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醉疏狂
——论金圣叹其人
言者云，金圣叹先生概为中国古典文学评论之最高峰，前人有道“颖敏绝世，而用心虚明，魔来附之。……下笔益机辨澜翻、常有神助”，盖狂傲有才之人也，今之学生论先生，无蚂蚁撼大树之意，却也有不自量之处，鉴于学识浅薄，可笑之处颇多，还望老师指点。
一、金圣叹其人
金圣叹(1608—1661)，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一说本姓张，名喟。吴县人。清初文学家、文学批评家。为人狂放不羁，能文善诗，但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乐。顺治十八年(1661)，清世祖亡，哀诏至吴，大臣设幕哭临，当时有诸生百余人哭于文庙，上揭帖请逐酷吏县令任维初。金亦参与其事，遂以倡乱罪处斩，妻子家产籍没。
金圣叹博览群籍，好谈《易》，亦好讲佛，常以佛铨释儒、道，论文喜附会禅理。评点古书甚多。称《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为“六才子书”, 拟逐一批注,但仅完成后二种,《杜诗解》未成而 罹难。其著作据族人金昌叙录,有“唱经堂外书”， 包括《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唐才 子书》、《必读才子书》、《杜诗解》、《左传释》、《古传解(二十首)》、《释小雅(七首)》、《孟子解》、《欧阳永叔词（十二首）》；“唱 经堂内书”，包括《法华百问》、《西城风俗 记》、《法华三昧》、《宝镜三昧》、《圣自 觉三昧》、《周易义例全钞》、《三十四卦全钞》、《南华经钞》、《通宗易论》、《语录 类纂》、《圣人千案》；“唱经堂杂篇”，包括《随手通》、《唱经堂诗文全集》。多属未竣稿，或只存片断，或全佚。部分作品收入今传之《唱经堂才子书汇稿》中。金圣叹又能诗，有抄本《沉吟楼诗选》传世。
二、内容简介
胡适认为：“最后得到十七世纪文学怪杰金圣叹的大删削与细修改，方可得到那部三百年人人爱赏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金圣叹）真是有绝顶高明的文学见地的天才批评家的大本领，真使那部伟大的小说格外显出精彩！”其修改的细处，他感叹：“这真是„点铁成金‟的大本领！”“是《水浒传》的最大幸运。”
对于《金批西厢》，与金圣叹同时之著名戏曲理论大家李渔甚至认为：“读金圣叹所评《西厢记》，能令千古才人心死。”历来学界对先生之成果评价甚高，先生向以文学怪杰而著称于世。先生代表了评点文学的最高峰，并和《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20世纪文科第一大学者王国维鼎足而三，是中国美学史、文学批评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自成体系的三位理论大家之一，也是世界美学史上成就最高的划时代的大家、巨匠之一。
先生批注水浒所创建的性格理论领先西方两百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
而评西厢，更有李渔窥探出其中奥秘“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是作《西厢》者之心，四百余年未死，而今死矣。不特作《西厢》者心死，凡千古上下操觚立言者之心，无不死矣。人患不为王实甫耳，焉知数百年后，不复有金圣叹其人哉！”“圣叹之评《西厢》可谓晰毛辨发，穷幽极微，无复有遗义于其间矣。”
《金批水浒》和《金批西厢》，以其极高的艺术和学术成就，创造了三个奇迹：
其一，金批《水浒》和金批《西厢》成为清代至民国初之三百年间唯一流传之权威版本。
其二，以金批诸书为典范，不仅毛声山、毛宗岗父子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和《三
国演义》、张竹坡评《金瓶梅》、《聊斋志异》和《红楼梦》评批本无不以金圣叹为楷模，《红楼梦》的创作也受金批《西厢》的重大影响。
其三，金批诸书风靡天下，影响到有清一代之读者已养成非评批、评点本不读的需要和习惯，各类文学评批本大量涌现，盛况空前。
《西厢记》《水浒传》和《红楼梦》是思想艺术成就最高的戏曲小说伟大作品，金圣叹一人完成《水浒传》、《西厢记》两书的评批，兼及诗文；评批极为深刻、生动、细腻、独到，文字流畅、灵动、精美且变化多端、引人入胜；建立了文学评点的完整的写作体裁和评论体系；全面、完整分析、揭示和总结了经典诗文、戏曲、小说的写作方法和创作理路，极大地提高了文学评点的水平，对诗人作家的创作和读者的文学艺术鉴赏，都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评点文学到晚明开始风行，至金圣叹建立的评点文学完善的形式，由书前的导读、读法，和正文中的前评（小说每回前、戏曲每折前、每篇文章或诗歌前的总批），正文中的段落评批、眉批、夹批、旁批组成。先生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了。
