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解析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解析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能够带来新发现的革命胆识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能力，它尤其需要一种独立精神和一种判断能力，前者使人足以摆脱流俗观念的影响，而后者则使人透过表面的现象，抓住潜藏的事实。”〔1〕《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毛泽东以非凡革命胆识写就的经典著作，毛泽东在报告中所体现出的独立精神和判断能力令人叹为观止。本文试图就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敬请指正。
一、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动因
关于毛泽东赴湖南考察的动因，不同时期的说法不一。1926年12月28日的长沙《大公报》这样报道：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毛泽东将赴宁乡、新化、衡山、衡阳、湘潭、醴陵、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十余县“巡视党务状况”，湖南省党部委托毛泽东：“(一)考察各种纠纷之原因，指导解决方法。(二)宣传农工运动之重要”〔2〕。从这则报道看，毛泽东此行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主要使命是“巡视党务”，而对与农民运动相关问题进行考察，则是由于受到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委托。这与1937年11月问世的《毛泽东自传》的说法明显不同：“在上海，我指导着共产党农民部，并被派往湖南做农民运动的视察员。”〔3〕至于为何人何组织所派，毛泽东没有说。但从语气来看，应该是指受中共中央派遣去考察湖南农民运动。1952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题解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毛泽东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一篇报告。”〔4〕题解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毛泽东就是为了反驳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才去考察的。这些看似矛盾的记载其实并不矛盾：毛泽东想反驳对农民运动的各种责难，中共中央也很想进一步了解农民运动，因而毛泽东被派往湖南考察。恰好此时国民党中央委派毛泽东“巡视党务状况”，湖南省党部又委托毛泽东对诸多问题进行考察。毛泽东此行是受到多方委派，负有多重使命。为什么不同时期的说法上有明显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时期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大公报》的报道的背景是国共合作，而且当时的共产党人一般以国民党的名义活动，因此强调毛泽东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毛泽东自传》出版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当然要强调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作用，因此从共产党的角度进行介绍。至于《毛泽东选集》题解的说法，也是由选集的性质决定的，作为个人选集，自然要突出作者自己的特殊作用。可见，这几种说法并不矛盾，只是不同时期选择的角度有所区别。
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写作
从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先后在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进行了考察。所到之处，毛泽东都邀请农民和“农运同志”开调查会，“所得材料颇不少”〔5〕。在考察过程中以及结束后，毛泽东曾将调查所得与湖南区委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并且就农民运动问题做了几次报告。这样，在考察过程中，毛泽东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主张。2月16日，毛泽东曾经写信向中央汇报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标志着考察报告的写作提纲已经成熟。因为这封信实际上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写作提纲〔6〕。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的结尾，毛泽东特地这样说：“详细情况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内送兄处察核，并登导报。”〔7〕从这样的表述来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正式写作应该开始于2月17日，成文时间应该在2月20日左右。 众所周知，“毛泽东??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8〕。实际上，毛泽东在以自己考察所得第一手资料作为主要依据的同时，也使用了大量的间接资料。如，在论述农会组织情况时，毛泽东这样说：“尚有一小部分没有起来，如益阳华容等县??大部分尚未起来，如城步零陵等县。”〔9〕在论述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毛泽东这样说：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乃农民与各界督促政府枪毙的。〔10〕在论述农民武装的时候，毛泽东这样说：“因农民起来形势猛，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站在农民利益这边，例如宁乡、平江、浏阳、长沙、醴陵、湘潭、湘乡、安化、衡山、衡阳等县。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仍属倾向于投降，如宝庆等县。再一小部分则站在和农会对敌地位，例如宜章、临武、嘉禾等县”〔11〕，“安化已普遍地减了息”〔12〕。诸如此类的论述，涉及的大部分县份不在毛泽东考察范围之内。在指出个别地区因为打菩萨引起不良后果的时候，毛泽东还使用了湖北的材料：“湖南湘乡湖北阳新二县最近都发生地主利用农民，反对打菩萨的事”〔13〕。关于这些县份的情况，毛泽东只能从间接渠道进行了解。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民国)十五年十一月份各县农协会员数量比较表》，该表在考察报告中占有很大的篇幅，是毛泽东立论的重要依据。在文中，毛泽东也明确指出这份表格并非自己调查所得，而是湖南省农民协会1926年11月的统计〔14〕。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毛泽东在使用自己调查所得材料的同时，也使用大量的间接材料，才使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内容极为详实，从而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三、“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辨正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委婉地批评毛泽东：“在口头报告时，还讲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话，一时流传甚广，到处写成标语，影响极大。”〔15〕还批评毛泽东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16〕。张国焘则怀着别样的心情“回忆”：“我当时曾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来讥讽他的这种说法。我向他说到的大意是，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为甚么必须‘过正’?要‘过正’多少?是暂时的‘过正’，抑是永久的‘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这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17〕
