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问题研究》第六九期 2012年06月14日 星期四
宏观调控时期下的招商引资
宏观调控时期下的招商引资与经济热潮时期的不一样，经济热潮时期的招商引资，找房地产开发商就成，在那种环境条件下，他们就是有钱大佬，就是能带来项目、拉动经济的人。
不过，宏观调控来了，这个时候再把眼睛盯着房地产商就有些不明智了。政府搞经济，在宏观调控的情况下，需要换种眼光来做事，重新过滤一遍自己的招商引资对象，重新建立重点，重新梳理政策体系。不要以为房地产开发商中还能有剩下的“有钱人”，因此去挤独木桥。因为房地产商的钱，基本都是银行的钱，现在即使还有“有钱人”的话，那基本也是“三残”人士：残枝败柳，残军败将和残汤剩饭，根本无资可投，无潜力可挖。
那么在宏调背景下，应该怎么做呢？哪些项目是有前景的呢？
首先应该抓紧的是政府项目，政府财政还是“有钱”的，在各种钱路中，政府项目是最稳定的，不大会受宏观调控的影响。有人说铁道部算不算政府项目？肯定不算！他们原本就是最后一个抗拒改革的部委，本来早就是企业了。在这方面，只要跟对了政策方向，多看看安邦的《每日经济》，大大小小的各级政府项目还是相信还是可以搞定。
其次是趋势项目，如环境类项目。这种项目是必然要上的，无论怎么议论，最后都要上，所以这一大块的资金是不会因宏调而动摇的。 第三是生产资料，宏调背景下，生产资料价格肯定走低，但有低潮就有高潮，如果将低潮和高潮熨平了看，那些生产资料作为工农业的必需品，无论处于何种经济环境，都是可以挖掘的项目，无非就是力度大小的问题。
第四是农业项目，伴随着宏调发生的往往还有一个通胀，如果通胀“没了”，那就意味着宏观调控该结束了，一切将恢复正常。所以在宏调的背景下，只要有通胀，农业往往就是得利的单位，是值得投资和大举推动的。
最后，是文化产业。这个产业之所以在宏调背景下被提出来讨论，那是因为在经济热潮期，几乎不会有人注意这个领域，大家都忙着赚钱，恐怕连“麻将”都没时间打了，还有什么文化可言？但在宏观调控的条件下，往往有很多的问题浮出水面，很多问题需要反思，于是大家又开始学习了，而思想的活跃又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政府类项目、趋势类项目、生产资料、农业项目和文化产业，这些在中国的宏观调控历史过程中，都是曾经反复出现过的事情，值得当下的地方政府重点考虑。（CG）
（注：凡是重点分析类别的问题，客户均可向安邦城市组提出要求，作出进一步的讨论。其中包括相关资料的索取、评估意见和咨询具体的城市开发问题。安邦城市组对这一类别的问题将根据客户的客观需要，一一提供具体的评估意见和直接的帮助，方便客户的项目操作和工作思考。） 一二线城市的差距在精神生活层面
去年喧嚣于媒体的“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之争，本质是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之争。从小白领的角度看世界，一线城市意味着竞争激烈、生活成本高、工作压力大，但是选择相对自由，以能力决胜负；二线城市意味着节奏相对缓慢的生活、不紧不慢有惊无险一眼能望得到头的工作，大多以关系和人脉决胜负。实际上，一二线城市的差别，最主要的是在精神层面，这也是很多人即便压力山大也留恋北上广的重要原因。我们回头看看二线城市的夜生活场景：烧烤摊是主流，麻辣烫陪衬，地摊上十块钱的背心和两块钱的袜子总有人砍价，扎啤和光膀子的爷们总是捆绑式出现，在中国大多数二线甚至三线城市，夏季的夜晚大多在这样的微风中缓慢度过。谁也没觉得有什么……商业的繁荣便是全部的夜生活，这是与物质世界密切相关的。与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屈指可数。在二线城市中，新华书店都被网商吞噬的差不多了，荒岛和西西佛书店，还有那些极有性格的咖啡店，一年半载都不会到二线城市落户，更别提演唱会、话剧和体育赛事了，因为在二线城市，街头的按摩店和洗浴中心总比精神食粮更有市场。人们总是渴望一个城市既可以是精神家园，也可以是温暖港湾，但世间总难有双全法，所以才有了选择逃离还是回归的纠结。对于二线城市而言，在大建商场大修综合体的同时，还可借着繁荣文化的东风，多引进些个性化的咖啡店、书店，多扶持一些演出剧团，建几个电影院而非夜总会，才是竞争之道。（TLM） 北京轨道交通运营也需向国际看齐