三、心得体会
今之谈金圣叹者，往往着眼于先生之不羁之性情，悲悯于先生未成之事业遗志，以行刑前之轶事为茶足饭饱后之闲谈耳，竟遗忘先生评论之出神之笔，忘先生之本业也。
1、为与不为，有我非我
他在《西厢记》序一“恸哭古人”坦言: “我比者亦尝欲有所为, 既而思之: 且未论我之果得为与不得为, 亦未论为之果得成与不得成; 就使为之而果得为, 乃至为之而果得成, 是其所为与所成, 则有不水逝云卷, 风驰电掣而尽去耶? 夫未为之而欲为,既为之而尽去, 我甚矣, 叹欲有所为之无益也。然则我殆无所欲为也? 夫我诚无所欲为, 则又何不疾作水逝云卷, 风驰电掣, 顷刻尽去, 而又自以犹尚暂有为大幸甚也?细思我今日之如是无奈, 彼古之人独曾先我而知如是无奈哉? ”无论是“有所为”, 还是“无所欲为”, 人都必将“水逝云卷”、“驰电掣而尽去”，颇有是非成败转头空，浮华确如水中之月。面对死亡这一无可逃避的、非存在的威胁, 他又提出了“我”与“非我”的问题: “嗟乎, 嗟乎! 我真不知何处为九原, 云何起古人。如使真有九原, 真起古人, 岂不同此一副眼泪, 同欲失声大哭乎哉? 彼谓天地非有不仁, 天地亦真无奈也。欲其无生, 或非天地; 既为天地, 安得不生? 天地之生此芸芸也,天地殊不能知其为谁也。芸芸之被天地生也, 芸芸亦皆不必自知其为谁也。必谓天地今日所生之是我, 则夫天地明日所生之固非我也。夫天地真未尝生我, 而生而适然是我, 是则我亦听其生而已矣。天地生而适然是我, 而天地终亦未尝生我, 是则我亦听其水逝云卷, 风驰电掣而去而已矣。”在先生看来, “非我”是必然的、永恒的、绝对的, 是本质; “我”则是偶然的实体, 是暂时的存在, 是相对, 是现象。他又说:“我固非我也, 未生己前非我也, 既去己后又非我也。然则今犹尚暂在, 实非我也。既已非我, 我欲云何? 抑既已非我, 我何不云何? 且我而犹望其是我也, 我决不可以有少误; 我而既已决非我矣, 我如之何不听其或误, 乃至或大误耶? ”先生痛感生命的偶然, 体悟到人生的有限与自我的渺小，玩味有禅意的表达，在他眼里, 存在不过是一种意念的认定, 所谓世事的纷扰不过是意念摇摆动荡的投影。
2、面对虚无，然后想存在
先生曾今有这样的叙述：“凡夫眼光短, 故云生死,只得一番生死。圣人眼光长, 故云死生, 逃不脱死, 只为逃不脱生, 舍身受身之际, 犹如旦暮。死之必生, 为你不是你做底,你便死了, 做你底不死。生死, 凡夫所独也; 死生之说, 君子所独也; 死生, 君子与凡夫所同也。”他从“生生之谓易”的观点,悟出了个体死亡与整体永远延续的道理:“人死无往来, 亦不必断灭”; 也就是说, 人是自“无”而“生”, 又归于“无”的循环。因此, “生”与“死”无须畏惧: “生死海中, 从来无有去处, 只须我自不动。凡夫只为一路去。圣人坐定了, 但凭他簇新来, 所鼠肝冲臂, 再不打紧”; “盖大千法界, 现在番番变易, 无有停止, 险也险不过了。亏得君子其中间, 如死尸一般, 随他风浪,故不谓之险, 谓之易耳。”勘破了生死之执后, 他进而意识到,
“自我”一旦存在, 就必然有“我”的意志, 就要有所表现, 以克服“水逝云卷, 风驰电掣”的局限。换言之,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生命的目的, 而是产生于生命的过程之中, 唯有过程才能有效地对抗“虚无”。 《西厢记》的序二“留赠人”表现的正是此意志之“我”: “前乎我者为古人, 后乎我者为后人。若夫后之人虽不见我, 而大思我, 其不见我, 非后人之罪也, 不可奈何也。若其大思我, 此真后人之情也, 如之何其谓之无亲也? 是不可以无所赠之, 而我则将如之何其赠之? 伟哉造化! 且不知彼将我其奚适也, 无奈何! 无已, 则请有说于此,择世间之一物, 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者。择世间之一物, 其力必能至于后世, 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者。择世间之一物, 其力必能至于后世, 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 而我适能尽智竭力, 丝毫可以得当于其间者。⋯⋯总之, 我自欲与后人少作周旋⋯⋯”。因此, 在《西厢记》序一里, 他主张以“消遣”之法对待这暂有之“我”:“我亦于无法作消遣中随意自作消遣而已矣。得如诸葛公之躬耕南阳, 苟全性命可也, 此一消遣法也。既而又因感激三顾, 许人驱驰, 食少事烦, 至死已, 亦可也, 亦一消遣法也。或如陶先生之不愿折腰, 飘然归来可也, 亦一消遣法也。既而又为三旬九食, 饥寒所驱, 叩门无辞, 至图冥报, 亦可也, 又一消遣法也。天子约为婚姻, 百官出其门下, 堂下建牙吹角, 堂后品竹弹丝可也, 又一消遣法也。日中麻麦一餐, 树下冰霜一宿, 说经四万八千, 度人恒河沙数可也, 亦一消遣法也。”先生将人的一切生命活动都视为“消遣”, 它们所导向的不是厌世,而是对于愁苦烦闷的消解与排遣, 即象征性地疏远和升华人生之苦境。用先生自己的话说,“择世间之一物”的“消遣”, 是“于极无滋味中寻出滋味来, 于极苦中寻出好滋味来” , 是“留赠后人”的自我展现。
