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与诗歌关系谈
——以白居易为例 佛教，起源于远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悉达多·乔达摩（佛号释迦牟尼）对于佛弟子所开示的教导，后发展为宗教。大约在两汉之际，佛教开始传入汉地，与中国当时的风土人情相融合，形成了我国特有的佛教文化，开始了其在中国发展的旅程，并对历代炎黄子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文化在唐朝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贞观年间，唐玄奘西行取经，孤身涉险，历尽艰难，经秦凉高昌等地，抵天竺北境，沿途瞻礼圣迹，终于“取得真经”，东归传授经文，从而使佛教文化影响到唐朝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在唐代诗人的诗词作品中可见一斑。 白居易是唐代的伟大诗人,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唐朝文人中，白居易与佛教僧侣往来最为密切。他生在唐代佛教很盛的时期，当时社会上士大夫阶层奉佛已成习俗；他本人何时开始信仰佛教，在有关文史中虽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在他十八岁那一年，即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就已认识了正一上人；他那时寄赠给这位上人一首诗歌，表达出他对佛门的响往之意: “今日阶前红芍药，几花欲老几花新；开始不解比色相，落后始知如幻身；空门此去几多地?欲把残花问上人”。
《五灯会元》之四上曾记载白居易在当杭州刺史时, “参佛光，得心法，兼禀大乘金刚宝戒。” “十五年，牧杭州，访鸟巢和尚，有问答语句，尝致书于济法师，以佛无上大慧，演出教理。” 贞元十
六、十七年间，白居易两度到洛阳，参访了东都圣善寺法凝禅师。求得观、觉、定、慧、明、通、济、舍八字心要，并发挥为八渐偈。可以说法凝禅师是他的佛学启蒙导师。贞元十九年，他从佛光如满禅师处接受斋戒。他退居后，和在香山寺的佛光如满禅师结香火社，遂自称香山居士。他与佛光如满的情谊延续了三十五年之久。白居易曾与翰林学士钱徽一同学习金刚三昧经，四度至长安兴善寺问道于大彻禅师，转向南宗禅的参究。他写道：“已年四十四，又为品官„„近岁将心地，回向南宗禅，外顺世间法，内脱区中缘，进不厌朝市，退不恋人寰，自吾得此心，投足无不安。”
白居易被贬到江州，忠州时，开始学习坐禅，和兴果寺神凑禅师、东林寺智满禅师等交往甚密。在东林寺藏经楼读慧远大师文集深受启发。他后来将自己的文集奉献给与他有缘的寺院收藏。如庐山东林寺、洛阳圣善寺、苏州南禅院的千佛堂、龙门香山寺等都收藏有他的诗文集。
白居易的禅学修养，主要受教于南宗荷泽神会的再传弟子奉国神照禅师，他自称为“闻法门人，结菩提之缘甚熟”（ 《唐东都奉国寺禅德大师照公塔铭并序》 ）。又在长安和洛阳受法于兴善惟宽和佛光如满禅师，此外和他来往的禅师还有多人，在他诗文集中均有纪载。他曾自述他的禅生活是:“龙门水西寺，夜与远公期；宴坐自相对，密语谁得知?前后际断处，一念不生时”。 “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旣适又非适，不知吾是谁。„„今日复明日，身心复相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的感悟之深和喜爱之甚，已经到达了一种浑然忘我的境地了。
白居易于弥勒信仰的思想是很坚定的。他于太和中，在东都长寿寺受八戒，画弥勒上生图，发愿生兜率内院。当时有人谣傅他在学仙，他写了一首诗去辟谣: “吾学空门非学仙，恐君此说是虚传；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 他还劝别人也舍仙学佛，归奉弥勒: “君歌仙氏真，我歌慈氏真，慈氏发真念，念此阎浮人；„„弘愿在救拔，大悲忘辛勤，抉开生盲眼，摆去烦恼尘，烛以智慧日，洒之甘露津；千界一时度，万法无与邻；借问晨霞子，何如朝玉宸?”将归佛后怡然自得，清净舒适的美好生活展现在众人面前，令人心向往之。 白居易一生沉浸于佛教生活，信念甚深。并且在尊重佛教的同时，他也同样珍视他自己的诗文作品；他在晚年曾经几次编辑过他的文集，并将他的文集送到和他有关的著名佛寺内去收藏。同一时期中，他也将以文学的生花妙笔来阐发佛学的精奥真谛当成自己的理想。他曾再三表示“欲以今生世俗文字之业，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之因”。充分说明他对佛教具有虔敬信仰，并是以文字而为佛事的一位文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