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民二庭蒋浩
法治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手段。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讲究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际上正是一个法治社会。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2006年要在全体政法干警中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对人民法院而言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法院干警作为履行国家法治职能，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主力军之一，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牢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既是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也是正确履行各项法治职能的前提和保障。法治是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我们使用“法治”的概念，是指国家在多种社会控制手段面前选择以法律为主的手段进行控制和治理，即“依法治国”。党的十五大报告专门对“依法治国”作了阐述：即“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法治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从根本上要求我们实行法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个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故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而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趋于完善的重要标志。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客观上要求我们实行法治。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对权利、平等、自由等法律价值有天然的依赖和促进作用。如果市场主体没有产品所有权，就不可能有交易行为，如果没有交易主体的平等和契约自由的规则，交易行为就必然难以为继和持久进行。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和我党宗旨也要求我们实行法治。
1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要求我们的各项制度设计和安排要充分体现对人的关怀，而只有实行法治，才能充分保障人权，充分体现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和爱护。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共产党的宗旨，除了人民的利益，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为实现人类的完全解放，也需要用法治体现党的追求人民公平正义的终极价值。
人民法院和法官在国家法治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是我国法治建设事业中相当重要的主体力量，是法律的忠实守望者和捍卫者。用西方法学家的一句名言：法律借助法官而降临尘世。法官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国家兴。在人民法院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就是要在全面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前提下，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和精神，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更新司法理念，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努力开创人民法院工作的新局面。具体而言，应当坚持和贯彻落实以下司法理念：一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把法院工作臵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思考和部署，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积极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建平安有序的法治社会做出贡献。对这个问题，历年来都有很充分的论述，在下文也还有论述，在此不作赘述。二要全面把握司法规律与特点，尊重司法规律，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第
一、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司法权的独立行使是司法公正的基石，是法院公正履行审判职能的内在要求。为了实现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很多国家都通过建立完善的司法体制和诉讼机制，为法院和法官依法独立审判提供体制保障、经济保障、法官资质保障和诉讼机制保障，切断各种不当干预法院公正审判的渠道，将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时间、空间严格限制在法庭范围内，确保案件得到公正审判。我国宪法和三大诉讼法，以及人民法院组织法都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原则。但是，从实践的情况看，一方面从外部看，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方面制约人民法院独立审判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都明确提出了司法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另一方面，从内部看，司法权的独立行使要依宪行使，即在党的领导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一府两院”体制下的独立审判，是审级独立、法官审判独立，而不是“三权分立”意义的“司法独立”。这是我国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依法司法，首先是依宪司法。这就要求全体法官，特别是党员法官，要牢固树立宪法意识、政治大局意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上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 第
二、司法的中立。司法中立，要求法院在审理和裁判案件，必须保持中立，
不偏不倚，平等对待诉辩双方和各方当事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进一步完善回避制度和各项诉讼制度，合理配臵司法权力，明确界定法官、检察官、律师、当事人的角色定位，强调法官居中裁判，强化诉辩双方和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将容易影响法官中立地位的立案、调查、监督、执行等职能从裁判职能中分离出来，形成相互制约关系。 第
三、司法的公开。司法要取得社会公信，不仅在于法官是公正的，而且还在于他们的公正要能够被人所觉察到。这正是西方谚语所说的“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如果一个没有偏见的人，合理怀疑法庭对某件案件已有结论，或者存有先入为主的可能性，那么他就不可能对判决的公正性树立信心。司法活动，只有严格依法公开进行，才能产生公信力。司法公开，一是公开司法依据，包括各种办案规则、案卷资料、司法解释；二是公开审判过程，做到一切审判活动都在法庭上公开进行；三是公开审判组织的组成；四是公开审判的时间、地点和场所，允许社会公众，以及作为公众代表的新闻媒体旁听审判过程；五是公开审判结果，允许公民查阅法庭的裁判文书。第