四、“革命先锋”——“赤贫阶级”辨析
李维汉还批评毛泽东“将那些‘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列入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22〕。李维汉的说法有没有根据？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将农民划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三个“阶级”。对于这些“阶级”，毛泽东这样分析：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23〕而中农“虽比富农略好，但始终不能积极，仍然保存他们那种游移的态度。”〔24〕从这样的表述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富农乃至中农的否定态度。在论及贫农时，毛泽东说：“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只有一种人，就是贫农。从秘密时期起，一直到公开时期，都是他们在那里奋斗，组织也是他们在那里组织，革命也是他们在那里革命。只有他们与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打击，一切破坏工作只有他们做得出。”〔25〕在这里，毛泽东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把农民运动当成了“贫农运动”。 为了进一步推动农民运动，毛泽东强调：“贫农(特别是赤贫部分)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农会的领导权??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26〕那么，“赤贫阶级”(文中毛泽东将“赤贫阶级”与“赤贫”交替使用)究竟是指什么人?请看毛泽东对“赤贫阶级”的描述：“全然无业，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外出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或为非作歹做盗贼的，都是‘赤贫’。”〔27〕这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关于“游民无产阶级”的分析基本一致：“游民无产阶级为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与失去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最多者为匪，其次为兵、次为乞丐、次为盗贼与娼妓。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28〕毛泽东还这样解释“次贫阶级”：“略有土地或略有资本，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生活的，如手工业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29〕这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贫农的定义基本一致：“贫农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流动的资本，肥料不足，田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30〕。可见，实际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将“贫农”划为“次贫阶级”，而把“游民无产阶级”划为“赤贫阶级”。因此，毛泽东确实把游民(即“流氓无产者”)当作贫农的一部分。 关于游民在农民运动中的作用，毛泽东有没有夸大?我们不妨根据有关史料进行探讨。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会党一概加入农民协会，在农民协会里头公开的逞英雄，吐怨气”〔31〕。李维汉的论述更加直截了当：“农民的领袖是贫农，而贫农中的大多数是会党中的分子”〔32〕。《湖南第一次农运宣传周宣传纲要》严肃指出：“失业的农村群众，地主阶级指为地痞、流氓，在我们看来则可名为贫农，贫农因生活毫无保障，所以对于革命容易接受，不比自耕农、佃农［雇农］有所顾忌。”〔33〕强调“失业”，并且将佃农、雇农排除在“贫农”之外，这里的“贫农”显然是指游民。再看湖南省农民协会训令：“查湖南的失业农民起来，在湖南的农运中，实在是最勇敢的先锋队??‘流氓地痞’自然是指最革命的一般失业农民。”〔34〕凡此种种，足以证明认为游民发挥了“革命先锋”作用并非夸大之辞。那么，毛泽东有没有将游民不加区分地看成“革命先锋”?事实并非如此。《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这样的一段记载：“有一种‘强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恶，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个雨坛(神)庙，素聚流民，说也不服，农会起后，都悄悄去了。”〔35〕关于这些“流民”的去向，毛泽东在其它场合清楚地指出：“过去雨神庙有很多‘流民’现在没有了，他们有的参加了农会，有的劳动”〔36〕。“屈服于农会之下”以及“有的参加了农会，有的劳动”的表述，说明毛泽东并没有认为所有的游民都是“革命先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还有“同湖堤团农会，捉了三个流民烧窑”〔37〕的记载。
对于游民在湖南农民运动中发挥先锋作用的事实，毛泽东实事求是地予以认同，这是对游民革命性的充分肯定。毛泽东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强调：“游民分子战斗力却特别好。”〔38〕应该说，这是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游民的认识是一致的。事实上，毛泽东对于游民一直十分关注，在人格上对游民始终予以足够的尊重。他在建国前著作中称游民为“游民无产阶级”，建国后修订的文本中一般称为“游民无产者”，而不使用“流氓无产者”这样的带有明显贬义的称呼。不对游民抱有偏见，把游民看成贫农的一部分，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游民自身的不足，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毛泽东的观点无疑具有不可低估的革命意义。
五、从考察报告看毛泽东认识的变化
