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院士简介
王选院士，汉族，江苏无锡人，1937年2月生于上海，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后一直从事计算机领域的教育和研究工作，现为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北大方正集团公司董事，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2003年当选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王选院士是著名的计算机应用专家，主要致力于文字、图形、图像的计算机处理研究。1975年开始主持我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和以后的电子出版系统的研究开发，跨越当时日本的光机式二代机和欧美的阴极射线管式三代机阶段，开创性地研制当时国外尚 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针对汉字印刷的特点和难点，发明了高分辨率字形的高倍率信息压缩技术和高速复原方法，率先设计出相应的专用芯片，在世界上首次使用控制信息（参数）描述笔划特性的方法，获一项欧洲专利和八项中国专利。这些成果的产业化和应用，取消了我国沿用上百年的铅字印刷，推动了我国报业和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同时，他又相继提出并领导研制了大屏幕中文报纸编排系统、彩色中文激光照排系统、远程传版技术和新闻采编流程管理系统等, 这些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外得到迅速推广应用，使中国报业技术和应用水平处于世界最前列。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两次被评为中国十大科技成就。王选院士因此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金牌，首届毕昇奖，首届中国专利金奖，陈嘉庚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美洲华人工程师学会成就奖。2002年初，鉴于王选教授在科技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国务院隆重授予他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我的八个重要选择
（一）
人的一生会碰到很多机会，但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多方面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对社会需求（包括未来需求）的敏感，对技术发展方向的正确判断，一丝不苟和锲而不舍的精神，都有助于把握机遇，取得成功。风风雨雨几十年来，我经历了多次人生抉择，每一次都给我带来非凡的意义，甚至命运的转折。
1954年我高中毕业报考大学，由于对数学的喜爱，填了三个志愿：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南京大学数学系、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数学系。后来顺利考取了北大。到了二年级下学期，我们开始分专业--选择正确的专业往往对一个人的发展方向起非常关键的作用，当时数学系有数学、力学和计算数学三个专业，数学专业作为一门古老而又成熟的学科，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大多数成绩好的同学选择了它。相比之下，计算数学专业则是北大刚刚成立的新兴学科，不但没有一套像样的教材，而且应用性强，包含大量非创造性的技术工作，不见得有多高深的学问，所以许多人不愿问津。
我却有不同想法，越是古老、成熟的学科，越是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越难以取得新的突破；而新兴学科往往代表着未来，越不成熟，留给人们的创造空间就越广阔。恰好这时，我看到了1956年1月制定的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周恩来总理讲了几个未来重点发展学科，其中就包括计算技术，这对我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又留意了报刊上一些有关计算机的报道和论述，发现计算机在未来将对人类产生巨大神奇的作用。我就想，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奉献于社会。就这样，我下决心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大的抉择。实践证明，这一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它为我今后的科研工作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二）
1958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在无线电系当助教。主持过电子管计算机逻辑设计和整机调试工作，也参与过部分电路设计工作，一直在硬件第一线上跌打滚爬，每天工作都在14小时以上。在紧张工作的同时，也阅读国外文献。五十年代国外有名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使我赞叹不已，同时不断问自己，为什么只能欣赏别人的成果，而不能有自己的创新思想呢？我试图寻找创造的源泉，即这些创新构思的背景，逐步领悟到程序和应用对硬件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只掌握硬件设计，不懂得程序和应用，照样产生不出创新的想法。于是在1961年，我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从硬件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而是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以探讨软件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当时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原来我以为自己是懂得计算机的，此时才发现只有了解软件，才真正懂得计算机。高级语言、汇编语言(和机器语言)以及微程序语言是三个不同级别的语言，贯通这三者，必然会在体系结构上有创新的构思。
为了这一目的，1964年我承担了当时正在进行硬件设计的DJS 21机的ALGOL 60编译系统。我觉得，不能浮光掠影地参加一个软件系统的研制，而应该彻底投入一个真正实用的系统，这样才能切实理解软件对硬件的影响。60年代的那些日子里，我用90%的时间从事ALGOL 60编译系统的研制，另外10%的时间探讨适合高级语言的计算机的体系结构。对于ALGOL 60、FORTRAN、PASCAL这类汇集时间(binding time)早的高级语言，我从来不赞成硬件直接执行高级语言的方案，而主张寻找编译和目的程序运行中的瓶颈，依靠灵巧的硬件设计显著地提高效率。由于我有硬件实践经验，所以很容易想出硬件上的方法来克服这些瓶颈。经过同事们几年的努力，该系统最终研制成功，在几十个用户中得到推广，成为国内较早的高级语言编译系统，被列入中国计算机工业发展史大事记中。当时我感到似乎找到了创造的源泉，并相信一旦有了这种源泉，中国人有可能和外国人同时或更早提出某些新的思想。这种信心，以及软硬件两方面的知识和实践是我后来能够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选择使我深切地体会到，跨领域研究是取得创新成果的重要因素，就象控制论发明者维纳说的那句话：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之间的无人空白区上去耕耘，最能取得丰硕成果。
（三）
六十年代初在研究计算机体系结构和编译系统过程中，我大概看了近一百篇国外文献，以后养成了每做一个项目先要了解国外现状的习惯。为了加快英文阅读速度，
1963年初又决定锻练英语听力，这是我的第三个重要抉择。先收听短波中北京电台对外英语广播，后来觉得不过瘾，就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对远东的英语广播，1963年起连续两年多，每天半小时的收听使我反映速度明显加快。但“收听敌台广播”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我的一条“罪行”，因为*前这样做的理科教师很少，因而显得情节严重。虽然带来不少麻烦，但对我当时了解外国的先进技术起了很好的作用。
1975年我开始研制精密照排系统这个项目时，一般的科技人员不大习惯查阅外国科技文献，而我则大量地看外国文献，了解国外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动向和发展方向，这就很容易判断国内比我早开始做这个项目的几家采用的技术路线是否正确，为我们放弃模拟方式，选择数字化技术提供了保证。
（四）
