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形形色色造反》读书报告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是严家其高皋于1979年开始撰写1986年完稿的，本书主要以三个视角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描写。这三个视角分别是毛泽东，林彪和江青。个人认为这本书在描写全国性红卫兵运动以及个人崇拜问题方面比较系统和客观，但是在刻画林彪和江青这两个主要人物的时候，笔法有待商榷。《*十年史》对于林彪和江青的描写有很多都是通过“正面人物”的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来反映出林和江的恶。比如在第一篇第十章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中，“此时的刘少奇已是鼻青脸肿，他的腿被打伤，鞋被踩掉，只穿着袜子，双腿像灌了铅是的一跛一跛的走路。”而这种偏重描写的笔法很容易让读者产生同情心与主观性，从而误导读者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有失偏颇，矫枉过正。但是因为本书是在*刚刚结束的时候编写，两位作者在*期间也受到过不同程度的迫害，所以这种语气和笔法情有可原。
但是为了能够更客观的了解这一段历史，我特地又去找到了另一本书《形形色色的造反》。这本书是香港的徐友渔编写的，香港对于中国*的研究远超大陆，这本书对于那段历史的描写也相对来说较为客观，不加带个人感情色彩。哲学出身的训练使作者行文的逻辑严密、论证充分；作者本人当过红卫兵，具有亲身经历的优势；通过对众多前红卫兵的采访，占有了大量资料。作者通过对红卫兵精神素质的研究，揭示出红卫兵运动的种种特点，例如造反的行动模式、派系形成和地区差异，以及红卫兵思想的类型和*前后变迁的趋势等等。作者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如下:红卫兵在*中似乎不可理喻的造反行为，具有规律性的派别划分和派别斗争，是*前官方意识形态灌输，毛泽东在*中巧妙地施展策略手段，以及当时中国社会和政治体制中业已存在的矛盾爆发这三方面因素相结合而发挥作用的结果；*导致了与其发动者初衷相反的结果，红卫兵不但没有在斗争中锻炼成为“防修反修”的一代新人，反而由于对政治欺骗和利用的反感与原有的革命意识形态的疏离，其中善于思考的一些人开始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体制中真正存在的问题，成为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的新生力量。然而《造反》一书从一种对于中共和共产主义较为敌视的态度对*的原因经过和结果进行描述，对于了解那段历史来说也有一些瑕疵。
当时用来教育年轻人的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它当然属于马克思主义，但是如南斯拉夫人 50年代所批评的，是一种野蛮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第一：在作者探访的所有红卫兵中，都把自己在*中的表现归于理想主义。作者认为他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把革命的价值看的高于一切、高于物质享受、高于文化、高于科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高于生命本身。作者认为这里的革命概念包含四个要素：它确立了奋斗目标和共同的理想它强调政治是最重要的活动它把整理利益放在最高地位，把绝对服从视为最必要的素质它颂扬暴力、敌视温和与妥协。1949年之后，对青年学生的要求就是政治胜于学业，红高于专。毛泽东50年代定下的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强调红，学校实施政治辅导员制度，对学生的思想加以指导监督，对学生的政治表现做裁定，学生相互竞争争取得到组织和上级的承认。在学校开设政治课，语文课中砍去大量古汉语知识，中外名著，充斥大量毛泽东的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雷锋精神：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寒冬一样残酷无情学习雷锋同志的精神，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蒙昧无知和野蛮西方国家是劳动人民的地域，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清华附中一位女学生爱看十八十九世纪的描述资产积极生活方式的小说，被批斗自，战斗小组警告医生不得抢救，医院就不抢救，放在停尸间几天后死亡。学生带红卫兵抄自己的家，打死自己的母亲。学生一粗鄙为荣，故意表现痞子气，以当痞子为荣。毛泽东说“无产阶级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 提倡斗争、批判、分裂、反对调和、反对妥协自1963年开始，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阶级斗争迷信，把任何情况都当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处理任何情况视为阶级斗争，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路线*中决定一个学生采取什么立场，态度或能参加什么派别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家庭出生。“血统论”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对儿混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路线：无产阶级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根据当时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在分析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极其对革命的态度的基础上提出分清敌我友，确立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基本政策。50年代起在中国大陆执行的阶级路线，指的是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给予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待遇的政策。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非官方因素人性文明的潜流官方意识形态不可能真正占领人们的头脑，彻底控制改造人的思想。人性可能一时迷失，但是会觉醒，对人性的压制和扭曲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适得其反。
在《造反》一书中，徐友渔采用西方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定义，把*定义为1966年到1969年的红卫兵运动。由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学校教育中对于革命和“红”“专”抓的越来越紧。“在中国政治实践中，‘革命’这个概念包含四个要素：一，它确立了奋斗目标和共同的理想；
二、它强调政治是最重要的活动；
三、它把整体利益至于最高地位，把绝对服从视为最必要的素质；
四、它颂扬暴力，敌视温和与妥协。”这样的教育使得1949年以后受教育的学生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变得狭隘与狂热，极易被煽动，而青年学生正是处于一个盲目和迷茫的年纪，使得红卫兵运动获得了群众基础。而建国以来各个关系中积累的矛盾，比如师生矛盾，干群矛盾，红黑矛盾，贫富矛盾，使得红卫兵运动有了矛盾基础。红卫兵运动中的学生斗老师，群众斗干部，红五类对黑七类的打压与欺凌，对于地富反坏右的批斗，无不是积累起来的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
运用“社会冲突理论”模式考察和解释“*”，并不自徐友渔先生始。早在1970年代，美国学者陈佩华、骆思典、李鸿永等就已经对此进行了尝试，并因此奠定了他们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运用“社会冲突理论”解释“*”，一个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无情揭破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温柔面纱。“*”前十七年间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和矛盾冲突的许多事实，在这类研究作品中表露无遗。这极大地有助于我们理解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积极投身“*”运动的社会动因。相形之下，“路线斗争”理论模式对于群众运动成因的那种简单化约的解释（如狂热的个人崇拜和盲目迷信等），显得尤其苍白和片面。
毛泽东在1966年煽动了长久以来对他个人积累了足够的崇拜信仰的红卫兵，开始对全国的党政机关和中央进行翻天覆地式的运动清洗，对怀有不同意见的各层人士进行批判和打压。其目的也具有全局性和针对性，从全局性来说毛希望通过大乱来达到大治，即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运动来清洗异见者，实现思想上的统一，人人革命人人共产，从而实现1957-1959年未能实现的共产主义理想。从针对性来说，毛希望通过发动群众进行政治斗争，将北京以及中央机构的特别是以开国元老为代表的一批不同意毛的政治观点的干部，斗倒斗垮，以便自己的政治理想与计划能够成为现实。
毛泽东掀起的这一场文化大革命，如同掘开堤坝，将压抑已久的各方矛盾集中爆发，汹涌的群众将下游的一切席卷而去，以至于不计其数的人死于非命，即便是亲手掘开堤坝的那些人也都没有成为最终的受益者（事实上，*几乎没有受益者）。洪水过后，剩下的只是无尽的废墟和烂泥。
13级金融一班
原铭泽 41304007
2015年5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