2011年北京市人均GDP为12447美元，按世界银行的统计来算，人均GDP达8000美元意味着已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与发达国家一样，城市公共轨道交通成为北京最主要、最高效的公共交通形式。从2008年到今年，北京轨道交通运营里程翻了一倍多，与纽约、伦敦等国际化大都市地铁运营里程相近。北京用4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百年的地铁历程。北京轨道交通发展速度和取得的成绩令人鼓舞，但在欣喜之余其中出现的问题不容忽视。2006年，北京积水潭地铁站地下管道发生透水事件，站台大面积积水，造成了大量乘客滞留；经调查，除了工程质量问题，疏于对管道进行日常维护也是事故的重要原因。2011年，北京地铁四号线动物园站A口的自动扶梯突然逆行，造成了3人重伤、27人轻伤的严重安全事故；事后调查，人流疏导不利造成电梯严重超载，加之对电梯的日常维护与检查存在漏洞，未能及时发现并排除安全隐患，最终造成严重事故的发生。2011年地铁5号线因空调故障，车厢内闷热，引发乘客抗议，并与乘务人员发生冲突，造成全面晚点。这些事故不仅反映出工程质量问题，运营管理及设施维护更值得北京地铁反思。北京公共轨道交通建设已达到国际级规模，而掌控庞大地铁系统的运营管理水平亟待提高。目前，国内上海、广州、成都、南京、西安等很多城市掀起了地铁建设的热潮，在大干快上、争分夺秒的建设的同时，也应该冷静思考远远落后于建设速度的运营管理，只有安全、高效、有序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才能适应和保障城市的高效发展。（SHY） 秦岭违建别墅造成多方位破坏
近日，秦岭地区违建别墅的情况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在秦岭北麓沿环山路一线分布着多个别墅项目，据不完全统计，已建成和在建的别墅约有4000多套。林林总总的别墅群“堆积”在秦岭北麓的山脚下，大有向秦岭深处蔓延之势。秦岭土地资源十分宝贵，而这些别墅项目动辄占地数百亩，却只用于建设供少数人居住的别墅，这对土地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如此大规模的建设，必然对秦岭地区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大多数项目为了增加建设用地，开挖大片山体用于造景、修高尔夫、建别墅，严重破坏了山体植被、地下水补给以及生物群落等生态系统，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在秦岭地区圈地开发运动中，很多地方历史文化遗迹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各种形形色色别墅拔地而起，原有居民纷纷迁出，使乡村的历史人文氛围面目全非。秦岭是中国南北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是中国重要的生态资源宝库，也是西安历史人文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别墅开发项目却罔视国家和地方有关禁令纷纷上马建设，其肆无忌惮、禁而不绝的开发建设势头，令人担忧。（SHY）
爱心GDP恐又成数字游戏
据报道，民政部今年将调查全国所有约700座城市在2010－2011年两年间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全貌，适时以“城市公益慈善指数”的形式发布调查结果。所谓的“城市慈善指数”，包括社会捐赠、慈善组织、慈善项目、志愿服务、政府支持和慈善文化等层面的上百个具体指标，被形象地称为“爱心GDP”。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衡量被与“GDP、绿色GDP、黑色GDP”等等各种数字指标紧紧联系在一起。有些权力者偏偏对数字充满喜好，动辄喜欢动用一些声势浩大的数据支撑场面，却又似乎从未思考过，这些巨量的数字跃进背后，是否越来越远离了指标的初衷。同时，这些数字也被作为各地城市形象打造的硬性指标，诸如旅游城市、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生态城市等等，形成一道行政文化景观。以此逻辑，“爱心GDP”自然成为“慈善城市”的评价指标，这可以说是对慈善的一种绑架。我们认为，地方政府致力于宣传“慈善文化”、营造“慈善氛围”，以成就“慈善事业”、打造“慈善城市”，其根本出发点是好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应该借鉴以往的经验教训，建设“慈善城市”应充分认识慈善文化根于民众自觉，源于文明和社会进步；应避免过多的行政干预，避免硬性任务式的指标考核，应以教育、引导、服务为主，循序渐进。慈善城市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全民的工程，应谨防追求数字指标的“全民总动员”的“大跃进”式慈善运动，否则，“慈善城市”将仅仅是座“海市蜃楼”。（SHY）
盲目建“低碳城市”陷发展误区
