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建教授访谈录
记者站 [字体：大 中 小] 李小建，男，汉族，1954年8月出生，河南孟津县人，中共党员，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知名学者，理学、经济学博士。长期从事经济地理 2010-11-25 00:00:00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宣传中心
李小建，男，汉族，1954年8月出生，河南孟津县人，中共党员，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知名学者，理学、经济学博士。长期从事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发展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现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
记者：感谢李校长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第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我校召开，这对财大是很好的契机。请问您认为这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李小建教授：第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我校召开，对学校的发展是很好的外部机会，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第
一、年会在我校召开，有利于扩大我校在整个经济学界的影响。几百位代表从全国各地来到我校，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活动，接触到学校的方方面面，对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情况有所了解，他们回去以后，会把我校的经济学学习情况带回去。我校有很多老师和研究生参与会议、发言讨论，无疑产生了一种对外扩散的影响力。因此，经济学年会对于我校的综合发展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第
二、对于我校整个经济学的科学研究促进也非常大。年会对于论文的选择有一定的标准，达不到要求就不能入选年会在年会上发表。因此，在年会召开之前，我们要提交相关论文就必须进行相关研究，这无疑带动了我校相关学科研究水平的提高。在年会上通过老师们的发言交流、对于某些观点的争论，我们加深了对问题的理解，可能会进一步加深研究的深度和提高研究的水平。还有，外部的一些经济学名家们的演讲使他们的研究成果辐射到我校的整个经济学研究中来，如吴敬琏先生和海闻先生的演讲，使我校师生接触到最新的国内经济学研究动态，这对整个经济学的研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第
三、对于我校的学生是很大的锻炼。我校有很多学生参加了年会，接触到国内这些名家，这对于他们在经济学领域的学习、以后在经济学界的继续深造和其他方面的发展都有好处，因此，我校学生也在年会中受益。第
四、年会在我校召开，使我校和其他兄弟院校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尤其是和一些很好的学校，如经济学年会理事会的单位，都是985学校，通过年会我们建立了很好的联系。这个联系既是桥梁也是纽带，将来我们可以利用这条纽带，进一步加强学术沟通与人才引进，进一步加强教学和社会服务的交流，这将有利于我校综合实力的进一步提高。
记者：今年国家重点提出了中原经济区的概念，发展中原经济区会引起城镇化方面的问题。河南作为农业大省，就有可能使农民失去自己的土地，从而丧失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对农民是否有利？有什么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
李小建教授：土地的丧失与农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并不明显地成正比，关键是土地有多少生产力，如果土地能生产出更高收益的东西或者说生产力更高的话，改变土地用途还能够带来更多的收益。我曾经做过一些研究，发现在偏远的农村地区、郊区的城镇化过程中，一开始在土地上进行农业种植的时候，收入非常低；当逐渐地靠近城市进行专业种植蔬菜的时候，收入有所提高；经过进一步发展，把原来的种地变为商业用途时，虽然用了很少的地，但他们的收入明显提高；再进一步发展，如果这些土地变成城中村，这时城中村农民的收益甚至比城市居民的收益还要高。他们的收益来源主要是出租房产，这时不用很多地就可以盖起一座很高的楼房出租出去，收入很高，这是中国城市化的特殊现象。城市化完成以后，他们真正变为城市居民，收入反而会降低。城中村这个阶段利用房产带来收益可能是农民收益最高的阶段，当他们变为城市居民后收益则会减少。因此，整个用地领域里的收益与相应土地面积并不是成正比的。具体到中原经济区来看：第一，在中原经济区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城市用地的增加，可能会有一些农业地区变为工业地区、商业地区，农业用地会减少。但是在整个计划范围之内，河南省有控制用地的指标，在这一指标范围之内不会大肆地搞圈地运动，只会有序地进行开发，不用担心很多农耕地会变为商业用地。第二，国家明确规定城市用地的增加要实现占用平衡，城市用地的需求增加也会促使社会改良或开发一些土壤，尽量少占用耕地，以此达到平衡。第三，通过其他产业的发展来增加农民收入。比如整个中原经济区要吸引很多产业，今年富士康已经进驻河南，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农民在富士康的收入很低，月薪在一千元左右，而通过调查，每亩地种庄稼一年的净收益才只有一千元左右，还不包括劳动力投入，所以农民宁愿出去打工，外出务工一个月的收入比一亩地全年的收入还要高。因此，中原经济区的发展只会对农民的收益提高有好处，不会对农民的收益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
记者：“迁村并点”当前在全国各地进行的如火如荼，引发很多争议，关于“迁村并点”您能不能谈一下您的看法？
李小建教授：我是学地理出身的，我觉得对这个问题我还是有发言权的。“迁村并点”这个词并不合适，应该叫“人类居住空间结构的调整”。从大的方面看，它是对人类居住空间的调整，这个调整是必然的。各个社会都是这样，西方国家也一样，到一定程度必然要调整。由于我国农耕社会历史比较长，人对自己生活的土地有很亲切的感情，过去，许多人只要有妻儿和土地，能吃饱穿暖他就很满足了，人对土地有较强的依赖关系。这样就不容易接受乡村结构空间的调整。但从理性角度考虑“人类居住空间结构的调整”是对整个农村地区发展的革命性的变革，是利大于弊的。我甚至认为从理性角度考虑，县以下就不要设乡了，一个县下设五六十个中心村镇，一个村有一万人左右的规模，五六十个村就是五六十万人的规模，加上县城、中心镇的二十万左右的人口规模，一个县就是七十万左右的人。有些县较大，有一百多万人口的规模，有些县较小，只有四五十万人口的规模，但是就全国而言，平均一个县总共有七十万左右的人口规模。而且，由县直接管村可以提高办公效率、节约成本。并且研究表明这样的行政规划是可行的，一个行政单位可以管理五十个左右的下层单位，如美国就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五十个州。同时一万人左右的规模可以负担起基础设施问题，如学校等，可以解决医疗卫生问题，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以及解决土地资源有效利用和地价问题。但是，“人类居住空间结构的调整”要根据我国国情逐步稳步进行，最好先进行一些试点。
记者：看来“人居空间结构的调整”是利大于弊的，但要根据我国国情逐步稳步进行，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谢谢李校长，这次采访我们受益匪浅！
本文稿根据对李小建教授的采访录音整理而成，已经李小建教授本人审阅。
记者： 张静、吕帆、王小攀
采访时间：2010年11月21日下午4点 采访地点：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