我研制精密照排系统始于1975年，当时听说国家有一个“748工程”，即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分三个子项目：汉字通信、汉字情报检索和汉字精密照排。对于这三个子项目，我独钟情于精密照排系统，因为它的价值和难度吸引了我。我当时正病休在家，每月只领40多元的劳保工资，但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于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精密照排系统的研制工作中。这一事例也说明在可能的条件下让年轻人自由选题，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才能激发创造的欲望。
按照过去养成的习惯，首先要了解清楚国外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向，为此，我常挤公共汽车到地处和平街的中国科技情报所查阅外文资料。研制工作后来虽列入北大自选项目，但经费是没有来源的，当时条件很艰苦，车费不便报销，从北大到情报所车费为二角五分，但少坐一站就可省五分钱，我于是就提前一站下车走去；复印资料也很谨慎，对于字数不多的页，常常靠手抄来节省复印费。当时国内还处于“四人帮”统治时期，是闭关锁国的，不像现在大家都很注意国外的动态，我在中国科技情报所借阅杂志时发现我常常是那些杂志的第一个借阅者。
我查阅了照排系统方面的有关文献，以及Graphic Arts Monthly等印刷杂志上面的报道。得知日本当时流行的是光学机械式二代照排机，机械方式选字，体积大，功能差；欧美流行的是阴极射线管式三代照排机，所用的阴极射线管是超高分辨率的，比黑白电视机分辨率高20倍，对底片灵敏度要求很高，国产底片也不易过关；英国正在研制激光照排四代机，但尚未形成商品。1975年时，先于北大，国内已有五家在从事汉字照排系统的研制，其中两家选择了二代机的方案，另外三家分别选择了飞点扫描、字模管和全息模拟存储的技术途径。而对国外状况的调查，使我得出下述结论：数字式存储将占统治地位；光学机械式二代照排机，尤其是汉字二代机难度很大，且没有前途；字模管式三代机和飞点扫描式三代机正在走下坡路，很快将被数字存储的CRT三代机所淘汰。
一旦选择了数字存储的方案，汉字字形信息量太大，马上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西文只有26个字母，汉字多达数万，常用字也有三千，国外流行的黑白段描述方案压缩率低，日本京都大学的字根组合方案压缩率高但质量不好。假如当时国产计算机硬盘容量很大，我大概不会努力探索新的途径了，正是由于落后才迫使我们另觅新路，这是一种社会需求的压力。由于我是数学系毕业，所以很容易想到信息压缩，即用轮廓描述和参数描述结合的方法描述字形，并于1976年设计出一套把轮廓快速复原成点阵的算法。但当时用常规计算机上的软件来复原点阵，速度是很慢的，因此一个只懂数学和软件的人可能就会就此却步。由于我有多年的硬件实践，并懂得微程序，所以很容易想到可以用一个专用硬件将复原速度提高100到200倍。1976年时，国外尚无激光照排机的商品，但国内在高精度传真机研制方面已积累了多年经验，激光扫描分辨率高和幅面宽等突出优点强烈地吸引了我，但逐线扫描，不能改变光点直径和扫描后不能停顿的特点又使控制器的设计难度很大。“需要”和“矛盾”正好促使新方法的产生，我的逐段形成点阵、逐段缓冲、四路平行输出等方案就是被逼出来的。这些困难找到了解决办法后，我于1976年夏做出了一生中第四个重要抉择：跳过第
二、三代照排机，直接研制当时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这实际上选择了技术上的跨越。
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于这一大胆而新颖的方案，许多人不相信、不理解--就连二代机中国几个权威部门都还没有解决，忽然一个小助教能够用数学的方法，绕过二代机的困难搞四代机，岂不异想天开？有人甚至说我是“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梦想一步登天”，说你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呢！非常幸运的是，我得到了有关主管领导的支持。当时最早支持我的是748工程的组长、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局长郭平欣，以及小组的重要成员张淞芝，这两位1976年了解了我的方案后给予了包括经费在内的大力支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当时这样做要冒很大风险。后来教育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以及后来的国家经委、经贸委，甚至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都给予了支持，才使得中国没有经过二代机、三代机，没有经历照排机输出毛条、人工剪贴成页的阶段，直接从铅排跳到了最先进的第四代激光照排。
（五）
1979年，正当我们的“原理性样机”研制工作进行到关键时刻，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了，“748工程”立即受到了“引进风”和“出国潮”的“内外夹击”，当时我仿佛一下子被打晕了。
首先面临的是外国厂商的竞争。世界上最先发明了第四代激光照排机的英国蒙纳（Monotype）公司宣布于1979年夏在上海、北京展示英国制造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准备大举进入中国市场。Monotype公司1976发明了第四代激光照排机，很快成为商品；Monotype系统尽管设计思想不先进，中文排版软件和终端的功能还很差，但硬件可靠，最绝的是可以在一个字中间走走停停却仍能保持字的精度(当然彩色精度不够)，而软件经改进后是可以实用的，尽管性能价格比不见得好。与Monotype相比，我们的原理性样机采用“轮廓加参数”字形描述方法，设计思想先进，但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全部用国产元器件(磁心，小规模集成电路)和外设，系统的可靠性差得多，即使完成，勉强使用，也不宜变成商品。
与此同时，北大教师开始热衷两件事：出国进修和评职称。谈起工程项目都有点“谈虎色变”，特别是我们的激光照排项目从事的又是繁重的软、硬件工程任务，开发条件很差，看不到任何名和利，变得有点“不得人心”，人员也出现流失。
这种内外交困使我再次面临人生的第五次决择，是临阵退缩，还是决战市场？我毅然选择了后者。因为我对自己的设计方法充满信心，也被广阔的市场前景和为国争光的想法所激励。我们决定加紧原理性样机的研制，同时着手研制基于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真正实用的Ⅱ型机。大家不分昼夜地苦干，终于在1979年7月27日与协作单位共同努力，输出了一张八开报纸样张。《光明日报》在总编的支持下，由朱军同志执笔写了长篇报道，刊登在1979年8月11日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获重大突破”，副标题是“我国自行设计的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主体工程研制成功”。所用标题字号之大当时是不常见的。
1980年2月22日，当时任管委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同志又给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写了一封四页的亲笔信，反对引进，主张支持北大等单位完成先进的系统，信中特别提到了国内研制的这一系统“解决了汉字缩小和放大不变形的问题，有几项技术指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将来在国内推广，在具备一定条件以后，还可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经过千辛万苦我们又在1980年9月15日上午排出了一本《伍豪之剑》，这是中国在告别铅字的历程中排出的第一本书。方毅同志于1980年10月20日在随书附上的北京大学的一封信上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话：“这是可喜的成就，印刷术从火与铅的时代过渡到计算机与激光的时代，建议予以支持，请邓副主席批示”。小平同志于1980年10月25日作了“应加支持”的批示。
各方领导的支持和干预加上英国产品的不完善，使得引进Monotype系统的风潮暂时平息。1981年7月8日～11日，国家计算机工业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召开原理性样机鉴定会，鉴定结论是“与国外照排机相比，在汉字信息压缩技术方面领先，激光输出精度和软件的某些功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我们决定见好就收，不致力于原理性样机的实用和生产，集中精力研制有竞争能力的Ⅱ型机，终于在1985年5月6日～5月8日通过了国家级鉴定，10月26日《北京日报》头版以“科研战线的中国女排”为题进行了长篇报道，1986年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被评为中国十大科技成就，获得了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金牌，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也获得了1987年首届毕昇奖。