近几年，在环境危机的升温和国家节能减排的政策导引下，中国俨然出现了低碳城市跃进潮，从所谓国际大都市到西部偏僻小城，大多数城市都处于建设误区。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已有20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提出了建设低碳城市的目标，如保定、上海、北京、杭州、无锡、芜湖、德州、珠海、深圳、厦门、成都、重庆、武汉、南昌、贵阳、哈尔滨等。但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国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城市。不仅没有一座城市有过可以量化的减排历史，还出现了诸多以低碳之名行地产开发之实、打着低碳旗号的高新产业园区。与此同时，很多地方以低碳城市建设的名义，弃“旧城”建“新城”，甚至形成了“低碳生态城市等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错误认识。这种跟风式的“低碳城市”建设，使许多城市逐渐意识到盲目建设造成的难题。两年前，北京近郊怀来县提出要在经济开发区内建起新城，打造成中国第一个零碳城，而如今除了一座生态新城规划馆外，土地上依然荒草丛生。我们认为，目前国内“低碳城市”概念还不成熟，对低碳生态城市还没有统一的、清晰的定义，缺少权威性、导向性的指标体系，相关配套法规政策体系建设也不完善。在各地“低碳城市”盲目建设中，一味追求技术的新、奇、特，甚至仅仅是概念的设计，而忽视与国情和客观需求的结合，这必然使城市步入低碳建设的误区。（SHY）
生活成本飙涨损害城市发展环境
人力资源咨询机构美世近期公布了最新《全球生活成本调查》，东京成为全球海外派驻人员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美世咨询的调查旨在协助跨国公司和政府机构为其海外派驻人员确定适当的薪酬津贴提供参考。该调查涵盖了全球五大洲的214个城市，衡量了各地200多个项目的相对成本，包括交通、食品、服装、家居用品以及娱乐。住房成本也被包含在内，因为这往往是海外派驻人员最大的一笔支出，在决定各个城市的排名情况时起到重要的作用。而纽约被用来作为基准城市，其它所有城市都与纽约进行比较。中国大陆的城市中，上海排名第16位，北京排名第17位，分别攀升了5位和3位，超过了首尔。此外，深圳（30）和广州（31）的排名比2011年分别上升了13位和7位。一线城市中，商品价格上涨加上人民币的升值推高了中国大陆城市的排名，对住房的持续高需求也导致了房租的适度上涨。除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排名大幅上升外，二线城市的排名也大幅飙升：如青岛（66）、天津（72）、沈阳（85）、南京（94）和成都（94），这些城市今年的排名均出现了大幅飙升——而前一年它们的排名都在前100名之外。二线城市排名飙涨的原因，主要也在于房租成本。对于一二线城市而言，房租成本都疯狂增长，对企业而言，大幅影响了生产成本和商务成本；对个人而言，生活成本上涨对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都有深刻影响，长此以往，损害的是整个城市的投资环境和发展环境。（TLM）
新加坡公共事业局的机构设臵
上期的《城市问题研究》中，安邦提议各地应该恢复建立公用事业管理局，专注于民生的宏观管理，引发客户的积极反馈，希望做进一步的了解。我们以新加坡的公共事业局为例，来说明其中的差别。实际上，中国现有的公共服务的提供部门，如燃气公司、自来水厂、国家电网等，实际上是带有部分公共性质的企业，市场化的特征很突出。而公共事业局却是以监管、协调为主导的管理部门。各地应该恢复建立公用事业管理局，这个机构是专注民生的宏观管理部门。新加坡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水资源总量少，且人均水资源量仅211立方米，排名世界倒数第二。以如此少的水资源量支持发达的经济和社会，新加坡水务部门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2002年新加坡进行了机构改革，整合了所有与水相关的行政部门。新的公共事业局的责任除了水资源的管理和供水外，还扩展到包括废水处理和回用、洪水控制和废水系统等领域，公共事业局进行综合的水管理。
除了公共事业局主导管理以外，其他有关的政府机构也参与水的管理。比如，新加坡实施的集水区规划和管理，其中会涉及到“在集水区不能建设有污染的项目，主要指工业”、“将分散的雨水收集系统和池塘等连接成一个网络体系”等内容，就必须通过与其他政府机构，诸如城市再发展管理机构、住房和发展署、国家环保局、土地运输管理机构等一起实施。其中，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很关键。（TL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