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思考
内容提要：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不断加深，并且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好转的迹象。1.2亿进城务工农民由于文化结构与劳动技能偏低的因素，被企业当着了裁员的“最佳人选”，面临着劳动力供给“市场需求萎缩”与“结构调整优化”的压力与机遇，如何保持农村稳定发展，保证农民非农收入的增长，解决农民就业可持续性问题，这是各级政府都必须面对和解答的难题。关键词：金融危机 农村劳动力转移 雨露计划 结构调整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国内外一片“狼来了”的惊呼声。随着国外传统需求结构的解体与重新“洗牌”，中国劳动力就业压力更加严峻，以“雨露计划”、“阳光工程”等为平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着“市场需求萎缩”与“结构调整优化”的压力与机遇。本文试图通过对金融危机背景下涪陵农民工就业受冲击程度与成因的解剖，分析农民工就业与金融危机的关系，理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雨露计划”的关系，探讨“雨露计划”与“培训机制”的关系。
一、涪陵区外出农民工受冲击程度
据区劳务办调查，截止2008年11月，涪陵区外出就业的9.43万农民工中，受冲击下岗的农民工达26923人，其中：在当地找到新工作的农民工14535人，占受冲击总人数的53.99％，滞留在外地寻找工作岗位的农民工6220人，占受冲击总人数的23.10％，受冲击回乡农民工6168人，占受冲击总人数的22.91％。回乡农民工中目前通过自主创业实现就业的有462人，占返乡农民工的7.49％；返乡农民工中有自主创业意愿目前正在等待和寻找机会的有361人，占返乡农民工的5.85％；返乡农民工在区内重新就业或达成就业意向的有1694人，占返乡农民工的27.46％；返乡后不愿再外出打工而从事农业生产的有1385人，占返乡农民工的22.46％；返乡后等待观望准备开春后再外出打工的2266人，占返乡农民工的36.74％。
二、涪陵区外出农民工受冲击回流的主要成因
（一）文化程度低、缺乏一技之长成为企业裁员的首选对象。涪陵区回流人员中相当大一部份人是因为文化程度低，无技术特长，企业受金融风暴影响，压缩生产、降低成本、裁减人员时，这部分人就首当其冲。如武陵山乡金子山村村民王庆联，小学文化， 1999年以来长期在外打工，最近3年在广东一玩具厂打工，今年以来工厂订单仅为往年的30％左右，工厂运行艰难，被2008年6月中旬第一批裁员，下岗后在广东滞留2个月未能找到其他工作，只好打道回乡，目前在家等待就业机会；二是义和镇红春村八社村民李建军（37岁、初中文化）与妻子许忠莲（36岁、初中文化），于2002年赴浙江打工以来，长期在浙江万亨盛印染有限公司打工，今年以来生产一直不景气，到9月中旬不得不裁员，导致两人一同下岗，只好回乡，一边务农一边寻求自主创业机会。
（二）企业压缩生产、工资仅能维持生活，农民工主动选择回乡发展。涪陵区回流人员中一部分人属于掌握了一技之长，企业愿意留下这部分人，以便经济复苏后企业能尽快恢复正常生产，但今年以来其所在企业生产量一月比一月少，工资一月比一月低，有时一个月工资仅能维持一个月生活，部分掌握了一技之长的农民工主动选择了回乡寻求发展的机会或回乡等待明年开春后外出寻找打工机会。如义和镇红春村九社村民王亲明一家四口（妻子殷世华、儿子王波、儿媳赵静）长期在浙江台州中亚齿轮有限责任公司打工，父子二人均是钻床好手，公司正常生产情况下，这一家人每月能实现收入8000—9000余元，今年以来，常
常是半月生产半月休息，其妻子和儿媳由于不是技术工人，今年以来仅上了两个月工，全家收入大减，扣除一家人每月2000余元的开支就所剩无几了，只好选择回乡等待时机，明年开春后看情况再外出打工。
（三）企业倒闭后未找到新的工作被迫回乡。涪陵区回流人员中一部分人，属于所在企业倒闭被迫回乡的。如龙潭镇新村村村民谭全胜（38岁、初中文化）与其妻子杨丽琼二人，分别是广东鹤山日盛时装有限公司（港资）的制衣车间小组长和挑撞工，公司正常生产情况下两人每月收入达4000—5000元，公司今年6月份倒闭后，在广东滞留了一个多月，未能找到满意的工作，只好回乡寻求发展，目前正在寻找合适的发展项目。
（四）积累了创业经验和资金借势返乡创业。涪陵区回流人员中一部分人属于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金，早就萌生了回乡创业念头的农民工，这次借势离开企业返乡创业。如：一是大木乡土井村村民杨锌，长期在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正常生产情况下能获得3000余元／每月的收入，在今年企业生产不景气的情况下，毅然回乡创业，计划投入50万元兴办野猪养殖场，通过乡政府的协调，目前已与土井村签订了土地租用协议，流转荒山50亩，野猪养殖场正在建设中。
三、基本结论
（一）农民工是金融危机的“受害”者，也是受益者
由于农民工综合素质的自身因素和长期半工半农的尴尬身份，金融危机背景下，“下岗”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受冲击程度将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加深，农民工就业与务工收入必然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随着政府拉动内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特别是一二三产业结构的重新“洗牌”，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农民工将成为“金融危机”背景下劳动就业的最大受益群体，因为中国农业受冲击程度不可能有二三产业那么严重，各级政府“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城乡统筹发展方略，从根本制度上为农民拓展了以农为本的农业创业空间和进城创业空间。
