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闻史“职业认同”的角度研究邵飘萍的新闻思想
【摘要】以往在各个时代对于邵飘萍新闻实践、新闻思想历史贡献的介绍都停留在概括与评价层面，缺乏对其职业心灵的研究，因而导致研究中没有“人”，也难以发现真正的“记者”。 本文引入职业社会学中的“职业认同”概念，通过对邵飘萍从业缘起与动机、职业情感与忠诚态度、新闻或新闻职业认知、自我身份认同等要素的考察，呈现其从业过程中的动机、追求、情感甚或苦衷，以还原历史情景，展示历史研究的丰富性。
【关键词】邵飘萍职业认同新闻实践
新闻史人物的局限与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改革开放之前对于邵飘萍的研究相对冷清，又大多停留在他的新闻思想、新闻活动、办报特点、历史贡献等的探究与介绍层面。这种对新闻从业者思想、活动、贡献、特点等的研究，对后人开展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从这些研究中感受不到与每一个新闻从业者所处的人生情景和社会情景相应的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态度以及很可能存在着的价值、理念、身份、角色等方面的困惑与张力，因此也就看不到作为一种特殊职业群体的中国新闻从业者在新闻职业道路上草路蓝缕、一路走
①来的心路历程。
这种研究所带来的问题是，我们无法触摸到真正的活的历史，无法与新闻史上的各个人物进行心灵与情感的对话。我们看似对他们的思想、活动，对他们所说过的话、所创办的报刊了如指掌，实际上却并不了解他们。我们不知道他们何以要说那样的话，何以要办那样的报刊，不知道他们对自己选择的新闻职业到底如何认知，不知道他们选择新闻职业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动机、追求、情感甚或苦衷。从历史的纵向发展来说，我们无法从现有研究中看到新闻从业者职业意识、职业情感、职业认知等的发育、发展、演化之轨迹，无法把握其背后潜藏着的内在的规律性，因此也就无法由新闻史人物这一新闻活动主体来感受“历 史的丰富性”，来透视新闻与社会之间那种交互、交融的生动而复杂的景观。
职业认同，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对自己所从事既然职业的认同。具体地说，就是知道并认可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功能、意义、价值，就是在从事该职业过程中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值得做的，什么是不值得做的，什么是必须坚持的，什么是必须避免的，并从内心真正珍视这些价值，坚守这些原则„„概括地说，就是弄清楚自己是该职业的从业者的东西。“职业认同是指个体对所从事职业的肯定性评价，它评定了个人自我认
②同中角色的重要性”。
一从业缘起与动机
从业缘起与动机和职业认同程度是审视认同状态与程度的最基本因素。从业者选择新闻职业，是发自内心的主动行为，还是迫不得已的被动选择，是基于“谋食”目的，还是基于对新闻职业的喜好或理想，抑或有超出新闻业之外的其他动机等，是透视新闻史人物职业心理状态和认同度的重要环节与层面。
邵飘萍1886年生于浙江东阳县（今浙江金华市）。1906年，他考入浙江省高等学堂师范科。这段生活使他眼界大开，三年间，他涉猎了大量当时激荡人心的书籍、报纸。晚清 的腐败动荡局势，立宪派、革命派的政治斗争都激扬起了他对时事、对报刊的兴趣，尤其是梁启超的文章，汪洋恣肆而又条理清晰，语言丰富又平易畅达，且笔锋常带感情，让他十分 着迷并进而崇拜，萌发了“新闻救国”的思想，想依靠报纸的舆论力量干预政治，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他曾说过：“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于是，①樊亚平《从历史贡献研究到职业认同研究—新闻史人物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2009年8月
②魏淑华、宋广文《国外教师职业认同研究综述》，《比较教育研究》2005年第5期。
利用课余时间他开始向上海《申报》投稿，决心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去反映民意，督促政府为民行政。然生逢乱世的邵飘萍，他的对手是那些喜怒无常的大军阀、大流氓，邵飘
萍作为文人的力量显得那么单薄，好似螳臂当车，但邵飘萍却无所畏惧，他要做那振臂高呼者以唤醒民众。从此邵飘萍开始了他和新闻事业的关系，开始了他“新闻救国”的征程。 1909 年毕业后，邵飘萍返回家乡的一所中学任教，继续投稿《申报》并被聘为地方通讯员，还参加了进步文学团体南社，受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影响，思想上从崇拜梁启超转为敬佩革命领袖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邵飘萍满怀为民主共和而战的激情，来到杭州，结识了知名报人杭辛斋，并与之携手创办了浙江军政府机关报《汉民日报》，还兼任杭州《浙江军政府公报》编辑和《申报》通讯员，从此开始了职业报人的生涯。
邵飘萍短暂的一生几乎是与新闻工作紧密相连的。1912 年杭州, 邵飘萍与杭辛斋携手创办了 《汉民日报》，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揭露贪官污吏的丑恶行为，抨击封建军阀的暴力统治。1914 年，邵飘萍与潘公弼、马文车等人共同创办了“东京通讯社”，分别向京、沪、汉等地著名报纸发通讯稿，揭露罪恶的二十一条。1916 年，邵飘萍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记者，主要为该报撰写“北京特别通信”。同年7月，因为愤慨于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中国舆论，歪曲事实，他一怒之下在北京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又独立创办了《京报》，并与此同时，联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教授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揭开了我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序幕。邵飘萍曾经说过：“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