然而，面对这些荣誉，我一直有一种“负债心理”，觉得还未形成产业，国家投资尚未收回，这种“负债心理”促使我们不断进取，华光Ⅲ型机、Ⅳ型机、方正91型机相继推出。1987年，《经济日报》成为我国第一家勇试华光Ⅲ型机的报纸，第二年，经济日报社印刷厂卖掉了全部铅字，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彻底废除了中文铅字的印刷厂。1989年，华光Ⅳ型机开始在国内新闻出版、印刷业推广普及，这年年底，所有来华的研制和销售照排系统的外国公司全部退出中国内地市场，《人民日报》在引进美国HTS照排系统后一直无法使用，1990年全部改用华光系统， HTS公司宣布彻底破产。到1993年，国内99%的报社和95%以上的书刊印刷厂采用了国产系统，这就是那场被称为“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印刷技术革命。
1991年至1994年，我们不断抓住机遇，用创新技术引导市场，又引发了报业和印刷业三次技术革新：告别报纸传真机，直接推广以页面描述语言为基础的远程传版新技术（1991年开始），致使我国报纸的质量和发行量大大提高；告别传统的电子分色机阶段，直接研制开放式彩色桌面出版系统（1992年开始），引起一场彩色出版技术革新；告别纸和笔，采用采编流程管理的电脑一体化解决方案（1994年开始）。
1995年以前，北大计算机研究所与北大方正（最早叫北大新技术公司）是技术转让与合作关系，1995年7月1日，双方合二为一，共同成立方正技术研究院，由我任院长，建立起从中远期研究、开发、生产、系统测试、销售、培训和售后服务的一条龙体制，树立了“顶天立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模式：“顶天”就是不断追求技术上的新突破，“立地”就是商品化和大量推广、服务，顶天和立地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之路。
（六）
今天讲起北大方正，人们会说：“既有名，又有利”，不大了解当时是何等的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有种“逆潮流而上”的感觉，这个决战市场的过程是九死一生的，松一口气就会彻底完蛋。从 1975年到1993年这18年中，我几乎放弃了所有节假日(包括星期日和春节、元旦)，每天上、下午和晚上三段工作，身心极为紧张劳累，没有权利像普通人那样生活，我的家庭失掉了常人所拥有的乐趣，但也得到了常人所享受不到的乐趣。这个乐趣就是工作过程本身：百思不得其解，凌晨或半夜忽然想出解决办法来，这种兴奋愉快是难以形容的。我从1987年到1992年，每到一处首先就看街上的报纸，看哪个报还是铅排，哪个报已采用我们的激光照排系统。看到用自己研制的成果排出如此漂亮的版面，真是一种高度的享受。正如居里夫人所说，科学探讨本身就是一种至美。
然而，从事电脑研究开发的最佳年龄是20岁到40岁，我自己的两次创造高峰——1964年从事软硬件研究和1975年研制激光照排项目，分别为27岁和38岁。值得警惕的是，在计算机这种新兴领域，人过中年、步入老年时往往会跟不上形势，固执己见，发生技术决策或市场策略方面的重大失误，导致严重损失。当时我就看到三个这样的例子，它们像阴影一样驱之不散：华裔电脑巨头王安、美国“巨型计算机之父”克雷、世界第二大计算机公司DEC的总裁奥尔森都曾是叱咤计算机界的风云人物，因为晚年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潮流，从而导致下台甚至公司破产。
于是，1993年我作出了一生中第六个重要抉择：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年轻人，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氛围，使之产生更多的新思想、新方案、新成果。
曹操五十作《龟虽寿》，虽“烈士暮年”，仍“壮心不已”。我则以为，“伏枥老骥”最好用“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精神实现自己“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
（七）
我很欣赏日本索尼公司名誉董事长井深大的一句话：“独创，决不模仿他人，是我的人生哲学。”当然，这决不意味着闭门造车，而应该针对市场需要，结合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寻求发展，因为“需要”和已有技术的“不足”是创造的源泉。北大方正国产照排系统在1990年取得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之后，开始大举进入港澳台中文出版业市场，到1995年占领了海外华文报业（包括东南亚和北美）70％的市场，这年12月，方正在香港以红筹股的形式成功上市。中国报业的技术水平已跃居世界先进行列。
但我总以为，中文出版系统进入海外市场不能看作走向国际的标志，只有非中文领域的产品大量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才算真正的国际化。1995年我去日本考察，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现象：日本的彩色印刷业十分发达，不亚于美国，领先于中国5～10年；北大方正在国内中文专业排版领域的年营业额很难超过15亿元，而日本市场却大得多，大概是中国的10倍！但是其印刷出版系统的软件并不先进，北大方正完全可以依靠自主技术打进去，在如此宠大的市场占领一席之地。这个市场“太可爱了”!更可贵的是，发达的日本市场带来很多国内碰不到的需求，将刺激北大方正一批优秀年轻人的创造才能，使他们产生去发达国家领导技术新潮流的使命感，这是高额奖金所买不到的。于是1995年，我的第七次选择渐渐明晰：进军日本市场，依靠自主创新技术走向国际。
1997年5月23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方正集团与日本第二大杂志社--日本株式会社利库路特（Recruit）公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签约仪式，该公司花400万美元购买了方正日文出版系统。各大新闻媒体进行了报道，《北京日报》称“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出口和销售拥有自己知识产权和自有产品品牌的高科技应用软件” 。这一合同使方正日文出版系统用于出版日本著名大型杂志《Carsensor》，这是一个专门刊登二手车销售信息的杂志，双周刊，有关西、关东、名古屋三个版，每期多达1500页左右，含上万张照片和大量广告。由北大方正承担的出版系统是基于数据库、Internet ，全部流程由电脑管理，自动产生版面的新型系统。与以前该杂志使用的美国系统相比，生产效率提高近10倍，被认为是日本同类系统中最先进的。
目前，方正日文出版系统已进入日本报纸、广告和杂志业，韩文市场也已启动。
现在看来国际化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与国外合资引进技术，占领国内市场，也就是以市场换技术；第二种方式是引进技术，依靠良好的管理、高品质和低成本生产，然后出口海外；第三种方式是依靠自己的创新技术，把性能优异的中国品牌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一个国家在发展初期往往不得不采用第一种方式，以缩短产品和管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人们常称之为“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日本和韩国一些名牌公司当年还很弱小时，先采取第一种方式合资，后逐步转入第二种、甚至第三种方式，因为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技术创新体制，慢慢不再依赖外国技术，结果形成“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把‘狼’赶走”的局面。而我国有些企业在合资过程中被外方控股，丢掉了自己的品牌，丧失了进一步技术开发的权力，市场并未换来技术，反而造成“引‘狼’入室，与‘狼’共舞，被‘狼’吃掉”的结局。方正系统之所以能够进入日本市场则是一开始就走了第三条路，依靠自主创新技术打入国际市场。这样做还证明了两点：让优秀的年轻人“出彩”，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放在最前沿的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学术上的远大抱负”与“占领市场”这两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是高度一致和相互促进的。
（八）
1994年我访问了纽约附近的IBM Watson研究中心，当时该中心主任是IBM高级副总裁麦高地，他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不考虑适合当前市场需要的开发，好比一个人不呼吸；不作未来市场需要的研究，好比一个人不吃饭。不呼吸，几分钟就会死去；不吃饭，两三个星期也会丧命。这一比喻生动地说明了研究开发中近期和远期的关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北大方正的电子出版系统在国内已处于“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地位，即使主流产品不断升级换代，也总有饱和的一天，要发展，就必需开辟能够成为方正第二大支柱的新领域。
