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学诠释政治(梁衡)
2011年06月14日09:20人民日报梁 衡
时值建党90周年，我的散文集《红色经典》再版，编辑约谈一点创作体会。
我认为文章写作主要有两个目的：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文章最后作用于读者的或是思想的启发，或是美的享受，可以此多彼少，当然两者俱佳更好。文章的题材可以是多样的，有的便于表现美感，如山水；有的便于表达思想，如政治。但政治天生枯燥、抽象，离普通人太远。其中虽含有许多大事、大情、大理，却不与人“亲和”。怎样既取其思想之大，又能生美感，让人愉快地接受，就得把政治翻译为文学——发扬其思想，强化其美感。写政治题材的文章，不怕缺思想，因为那些经典的思想早已存在，它比作家自己苦想出来的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怕的是转换不出文学的美感。这种“翻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主要体会如下：
一、选择适合的典型。用文学翻译政治就是借政治人物、事件的光芒来照亮文学领地，照亮读者的心。文学是典型艺术，红色经典虽足够宏大，但并非所有的政治素材都能入文学，它还是要符合文学的典型性。选材时我力求找到每一个人物或事件的亮点。如写毛泽东就选他延安时期的那一段(《这思考的窑洞》)；
写周恩来就写他最感人的无私的品德(《大无大有周恩来》)；写瞿秋白就写他坦诚的人格(《觅渡，觅渡，渡何处》)。写人物又选其命运中矛盾冲突最尖锐的那一刻——这多是悲剧的一瞬，但却最易看到其生命的价值。如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中在江西被管制劳动的邓小平。历史从来都是现实的镜子，典型性包含有针对性，这些已往的红色经典移入文学作品时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已为实践证明其正确；二是针对现在的问题仍有批判、指导、启发作用；三是为读者心中所想所思，有受众。我遵守了这三个条件，这也是为什么作品一发表就反响较大，以后又被连连转载和再版的原因。
二、还神为人。政治是治国管人的学问，高高在上； 文学是人学，有血有肉。文学所说的“人学”主要是指人的情感、性格和人格。曾经高高在上的“管人者”一下成了作家笔下解剖的对象，这好像很难接受。而我们过去又曾有过一段时间把领袖人物神化，造成作家不敢写，读者不爱看。从文学的视角来看政治人物就要还神为人，要写出他们的情感、人格。一旦突破这一点，转过这个弯子，政治就贴近了读者。怎么转？一是淡化其政治身份集中剖析他的人格；二是摆脱旧有形象展示其真实情感。写人格，如瞿秋白：“他觉得自己实在藐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
写情感，如小平落难时为受株连而身残的儿子洗澡：“多么壮实的儿子啊，现在却只能躺在床上了。他替他翻身，背他到外面去晒太阳。他将澡盆里倒满热水，为儿子一把一把地搓澡。热气和着泪水一起模糊了老父的双眼，水滴顺着颤抖的手指轻轻滑落，父爱在指间轻轻地流淌，隐痛却在他的心间阵阵发作。这时他抚着的不只是儿子摔坏的脊梁，他摸到了国家民族的伤口，他心痛欲绝，老泪纵横。”
三、“顺瓜摸藤”，还原形象。政治讲究结论，文学注重形象。用文学翻译政治就是还原结论之前的过程，告诉读者“瓜”是怎么结出来的。比如写毛泽东转战陕北，他在延安窑洞里一面指导战争，一面还要从事理论研究，写文章，这种状况是用这样一个形象来表达：“他只能将自己分身为二，用右手批文件，左手写文章。他是一个中国式的民族英雄，像古小说里的那种武林高手，挥刀逼住对面的敌人，又侧耳辨听着背后射来的飞箭，再准备着下一步怎么出手。当我们与对手扭打在一起，急得用手去撕，用脚去踢，用嘴去咬时，他却暗暗凝神，调动内功，然后轻轻吹一口气，就把对手卷到九霄云外。他是比一般人更深一层，更早一步的人。”
四、含蓄表达，留出想象的空间。政治要明确，文学要含蓄。政治是方针政策、法律，甚至可以是口号，但文学不行，它是艺术。这时需要把直白明了的政治理念翻译成含蓄的文学意境，在
散文创作就是要找到“意象”。散文名作中常有意象的运用，如朱自清的《背影》。政治题材天生宏大，找意象不易，可是一旦找见就顿生奇效。比如，用瞿秋白故居前的“觅渡桥”，来写瞿寻觅人生渡口而终不得的悲剧(《觅渡，觅渡，渡何处》)；用一条小船来写共产党80年的历程(《一个大党和一条小船》)；用红毛线、蓝毛线来写西柏坡时期党的战略转移(《红毛线，蓝毛线》)等。
五、善用修辞。政治严肃，用消极修辞，以内容的准确表达为度；文学浪漫，用积极修辞，不仅准确，更求生动。生动的文学碰上严肃的政治，需要语言的转换。不但修辞方面的十八般武艺都要用上，古典、口语、诗句、长短句等各种风格也需要灵活运用，才能借语言的形式美去表现政治的思想美。
《梁衡红色经典散文选》：梁衡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