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矛盾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不能因此而将和谐社会简单地理解为无差别无矛盾的社会。马克思曾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3页）。和谐社会的目标不是人为设计的，更不是固定不变的。从哲学意义上讲，和谐社会本身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因为没有立足于现实社会的矛盾，对其内涵的科学把握也同样需要建立在矛盾基础上。从矛盾视角来看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就是不断发现和解决那些不和谐的因素，使得矛盾的双方乃至多方在矛盾运动过程中达到平衡和统一，最终表现为双赢或多赢的动态的和谐状态。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和调整，利益主体多样化和价值取向多样化日益凸现，人们的思想活动呈现多变性和反复性，由此构成了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社会矛盾的多发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如何正确认识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类型和性质，正确把握其发展规律及特点，正确选择化解社会矛盾的路径和方法，从而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是无差别和无矛盾的社会，如何从社会矛盾的角度去评判一个社会的和谐程度和水平？如果可以为和谐社会制定一个可操作的标准，那么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指标：其一是矛盾的表现形式；其二是解决矛盾的能力；其三是预测矛盾的能力。
其一是矛盾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指矛盾的性质和对抗程度。我们应防止出现对抗性的矛盾，要及时化解容易激化的矛盾，决不能积累矛盾和激化矛盾。
半个世纪前所界定的人民内部矛盾，已因各自的利益差别而逐步转为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经济领域中，是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带来的多种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以及分配不公、失业与就业的矛盾。政治领域中，是党内矛盾、党政矛盾、政企矛盾、干群矛盾以及宗教民族方面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干群矛盾甚至成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思想文化领域中，是改革开放中构成的新观念、新思想与各种不适应改革开发的旧思想、旧观念之间的矛盾。至于这些矛盾表现出来的新特点，是群体性事件多；对抗性增强；利益性矛盾突出；发展趋势更加复杂多变；在群体、城乡、地区、行业等方面的差距中，贫富差距则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全局性矛盾。还有各社会阶层之间，如工农之间、先富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脑力与体力劳动者之间、干部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也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矛盾。
如果从矛盾视角将我国当前社会与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加以对比，就会发现有以下几点不同。首先是矛盾表现形式不同。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表现为显性、易察觉；而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的矛盾是隐性的，不易发现的。其次是矛盾表现强度不同。当前社会的矛盾是比较强烈的，有时局部甚至表现为冲突式的矛盾；而后者的矛盾则是比较弱化的和缓和的。第三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在矛盾面前的地位和作用不同，这一点可以视为二者的本质区别。当前社会人们在矛盾面前，多是处于被动地位，即被动地去解决矛盾；而在未来的和谐社会中，人们更多的是处于主动地位，即能够掌握有效机制进行预测，控制和解决矛盾。
其二是解决矛盾的能力。即矛盾出现后应该有一套机制使矛盾合理、顺畅、尽快地得到解决。
我们党继承并发扬了党几代领导人善于发现矛盾、及时解决社会矛盾的优良传统，从当前社会的现实矛盾出发，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即构建一个“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解决社会发展矛盾的一个总的原则。
在化解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中，调解机制发挥重大作用。现在的矛盾化解主要分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类，各类调解机构和资源都发挥着重要的功能，针对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交叉性、复合性、相关性不断增强的特点，应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综合性强、权威性高、公信力大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调处机制，通过不断加强各类调解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减少相互抵触和消减现象，使之更为有效地发挥调解资源的功效。同时要特别重视社会调解资源的引入，确定社会调解机构的独立性和平等地位，使之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手段。 其三是预测矛盾的能力。即在矛盾还没有显现时对其进行预测，从而做到防患于未然。
从实现和谐社会的进程来看，这一过程具有长期性，而且是需要不懈努力和奋斗才能推进的动态过程。社会运动是最高级的运动形式，社会矛盾则可视为最复杂的矛盾形式。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阶段，正值社会矛盾的易发期、多发期和高发期。因此，社会矛盾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构建和谐社会进程的长期性。正是由于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长期性的特点，我们要把握规律，由事后处置变为事前预防，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实效性。
首先要拓宽表达渠道。在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利益差别的环境中，每一种利益群体都需要足够的空间和渠道，表达意见，宣泄情绪，参与政府决策，捍卫自己的权益。因此，进一步拓宽表达渠道，让公民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有参与政府决策的权利，是疏解社会对立、化解矛盾的必要路径。当然，在拓宽表达渠道的同时，也要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党和政府则要建立规范的对话、协商和处理问题的反应机制。其次，是要建立“事前”预警机制。立足于“治早”、“治小”、“治好”，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情报信息网络，及时准确地掌握各种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通过认真细致地排查梳理，未雨绸缪，形成指挥统
一、功能齐全、反应灵敏、处置有效的应急机制，牢牢把握处理社会矛盾的主动权。
综上所述，我们党提出的和谐社会，其和谐性体现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它是能够尽早地发现矛盾，尽快地解决矛盾和尽可能地预测矛盾的社会；一个有矛盾而能妥善解决、有差别而不对抗的社会；一个多质、多元的“和而不同”的社会；在处理人与社会（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进程中实现和谐发展的社会。用最简练的语言概括其本质特征，则可用“安”与“活”两个字，即“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其含义就是“安而不乱”，“安而不死”，“活而有序”。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应防止片面强调和谐而走向极端，使人们产生误解——尤其是对人民群众来说——认为和谐社会是完美的、没有矛盾可言的社会。这种误解一方面容易使人们期望过高从而失去信心；另一方面，可能使某些人陷入空想，从而忽视了实现和谐社会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党从实际出发，依靠全党上下同心同德和全国人民的齐心协力，通过长期奋斗和不懈努力完成实现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