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中华民国文学史”
——记李怡教授“民国记忆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讲座
by迦宁
2010年12月8号，李怡教授为我们作了“民国记忆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讲座，他的讲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历史的新角度，开阔了视野，并提出“时间概念背后是空间观感的改变”等观点，引起了大家的深思。现围绕讲座中的关键词“现代性”与“中华民国文学史”，结合李怡教授的著作《被召回的传统》，梳理一下由讲座获得的认知，以及个人的理解和感想。
讲座开始，李怡老师从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历史入手，以一百年前至今为时间轴，以中国近代有代表意义的事件为节点，例如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10月的武昌起义、1912年元旦的中华民国成立，为我们还原了100年前历史的轮廓，引导大家对时间进行重新感知，总结了大家之所以对于民国历史普遍有种模糊感的原因。李怡老师指出，造成对民国历史模糊的原因之一是1949年以后，一种新的历史记忆法的出现，这种记忆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它省略了1911年！这涉及到“现代”这一历史概念。他指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以地理大发现（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时间点来划分古代与现代，地理大发现带来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是不可分割，处于同一历史进程中的。现代性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呈现不同的意义，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概念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理论基础。而中国的历史以五四运动和新中国成立为时间点划分为现代和当代，中国的“现代”这一概念来自于前苏联，在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尔什维克）简明党史教程》即采用了革命史的概念，强调一个时间点的意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与之形成了自己对历史的独特的划分，强调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此作为中国现代和当代的开端。这也造成了民国记忆的逐渐被淡忘、模糊。
通过“现代”这一概念，李怡老师将民国历史与中国文学结合起来。他提到，虽然中国现代文学以“现代”命名, 但“现代”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却长期模糊不清。唐弢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著名学者,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开创者之一, 上世纪80年代中期, 他的学生汪晖请教何谓现代文学的 现代”之时, 唐弢先生也只是回答说,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中国学术界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引入西方“现代性”理论。就“ 现代性” 概念而言, 西方的理念就是“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 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而中国的“现代性”除时间意识之外，还有空间意识，他以清朝乾隆年间英国使臣来华晋见乾隆皇帝和清末第一任大使郭松涛出使英国的见闻为例，
提出“时间概念背后是空间观感的改变”的观点，引人深思。
目前中国学界对“现代”这一概念的理解依然存在着分歧。在如何更好地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问题上，李老师提出了对学界现有概念的质疑。在李老师看来，“近代、现代、当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新、旧文学”这三个概念都不能全面又令人信服地描述我们的文学史，我们应特别关注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情节，回到历史的本身。这就涉及到一种新的历史记忆方法——国家社会历史特定形态概念，由此引出“中华民国文学史”来替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来替代“中国当代文学史”。
李怡老师以为,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符合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态的视角, 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以国家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叙述模式, 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事实证明,恰恰是在这些对文学影响甚深的领域, 中国文学因为有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而呈现出了一系列的重要差别。至少, 我们可以看到：前者在内战—内乱—分治之下尚未被国家的意识形态体制所驯服, 它保留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自然状态下谋生、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基本形式, 其经济待遇、人际关系、写作环境、出版传播条件都有值得注意的特点: 中国作家有机会厕身中产阶级生活圈, 保有较大的写作空间与出版传播的可能, 虽然他们不得不承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的压迫, 也不得不面对军阀混战与日本侵略的种种灾难, 然而战争与准战争状态下的某种失序倒也带来了新的生存空间, 在这样的局面中, 一个以同人精神为主导的文学格局基本形成：以对文学的信仰为纽带构造精神的大厦, 以个体的力量为基础实现群体目标的整合, 国家的力量不断形成对个体理想的压抑和冲击, 但并未造成对个体追求的摧毁和替代。值得注意的是, 在20 世纪下半叶以后, 中国文学更多地被纳入到了一个严格的国家体制的管理当中, 作为独立撰稿人而存在的中国作家变身而为国家干部, 这一方面为广大作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济保障, 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作家的身份变得暧昧起来: 究竟是作为社会的监督者与批评者的知识分子? 还是作为国家体制一部分的干部? 显然, 在国家干部的定位中, 中国文学的同人时代结束了, 中国作家更在生存环境与写作环境方面都较前者有了根本的不同。
在李怡老师的感性引领下我们走进了民国档案，他介绍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生存的环境及其地位，指出教育机构和出版传媒的发展为知识分子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民国时期知识分子获得了经济与社会地位的重大改变。比如说相对松散的户籍制度造成的作家学者的流动，千疮百孔的书报检查制度带来的创造自由，以及出版业的私营状态和稿费、版税制度的完善对作家创作的影响等。他谈到了国民党内英美式民主派与红色苏维埃“一个政党、一个制度、一个中心”的
这种对立思维，造成的内部统治力量的分崩离析，也给多元话语以成长的空间。他以鲁迅为例说明知识分子在这个制度设计中的生存方式还是相当过得去的。工人也不都是苦大仇深。地方军阀像在我们的叙事中阎锡山、韩复榘那样没文化的，其实都是刻意妖魔化的叙述。阎锡山留学日本，韩复榘在山东搞乡村教育，那时培养现代国民、现代公民教育的一部分。曹锟虽然贿选但是相当礼遇知识人。国故派的章士钊和激进派的胡适私人关系很好，互相调侃，因此现代文学史中认为出现的水火不容的斗争姿态有刻意之嫌。实际上民国文化圈知识分子之间渐进、激进和保守常常在一个学校里比如北大、清华等多元共存，在课堂上互为争鸣，而在课下，他们往往是相交甚厚的同事和朋友。这些是我们以往的历史教科书中所看不到的，所以，感觉很新颖，对史料的掌握往往能够打开另一扇探秘历史的窗子。
总之，李老师认为以前对文学史的描述近代/现代/当代的模式是陈旧的，无法和世界接轨；“二十世纪”和“现代性”的提法又过于照搬西方了，不利于描绘和表述中国现实，这两种思路都是有问题的。而他顺手拈出的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分法是最符合中国政治社会的国情的，因而也是最有阐释力的，为重新表述五四提供了新的可能。但是，与理论相伴产生的问题也是有的，我们是政治社会，政治分期的表述是最清楚的，但是我们阐释的是和当代存在现实还密切相关的政治社会，“中华民国”的提法可能本身就很理想化。在今天的言说环境下，我们能这样想，但是能这样提出来吗？民国有孙的民国、北洋军阀的民国、蒋的民国，现今的条件离正面提出民国话语，给民国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好像还有一段距离。因为，对历史的情感态度涉及对当下的辨别和体认。
我觉得“中华民国文学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实际上的时间分期和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分期出入不大，只是在价值取向上更旗帜鲜明了一些。另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提法也不矛盾，结合当时的语境，后者的提出是为了对意识形态划分标准的一种超越，是为了强调“现代性”的延续。此外，李老师对民国文化生态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视和感性再现，让我看到了文学、文化本来应有的生态性、多元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带给我的冲击是超越了文学，超越了学术的，带来的是人性层面的思索，是对“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维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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