二 职业情感与忠诚度
职业情感、忠诚度与职业认同有很大程度的关联，是判别认同与否及其程度的最直接和最显在因素，具体包括，对所从事职业是矢志不移、不弃不离，还是情非得已、三份热情、必欲离弃而后快;从业过程中是身心投入、尽职尽责，还是三心二意、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等。从这些方面考察新闻史人物，必能在很大程度上一窥其职业认同的真实状态。
高尚的职业道德观以及新闻职业“专业化”的努力便是邵飘萍的心路写照。新闻专业主③义的核心是形成一种正式的道德准则，以利用它来将新闻提升到职业化和专业主义的层次，而职业道德也成为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新闻成为一项专业的必要条件。邵飘萍最为重要的新闻道德思想是其很早就提出的“品性为第一要素”。邵飘萍说过，所谓品性,包含了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等新闻记者应遵守的道德。邵飘萍所说的“品性”就是新闻职业道德的全部要求。他常以“铁肩辣手”自励，在他的办报生涯中，从未被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所左右。他说“愿有志于新闻事业者，振起其责任心，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以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因为在邵飘萍看来，记者的责任心归根结底是追求事实的真实性，以此赢得社会的信赖。在强调记者的品德修养时，他又提出了“对于新闻之来源，宜始终绝对秘密”、“凡个人私事不问其善恶，皆不得用做新闻材料”，对于“欲以新闻之面具而利用报纸为之宣传”的广告及“淫乱性与残忍性”类的新闻，记者都必须严加防范，什么可以公开，什么应该保密，要以对社会、国家、事业是否有益来衡量。邵飘萍将自己的新闻职业道德理念在其出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中整理成章，为新闻工作者提供道德精神准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新闻工作并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新闻界鱼龙混杂，新闻工作者没有经过系统的新闻业务和技巧训练，以及缺乏新闻理念的熏陶，邵飘萍著书立说对当时中国的新闻工作具有现实意义，为新闻职业的“专业化”提供了一种可能。
1926 年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邵飘萍到出事地点及相关医院实地进行调查采访，连夜赶写出《世界之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等文章,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暴行。邵飘萍认为，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③张焱，《新闻专业主义对我国舆论监督的影响》，《求实》，2004年5月
公器,是“居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应为人民所用。而报业是独立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第三种社会因素，负有教育民众、指导社会的责任。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邵飘萍确立了其独立的办报方针：一是监督政府，“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二是唤醒民众，教育民众；三是“顺时代进步之潮流”，表达报纸“对于解决时局的意见”。《京报》 创刊时，邵飘萍提笔书“铁肩辣手”四个字挂于编辑室正面墙上，每日观其以自勉及激励同仁，这都反映了邵飘萍胸怀真理、不畏强暴的倔强性格和办报宗旨。
直到 1926 年被害，邵飘萍一生都在为新闻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奋斗。参照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报业是一种自治的体系，它应该且必须对政府、政党、政客采取一种独立和批判的态度，否则便不可能保持它在公众心目中的“保护者”形象，更不可能拥有公众的信任。邵飘萍在新闻实践中，一直以保守客观的态度、正确的立场判断是非。
三 新闻职业与自我身份认同
认同某一职业的基础是职业认知，它能强化认同，并赋予认同以较为明确的方向感。对新闻职业看似喜好和忠诚，但若对新闻或报刊的功能、价值，对新闻职业的社会意义等缺乏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其认同即使具备，也是“盲目”的，或基础不十分稳固的，反乏，则其认同不仅可以说具备，且属于有明确认知作为基础的较高层次的认同。