1995年秋天，机会降临了。9月4日，李岚清副总理接见中央电视台领导，在谈到应向孩子提供更多、更好的国产动画片时，他指示中央台可与北大方正合作，研制中国自己的计算机动画制作系统，以提高制作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这一指示使我心头一亮，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视频领域数字化将是我国广电业必需面临的重大变革，这将产生巨大的市场，因为中国有众多的广播电视用户，而它们的经济实力要比报社、出版社更雄厚。北大方正应该抓住这一机遇，进入数字视频领域，抢占市场，它足以成为方正的第二大支柱。于是我作出了此生的第八个重要选择：以研制计算机动画制作系统为契机，开发数字视频领域，进军广电业。
1996年5月，方正与中央电视台签署协议，共同开发动画制作系统。就这样，北大方正以动画制作为切入点，全面进入了电视台的各个应用领域，与香港亚洲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南京电视台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到现在短短三年时间，已有电视台新闻生产管理系统、电视台节目播出控制系统、非线性编辑系统等成熟产品上市，从事数字视频领域开发的人员已达到60多人，涌现了若干年轻的帅才和将才。
2000年后，方正建立起一个团结、和谐、奋斗、不断学习和进取、充满活力的领导班子。我对方正的未来充满信心，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今后我给自己的座右铭是“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在这里，将《后汉书》对“方正之士”的描述录下，与大家共勉：
“察身而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无能居尊显之位，是为方正之士。”
依靠团队，实现梦想 获得2001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一个很高的荣誉，但平心而论，我的个人成就远不如同时获奖的黄昆先生，我之所以能够获奖，是因为我领导的团队在报业和印刷业的技术革命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十多年来我一共有10个梦想（下面括弧中的年份，指产生这一梦想的时间）。
1． 发展激光照排系统，告别铅与火（1975年）。
2． 发展基于页面描述语言的远程传版，告别报纸传真机（1987年）。
3． 发展开放式彩色桌面出版系统，告别传统的电子分色机（1987年）。
4． 发展新闻采编和资料检索系统，告别纸和笔（1986年）。
5． 开拓海外华文报业市场（1988年）
6． 发展激光直接制版，告别软片（1977年）。
7． 开拓日本日文出版系统市场（1994年）。
8． 出版系统的栅格图像处理器进军欧美西文市场（1996年）。
9． 进军广电业（1995年）。
10.从地图出版系统着手,进入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广阔领域（1994年）。
这10个梦想中，第1到5个梦想已经成真，产品在市场上取得了很高的占有率。所有这些梦想中，只有第一个梦想，即激光照排系统是我具体主持的：负责总体设计，提出正确的技术途径，解决主要技术难关，在第一线干活也比其他同志更多；而其他9个梦想，我只是提出大的发展方向，指定负责人，物色优秀的技术骨干，并未参与解决技术问题。激光照排系统由三大部分组成，除总体设计外，我只具体负责其中一个部分——栅格图像处理器，这是系统的核心部分。依靠北大和潍坊计算机公司的
六、七位技术骨干的共同努力，使栅格图像处理器创新的设计成为高可靠的商品，这
六、七位骨干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某一方面比我更强，从而弥补了我的弱点。照排系统的另外两个组成部分是书版软件和报纸组版软件，前者由陈堃銶和郑民（1986年的博士生）负责，后者由1986年的硕士生、现在的博导肖建国主持。
告别铅与火是在1987年开始普及的，告别报纸传真机是1991年开始推广的，告别电分机是1992年初开始的，告别纸与笔是1994年初开始的。开拓海外华文报业市场于1993年取得重大突破，这里应该提到现在的方正控股总裁张旋龙。张旋龙是一位出色的港商，为人大度，事业心很强，具有亲和力，能发现、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又有异常出众的公关能力，他在开拓海外市场方面贡献很大，马来西亚方正是他一手创建的，日本方正的建立和发展也离不开他的努力。
激光直接制版（CTP）在国外已大量推广，有6000套CTP系统在使用，而中国只有羊城晚报、北京日报等少数用户，这一高潮尚未到来。CTP系统的关键是直接制版机和版材，中国在这两方面比西方落后很多年，尚无成熟的商品。CTP系统的另一关键是基于栅格图像处理器（RIP）的全数字化工作流程管理，方正在这方面的研发居于国际前列。方正从事RIP的研制已有26年历史，现在推出的是第八代产品，我们期望这一产品能更多地进入日本和欧美西文市场。
开拓日本市场是我多年来的一大梦想，因为日本印刷市场很大，要求苛刻，美国的一些著名软件很难满足要求，这给了我们难得的机会。现在方正在日本已有20多家报社用户。此外高档书刊排版软件、流通领域的广告出版、基于数据库的出版软件等产品均受到了日本用户的欢迎。日本方正已有100多位研发人员专门从事适合日本市场的软件研制，其中有王保华、李平立、王泉、李旭阳等优秀的技术带头人。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日本方正总裁管祥红，他于1989年毕业于北大无线电系，长期在日本，对日本印刷业十分熟悉，有很强的技术背景，又有雄心壮志，能判断日本市场的需求，并提出相应的技术方向。张旋龙则在稳定日本方正的人才，吸引日本著名企业的投资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上面谈到了我的一些梦想，现在方正的年轻带头人正在提出不少新的梦想，并脚踏实地实现这些新梦想。
综上所述，认识自己的不足，懂得要依靠团队，千方百计地为优秀的年轻人创造条件，使他们脱颖而出，是我能够获得最高科技奖的原因之一。
从计算机研讨会的一些体会
这两天北京市宣传王选，是为了宣传精神文明，树立典型。现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在强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科技成果转化这样一个背景下就把我抬了出来，各种媒体进行包装以后上市。宣传李素丽，她才30多岁，还处在事业上的发展阶段；上海宣传陈竺，他45岁，还在创造的高峰，是中国科学院两位最年轻的院士之一。而王选则61岁了，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讲过：假如微软公司由一位60岁的老者领导的话，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所以比尔·盖茨会在55岁退下来，交给年轻一代。今天宣传王选应该讲些什么事情呢？有一句话叫“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我创造高峰已过，已经没有太多“勇”的地方了。有一次在电视上，人家要李素丽形容一下她自己，李素丽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觉得这样说比较贴切，她这种善良爱心感动了一大批人为人民服务。轮到我，我也有一句话形容自己：“是一个曾经作出过贡献，今天高峰已过，赶不上新技术发展的计算机专家。”所以今天的报告会我没有办法，只能谈当年勇，违背了“好汉不提当年勇”的说法。我近年来已脱离了技术第一线，两年前又脱离了管理第一线，所以最近几年的成绩都是在年轻人的领导下取得的。我就变得到处作报告，讲讲过去的经验，有时在电视台露露面，然后别人就说了，昨天又在电视上看见你了，我总是回答：“一个科技工作者老在电视上露面的话，就说明他的科学生涯快完蛋了。”我今天谈谈几十年来努力奋斗的一些体会，这些体会可能对大家从事技术创新，从事高新技术研究，以及培养年轻人方面有一些帮助，我觉得很高兴。
跨领域研究是取得创新成果的重要因素
我谈技术创新，始终有这样的看法：技术创新需要一种环境，一种激励，以及需要多方面的支持，才能做出比较大的成果。
我能取得一些成绩跟年轻时具备了跨领域的知识分不开，这点对今天人们在技术创新、选择科研项目等方面也许有些参考价值。为什么我能在1975年提出了数字存储这一崭新方案呢？当时人们是很不相信这种技术方案的。我想有两个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一是选择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道路。1961年我从北大数学系计算机数学专业毕业已三年，一直在硬件第一线上跌爬滚打。今天要我讲计算机48