李锐在《青年毛泽东》中这样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于当时高涨中的湖南农村革命运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湖南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指导。”〔39〕这是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客观评价。那么，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对毛泽东有没有产生影响?笔者认为，毛泽东不仅受到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影响，而且受到的影响很大。 1925年底到192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是：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40〕；“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争斗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让步”〔41〕。不难看出，毛泽东当时对地主的态度还是相当温和的。虽然9月份毛泽东就已经认识到“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42〕,“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43〕，但直到1926年12月20日，在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仍然这样说：“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44〕。而毛泽东参与制订的决议案规定：“省农民协会于必要时得举行洗会运动，以淘汰不良分子。”〔45〕这显然意味着此时的毛泽东仍然不希望农村发生大的社会震荡。
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对毛泽东的触动很大，毛泽东明确指出：经过考察，“始发现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的几个颇大的错误”〔46〕。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完全站在激进的革命立场为农民运动鼓与呼，强调地主阶级必须打倒。毛泽东大声疾呼：“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是反革命。”〔47〕所有反对农运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各种对农运的错误处置，都必须迅速变更〔48〕，“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批评农会”〔49〕。强调：“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王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暴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是没有错的。”〔50〕毛泽东事实上已经认为中国革命是“农民进行的革命”，已经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一再强调：“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主要工作”〔51〕；“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十分，则市民与军队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52〕。甚至极为乐观地估计：不久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及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最后葬入坟墓。〔53〕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对他后来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只要认真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此前的论述进行比对，我们就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农村革命的认识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期间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 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使得毛泽东从此更加注重社会调查。毛泽东曾经极为自信地说：“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54〕当自己的建议被中央拒绝之后，毛泽东非常愤怒：“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严肃指出：“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55〕。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在论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这样评价：“毛泽东是以农民运动专家的资格在说话??长期的实地调查赋予了他在论述农村问题的权威性。由个人经验而产生的自信，是《中国农民与国民革命》中没有的因素。”〔56〕这样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毛泽东后来一直重视调查研究，并且提出著名的论断：“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57〕。应该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然，此时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在2月16日致中央的信中，毛泽东向中央提出了很多建议，但始终没有提及掌握军事力量。而考察报告中“市民与军队的功绩只占三分”的表述，则明显地流露出对军队的轻视。结果，在仅有千余支枪的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的打击下，惊天动地的湖南农民运动便迅速宣告终结。这对满腔热情地投入农民运动的毛泽东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动情地说：“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58〕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这种说法与其说是对陈独秀的批评，倒不如说是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反思。
综上所述，深入实际调查所得第一手资料，为毛泽东写作考察报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大量间接资料的使用又大大加强了考察报告的说服力。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旗帜鲜明地为农民运动辩护，并且实际上已经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他看重“流氓无产者”的革命作用，把他们看成“贫农”的组成部分，并且称之为“赤贫阶级”，但并非不加区别地赞颂他们为“革命先锋”、“革命元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也存在忽视游民缺点、轻视军事斗争的欠缺，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篇2：《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读后感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读后感 第一篇
