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氏祠汉画琐议(2009-01-23 18:10:52)转载标签：文化艺术历史研究 分类：汉画研究
嘉祥武氏祠汉画琐议
刘
辉
山东嘉祥县武氏诸祠，被宋代欧阳修父子、赵明诚等著录后，虽然仅仅引起世人对其文字的关注，却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图像和文字资料。真正进入武氏祠研究的热潮是在清代，并取得一定的成绩；外国的学者也同时期介入，起到了促进研究的作用。[1]
新中国成立以后，武氏祠的研究工作全面展开。李发林、信立祥、蒋英炬、吴文祺、杨爱国和王建中等先生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绩。[2]尤其是蒋英炬等先生对武氏祠的复原，虽然在某些地方尚有争议，却是目前最具说服力的研究；同时利于合理与深度发掘画像的内涵。巫鸿先生从新的角度对武氏祠作了进一步探讨，他的著作跨学科性强，融合了历史文本、图像、考古、风格分析等多种方法，并且富于创见，对理解中国古代不同材质、时期、主题的美术作品，都颇具启发性。
然而，武氏诸祠中个别画像似乎需要重新认识，如有些画面中的情节过去可能被人们疏漏或误解，以及某些画像之间布局的关系、意义尚未被了解。因此，笔者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恳请得到专家们的指正。
1、武氏祠前石室第七石
武氏祠前石室第七石，[3]画面分四格。上面第一格的第二则故事，左边一辆轺车，上坐一人；旁有一空榜。车后一人下跪，旁边一站立者回头向右张望，手向左伸；旁一空榜。右边站二人，其中前一人为女子，右手向前伸展；二人旁各一空榜。蒋英炬先生认为：轺车后举手之人是闵子骞之父，在举手欲打其子；旁边右手前伸的女子似在劝阻，“画面与武梁祠第一幅第二层中闵子骞御车失棰故事画像相似，应为同一内容。”[4]但是画面与武梁祠中闵子骞的故事还是有许多区别。比如武梁祠中的闵子骞之父是坐在车上，回身注视并抚慰跪地受到委屈的闵子骞，充分表现了父亲的关怀与自责之情。而后者，一男子站在车下，前伸的左手并没有拿鞭子，也不像打跪地之人的形状；他对下跪之人丝毫没有理会，既没有显示出抚慰其子的样子，也没有斥责妻子的情态，似急于上车并回头看身后的女子。假如此组画像是闵子骞的故事，该女子就可能是闵子骞之继母；而此人经常虐待闵子骞，就可能劝阻闵父打闵子；许多有关的传说故事中她也没有出现在现场。另外，女子身后还站立一人，说明此人与事件有关，这也不符合闵子骞故事的情节。无论人物的动作、姿态和情节与闵子的故事均有较多不符之处。看画面的情形，伸手的男子倒像去坐车出门，其子跪地劝阻，妻子在后面呼唤丈夫回来，此时的丈夫会不由自主地回头观望。无论任何故事画像，其中的主要人物、人物活动的动作、姿态与情节等，都不会脱离故事的主要情节。因此，该画像有可能是表现的其他故事。
2、“荆轲刺秦王”故事中的细节 《武氏祠汉画像石》[5]图1中，由上至下的第四格的是“荆轲刺秦王”图。画像中，荆轲被人抱住，秦舞阳匍匐在地，樊于期的头放在敞开的匣子里，一把剑贯穿于铜柱，秦王手举有孔的一圆物。朱锡禄先生认为是秦王的宝剑柄；邢义田先生认为是玉璧。[6]笔者赞同邢说。同书的图21上格是“荆轲刺秦王”，秦王的手中持一璧，地上除放樊于期头的匣子外还有一双鞋和一个敞开盖的箱子；图48的“荆轲刺秦王”画像中，秦王手中也是高举一璧。
据《史记》记载，荆轲是带着燕国督亢地图和樊于期的头颅去见秦王的。荆轲应先给秦王展示樊于期的头颅，然后展开督亢地图让秦王观看，最后图穷匕现，紧接着荆轲刺秦王。因此，如果画面的构图是据此刻画的话，应有樊于期的头颅、督亢地图与被荆轲掷出的匕首等主要元素。画像里其他主要元素都具备，唯独没有出现地图；而秦王得到的却是玉璧。
公元前283年，秦国听说赵国有和氏璧，提出以15座城相交换。因赵弱秦强，又不敢得罪秦国，便派智谋双全的蔺相如奉璧使秦，终于保全了和氏璧送回赵国。
