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押人员脱逃的特点
一是突发性。有一些在押人员，极端不适应看守所内失去自由的生活，往往采取逃避和对抗态度。其中一些青少年在押人员，知识贫乏、精神空虚，没有正当职业，家庭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极低，在社会上放荡不羁，目无法纪。这类在押人员被羁押后对抗管教，无所顾忌，脱逃意向明显，只要一有机会，就会付诸行动，使脱逃案件呈现出极强的突发性。
二是预谋性。看守所戒备森严，逃脱并不容易。有脱逃想法的在押人员往往长时间在观察和创造脱逃的机会，他们有的利用提审、会见之机勘察逃跑路线，有的通过询问屡次“进宫”的人员了解监管力量和监管设施装备情况。他们在脱逃前对监控制度、值班民警的交接班规律、看守活动规律等了解得非常细，对脱逃时间、脱逃路线有很周密的预谋。
三是隐蔽性。隐蔽性是指看守所在押人员脱逃的时候采用秘密手段或方式，避开现代化监控仪器的监视，以实现脱逃的目的。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闭路电视、自动报警系统等先进警戒仪器的广泛应用，警戒设施和防控能力得到空前加强。各地看守所在防止和控制脱逃案件发生上都积累了经验，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措施，堵塞了漏洞。这种动态的防控系统使脱逃成功的概率大大降低。在现代监管条件下，多层防范体系的设置使冲撞脱逃失去了现实条件，因此，在押人员脱逃大多以隐蔽方式进行。
四是智能性。看守所在押人员创造或利用有利于脱逃的条件进行脱逃，而不是简单的冲撞式脱逃。 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犯罪现象呈升级状态，看守所在押人员的脱逃行为也呈智能化状态。在押人员由过去简单的、
对抗政府的脱逃转变为先赢得管教人员的信任，然后利用有利条件进行脱逃。不少在押人员还利用化装或通讯技术脱逃，他们趁看守所外来人员入所活动之机，化装成技术员、防疫人员、人民警察而混出看守所，利用现代化通讯工具与所外亲友、同伙取得联系，里应外合，使脱逃的成功概率增大。
2009年的《法律与生活》杂志，曾讲述了安徽阜阳界首市看守所发生的一个惊心动魄看守所在押人员脱逃事件，非常“完美生动”地印证了上文所述的各个“弱点”。
2009年5月23日凌晨1点50分，界首市看守所同一号房内，4名在押人员佯装打架，两名值班民警、4名武警前去制止。在监管人员打开监室一刹那，4名在押人员乘机逃跑：其中一人在翻越看守所大门时被门上护钉刺中主动脉、后抢救无效死亡，另外三人成功逃脱（5天后的5月28日全部落网）。
事发的界首看守所就在城内，在城东派出所和市公安局之间，越狱发生时看守所正要搬到市郊偏远的新看守所。尽管看守所的大门有两米多高，门上还有长刺护钉，但记者实地调查表明，逃犯是踩着门背后的三角铁翻越大铁门逃跑的。
界首市时任公安局局长高杰说，要吸取教训，看守所特殊的处境是事发原因之一，“启用28年从未发生逃脱事故，未想到就要退役时出事”。他还说，事发看守所的实际关押量已远超设计标准。
此案暴露了另一个大问题：看守所部分人员麻痹大意，安全意识薄弱。从监房到看守所大门约100米、数道门，这4人是如何闯过这些关卡的？逃脱犯人之一王汉玉是重刑嫌犯，平时带着脚镣，事发当晚为什么脚镣会打开？当地检察机关介入调查，严查事件背后的职务犯罪。据查，事发时，看守所副所长、值班负责人马辉进入号房查看情况，在进入看守所监管区二道门后，马辉未将二道门上锁就来到12监室门前。在“斗殴”发生后，被打的在押人员请求调换监室时，马辉打开监房门，王汉玉、郭文武、郭兵伟、刘凯4名在押人员趁机冲出监房，穿越未上锁的监管区二道门越狱。
随后，法院判决，界首市看守所原副所长马辉、民警王彪犯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此外，看守所所长金社会、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室主任丁晓珊先后被免职。
不光是界首这起“越狱案”，如果我们回顾过往那些越狱案例，未发生囚犯逃脱的监狱和看守所在安全方面所做的工作总是相似的，而发生越狱的监狱和看守所则各有各的疏漏——因种种人性弱点带来的漏洞，有贪腐，有麻痹，有执法不严„„
在中国大陆，最成功的“越狱”，不是别的，而是权贵违法获得保外就医。值得庆幸的是，中央最近严查，一大批曾非法获得保外就医的官员等，近日已被重新收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