最近，有一个调查研究的工作任务要做。为此，我又重新查阅了毛泽东同志于1927年3月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份报告在中学时期便被老师推荐为调查报告的范本，今日读来依然风采不减。《报告》很长，但是逻辑清晰、亲切自然、说服力强。读完后有了一定的收获：
一是调研主题如何确定。笼统地说，调研要围绕你感兴趣的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来确定。具体一点，就是。需要说明的是，有的时候调研的主题不一定只有一个，但是我们要根据矛盾的关联性，清晰地排出调研主题的主次顺序来。对于我们来说，虽然调研主题似乎领导已经确定，但是在具体调研的环节，还是要尽量突出一个主题，旁及及其问题的。调研主题确定了，就要围绕调研内容作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包括查阅相关的资料，调研活动具体的组织方案的拟定及抽调合适的人选等。
二是采取什么样的调研方法。社会调研的方法有很多，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非现场调研。包括查阅资料、数据分析、软件模拟、电话抽样访谈等。另一类是现场调研。如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察看、服务对象走访等。采取什么样的调研方法取决于你的调研相对方和调研主题，总的原则就是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取最真实有效的信息。当然，信息的真实有效性往往需要事后的评估确定，所以，调研的经验在这里便具有特殊的价值。1927年3月，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老家，为了了解中国革命农民运动的阶段性情形，选取了有代表意义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进行了32天的实地考察，主要采取“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的方法，再与自己以往的革命经验相比较分析，指出了在今后的革命道路中，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一样都是可以依靠的革命重要力量，最后得出中国共产党应当顺应历史潮流站出来领导他们的结论。
三是分析问题的方法。如时间序列分析、比较分析、统计分析、系统分析、个案分析等等。 四是如何撰写调研报告。调研报告的写法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有的欣赏八股式的调研报告，现状、问题、分析、建议或结论逐一展开；有的习惯观点对比式的调研报告，通过的一定的情形下比较两种甚至几种观点的效果，结论立现；有的擅长案例分析式的调研报告，解剖麻雀，小中见大，偏中概全，建议往往很有针对性；有的追求反证式的调研报告，开篇提一个相反的论点，通过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层层反驳得以立论。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调研报告范文，既有观点对比，又有案例分析，还有逻辑归纳，在我看来是一篇比较综合的写法，说实话不易模仿，但是我们从中学到的东西也足以借鉴应用了。 第二篇 毛泽东同志1927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它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此文分为八个部分进行分析与阐述： 一，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二，组织起来
三，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四，“糟得很”和“好得很” 五， 所谓“过分”的问题 六，所谓“痞子运动” 七，革命先锋 八，十四件大事
他及时提出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肯定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与发展前景，为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指明了发向。广大农民必须组织起来齐力攻击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和乡村的恶劣习惯。要正确认识到农民的举动是正确的，所谓的“糟得很”，所谓“过分”，再所谓“痞子运动”都是封建势力在农民运动的强大压力下用来扰乱民心的，“好得很”才是农民及其革命派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超人天才地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剖析了农村阶级状况，指出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富占百分之十。贫农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是成就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事实表明农民运动暴风急雨，横扫封资帝，势不可挡，革命者称“好得很”，反动势力则说“遭得很”，两者绝然不同的观点，区分革命与反动势力的界限。用这事实批判了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续后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经过长期的斗争，艰苦卓越的战术战争，终于搬走了帝、封、资三座大山，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土地改革中，坚持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地主的路线。以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依靠这支主力军夺取了胜利，直到现在，党中央仍以三农的工作重中之重建设新农村。第三篇
毛泽东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知道人民群众的力量最大，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农民所占人数最多。1927年他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毛泽东为了革命花了很多心思对农民进行了深入调查，深入了解农民的思想，把广大农民组支起来进行农村大革命。毛泽东又利用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和当时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的矛盾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这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矛盾而且还深得人心，为以后的革命积累了力量。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通过细心的观察研究提出了要做的十四件大事分别是，件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政治上打击地主，经济上打击地主 ，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普及政治宣传、农民诸禁、清匪、废苛捐、文化运动、合作社运动、修道路、修塘坝。我感觉这些就是为了废除封建迷信，统一一下农民思想，发展经济和后来土地革命的雏形及公社化运动的雏形。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十分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顺应了历史潮流是人心所向，可见毛泽东很有独特的见解和长远目光。 第四篇篇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方法论浅析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方法论浅析