（二）金融危机将产生优胜劣汰的作用
金融危机对低端产业和低技能劳动者将产生优胜劣汰的作用，迫使农民工向中高端产业和技术型劳动者转移，也将推动“雨露计划”培训体系的自我调整和完善。
（三）金融危机将促进城乡劳动力的供求平衡
金融危机在改变产业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城乡劳动力供求结构。由于城乡经济、文化、文明等方面的差异，落后的农村现实产生了巨大的推力，推动农民进城务工。发达的城市又对农民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即拉力，推拉结合形成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三次高潮”，最终导致了城乡劳动力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城市劳动力供大于求，“大材小用”；农村劳动力供小于求，“精英人材”流失严重，劳动力结构老龄化、低素质化，“小材大用”。而金融危机在导致城市沉重的就业压力的同时，也将推动城市工商资本与劳动力向农村的合理流动，并促进城乡劳动力的供求平衡。
（四）“雨露计划”是农民工就业的重要载体
“雨露计划”是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农民工就业的重要载体。它以职业教育、创业培训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为主要手段，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通过提高贫困农民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促成他们实现转移就业、自主创业，
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变贫困地区落后面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和“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
四、优化“雨露计划”结构，应对“金融危机”挑战
面对“金融危机”对进城务工农民就业产生的链锁反应，如何以主动积极的姿态，调整优化“雨露计划”这一重要载体，提高其社会成效，应对“金融危机”挑战，笔者认为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认识金融危机，把握“雨露计划”培训“四性”原则
不管是“雨露计划”的组织者还是实施者，首先要认识金融危机，了解金融危机演变成经济危机的潜在风险，特别是对经济结构、劳动力就业的影响风险。只有认识和了解了经济结构调整总趋势，才能更好地把握“雨露计划”培训“针对性、实用性、时效性、前瞻性”原则。
（二）整合培训资源，建立“雨露计划”培训纵横体系
现在好多涉农（劳务办、扶贫办等）或不涉农部门（团委、妇联、残联）都在搞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只是取的名字不同而已。这种各吹各的号，各强各的调的培训机制，不但人为增加了行政管理成本，最关键的是培训资源的重复浪费，培训效果的差强人意。有鉴于此，应该按照“教育部门负责，基地学校实施，相关部门配合”的原则，整合规范培训资源，建立“长（期）短（期）结合、专业科学、技能全面”的“雨露计划”横向培训体系和国家、省市、区县、乡镇四级联动的“雨露计划”纵向培训体系。
（三）优化培训主体，建立基地校监管“四大机制”
扶贫培训基地校是“雨露计划”实施的主要载体，基地校的优劣及其合同的履行能力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扶贫培训的质量乃至“雨露计划”的成败。一是要引入公平竞争机制，确保基地学校的优质化；二是建立公开投诉机制，确保招生工作的有序化；三是健全绩效评估机制，确保培训过程的优质化；四是完善信息回馈机制，确保就业输出的规范化。
（四）坚持两手抓，开拓四大就业空间。
面对劳动力的供求矛盾，“雨露计划”培训要坚持一手抓以基地校为依托的职业教育与创业培训，一手抓以乡镇和企业为平台的实用技术培训、在岗培训和技能提升培训，开拓“以创业带动就业”为主题的农、工、贸、国外劳务市场四大就业空间。。
（五）深化“雨露计划”培训，开展“四大”工程
一是深化“雨露计划”培训，实施返乡农民工转移就业培训工程。针对受当前经济形式影响大量农民工返乡的现象，结合劳动就业部门的农民工专场招聘活动，有针对性的对有转移就业意向的农民工进行岗前培训和技能提升培训。二是开展农村劳务经纪人培育工程。引导农村劳务经纪人组织返乡民工的规模化转移输出就业。三是开展送岗位入乡进村工程。针对农民工信息闭塞，“雨露计划”培训基地校要充分发挥校企联合优势，利用所掌握的劳动就业信息，开展送岗位进村入户活动。四是开展返乡创业和新型农民创业示范工程。并通过“雨露计划”培训，让广大农民工了解政府鼓励和扶持返乡创业的优惠政策，掌握创业基本知识和技能，引导更多的农民工加入到返乡创业的队伍中来，以创业带动就业，努力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