秦王嬴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李斯在上《谏逐客书》中提到：“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随、和之宝”，即指“随侯之珠”与“和氏之璧”。证明最终和氏璧还是被秦国拥有。三幅画像的秦王手中都拿玉璧，说明不是艺匠误刻。有可能当时艺匠所了解的故事是：燕国得到了赵国的和氏璧，为了成功地行刺秦王而送给他和氏璧与樊于期的头颅作为诱饵。所以秦王生怕到手的和氏璧再被抢走而高高举起；敞开的箱子是盛放和氏璧的器物。至于燕国何时得到，史无记载；或许燕国并未得到和氏璧，而谣传燕国得到了它。该画面是以讹传讹的刻画。司马迁也是把听说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记载在《史记》里，并提到还有其他的传说内容；大概这是荆轲刺秦王的另外一种传说故事吧？上述的现象说明，汉代流传的故事即使是同一个故事，由于当时的来源渠道不同，它的情节也不尽相同；更有人为了吸引读者而夸大或虚构了其中的情节或细节。[7]
3、前石室第十二石左面
武氏祠前石室第十二石左面，[8]画面分四格。由上至下的第三格，右边第一组是刑渠哺父的故事。第二组一榻上放一物体，左边跪一男子，后站一女子。最后是一株树，生六叶和四枚果实。朱锡禄先生认为第二组画像可能是“李善哭坟”的故事；巫鸿先生则认为是简化了形式的“丁兰刻木”故事。[9]
然而二位先生的看法，却都与原故事存在不相符合之处。比如第二组画面中间，下跪男子面前的榻上放置的是一个斜顶状的物体。榻上的物体从形状看不是坟头，假如是坟墓的话也不可能被放置在榻上，因此坟墓之说不成立。“丁兰刻木”的故事有三例，一是武梁祠的西壁；一是武氏祠左石室第八石；[10]一是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壁画墓的中室西壁。[11]三者的木人上都有人头，否则怎么能被视为供奉的人像？而此榻上所谓的木人却没有人头，供奉的先人无头岂不是大忌？再者从前二幅“丁兰刻木”画像的表现手法看，当属于同一师传的艺匠所刻，更不会犯此错误。人们只注意到了似曾相合的地方，却忽略了这些差异。第二组画像也可能是孝子供奉着先人的某种遗物或着根本就不是孝子的故事。所以巫先生的观点也不确切，它的真正意义有待考证。此外，该格左边还出现了一株果树；虽然不能确定是何种植物，但它可能是祥瑞物。
该画像的第二格右边有蓂荚、嘉禾，中间的物体巫鸿先生认为是祥云；还认为最左边“外形颇似一宽底酒瓶的建筑物（可能是坟堆）”，类似印度巴尔胡特石刻，“可能来自印度佛教艺术中的拜塔画面”。[12]所谓的祥云，从形状看更像芝草的样子，它是古代的祥瑞之物。《宋书·符瑞》：“芝草，王者慈仁则生。食之令人度世。”仅以建筑（或坟堆）类似“印度巴尔胡特石刻”，就认为该物体可能来自佛教中的拜塔。世界上相类似的东西多了，何况二者的形状也有许多区别。片面的强调局部而忽视整体；单从局部有“类似”的地方就与佛教艺术相联系，却没有正视整体上的差异，未免有些牵强。因该格右边有二株祥瑞植物，认为左边二个物像也是祥瑞是否更合适些？汉画中的祥瑞之属，千奇百怪，才会显示出它的奇异；它们的形状是幻想的、自由的，无须经过任何引进。
4、武梁祠东壁画像
武梁祠东壁画像分五格，由上至下第三格，刻画了三州孝人、义浆羊公、魏汤、赵囗囗、孝孙的故事。其中“魏汤故事中，汤父在中间跪着，魏汤跪在父亲后面，汤父面前一人，戴斜顶高冠，佩长剑，身材高大，大约即是殴挝魏汤父的恶少年。汤父上空有飞鸟，魏汤身后一株树，树上有鸟。题榜为：‘汤父’、‘魏汤’、‘孝乌’。‘孝乌’二字题在树梢上空。”[13]朱锡禄先生把魏汤的故事与树木和孝乌归在了一起。
巫鸿先生依据日本的《京都大学图书馆孝子传》版本：“颜乌者，东阳人也。父死，葬送躬自，负直筑墓，不加他力。于时其功难成，精信有感，乌鸟数千，衔块加填，墓忽成。尔乃乌口流血，块皆染血。以是为县名，曰乌阳县。王莽之时，改为乌者县也。”而认为树上栖息的乌，所隐含的是孝子“颜乌”的故事。[14]