1918 年 10 月，邵飘萍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教授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出版了我国第一个新闻学业务刊物——《新闻周刊》。揭开了我国新闻学 教育和研究的序幕。学会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优秀人才。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等都曾是该会成员。正是在新闻学研究会的学习，促使毛泽东在回到湖南后创办了《湘江评论》。继北京大学之后，平民大学、国立法政大学都曾聘邵飘萍为教员。虽然很忙，但邵飘萍想方设法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为学生们讲授新闻学基础知识、新闻材料的采集方法，以及对记者的修养要求。邵飘萍曾告诫学生，记者的第一要素为品性，品性要完 全独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他认为报纸的重要职能是“报告新闻”，而新闻必须“以真实为骨干，以兴味为血肉”，“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只有“以事实和真理”教育读者，才能取信于读者。邵飘萍的讲课深入浅出，能够把理论与实际结合，另外还十分注意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因而深受学生欢迎。 根据讲课内容再加上对国外新闻学专著的参考，以及从业的经历感受，邵飘萍撰写了《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两本著作。他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徐宝璜的《新闻学》一起构筑了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是中国新闻学三本奠基之作。可以说，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中，邵飘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于我国现代著名报人邵飘萍的政治身份,经过一些学者多方面的考证,己确认邵飘萍是共产党员(例如1986年《新闻学论集》第9辑《邵飘萍是产党员》文)。
可见,邵飘萍不但自始至终接受马列主义观点,在其主办《京报》上大力宣扬,并非都是客观介绍,可以说相当部分都带有主观好恶的理性色彩,他不象“蛰伸”,仅仅是一时头脑发热,而是始终如一地进行宣传直到被杀害。所以把邵飘萍说成“中国因宣传马克思主义而走上断头台的第一人”是合适的、恰当的。现在相当一部分的新闻学教材里,仍然把邵飘萍 的死因归咎为“得罪了直奉军阀而被杀害”的原因。然而,随着近年来对邵飘萍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尤其是考证出邵飘萍是秘密共产党的政治身份,给邵的研究带来了许多便利之处,也利于对其死因进一步探究。《关于邵飘萍之死》这篇文章最遗憾之处,就在于不明邵飘萍的政治身份进行考证,从而对邵在《京报》上的作为及在社会上的许多活动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今天,我们还一代著名报人邵飘萍遇害的本来面目,认识他在黑暗时代的办报艺术和他在新闻理论上卓越的贡献,都是十分有益的。同时,我们也对中国第一个殉难的共产主义战士
邵飘萍坚持马列真理、不畏强暴、鼓动被压迫人民向黑暗势力抗争的至死不渝的精神,表示 深深的敬意。
由于职业认同既强调“认同”，又强调“职业”(职业社会学意义上的“职业”)，因此，引入“职业认同”对新闻史人物进行研究的目标就不仅仅要考察各个新闻史人物对其新闻或办报工作是否认同或认同度的高低，而且要追问这种认同是否建立在职业社会学意 义上的“职业”之层面上，是否真的是一种真正的职业层面上的认同。要追问从业者的认同是否是真正的职业层面上的认同，就必须以职业社会学中对成熟职业的内涵界定为考察视角。职业社会学认为，成熟职业至少应具备这样四个条件:具备该职业所独有的知识、技能和理念体系;不受外界干预，具备一定的职业独立性与自主性;具有超越个人谋生层面的利他主义动机;具有职业伦理意识及相应的伦理行为等。
基于此，在考察邵飘萍的职业认同层面时，从这些方面出发去辨析和呈现是十分重要的。这种辨析不仅有助于判定各个新闻从业者的认同是否建立在真正的职业层面，而且有助于呈现各个新闻从业者职业发育与成长的程度与状态，进而勾连和描画出新闻从业者群体的职业因子逐渐育化的历史轨迹。这一点也是过去的新闻史人物研究所缺失的。
由于职业认同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因此，在引人“职业认同”对邵飘萍进行研究时，应注意用动态的、历史的目光观照每一个新闻史人物的职业认同状况和职业因子
④发育情况，以使研究能够呈现给读者一种“动起来”的“记者”或“报人”的诞生史
和成长史，也以此实现“职业认同”视角可能带给新闻史人物研究的意义。
将“职业认同”引入到新闻史人物研究中，无论其着力点在“认同”，还是在“职业”，其总体目标与核心宗旨都是，为了探寻职业社会学意义上的“记者”或“报人”的成长与发育的足迹，为了找到与历史上的“记者”或“报人”的对话通道，为了感知他们从事新闻 职业的理想与困惑，激情与无奈，呈现他们选择和从事新闻业的职业心史。
为了达到这样的研究目标与宗旨，必须依托与各个新闻史人物直接相关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其留下的自述性文字，同时，要努力运用新史学领域所崇尚的“还原历史情境”、“回归历史现场”等史学研究新方法与路子，在研究每个人物过程中，尽量将其从业动机与缘起、职业认知与追求、职业情感与忠诚、职业身份与角色等，置于其个人生活情景和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情景中去呈现.另外，还必须对过去的新闻史人物研究进行“去魅”。
【参考文献】白寿弃主编《中国通灼第一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商娜红《试析多重背景下媒介职业化规定性的建构》，《现代传播》2002年5期
李良荣《当代西方新闻嫌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0-113页
方汉奇《近代中国名记者·序一》，工林根主编《近代中国名记者》，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④方汉奇《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序言一》，唐海江《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