创作背景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决议“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1926年5月叶挺部率先进入湖南，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7月11日，北伐军进入湖南省会长沙，9月10日占领武汉。当时中共党员谭平山任国民党农民部长。毛泽东任国民党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11月毛泽东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随即赴武汉，创办武汉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北伐军所到之处，迅速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赴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6-1927年，随着国共合作的深化与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进展，以毛泽东，谭平山等人为代表的一派中国共产党员开始主张深化农村土地革命，发展农民运动。这一主张，以及农民运动本身主要着眼于反对封建宗法制度以及野蛮的土地佃租制度的特点，引发了农村社会的深刻变革。
土地革命与农民运动对农村社会的冲击触动了以地主阶级为主体的中国国民党右派的利益，故而引起了他们猛烈的抨击。与此同时，以陈独秀为首的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因严格奉行共产国际所指令的“国共合作”方针而坚持维护与国民党的合作，力主回避农民运动所带来的矛盾以迁就国民党，故而也对土地革命及农民运动产生了极大的质疑与责难。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为了解释与回击来自党内外的质疑，不满与责难，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在1927年1月至2月之间，回到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蓬勃的湖南省，实地考察当地的农民运动。本文即是此次实地考察的总结性报告。
毛泽东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一篇报告。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一九二七年春夏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战争，主要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
运用的方法论
1.调查研究法。既然文章名为“考察报告”，那理所当然的运用了调查研究法。调查研究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即使只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8页。）鉴于此，毛泽东亲自深入到湖南农村，“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页）因此有了调查，有了发言权。
2.阶级分析法。在文章中毛泽东还运用了阶级分析法，剖析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人民大众和封建宗法制度的尖锐冲突。“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页）另外，毛泽东还谈到了阶级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7页） 3.矛盾分析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法）。毛泽东在调查过程中十分注重矛盾分析法，在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过程中，毛泽东看清了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对待“农会”问题上，坚持农民阶级的立场，反对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人士对“农会”的指责，“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7页）毛泽东认为，在革命时期，对地主阶级采取一定激进的手段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一个特殊时期，就必须得用特殊的方法。在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法方面，毛泽东还对农民阶级的三种不同类别分别对农会的态度进行了分析，从而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应对方法。其中，富农对于农民协会的态度是：“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就，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9-20页）中农对农会的态度是：“他们的态度是游疑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对于怎样对待这一部分中农，毛泽东提出了“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0页）而对于贫农，则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0-21页）
4.综合归纳法。毛泽东在高度赞扬农民运动取得的成就时，还对其所做之事进行了一系列的综合归纳。“为了答复人们的指摘，我们须得把农民所有的行动过细检查一遍，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样。我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起来，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记。”（《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2页）（1）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2）政治上打击地主；（3）经济上打击地主；（4）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5）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6）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7）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8）普及政治宣传；（9）农民诸禁；（10）清匪；（11）废苛捐；（12）文化运动；（13）合作社运动；（14）修道路，修塘坝。（《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2-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