该格画面空中的飞鸟和树上栖息之鸟的意义，被朱锡禄先生忽略了。榜题的“孝乌”，指的就是空中飞鸟，它刚外出为老乌觅食归来。树上栖落的乌，是老乌；树木就是乌的家园。假如隐含为孝子颜乌的故事，画像中就应该有众乌与坟墓等相关故事的主要元素；此处却没有出现，所以，巫先生的观点值得商榷。
“孝乌”，是乌的别称。《论衡·指瑞篇》载：“乌者，孝鸟。”崔豹《古今注·鸟兽》：“乌，一名孝鸟。”古人认为幼乌能哺养老乌，故称乌为“孝鸟”。《宋书·符瑞》：“苍乌者，贤君修行孝慈于万姓，不好杀生则来。”“白乌，王者宗庙肃敬则至。”可见乌成为孝行的使者；未成年的乌，能去哺喂老乌，也一直被人们被视为天降的祥瑞。所以，笔者认为树木与孝乌的组合，仅是表现“孝乌”的故事。不仅表现人类有孝道，也刻画禽鸟同样遵守孝道。鸟类尚且如此，人类更应遵守孝道，起到增强教育的作用。而由树木与孝乌一起，组成了一个反映孝道的特殊故事。并且和林格尔汉壁画墓的中室西壁的孝子行列里，也有“孝乌”出现；[15]山东微山两城出土的一画像，画面中间是树木，上面栖落或飞翔数鸟，鸟边榜题有“斐（飞）鸟”、“乌生”等。[16]“乌生”，的“乌”字，是指孝乌；“生”，引申为未成年的意思。比如《孟子·万章上》：“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就是如此。该图刻画了乌生去哺喂老乌的情景。
5、“聂政刺韩王”的故事
武梁祠东壁画像，由上至下，第四格“聂政刺韩王”的故事，是由四人组成的画面。有坐在榻上的韩王、抚琴持剑的聂政、鼓掌的大臣；远处一持剑之人，此人旁题刻“聂政”。 朱锡禄先生认为，远处持剑的人是救援韩王的卫士。笔者则认为他是聂政。其一，从画面上看，他弓身冲向韩王，所持之剑也是指向韩王，而不是奔向聂政。其二，“聂政”的榜题在此人旁边，是艺匠有意标明的。同一格的“要离刺庆忌”图，“庆忌”的榜题也是安置在下面庆忌的旁边；同一画像第三格的魏汤故事中，为了明确下面身材矮小的下跪的人是魏汤之父，榜题被拉下刻其跟前；第二格的“死人”等也是这样。而该图却没有如此，原因就是下面的聂政形象明确无须再次指出身份。其三，《太平御览》卷五七八·六引《大周正乐》中载：聂政的父亲因故被韩王杀死，聂政第一次刺杀韩王时未果；学琴后又携琴带匕首进行二次刺杀，终于成功。艺匠在上面刻画了第一次刺杀韩王未遂时的聂政；下面抚琴持匕首的聂政则是表现第二次成功刺杀韩王的画面。在下面，聂政弹奏美妙的琴曲引起旁边大臣热烈地鼓掌；韩王也听得入了迷，聂政趁机拔匕首行刺。画面中的聂政第一次行刺韩王时持剑，第二次是拿匕首，非常符合文献的记载。这种表现手法，在汉代文学作品中也屡见不鲜。
嘉祥县五老洼村出土的画像石也有类同的表现手法。比如，《嘉祥汉画像石》[17]图91是该村出土的画像石，画面分四格。由上至下的第三格，左边一组六人，是刻画周公辅成王的故事。成王头戴王冠，身垂长长的绶带，周公和召公站立在其左右，示为辅佐幼年的成王，其他的大臣站立在二公的身后。右边一组站立三人。
朱锡禄先生笼统地把此格都看作是周公辅佐幼年成王的故事，而对右边的一组三人只字未提。仔细观察能够发现，左边中间正面站立、戴王冠的成王身体矮小，当是幼年时期；右边中间的正面站立者头戴王冠，身体高大，也身垂绶带，其所戴的冠和佩戴物与幼年成王一致。《史记·周本纪》载：“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所以，画面的左边是幼年的成王被周公辅佐的时期；右边中间正面站立的高大人物，当是对成年成王的表述。执政的成王在中间威严地站立，两边是归臣子之位的周公和召公。通过对长、幼和高、矮成王的对比，刻画了事件的过去、现在与发生、发展的始末。整个画面叙述了两个互相关联而又不同的故事。姑且称之为“周公归臣位”的故事。
6、左石室第八石
