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式的趣味
苏抱琴
浏览当代文学，汪曾祺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小说、散文均有影响，不管专业领域还是民间读者，多年来一直拥趸无数。直至今天，一些文学讲座仍把他的几个小说奉为圭臬；前不久出版家梁由之在博客提及汪曾祺，依然崇慕有加，乃多年来一以贯之，对梁这样一个傲骨轩然的人来说，这还真是稀罕。汪曾祺作品的魅力似乎抗拒了时间。
多年前，看到业内外各种溢美，我忍不住去找汪的作品来看。第一本是《草木春秋》——一本散文随笔集，是汪过世后其后人编选的代表作合集——看了却只觉得失望，印象是典型的文人趣味，花草树木的品赏，吃喝玩乐的雅趣，一路秉承古文人的遗风而来，一直聊而一直无聊，且写得满，实，不清气，甚至几个结尾如《昆明的雨》，最后一句‚我想念昆明的雨‛自成一段结束，《咸菜茨菰汤》最后一句‚我想念家乡的雪‛，也是自成一段结束，很像小学生作文，与其大名实在难符。
曾有人将文人与作家分类，后者指更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担当的写作者，而前者更多耽于趣味性。举鲁迅兄弟为例，鲁迅是作家，周作人则更适合称文人，尽管早期也曾参与时代的各种话题。汪曾祺作品亦然，沈从文晚年汪曾赠诗于他，中有‚玩物从来非丧志‛之句，志趣可见一斑。文人趣味是个人选择，但我不解的是何以博得如此大名？厚厚一本《草木春秋》，只有一篇《泰山片石》份量相若，文中说，‚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承认伟大的人物……是人里头的强者，这是毫无办法的事……‛这里有一个写作者对于天地和自我的确认，其诚挚恳切令人动容，有境界也有厚度。另几篇忆人散文有资料价值，此外别无可读。
《泰山片石》中他还说，‚我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我的微小……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这也是汪曾祺贯彻一生的写作意旨，大名之‚大‛是外人的施与，他自己其实只认可‚小‛。汪曾祺‚老来红‛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主要源自几个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在伤痕文学、寻根文学乃至稍后的先锋文学竞相峥嵘时，他独辟蹊径，以十分平和的视角，从描写小人物、小事情入手，摹写市井俚俗而颇有妙章。在‚宏大叙事‛还占着主流、意识形态氛围依然浓郁的当时，这些短篇小说的出现，为文坛和万千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从抛开时代的‚大‛中择出一些有意思的‚小‛来，这成就了汪曾祺独有的文风。
最近重读这些作品，发现它们的确有一种在当时难得的人本意识，如《大淖记事》里对‚东头‛生活的描写，老锡匠告诫侄子不要和‚东头‛的人来往，‚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原因是‚婚嫁极少明媒正娶……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这里的男人和女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但故事最后人们还是为‚风气不好‛的‚东头‛人所折服。这里有对人类生于天地之间那种原生态生活的肯定和悦纳。又如《受戒》中写到民间小庙的出家人，‚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跟在家人不同的……是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往生咒’‛，也有对宗教世俗化之后民间真实生活的默认，都体现出一点：唯有人，才是人世间唯一的主角。这大概也是汪曾祺当时获得人们特殊喜爱的主要原因，作品中渗透了一种在当时颇为难得的人本意识。 从汪曾祺的短篇小说不难看出其师沈从文的影响：跳出时代的主流而坚持自己的路线，写出不局限于具体时代的人物和生活。文学毕竟是人学之一种，它不应服务于任何现实的机构乃至思想潮流，而应有自己独立于时代的价值追求，从而具备超越性的特征：立足于追求永久的艺术和永久的人性的立场。这是汪曾祺小说的另一种‚政治正确‛。然而并不因为这个，以及局部技巧上的熟极而流——诸如他小说后半部分结构的精巧，方言的熟练运用——便足够。
从小说的艺术性来讲，《大淖记事》《受戒》《岁寒三友》《异秉》等作品独出心裁，有其巧妙灵动和手艺匠心，但说到底不过小巧而已，因仍停留在他那‚玩味‛一路。一个人的趣味性，不加节制地施之于小说细节难免成为弊病，如果玩味无妨于散文，却未必适于小说。汪曾祺的趣味性却几乎贯彻在每一个代表性的作品中，如上面提到的几个，小说前半部分多是不厌其烦的铺陈，完全趣味化的铺陈——称之‚铺陈‛，是因为大量对于俚俗常态的描写，基本停留在对现实的平面摹写上，如《异秉》里对王二熏烤摊子以及保全堂药店‚后柜‛的描写，极尽罗列之能事，在一篇统共六七千字的小说里，这两次罗列各自用去近千字篇幅，且这些描写很多与主题关系并不大，纯粹作者私人趣味的投向。
散文罗列，或可称意趣，小说罗列，尤其在篇幅小巧的短篇中，实在无益且浪费。直至后来这成为他小说的格式化特征，即前半部分基本没有故事的推进，只作大量铺垫，东家一笔，西家一块，这些平面的罗列如绣像如剪影，是过了中间部分人物和故事才慢慢变得立体，有‚活起来‛了的感觉——即便他最好的作品也是如此，一种技术上的雷同性。
汪曾祺跟沈从文的不同也是明显的，沈从文仍然是‚诗歌的‛，他的文学审美，对于故乡人物的摹写带一层轻雾似的光——有人说《金瓶梅》是彻底的现实，而红楼梦则是现实之上还有诗歌——沈从文也是，如《边城》，《边城》的美有一种现实上浮裹的光晕，一种诗化的生命的忧伤。汪曾祺则是彻底的俚俗（不是作品俚俗，而是作者在作品里把玩俚俗），在俚俗中得趣味。汪曾祺是踏实的，安定的，自足于生活现实（撇开了政治现实却完全踏入世俗现实之中）的，至少从作品来说如此。这是一个特点，很难说是优点还是缺点。然而一个彻底相信世俗现世的人，‚现世‛就容易成为‚信仰‛，成为‚宗教‛……也是至此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在那些短篇中不厌其烦的‚铺陈‛下去。自足于现世可触摸的世界，就不会蹈向写作者常常陷入的终极虚空，但也丧失了超越与升华的任何可能性。这一点在《受戒》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作者对宗教世俗化的认可以及谐谑，不乏对精神性信仰的颠覆——当然那也是宗教世俗化后的现实。我注意到，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汪曾祺文字里终于透出一个‚现世‛者对于人生终点的忧惧，这与他前期闲适、笃定的文人趣味背道而驰，而实则与他的价值观一脉相承，因为陷在‚现世‛里了，失去了任何其他的出路和可能。
我承认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有其精巧、微妙处，如古玩玉器，一种雕琢后的精致，但那是用以把玩的，因缺少一种内在的虔诚所提供的震撼。耽于铺陈，耽于现世，耽于俚俗，所以这些作品的缺陷是明显的——这样说未免挑剔，但冲着名家，平常人总似乎有挑剔的权利，尤其发现这盛名下的实际并不十分相符时。当然写作跟评论是两码事，恰如张爱玲在反驳傅雷时说的，评论是后生于作品的，评论者并不是拿着马鞭驱使的人。我承认写作者才是艺术世界的创造者，上帝站在创作者那边。评论者只是饶舌者，我的饶舌就此打住。
稿件说明：原为‚双簧‛栏约的一稿，现无此栏，看适否合适单篇发表?个人觉得此稿也反映了真实的文学评论态度，不失为一种率真之声。
作者李升连，笔名苏抱琴 地址：山东省寿光市商务小区2号16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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