四、司法的权威。司法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但是，其权威不是来源于强制，而是来源于理性，来源于主流社会对判决理由的尊崇和信仰。如果一项法律只有靠强制才能实施，那么它必然是不能长久的。司法判决也一样，它必须反映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依靠社会的力量来促使其执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求法院的判决必须讲道理。近年来，法院大力推行裁判文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裁判文书改革，不仅仅是一个文书的风格和技巧问题，更是一个执法的理念和指导思想问题。三要按照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立足审判职能，切实更新司法理念，适应和谐稳定、科学发展的国家转型期的司法要求。六中全会的建议涉及审判工作的明文只有第九方面的第32条和第十方面的第40条，但通观全文，全都与法院工作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四要立足于依法治国、科学发展、和谐稳定社会构建的高度，构建适应新时期要求的现代司法理念。现代司法理念要建立在符合国情民意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基础上，而不能东施效颦，盲目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那一套做法。那么这一司法理念的内涵有哪些？个人认为应是党领导下的宪政宪治，民主人权，廉洁效率，司法公正的司法精神和司法观念，以及在其指导下建立的司法制度、司法程序和司法过程。中国的政治制度体系可以概括为我党执政、人民主政、政府行政、民主参政、司法公正的五位一体制度体系，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特征。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对民主法制建设的着力点放在了法治政府和依法
行政上，这是对市场经济现代法治内在规律的高度准确把握，反映了党的与时俱进和英明伟大。因为法的本质是治官治权而不是治山治水治电治民，故依法限制全能政府是法治政府的前提，政府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的行政方式。因此，现代司法理念是以法治权、治官，明晰公平竞争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则，明确市场经济的各类主体，依法打击犯罪保平安，制止制裁违规维秩序，把社会各种力量纳入有序；是依法支持监督依法行政，而不是使司法沦为工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先生说：建立市场经济，或法治社会，本身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社会矛盾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找到化解矛盾所需要的制度安排。适应社会利益多元化的要求，以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安排，让各种利益群体公开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党和政府、司法机关处于超然的裁判地位，使矛盾在立足于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依序、理性得到化解。这就需要防止政府部门有自己的利益从而成为某种利益的代表，使党和政府直至司法机关陷于利益的纠纷中。理解了这一点，党领导下的宪政体制，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审判，公正裁判司法的司法理念就成了常识而不是难懂的理论了。五要正确处理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问题。第一，从司法角度讲，所谓“效果”是指法律功能的实现。正如我们讲审判效率指的是正效率一样，所谓效果通常也是指的正面效果。任何法律都具有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双重功能，人民法院一方面通过公正司法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使法律的权利保障功能得以实现，也就是使审判工作的法律效果得以体现；另一方面通过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则是审判工作社会效果的体现。一般来说，当社会关系比较稳定、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趋于一致时，法律所具有的双重功能处于高度重合的关系，司法实践中也比较容易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如上世纪五
十、六十年代，姑且不论当时法制如何不健全，“*”中又被砸烂，但因当时的政治，社会价值被强行统一，你怎么判，都不会出现两个效果的矛盾。相反，在社会转型期，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各个方面都具有“新旧并存”的特点，社会关系极不稳定，人们的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权利保障功能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就经常会出现矛盾和冲突，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有的案件，从认定事实到适用法律并不存在明显的问题，但社会认可程度不高，有关方面意见较大。因此，要跳出法院来思考法院，跳出案件研究案件，自觉从整体上全面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第
二、强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并不违背法治原则。法治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而所谓公正，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解释，就是不
偏不倚，使每个人“各得其所”。翻译成中文，其实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所说的“中庸之道”。所谓“中庸”通俗讲就是“去其两头取其中”。对民事纠纷的调处，非得分清是非责任是调解不了的，只有促成妥协，才能和稀泥，达成利益上各自能接受的一致，当然要当事人自愿，注意方法，不能强迫、强制。人民法院通过审判工作，在公民个人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平衡，这是最高意义上的“中庸之道”，是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体现法治精神。这也是法院庭前调解，诉讼调解、执行和解的思维理论基础。
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民法院工作，建设和谐稳定、民主法制的公平正义社会，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职责与任务，当中刑事审判的核心是惩治犯罪，实现司法对人权的保护，严肃执法非常必要和重要。民事审判中制裁违规，示范规则是必要的，但在民法规范不完整、不系统，要靠政策条文来指导补充的社会转型时期，民事审判的难点在于许多案件的处理无法可依，单靠不停修改的法律无法囊括复杂的社会经济事务，仅考虑法律效果的司法追求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从本土的文化传统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义精神，最后总是在武侠复仇，好汉结拜，急公好义中得到弘扬。其实这种精神恰恰促成了法律规范、法制意识的缺失，以致于在我们的本土文化中，法治意识一直是稀薄的。由于法律精神的缺失，法治传统的缺失，公众甚至相当文化层次的公民往往以情理来理解法理，却不能理解和接受法理是不能掺杂情理因素的。法律追求的是千万个具体案例后抽象的社会价值的公正，情理则是以身边的个案来判断司法审判是否公正。这就要求我们只能立足于情理为大的国情，以及法律文化和法律传统缺乏的现实，通过法官的刻苦努力，把抽象的法理，理想的公正价值追求，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转换表达为公众可以接受的情理，或追求二者交合的最大化，以增加审判工作的接受度，从而提高法院工作的公信度，即使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得到最大程度的统一。使司法工作的专业性，封闭性与社会公众的普通性、直观性得到通畅的、通俗的交流，从而得到必要限度的理解。做到了这一步，法院自身工作的艰辛、社会公众根本利益的公正价值、理想追求与社会对司法效果的认可落差就能逐步缩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