3、生命内在的超越
先生从人存在的偶然性、有限性出发, 寻找到了一条源于生命内在需要的超越之路。他的“从吾所好”、“著书自娱”, 包含有心理快适与展现自我之双重内涵; 其中所表述出的是一种以个人价值为本位的快乐哲学。先生想要做的, 只是一个自然、平凡的人, 一个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生活道路的人, 一个敢于追求也善于追求人世间幸福欢乐的人。先生的动机和目的是尊重个性的爱好倾向, 其态度是审美性生命的内在超越。先生放下了世事的竞逐浮沉之心, 不再为妄想所鼓动, 生命的过程本身便是全部意义, 以外的则是“虚无”。先生的“虚无”具有宗教的超脱意味, 他找到了“虚无”, 也就找到了“人”。在先生那里, 审美不仅是艺术的感悟, 还是现实的、对于平凡、平淡、个体生活的参与式虔敬和感动。先生以审美的态度显示了人生的终极关怀, 因为其中包含了明朗、纯洁的人格, 高尚的道德感和真理的挚爱, 这种人生是高贵而富足的, 也是合理而健康的。明清易代时, 先生约三十五岁。经历了时事的剧变, 他的内心更加坚定和超然。廖燕在《先生先生传》中写道: “鼎革后, 绝意仕进, 更名人瑞, 字圣叹, 除朋从谈笑外, 惟兀坐贯华堂, 读书著述为务。”先生的“绝意仕进”, 在某种意义上, 是慑迫于现世生存的艰险和对政治时局的远离。其《柳》诗云: “陶令门前白酒瓢, 亚父营里血腥刀。春风不管人间事, 一例千条与万条。”他既申明自己洁身自好, 又表达了不问时事的决心。其《访魏德辅不值》诗云: “访君无一事, 不遇亦悠然。野菜绕门出, 小虫当户悬。昼厨寒有鬼, 童子倨如仙。我亦便归去, 关窗独自眠。”先生的心境闲适, 恬然而自足。先生谓“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 其实,“缓急人所时有”亦是他一生著书之旨意, 它标示了一种“顺性”、“遂性”的人生哲学。
“圣叹”一“名”也彰显了这一人生哲学。赵时揖《第四才子书·评选杜诗总识》云: “余问邵悟非(讳然) , 先生之称“圣叹”何义? 曰: 先生云, 《论语》有两喟然叹曰, 在颜渊为叹圣, 在与点则为圣叹。此先生自以为狂也。”“圣叹”的出典, 为《论语》的“侍坐”一则。孔子让弟子们“各言其志”, 曾点称: “莫春者, 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 风乎舞雩,咏而归。”于是, “夫子喟然叹曰: ‘吾与点也!’”关于此段文字的阐释, 是理学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王学与朱学在此有明显分歧。王阳明赞赏曾点, 认为这种洒落的人
生态度是心性修养的最高境界, 并以此对抗朱熹提倡的“竞竞业业”的敬畏人生。王阳明赠夏东岩诗云: “铿然舍瑟春风里, 点也虽狂得我情。”夏为程朱信徒, 答诗云: “孔门沂水春风景, 不出虞廷敬畏情。”可见, 高扬“曾点之志”, 就是重视主体的生命价值,追求洒落适性的人生境界, 摒弃道学家拘谨敬畏的人生模式, 亦即王阳明所肯定的“狂者胸次”。先生之称“圣叹”, 其深意正在于此。
4、潜在的错误
纵观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历程，虽然时有新见立论，较之西方哲学，却无实在之体系，纵有百家争鸣之盛况，却更多为封建思想之专制，虽先生有不从俗众之品行，超然物外，却也难免局限于一人之见，有傲慢之处焉。
时势造英雄。先生在污染之气中守节自律，出淤泥而不染，瑕不掩瑜，仍为其时代之先锋。
四、结语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之中言曰：“我想到这尘世之外的世界，看一看这落寞的人间。”先生之评点高论先不谈，先生对自身、对生命的思索更对当代大学生一启示。如若对人自身的认识和思考都是次要的事情，那么，究竟什么才能称之为重要，不知人性之何去何从，盲目空洞的生存，倒不如死了更痛快些吧。对人性投以关注，对人文报以关怀，这才是读金圣叹先生之目的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