫，一行做行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在王阳明看来，天下的祸乱，说到底是“知”与“行”分裂、不统一。
“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工夫。”
“知行合一”是一种自律。“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知行合一”是一种行动哲学。“知行合一”说的中心是“行”，而不是“知”，这是一种实践主义的思想。
“致良知”便是在事上磨练，不断砥砺和思考，将知与行深入化。“人须在事上磨练，勤勉，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从心上用力，砥砺出不偏不倚、动转得势的强大心灵。
最后，以王阳明的四首“良知”诗，与大家共勉：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
李白的诗里洋溢着一股涵盖天地的雄浑之气。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这种博大壮阔的情怀可以说是唐代诗歌的基调。庄子所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以盛大为美似乎已成为唐代诗人创作精神中的支柱。或儒或道或侠或禅，种种表现之下，有一个基点，那就是诗人们内心中无比崇高的对壮美的向往。
无论是理性冷静的儒学家，还是超脱凡俗的道学家，无论是豪迈勇武的仗剑侠士，还是玄而又玄的带发禅师，一旦出现在唐代这个特殊的历史舞台上，就全都不可避免的固执起来，他们可以在自己的诗歌中屏弃某一种风格，如儒家没有道家的“无为”思想，侠客没有禅师的出世之心，可是却却不能违背这个时代如此统一的审美观。这样一种环境所造就的诗人，笔下自会大气，千载之下仍能令懦者勇，弱者壮。
他们并不是没有愁，李白就经常把愁字挂在嘴边。“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如雪”，“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但只要将李白的愁与柳永的“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比一比，就会觉得李白愁得有力，愁得健康，愁得有气派。“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这是一种豪情万丈的愁，愁中自有一股浩然之气，愁中自有一段唐人风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