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殷夫，于“四一二”大屠杀两周年之际，和在国民党政府任职的大哥彻底决裂写下的诗作《别了，哥哥》，字里行间显露着一个铁骨铮铮的革命者，在亲情与信念两难抉择中的勇气和决心。
殷夫自幼聪慧颖悟，在家排行最末，备受宠爱。因少年丧父，长他15岁的大哥给予其父辈般的照应呵护。他勤奋好学，擅于诗文，为了让他学业有成，光耀门楣，1924年大哥送他赴上海求学，先后就读于民立中学、浦东中学。目睹帝国主列强在十里洋场飞扬跋扈，军阀统治腐败无能，百姓饥寒交迫，他很快便违背了大哥“专心念书，别管闲事”的告诫，加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行列。
殷夫第一次入狱关押了三个月，险遭枪决。在狱中，他将自己被捕的经过写成长篇叙事诗《在死神未到之前》，表现出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视死如归的崇高气节：“革命的本身就是牺牲，就是死，就是流血！就是在刀枪下走奔„„在森严的刑场上，我们的眼泪决不因恐惧而洒淋！”殷夫出狱后，大哥一直把他软禁在身边，不断督促他专心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同济大学。当时的同济大学是德国开办的一所贵族学校。大哥满心希望通过西方贵族式教育感化殷夫。殷夫表面顺从埋头苦读，却瞒着大哥从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进步文艺书籍中汲取丰富的知识。1927年秋，他考入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仅用了半年就能阅读、翻译德文原著。还掌握了英语、俄语，为以后的译著，打下基础。大哥要出国了，临行前，再三叮嘱他，要安分守己，好好读书，并许诺将来送他去德国深造。可殷夫坦率地回答：德国我是不去的，要去就去莫斯科。大哥奈何不得，只能嘱咐妻子，千万别让殷夫出去“惹事生非”。
1928年秋，殷夫因参加革命活动又一次被捕。大嫂闻讯后，急忙托人将他保释出来，带回老家。是小姐姐向他伸出援助之手，暗中帮他潜离家乡重返上海。殷夫没有回同济继续学业，而是毅然决然地摆脱了大哥为他精心安排的贵族生涯。经历了一段流浪生活后，找到了党组织，专职从事共青团工作和青年工人运动。由于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殷夫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大哥曾力图以学而优则仕的思维模式为他铺设了一条通往上流社会享受荣华富贵的坦途。然而，对真理的渴求和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使他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人生路。出于同胞手足之情，大哥给他发去一封封信，劝他放弃危险的工作。为此，殷夫写下《别了，哥哥》这首诗。诗中真诚地感谢大哥对他多年的养育之恩，同时，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向大哥作最后的告别。
失去了大哥的经济资助，殷夫并不沮丧，在紧张的工作间隙，殷夫开始翻译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传记及作品。他根据德文版的《彼得菲诗集》中一首“格言”，翻译成被人们广泛传颂的四句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1929年夏，殷夫在组织丝厂工人罢工斗争中又一次被捕。他没有告诉家里，自己设法出狱了。此后，殷夫的主要任务改为负责编辑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和外围刊物《摩登青年》。左联成立时，殷夫又是发起人之一，他创作的许多“红色鼓动诗”发表在《拓荒者》、《萌芽》等左联机关刊物上：《血字》、《让死的死去吧》、《我们》、《五一歌》、《巴尔底山的检阅》、《我们是青年的布尔什维克》等等。
得知殷夫数次被捕，处境艰险，大哥又气又急。1930年春，殷夫收到大哥寄来的一封措词强硬、威严的“哀的美敦书”，责备殷夫一再欺骗他，对他“完全没有信用了”，设想殷夫看了信后也许会忏悔，岂知事与愿违，殷夫以一封公开刊登在《拓荒者》上的《写给一个哥
哥的回信》，阐明自己坚定不移的阶级立场。信中写道：“我和你相互间的系带已完全割断了，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之间的任何妥协、任何调和，是万万不可能的了„„只因为我和你是两个阶级的成员了。我们的阶级和你们的阶级已没有协调的可能，我和你也只有在兄弟地位上愈离愈远，在敌人地位上愈接愈近的了。”