6、586到底有什么差别，下一代CPU、未来一代到底怎么一个特点，我讲不清楚，但要问我50年代初国外有名的计算机，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只要有特色，我都能讲出来。当时一些新的计算机给我的印象太深，于是我就老问自己，你为什么总是停留在欣赏别人成果上，自己怎么没有创新？后来我才知道我不懂的是应用，我决心投身到应用的研究上去（今天软件非常时髦，但当时software这个词还没有出现，应用当时就是软件）。1961年我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从硬件转向软件，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我跨这一步时当时在中国是第一个，在美国也不多。一旦有了软、硬件两个领域的基础以后，忽然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所以我非常理解控制论的发明者维纳的这句话：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之间的无人空白区上去耕耘，最能取得丰盛的成果。在这空白区耕耘的人，一方面要熟悉这个领域本身的业务，首先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同时要对相近的领域有丰富的知识，这样就可能提出很多创新的想法。
我在20多岁时的另一决定是锻炼英语听力。先收听短波中北京电台对外英语广播，后来觉得不过瘾，就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对远东的英语广播。*里就变成了“收听敌台”，带来不少麻烦，但对我当时了解外国的先进技术起了很好的作用。1975年我开始研制精密照排系统这个项目时，当时一般的科技人员不大习惯查阅外国科技文献，而我则大量地看外国文献，了解国外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动向和发展方向，这就很容易判断国内比我早开始做这个项目的几家采用的技术路线是否正确。国内搞照排的有５家比我早，其中有几家实力非常雄厚，有一家的参与单位个数比北京大学从事此项工作的总人数还要多，但这五家都选择了模拟的道路，唯有我们选择了数字道路。为什么机遇能偏爱到北京大学头上？只因我们有一个有准备的头脑。
我们经过研究，发现用激光扫描是未来发展方向。但采用激光扫描，字形的信息量非常大，像出一份广州的《新快报》，每个正文字就是200×200四万个点，像“热潮”这两个最大的标题字，是2000×2000个点，四百万个二进位，大家每天都看报、看杂志、看书，这些报纸和书绝大多数是北京大学开创的技术排出来的，大家从来没有感觉到每天是在数点。这么庞大的信息量，存在一个如何储存的难题。日本当时流行的还是光学机械式二代照排机，机械方式选字，体积大，功能很差；美国流行的是阴极射线管式三代照排机。1976年，中国一个代表团到日本访问，结论是中国只能搞二代机，不能搞第三代。因为他们一看日本的三代机，也是用点表示汉字的，由于信息量太大，就偷工减料，小字用64×64点阵，大字也用64×64点阵，放大以后，台阶非常严重。此外，三代机因为所用的阴极射线管是超高分辨率的，比黑白电视机分辨率高20倍，它的底片也不过关。所以中国专家代表团得出了上述结论。由于我的数学背景，我很容易想到这么大的信息量可以用一种数学的方法，即用轮廓加参数的方法来描述，以便控制字形变倍时的质量。但当时的计算机速度比286慢得多，一个中型计算机用纯软件的方法把数学描述的信息变成点速度慢得惊人，一秒钟只能产生一个字，因为这个转化过程运算量太大。因为我有软、硬件两方面的背景，我又想出一个办法，对于转换中速度特别慢的操作，可以用一个专用硬件将转换过程的速度提高100倍到200倍，一般性操作则用廉价的软件来实现。这样搞激光照排四代机的困难就迎刃而解。所以我提出了“跳过日本的二代机和美国的三代机，直接搞国外根本没有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机”这一大胆新颖的方案。但当时人们对此很难理解，就连中国几个权威部门都还没有解决二代机，忽然一个小助教能够用数学的方法，绕过二代机的困难而搞四代机，岂不异想天开？把我说成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说你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呢！我非常幸运，得到了有关主管领导的支持。当时最早支持的是748工程的组长、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局长郭平欣，以及小组的重要成员张淞芝，这两位1976年了解了我的方案后给予了包括经费在内的大力支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当时这样做要冒很大风险。后来教育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以及后来的国家经委、经贸委，甚至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都给予了支持，才使得中国没有经过二代机、三代机，直接从铅字跳到了第四代激光照排。1986年12月30日这天，《中国机械报》第一个用了我们的照排系统，从此中国报业和印刷业掀起了“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革命。到现在为止，中国大陆99%的报纸和黑白书刊都采用了当年北京大学开创的技术，这个领域外国没有插手进来。
1987年，看到一部科教电影中讲了钱学森回国以后的一段故事，我心里非常感慨。钱学森回国后就建议中国先发展导弹，后发展飞机。人们就非常奇怪，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飞机是成熟的技术，国外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中国应该及时赶上才对；苏联发射第一颗卫星上天的时候，苏联和美国都没有洲际导弹，钱学森为什么主张先发展导弹？钱回答得非常妙，他说导弹容易飞机难，飞机是要载人上天的，涉及到安全性材料、发动机等一系列问题，中国的基础工业、材料工业不发达，需要很长的周期来考验和完善，一下子上不去。而导弹是一次性的消耗，难就难在它准确的制导，制导是依靠算法的，中国人非常聪明，完全有能力想出非常好的制导方法（钱学森就有著名的“钱氏公式”）。后来证明钱学森的看法是对的，中国的导弹、火箭很快上去了，现在成了世界四强之一。回想起来,我们的历程跟这有点相似，搞光学机械式二代机真是难，北京和上海几家单位花了很大精力搞的方案都面临着机械上的极大困难，其原理是把字刻在一个透明圆盘或圆筒上，在照排过程中圆盘作高速的匀速转动，当选到需要照相的字符时，自动启动闪光灯发出短暂而十分强烈的光，使窗口位置上的字符经透镜和反射镜在底片上成像。由于圆盘或圆筒转得很快，又必须经受强烈灯光忽开忽关（每次感光只有几微秒）地照射，材料很容易变形，而且疲劳性和寿命都不够，对感光底片的要求也很高，这一系列机械上的困难难以克服。相比之下，搞四代机则容易得多，一旦解决了存储量问题，机械方面的问题就简单了：一个多面转镜或滚筒匀速走动，然后再用光扫描，相比三代机要简单得多。
最前沿的需求刺激是创新的重要源泉
由于汉字笔划多，例如“量”字，有九个横道，在变倍、尤其是变小时，需保持横宽的一致或匀称，以保证变倍后的字形质量，这种控制质量的描述比美国人早了8年，并不是我的能耐比美国人大，而在于我们比美国人更早地获得了十分宝贵的需求刺激。70年代美国没有这种要求，因为西文26个字母128个字符都用点来表示信息量也不怎么大。到了1985年，美国人也吃不消了，当时积累了一千多套不同的字体，总存储量已相当可观，这才促使其也开始用轮廓加参数描述西文字形，而且比我当时做得要漂亮，我当时描述的是直线轮廓，他们则用二次曲线甚至三次曲线，比我又进了一步，但毕竟比我晚了若干年，晚的原因是由于我们汉字多，比美国人更早地获得这种异乎寻常的需求刺激，这使我体会到，要让年轻人出彩，重要的办法就是把他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
最大的享受是工作本身
一定要在年轻的时候养成自己动手的习惯，在计算机领域内，只出点子、从来不动手实现的人不容易出大的成果。一个新思想和新方案的提出者往往也是第一个实现者，这似乎是一个规律。因为开头人们总会对新思想提出怀疑，而只有发明者本人才会不遗余力、克服一切艰难困苦、百折不回地予以实现。美国“巨型机之父”克雷曾说过，当他提出一个新的构思时，人们常常说“Can not do”(做不成) , 而对这种怀疑的最好回答是“Do it yourself”(自己动手做)。我从1975年到1993年做了整整18年，这18年确实非常辛苦，没有寒暑假，没有权利像普通人那样生活，我的家庭失掉了常人所拥有的乐趣，但也得到了常人所享受不到的乐趣。这个乐趣就是工作过程本身。一个人得到荣誉和桂冠，是一种幸福一种乐趣，而更大乐趣在于克服工作本身的困难：百思不得其解，凌晨或半夜忽然想出解决办法来，这种兴奋愉快是难以形容的。我从1987年到1992年，每到一处首先就看街上的报纸，看哪个报还是铅排，哪个报已采用我们的激光照排系统。我还可以看出是哪一个版本的，是老的版本还是新的版本。有时我看一种报，其实一个字都没看进去，全是在看字怎么样、版面怎么样，看到用自己研制的成果排出如此漂亮的版面，真是一种高度的享受。科学是一种美的享受，所以居里夫人曾经讲过，科学探讨本身就是一种至美。歌德说，一个真正有才干的人在工作过程中会感到最高度的快乐。他提到一位著名画家鲁斯，看鲁斯画的山羊，从山羊的毛发中可以看出画家当初愉快的心情。我想一个献身于科学的人，他的最大回报并不是名和利，而是克服工作中的千难万险、最终取得成效所享受到的快乐。
树立正确的名利观