武氏祠左石室第八石，[18]画面分四格。由上至下的第二格有两组画像，右边一组是赵氏孤儿的故事；左边一组蒋英炬等先生解释：“左边刻一妇女右向坐，绾高髻，一手援镜自照，一手当胸，左上一榜无题。其前一女侍左向跪，手右指；右边一戴斜顶冠者，左向执笏跪，右上一榜无题。此则画像与武梁祠第三幅第一层中的梁高行割鼻拒婚画像相同，应为同一个故事。”[19]此画像与梁高行割鼻拒婚对照起来却存在许多区别。武梁祠西壁的梁高行拒婚画像中，有男子持节；为使者，奉聘金的女子和右手举起碗形的镜子，镜子上连接有丝带，左手持刀准备割鼻子的梁高行。画面非常符合刘向著《列女传》中的故事情节。而此画像中的男子无使者所持之节，手拿的却是笏；中间的女子不仅手中没有捧作为聘礼的金钱，其形态也不符合送聘金的样子；高髻女子显然是主要人物，左手拿着镜子，右手却也没有持刀。二者比较起来大相径庭，人物的动作、姿态和手拿的物件都不符合故事的情节。因此不可认定是梁高行拒王聘的故事。
笔者认为此画面与右边的“赵氏孤儿”一起，构成了一组事件发生、发展过程的连续性的叙述。左边一组画像，榻上的女子是怀孕在身的赵朔的妻子，她对外界事件的突变丝毫无知，正在家中照镜自赏。此时，赵朔的挚友程婴前来报告凶讯，请她躲到宫里。右边一组画像，躲到宫里并分娩后的赵朔的妻子，怀抱婴儿。面对大臣屠岸贾的搜捕，程婴前来出谋划策，终于保全了赵氏孤儿。此画像与《嘉祥汉画像石》图91第三格的构图有类似的地方。
7、故事画像布局的意义和关系
《武氏祠汉画像石》图1的武梁祠西壁，由上至下的第二格是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图。画面从右至左，依次刻画了伏羲、女娲、祝融、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桀。
汉班固等编撰的《白虎通》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春秋纬运斗枢》以神农、伏羲、女娲为三皇等。[20]五帝则有五种说法：（1）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世本》、《大戴礼·五帝纪》、《史记·五帝本纪》）；（2）太皞、炎帝、黄帝、少昊、颛顼（《礼记·月令》）；（3）少昊（皞）、颛顼、高辛（帝喾）、唐尧、虞舜（《帝王世纪》、《尚书序》）；（4）黄帝、少皞、帝喾、帝挚、帝尧（《道藏·同绅部·谱录类·混元圣记》引梁武帝说）；（5）伏羲、神农、黄帝、尧、舜（《黄王大纪》）。
文献记载的就有如此的差异，民间当然会更多。形成人物序列差异的原因也很多，没有谁对谁错；无法明确区分。但该画面的帝王图是由远至近排列，有时间的先后规律；从伏羲和女娲至禹帝，都是对人类作出突出贡献和受爱戴的帝王，最后的桀帝却是个荒淫无度和受唾弃的昏君，前者与后者形成强烈对比，起到彰显善恶的作用。
该画像的第四格，从右至左为年代较早的曹沫劫齐桓公和专诸刺吴王的故事，最后刻画的是年代较晚的荆轲刺秦王，也有年代的早晚顺序。就整幅画像来说，西王母是神仙在天上，居最上方；帝王是人间之主，排第二列；孝子是当时推崇的楷模，排第三；刺客稍次孝子，排第四；墓主的身份最低，在最下。此种依据年代、等级、贵贱为排列顺序的方法，在《史记》中人物的排序上可表现出来，反映出时人的观念，体现了文学、思想和艺术的一致性。
武梁祠东壁画像分五格，由上至下，第三格右起，为三州孝人、义浆羊公、魏汤、赵循与孝孙原谷的故事。前四则故事都是人子尽孝道的事迹，是人们的榜样；后者原谷之父却在抛弃父亲，厌弃尊长则遭世人唾弃；从此画像可以看出汉代人对于社会老人或者老龄化问题的关注，以此故事来教育人们关爱老人。画面通过前后孝与不孝的对比，加强了教化意义。
该画像第四格，由右至左为要离刺庆忌、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王和钟离春说齐王的故事。同一格画像里，前三则讲述的是刺客，最后却刻画一个女子的故事，这个情况不能不说具有特殊含义。似乎表明，前者以暴抑暴的行为起不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弱女子通过对君主陈说利弊，却能收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才是社会倡导的楷模。这样，天下就会安定和谐。