1931年2月7日，殷夫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于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以他短暂而壮丽的生命实现了生前的豪迈誓言：“死去！死是最光荣的责任，让血染成一条出路，引导着同志们向前进行！”那时，他年仅21岁，是左联五烈士里最年轻的一个。
白薇：悲剧爱情生涯
1926年4月，知名文学评论家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专门介绍了两位女作家，一位是当时“几乎谁都知道的冰心女士”，另一位则是当时“几乎谁都不知道的白薇女士”。陈西滢认为白薇是“突然发现的新文坛的一个明星。”此后，左翼文坛作家阿英称她是“现代女性作家中的一位最优秀的戏剧家”，阳翰笙则说：“在左翼女作家中她堪与丁玲比肩”。
白薇姿容清丽、雅逸脱俗，且文采飞扬，才华横溢。但她的感情生活却始终与苦难、不幸甚至屈辱连在一起。
逃离包办的婚姻，被婆婆咬断脚筋，独自游荡在日本，在那里做过佣人，经济的压力让她体弱多病以及精神抑郁。总算，在30岁这年，白薇邂逅了心爱的人——诗人杨骚。
杨骚是福建漳州人，爱好诗文，有名士之风，中学毕业后到日本留学。杨骚比白薇小六岁，被她称呼为弟弟。白薇爱上了杨骚，那么透明、赤诚，无所保留。“两个寂寞而狂热的灵魂，终于像暴雨中冲出的两股闪电，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可是，时间久了，在白薇近乎窒息的情感压力下，杨骚开始逃跑了。杨骚逃到了杭州,白薇追来了；杨骚又逃回到漳州老家,白薇的信件追来了；接着,杨骚逃到新加坡做了一名穷教员,白薇的信依然追来了。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白薇的精神快要崩溃在这种无尽的情感折磨中。
1927年,他们终于在上海重逢。白薇的创作也进入黄金期——剧本《打出幽灵塔》、《革命神的受难》、《炸弹与征鸟》，小说《接江》、《爱网》、《天地之死》，自传体长诗《琴声泪影》，多幕剧《蔷薇酒》、《莺》，独幕剧《姨娘》等相继发表。但白薇与杨骚的感情生活，却时晴时雨，时冷时热。白薇自己形容“如鬼影子似的冲来撞去”。这种生活一直维持到1934年夏，他们终于分手了，一本《昨夜》的情书集子是他们感情的交代。
白薇被这段感情折磨得心力交瘁。不久，白薇发表了她的一部约40万字的自传体小说《悲剧生涯》。在《自序》中，白薇称这部小说“是用速写，用素描，用大刀阔斧，真实地，纯情地，热烈地，赤裸裸毫不掩饰地记录下来的可歌可泣的‘人生’。是比暴风雨中的梨花更悲的事实，是地狱里苦痛的灵魂的呼声；是绘画，也是诗，是思想不同的青年男女的风流账；也是时代的产儿的两性解剖图，是典型的个性清楚的轮廓。也是工作和爱情深刻的矛盾，是整个半殖民地的动荡，和殖民地化的民族性的淡写，也是一个想前进的真诚热情的女子真情忏悔录。”
通过《悲剧生涯》可以看到白薇在恋爱和生存环境中挣扎的痕迹，也可以窥视到她文学创作的艰难历程以及在时代剧变中的不懈追求。据有关资料称，当时白薇是饱蘸泪水，忍着痛苦，支撑在病榻，同时把稿纸铺在膝上、墨水瓶挂在颈上，用4个半月时间写出来的，其间还历经了一场生死考验。她自己说常有“书不成而身先死”的恐怖相伴。
这本书1936年由上海生活书屋出版，它也成为人们解读白薇人生的一把钥匙。
抗战爆发后的第三年，时任《新华日报》记者的白薇与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作家战地访问团的杨骚在重庆相逢。这次邂逅，杨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也有朋友从中说项，希望他们恢复关系。但这次白薇终于说了“不”。她在给杨骚的一封信中曾说过这样的话：
“你变好了，固然是一种无上愉快，与我和你再好起来却简直是两回事。天下没有能重圆的破镜，纵使巧为配合，裂痕终归显然。面对裂痕，看那恐怖的乱影交错，我将永远害怕„„完了的就不追悔，这是我比你干脆些；缠绵于不可挽回的旋涡中，尽做迷梦，你许比我情长些。情长用在恰好的时候，那是一种伟大，但用在好事不成的时候，便是愚蠢的费力，徒深化这出闹不清的悲剧。悲剧，我演够了，再也不愿做悲剧的主角了。”从中不难读出白薇“哀莫大于心死”的内心道白。
自从与杨骚分手后，白薇始终过着独身的生活直到辞世。
上世纪40年代，诗人任钧对白薇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评价：“白薇是‘五四’以来我国文坛上寥寥可数的女作家之一，为人刚直，富于正义感，写作极多，且雷名重一时，当为一般中年读者所记忆。惟十数年来，她又病又穷，真是潦倒不堪，但她的生之意志，却始终如火似铁，还是照样昂然地活下去！这是何等毅力！何等气魄！何等难能可贵啊！我常想：纵然女作家白薇在这10多年来，未曾写出一个字半个字，也毫无关系，无须惭愧，因为她的生活，她的意志，就是一篇血泪凝成的‘杰作’。”
(摘编自《左联五烈士传略》、《左联画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