我非常赞成欧美流行的一句话：一心想得到诺贝尔奖的人得不到诺贝尔奖。我想一个人有了成绩不要为当前名和利所诱惑。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因为我做不到忘名的地步，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当年我们从事激光照排项目的有些中青年教师对名和利看得比较淡，甚至多少有点看破红尘。大家今天说方正又有名又有利，是知识经济的典范，大家哪知道在1978年到1985年时是何等艰难困苦！当时北大流行的潮流是写论文，这种风气在那些年刮得非常盛，所以当时聂荣臻元帅在给国务院干部局写的一封信中讲，假如提职称都要看论文的话，医生怎么看病？国防工作谁来干？当时我们处在严重的逆境情况下，要做很多商品化工作，是十分艰苦的，但当时想的是要为国家真正做出成绩来，不能为当前情况所困扰。一个人难免要有名的，我的原则是可要可不要的名和利不要。我在评院士的时候，没找人推荐，更没找人活动，到后来快截止的时候，周培源先生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别人都不推荐，只推荐你一个人。但推荐人需要２个院士，仅周培源先生一个人推荐是无效的，因我是教委这条线上的,最后还是评上了。即使后来研究初步取得了成果，我们也不为眼前的名利所诱惑。我们不大看重鉴定会上达到什么国际水平、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水平，很多时候鉴定专家是在既不丧失原则，又让对方高兴的前提下，加上很多限制条件，评出一个“国际先进水平”。大家知道这些加了限制词的“国际先进水平”意义不大，否则中国早就是一个科技超级大国了。我们因为对此看得比较透，就坚持正确的方向，不断改进，推陈出新。1985年，华光型机系统通过国家级鉴定，以后获得众多奖项：1985年中国十大科技成就，1986年日内瓦国际发明金牌，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还得了毕昇奖等，但是我一点成就感都没有，因为1986年国内几家有钱的大报社和几十家出版社用的是美、英、日的系统，假如国家1000万拨款研究出的产品最后在市场上被别人打倒，那么我们到底有功有过？这种负债心理促使我们不断进取，终于在1989年初步实现了商品化、产业化，并很快垄断了国内市场。
技术与市场的结合将大大促进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要靠市场需求刺激技术，用先进技术引导市场，这两者非但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的。十年前，不少人担心激光照排是先进的技术落后的效益，因为中国劳动力便宜，铅排成本最低，而一套激光照排系统要上百万（后来降下来了，也有十多万），所以很难推广，但事实证明，由于激光照排带来了革命性变革，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劳动条件明显改善，其推广速度是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1986年中国的报纸几乎均为铅排，而1992年以后各大城市的主要报社都已采用北大开创的技术，就连新疆、内蒙、西藏这些将本族文字与汉字一起排版的地区也淘汰了铅字。事实证明只要技术带来革命性变化，就一定会形成一个大市场。淘汰铅字以后，人们担心方正就要萎缩，但我们十一年来一直保持营业额上升的形势，我们是用新技术实现了一个又一个跨越，打出一个又一个新市场。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做彩色出版系统。我国的彩色出版领域过去二十多年一直被国外四家电子分色机厂商的产品所垄断。我国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仿制国外的分色机，仿制成一代，马上被国外新的一代所淘汰，始终未能进入市场。我们在1988年提出一种跨越的思想，不去仿制电子分色机，而是研究文图合一的彩色出版系统。在常务副院长肖建国教授的领导下，1992年1月21日这一系统在《澳门日报》投入生产，在世界上第一次实现了彩色照片和中文的合一处理，并整页输出彩色报纸版面。过去人工剪贴彩报的一版需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现在只需几分钟就能输出一版的四张分色片，使报纸时效要求高的新闻版上也能登彩色照片。接着我们又使方正彩色出版系统的制版质量可与电子分色机媲美，从而完全取代了电分机。1994年前很多单位向国家申请批经费购买电子分色机，到了1995年一家都没有了，大家知道该淘汰了。1992年以前很少有彩报，《人民日报》一年过节才出几次，现在是彩报满天飞，200家中国报纸配备了彩色系统，有很多家天天出彩报，象《北京晨报》，这就是高新技术炒出的一个新市场。
第二个例子是研制卫星远程传版系统。1992年以前，《人民日报》每天用飞机将当日报纸版样传到全国各地30多个点，代价昂贵，速度慢。台湾的《联合报》、《中央日报》则是用价值20万美元的高速传真机来传版面。我们决定跳过传真机传版，直接研制基于页面描述语言的远程传版系统。该系统通过卫星专用通讯网络向各印刷点广播式地发送页面描述形式的版面，这在世界上也是首例。1992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采用的北大方正卫星传版系统通过国家验收，采用这一系统后效率和质量有了质的飞跃，节省了大笔资金。去年江泽民主席到莫斯科访问，一早起来就看到新的《人民日报》，图片很清晰，他非常高兴，后来专门指示，希望能够在中国驻各国使馆更多地采用这种技术出《人民日报》。台湾的《中央日报》也购买了我们的远程传版系统，每天把版面传往世界各个报点。1996年我到台湾，参观《中央日报》，总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用你们的技术把版面传到洛杉矶，印得比台北还要好！
后来，我们又在继“告别铅与火”后走向“告别笔和纸”。现在130多家配备了方正采编流程管理系统，《光明日报》的副总每天一上班就在机器上操作3个小时，编辑部的主任按总编的指示具体运行，整个操作都在计算机上进行。不久的将来还要启动“告别底片”运动，就是把版面的文字和图象信息直接输出到版材上，版材经自动处理后，可以直接上胶印机印刷，免除了输出底片、人工晒PS版等一整套工序，从而显著提高生产率，并有可能降低成本，这无疑是印刷技术未来的重大发展方向。目前《羊城晚报》、《新快报》开始告别底片，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我非常赞赏IBM Watson研究中心主任、当时的高级副总裁麦高地的话，他说，不考虑适合当前市场需要的开发，好比一个人不呼吸；不作未来市场需要的研究，好比一个人不吃饭。不呼吸，几分钟就会死去；不吃饭，两三个星期也会丧命。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研究开发与市场的关系。我国计算机应用发展很快，已有一定规模的国内市场能哺育一批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企业迅速成长，但是国内市场又不足以推动我国企业、特别是软件企业形成大的规模。尽管北大方正在中文专业排版领域占主导地位，但这一领域的年营业额很难超过15亿元，而日本市场却大得多，大概是中国的十倍。日本有一个著名杂志社出20多种杂志，其中一本二手车杂志叫《CarSensor》，有关西、关东和名古屋三个版本，每期双周刊，厚达1000多页，每年有一万多家汽车厂在上面登广告。像这样的杂志社日本还相当多。在日本街头、地铁、超级市场到处可以看到印刷精美的彩色商品的广告，其彩色印刷质量之高是世界上少有的，一年几十亿美元的营业额，美国的印刷厂也达不到这种水平。而日本的印前出版软件并不很先进，给了我们很大的可乘之机。这样巨大的市场需求给我们年轻人一种深深的刺激，开发出了方正日文出版系统，创造性地提出并实现了软插件体系，使系统容易扩展和升级，成为日本第一家基于数据库的通过Internet自动产生主页的系统。《CarSensor》杂志花400万美元购买了这一软件，效率比原来美国的软件系统提高10倍，用户很满意。2004年已有300多种日本报纸使用方正系统出版，明年会有更大的发展。
吸引年轻人才的四个条件
要吸引年轻人有四个条件。
一是成就感，要使年轻人有创造历史的感觉。我们进入日本市场后，日本的NHK采访获得国际奥林匹克金牌、银牌的方正员工，问他们为什么愿意留在国内，因为假如他们发16封信到美国，就会回来16封信表示接受并提供全额奖学金。他们回答说，在这儿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过去都是日本人把技术拿到中国来，现在日本也用中国技术，这种自豪感、成就感是任何东西也代替不了的。我经常考虑这个问题，在美国硅谷，一家公司一个美国人没有一点都不稀奇，没有中国人则是不太可能的，那里1/3搞技术的人才都是中国人。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年轻人到那里能够做出一流成果？我想是因为在那儿可以得到国内得不到的最前沿的需求刺激，从而激发创造才能。我们进入日本市场就是这个目的。我们跟中央电视台合作，做动画制作，做非线性编辑系统，全部流程电脑化；我们跟亚洲电视台合作，研制基于数字视频服务器的播控等最先进的系统，这种应用的最前沿的需求刺激，是年轻人出彩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是创造团结和谐的环境。丹麦物理学家玻尔说，他之所以有七个学生获诺贝尔奖，最重要原因是不怕在年轻人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不怕承认自己是傻瓜，这么一种平等的气氛对年轻人的成长非常有好处。钱学森先生曾讲过一个例子，他的导师是国际著名的权威，有一次钱学森跟导师争得面红耳赤，导师非常生气，但稍后想想钱学森的看法是对的，第二天便爬上三楼对钱学森赔礼。所以培育年轻人要有一个平等的环境，使年轻人的才能得到充分施展。