该祠堂画像的布局和意义，在某些方面说可能属于特例，不但布局严谨，条理性强，而且反映了画像谋划人的思想与意愿。画像中既有社会现实思想的反映，又蕴含了深刻的道理。
[参 考 文 献]
[1] [2] 陈亮．武氏祠研究综述[A]．中国汉画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G]．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
[3] 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图11．
[4] 蒋英炬．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M]．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64页．
[5] 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图1．
[6] 颜娟英主编，邢义田．格套、榜题、文献与画像解释/以一个失传的“七女为父报仇”汉画故事为例[A]．美术与考古[G]．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7] 王充．论衡[M]．“感虚”与“书虚”篇中对此均有记载，长沙：岳麓书社，1998．
[8] 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图23．
[9] 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M]．柳扬、岑河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297页．
[10] 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图
1、图57．
[1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林格尔汉墓壁画[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12] 巫鸿著，郑岩、王睿编，郑岩等译．早期中国艺术中的佛教因素[A]．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G]．北京：三联书店，2005，300页．
[13] 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105页．
[14] 巫鸿著，柳扬、岑河译．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M]．北京：三联书店，2006，311页．
[15]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林格尔汉墓壁画[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16] 信立祥．墓地祠堂画像石[A]．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96页．
[17] 朱锡禄．嘉祥汉画像石[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图91．
[18] 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图57．
[19] 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78页． [20] 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