我强调团队精神时经常使用日本人“下围棋”这个比喻，很多人知道这个比喻，这不是我的发明，只是我的发挥更丰富而已。在美国华人里有种说法，比喻做事日本人是“下围棋”的作风，从全局出发，为了整体利益和最终胜利而牺牲局部的某些棋子。最典型的例子是松下彩电，刚面市时一点名气都没有，它联合四家彩电厂商，搞出一个共同的协议，在日本卖高价获利润，在美国是倾销价、成本价，两年下来就在美国打开了彩电市场，后来取得垄断地位。今天韩国的民族精神、团队精神也很可贵，在韩国99％以上汽车都是韩国产的，企业、事业单位不可能用进口车。企业单位用进口车，税务部门就要找你麻烦。一个交通警察看到进口汽车违犯交规，罚款就加重。尽管韩、日早期都引进大量外资，如富士通和西门子合资，松下和菲利浦合资，三星和三洋合资，大宇和通用合资，但都是先“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最后“把狼赶跑”。不过我们都把狼赶走也不好，都赶走了，谁来和我们签约？但合资要注意共同发展，中国这方面有点毛病，我们合资后连技术开发权都没有，这太危险，合资一定要干，但千万不要变成“引狼入室，被狼吃掉”，要坚持的开发权任何时候都不能让步，否则毫无前途可言。
讲团队精神我国也有一个光辉榜样，给我一生带来很大影响，这就是当年的原子弹研究。六十年代苏联专家撤走后，研制原子弹原理的任务落在了当时一批年轻人肩上，最年轻的是周光召，只有31岁。为首的是邓稼先，后来这批人中出了8个院士（7个科学院院士，1个工程院院士）。邓稼先的伟大不仅在于是美国博士，有才能，更在于能让手下比他有才华的人施展本领，包括为研究原子弹原理作出头号贡献的周光召，研制氢弹作出头号贡献的于敏。杨振宁说：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假如是中国人，他不可能成功领导中国的原子弹；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也不可能成功领导美国原子弹研制，这两人秉性有极大差别，邓稼先有才能，忠厚，一切以工作为重，同时能让底下人成绩超过他。而美国原子弹之父是锋芒毕露，经常打断老师讲课。中国需要邓稼先这种帅才，他是很好的学习榜样。
第三是创造条件不断使年轻人的业务得到成长提高。
第四是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我们要树立一种未来百万富翁是高科技年轻人才、是民族英雄的观念。微软靠认股权，培养了三千名百万富翁，我们中国要体现知识的价值，就要通过他们辛勤的劳动，造就这种百万富翁,靠他们的辛勤劳动，真正成为中国高科技的脊梁和民族英雄。
今天把我包装上市，我只能讲讲多年来的体会，实际上我可能有两个优点：一是有洞察力，二是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我非常赞赏日本松下幸之助的成功秘诀，他说因为我穷，所以我要努力奋斗；因为我比别人知识少，所以我要努力学习；因为我身体不好，所以我要依靠别人。这也是我的长处。至于成绩是在各级领导和很多同事的支持和配合下取得的，现在却都归到我头上，所以我是剥削大家、剥削年轻人最多的一个人，当然我主观上并不是要这样做，好在这点大家也都理解。
（丛中笑 根据录音整理）
注：1998年11月，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科委分别做出“关于向王选同志学习的决定”，并隆重举行王选先进事迹报告会。此文为王选在报告会上所作的精彩演讲。
认清目标，就要疯狂的追求
采访/高晓春
王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北大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顾问。作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者，他推动了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被称为“当代毕昇”；作为青年才俊的导师，他爱才护才，有口皆碑。当我问他：“作为科技带头人，您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说：“狂热地追求，看准了目标，永不回头。”
能为别人活着，才是有价值的人生
记者：2002年3月，为表彰您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北京大学专门为您召开了科技奖励大会。会上，您谈了您一生中的十个梦想；接下来，又谈了您的“好人观”。正是您的“好人观”，感染了更多的人。
王选：那一次获奖，让我想起我小的时候。那一年，我10岁。一天，老师宣布要进行一项跟以往不同的评选活动，说要选出一名品德好、大家喜欢的同学，我以压倒多数的票获得了这项荣誉。这一荣誉是非正式的，我也从未告诉过父亲母亲自己获得了这个奖。50多年后，再回想起来，才意识到这一荣誉对我的一生有多么重要。经验告诉我：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他首先要做个好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绝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根本做不到的。我赞成季羡林先生关于“好人”的标准：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稍多一点就是好人。不过，我以为，这个标准还可以再降低一点，就是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的就是好人。
我常想，一个人，一个好人，他活着，如果能够为社会的利益而奋斗，那么，他的一生才是有趣味的一生。爱因斯坦也曾说过这样的话：人只有为别人活着，那才是有价值的。我赞同他的话。但凡有成就的人，大多具备这种品质。他们为了社会的利益，为了活得有价值，始终不渝，狂热地去追求。
记者：从什么时候起，您开始了这种狂热的追求？
王选：从从事软硬件研究，从研制激光照排项目起，就开始了这种追求。为了激光照排，它的价值、它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印刷业的这种根本性的革命所带来的前景，我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今天谈起北大方正，人们会说“既有名，又有利”。但，人们不大了解当时是何等的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有一种“逆流而上”的感觉，我几乎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身心极为紧张劳累，但也得到了常人所享受不到的乐趣。举个例子，1987年至1992年间，每到一处，我首先要看街上的报纸，看那些用了我们的激光照排系统排出的漂亮的版面，这种乐趣是难以形容的。
我想，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他最初的动力，决不是想要拿个什么奖，或者得到什么样的名和利。他们之所以狂热地去追求，是因为热爱和一心想对未知领域进行探索的缘故。
记者：对于名和利，您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您说：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您说您做不到上士，因为做不到忘名的地步，但是决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王选：我想，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脱离社会、脱离企业、专门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了，所以，不可能像钱钟书那样淡泊名利。那一年，英国女王来中国访问，请钱先生出席宴会。钱先生不去。他的理由是“我和她不是一路人”。而我的情况不一样，我的工作跟一个企业有关，企业里出了一位院士，获得了一个最高奖，对企业的诚信来说是有益处的。因此，我做不到像钱钟书先生那样忘名的地步。
一个人，应该自信而不自负，执著而不僵化
记者：作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者，您推动了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被称为“当代毕昇”；十几年来，您频频获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陈嘉庚技术科学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香港蒋氏科技成就奖„„在这个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里，您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知识英雄”。以您的目光，成功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
王选：自信而不自负，执著而不僵化。自信是什么？是相信自己。回想近30年的艰苦历程，我们是始终在与困难作斗争中发展的，用一句话说就是九死一生。但，方正电脑还是在1995年建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建立起了自己先进的管理系统，再经过多年的奋斗，终于成为了PC厂商的老二。为什么？因为我们自信。什么是自负？自负是不顾实际，觉得自己什么都行。执著是认准目标之后，不懈地去努力，狂热地去追求，但不能僵化，要不断地发展以适应新的变化。这又让我想起1974年国家计委支持的一个项目。该项目中有一位老师是技术负责人，他的决心很大，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说：我做不完，我儿子做，我儿子做不完，我孙子做。我一听，心想：完了，等您儿子、孙子做出来，早不合世界科技发展的需求了，早过时了，后来这一项目夭折了。所以说，要执著，但不能僵化。
一个成功的人，他还要具有卓尔不群的洞察力和远见。在科学界，曾有这样的一个比喻，所谓指兔子的人、打兔子的人、捡兔子的人。指兔子的人就是指明科研方向的人，打兔子的人就是进行科技攻关的人，捡兔子的人就是让技术在市场上能够产生效益的人。因此，对于一个科研岗位上的领导者来说，他应该具有这种指兔子和打兔子的能力。
一个成功的人，他更要具备团结人的能力
记者：这些年来，您一直在强调团结合作问题。您曾经说过：中国不缺少有才华的年轻人，但缺少团结合作的精神。您提出疑问：中国人难道只能由外国老板指挥？中国人难道不能指挥中国人？
王选：这是我十年前提出的问题。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大一样了。十年前，美国华人中曾用“下围棋”形容日本人的做事方式，用“打桥牌”形容美国人的风格，用“打麻将”来形容一些中国人的作派。“下围棋”是从全局出发，为了整体的利益和最终的胜利可以牺牲局部棋子。日本的公司或个人在对外时常常表现出团结一致的劲头，甚至他们去海外旅游也要找日本人开的旅馆去住，尽管有时更贵、交通更不便。“打桥牌”的风格则是与对方紧密合作，针对另外两家组成的联盟，进行激烈竞争。“打麻将”则是孤军作战，看住上家，防住下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让别人和。这种作派显然是不好的，尤其是自己出不了成绩，也不让别人出成绩，更是严重影响发展。
拿计算机软件设计这个行当来说，绝大多数好的软件都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作出创造性贡献的最主要的研制者也常常不只是一个，单枪匹马很难有大作为。近20年来，我接触过很多年轻人，学术或技术方面才华出众者并不少见，但全面能力或其他素质方面的一些弱点却或多或少地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戈尔曼等一些著名心理学家指出，有必要重新审视传统的智商概念，因为决定一个人将来是否能有所成就的诸多因素中，智力充其量只占20%，而其余80%的因素中，宽厚、自信、坚毅等作用不可低估。心理学家们把后者称为“情绪商”。他们举了一些例子，比如，他们认为：美国贝尔实验室取得很多举世瞩目的成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该实验室科学家们的智商高，而是这些一流学者之间的友好、愉快和有效的合作，换句话说，他们的“情绪商”超过常人。我们应该提倡团队精神，因为，在今天的科技发展中，善于合作的科学家取得大成就的机会更大。
记者：在谈到团队精神时，心理学家荣格列出这样一个公式：I + We = Fully I，这与您提出的“善于看到他人之长是团队精神的基础”有些类似的地方。
王选：是啊。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的一位学生。大家公认他能力出众，干活麻利而可靠，但“情绪商”差，任性自傲，与合作者常搞不好关系。后来他到了一家公司主持开发软件，当他发现下级编的程序有错误并指出后，下级改正了他指出的错，却又故意制造了另一个错。为什么？因为他与同事关系不好的缘故。该软件后来很快就在市场上消失了。
另一个例子是，我的一位大学同班同学，成绩一般，智商并不突出，但“情绪商”很好，他大度、坦诚、待人友爱。大一时，我睡在他上铺，半夜解手儿时我常常迷迷糊糊地踩在他的头上，他总是一笑了之。在核武器领域，他奋斗了40余年，年过花甲之时，当上了工程院院士。
讲到团队精神，我最敬重的一个人是“两弹元勋”邓稼先。杨振宁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邓稼先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我和邓稼先并不认识，但我很佩服他。他的伟大在于：他不仅自己才华横溢，而且能够让手下比他更出众的人充分施展才华。
为年轻人成为这个时代的“知识英雄”创造条件
记者：1993年，您退出了科研第一线，这一年您56岁。按照通常的观念，这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为什么，您却决定了退出？
王选：1993年2月，我离开了真正设计工作的第一线，到今年已经整整十年了。虽然离开了第一线，但却一直没有脱离科研工作。让我作出这种选择的是1993年春节里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年春节，像往年的春节一样，我在家里闭门搞设计。两个星期后设计完成。恰巧我的学生刘志红过完春节回来。他看了以后对我说：“王老师，您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IBM的PC机总线上有一条线，您可以检测这个信号。”学生的一句话，意味着我两个星期的研究成果成了笨拙设计。他的提醒，还让我想起两年前的另一件事儿，也是刘志红。1991年初，方正91设计即将上市，我忽然发现自己设计的芯片在处理图形时有漏洞。一时又想不出解决办法，便把这一问题告诉了RIP组的三个年轻人。当时并没有指望他们能想出对策，因为他们都没有参加这一芯片的设计工作。不料几天后，刘志红想出了一个妙招，回避了这一失误。
这两件事促使我认真地反省自己。拿我自己来说，我的两次创造高峰是1964年从事软硬件研究（那一年我27岁）和1975年研制激光照排项目（那一年我38岁），那时的我是无名小卒。在工作中我常常会受到一些表面上比我更“权威”，但实际上对技术细节了解甚少的人的干扰。而我自己，这些年，也似乎成了计算机某个领域里的所谓“权威”。但我心里清楚：我看的技术资料和文献已不如年轻人多、第一线的实践也不如年轻人丰富了。在计算机这种新兴学科领域，如果不掌握或不熟悉重要的技术细节是容易犯“瞎指挥”错误的。我的创造高峰已过。我应该做我现在能够做的事，帮助那些有才华、有潜力、尚未成名的“小人物”，他们需要我的支持。
记者：谈到有才华的人。您的秘书丛中笑女士在我一进门的时候就对我说：可以和王选老师谈谈关于年轻人、关于人才方面的事儿，他一定会很高兴，因为那些都是他的“宝贝”。那么，就请您谈谈这些“宝贝”吧。
王选：（笑）方正每招一届员工，我就让人事部门整理一本花名册，一有空，我就到这些员工所在的部门去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不久我就能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我有一个笔记本，是专门用来记录与员工们的谈话的，那确实是我的一件“宝贝”。
我可以跟你说说我们方正的年轻人。一个是现在已是博士生导师的汤帜。那一天，他是陪着同学到我家来咨询考研，我却录取了他。汤帜的数学成绩很好，程序设计得过奖。在做我的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发现他特别着迷于技术，一个问题想不出来，会一想再想，直至找到答案；他的程序设计也很少出错。现在，由他做技术主导、由周劲负责市场开发的eBook ，再加上在技术上也是尖子的技术开发主管张力，这个项目现在做得很好。计算机软件这个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技术第一线的人太苦太累，而汤帜一干就是16年。这样的人才，我们应该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
记者：人才有了，为他们创造条件，留住他们，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展现自己，就是摆在方正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了。
王选：是啊。有些单位曾经想挖我们的人才，给的薪水也比方正的高，但，他们没有走。他们觉得在方正这样的一个团队里能更好地发挥自己。
记者：靠什么，方正有了这样的吸引力？
王选：为他们创造平等、和谐、有利于他们发展的好环境。李远哲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在美国体会最深的就是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学生可以反对老师。钱学森的导师是国际著名的学术权威，有一次，钱学森跟他争得面红耳赤，导师非常生气，但稍后想想钱学森是对的，第二天便爬上三楼给钱学森赔礼。在方正，我们提倡这种平等，这是一个和谐环境不可缺少的氛围。
至于当代的年轻人才，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对于生活待遇有一定要求，但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对金钱又不是无止境追求，即所谓“金钱不是万能的”。但过低的收入，没有安身的住房，也很难让年轻人去“献身”，因此，“没有金钱又是万万不能的”。我们要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依靠知识和创新成为百万富翁，成为这个时代的“知识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