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总爱缠着我让给她讲我童年的趣事。事实上那寂寞、单调、让人孤独无依的生活往往使我颤栗，以至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拒绝回忆。可那些林林总总的往事，却常常象春野里的青草，在不经意间长成茂密的一片，根子深深地扎在记忆里。
我的童年是在北方一个破败的小镇上度过的，父亲在那里任地方行政长官。贫瘠的岁月里，妈妈总是设法让我们穿得得体一些。我的玩伴却是那些衣衫褴褛的农家娃娃，他们纯朴而又愚钝。我们整天奔跑在野地里，天高地阔我们却很渺小。我常常坐在夕阳下的田埂上望着哗哗的杨树林发呆。春天来了，河水在很远的地方默默地流着。我的思绪却总在逆光的地方闪烁，比如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比如一辆有着巨大轮子的卡车驮着我们远远逃离这卑琐破败的小城。我总是渴望过一种非凡的日子。童年的心理盛满了忧伤，早熟的心事常常在夜晚把枕头濡湿。
我出生在一九六五年那个青黄不接的岁月里，据母亲讲因怀我的时候营养不良，生下我时，只有三斤多重，象一只猫一样，可以装进父亲那宽大的鞋子里。在随后的几年里我一直长得很慢，但是对书本与生俱来的喜欢却迅速超过对食物的欲望。两个加在一起大我五岁的哥哥在放学后用粉笔、毛笔把所有的院墙和家俱涂满字画。因此，这直接刺激了我对汉字的亲切感，五岁时我就能翻看父亲的报纸，把能找来的几个小人书读得倒背如流。
我的姨父母都是五十年代的高材生，那个时代荒置了他们的才智，但他们拥有的大量藏书却滋养着我们兄妹。说来让人难以置信，很多中外名著诸如《红楼梦》、《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都是在小学三年级以前似懂非懂的啃完的，这是那个时代畸形的产物。我们几乎没有在课堂里受过正规教育，我们的教材都是手上有着厚茧的农民编写的。学生们最熟的课文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我爱北京**！”在一片呼嚎声里，我独自坐在墙角，把一本本砖头一样的书吃进肚子里。保尔柯察金那冻裂的伤口和冬妮娅厚厚的皮大衣，象一幕话剧在那失眠透着寒风的教室上演。
我的女儿会玩玩具之后，买玩具几乎成了我的僻好，以至于她的房间成了玩具超市，而且还得不断地向外清理。其实这玩具多半是买给我残缺的童年的。六岁时，我们家和一对南方下放的知识分子夫妇处邻居。尽管他们家的生活也一样地拮据，但偶尔会有包裹从一个叫南京的神秘的地方寄来，有布娃娃、小汽车、还有一些乳膏干、奶糖之类的东西分给他们的三个女儿。那些洋里洋气的东西让我们惊羡得眼睛发绿，也成为童年遗憾的渊源。唯一让我得到弥补的，是我的小哥哥会用黄泥制作许多有轮的小汽车、驳壳枪，还有各式各样的“饼干”。但实际我们吃到的饼干，把它称为面饼更恰如其分。糖块也只有一种用红薯熬制的硬黑的小方块。我常常偷一些妈妈装在瓶子里的白糖当零食，偶尔吃到一次牛肉，我们就切一块放在口袋里，一丝一丝地撕着吃，那味道实在好极了。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哥哥找来一些小玻璃块涂上色彩和人物，用手灯照在墙上，一幕幻灯剧就在他们不伦不类的解说中上演了，有时候猪八戒还没下台，一个眉目不怎么清晰的解放军战士就上了场。他们除了开电影公司，还办了报纸，不过发行量仅限于我们三个。大哥写发刊词，然后就抄上一些三句半对口词之类，二哥负责画插图。最灿烂的一次，我那别出心裁的哥哥用一张大牛皮纸给我做了一条带折的长裙子，让我穿上在屋子里飘飘欲仙，稀里哗啦地绕圈子，他们前仰后合地评价着。但我喜欢这裙子，放了很长时间。我们还在门前的空地上种上甜瓜和花生，在等待成熟的日子里，常常使我夜不能寐。
爸和妈总是无休止地开会，整晚整晚地把我们扔在家里。记忆里妈妈除了让我们吃饱穿暖之外，从没有时间爱抚过我们，因而今天做了母亲的我也不会和女儿亲昵，我的记忆里的母女程式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我，尽管母亲极爱我们而我也极爱女儿。那时最让我们兄妹头疼的莫过于那个姗姗来迟的小妹。爸妈去开会，留下一群惊魂甫定的小孩子，还要照管一个更小的娃娃。大哥围上妈妈的头巾背对着我们，小妹以为是妈妈，就会有片刻的安静，但一旦东窗事发就会有更凶的哭声。气极了的时候我们便把妈妈洗衣用的大木盆反扣在地上，让她站上去，一边敲打木盆一边开批斗会，尽数她哭闹的无理。小妹常常在惊吓里合上困倦的眼。直到妈妈回来，我们才能像解放了似的逃回自己暖和的被窝。一边听窗外呼呼的风声，一边听妈妈纳鞋底子抽拉绳子的刺啦声。在这辉煌的乐章里，妈妈的身影被照在墙壁上，那样神圣，又那样温暖。
我从十
二、三岁就开始梦想着走出去。北京和南京在我心目中无疑于圣殿一样。但79年的高考，我只是考到了一个小城市读读中专，83年又考进省城读了大学。到北京读大学的渴望，就只能成为我心中永远的遗憾和梦想。
我的爱情几乎是在我措手不及的时候猝然而至，使我迅速成了她温柔的俘虏。据说十七八岁的我曾经美丽飘逸，但我一天到晚都沉浸在书中的故事里，我对所谓恋爱的说法漠然而视。我觉得既很抽象离我又很遥远，我心中的爱人绝对不是个天天敲着饭盆往食堂跑的人。他英俊、温情、善解人意，他那漂亮的文笔和优雅的谈吐，就该象书中描绘的那样。就在这时，那个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的猎手终于出现了。我在他的箭矢面前马上失去了方向。我们开始书信来往，甜言蜜语、唇枪舌剑，经过六年的征伐，书信达数千封，百分之百的纸上谈兵。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习惯于书信交流，它的最大优越性表现在生气的时候，一页稿纸往往正面是我的劝降条件，背面是他的答辩和忏悔，从不需要别人调停。
十七八岁我就开始发表一些小小说之类的东西，辞藻华丽，内容空洞，充满幻想。被远远近近的人们誉为才女。事实上我身上存在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卑，从小学到大学我从没认为自己优秀过。不善言词不谙世事，羞于抛头露面，众人面前往往辞不达意，常常面对自己的内心一遍一遍地清理是否做错或说错什么。对例假这种事我也会惴惴不安。后来我把这些讲给丈夫听，他说这大约与我童年时父亲常常受到迫害，全家人受压抑有关，也可能与我七岁时无意中划破报纸上领袖的头象，吓得发了一场大烧有关。但是，他总结说，脑子与白痴相比，还有相当长一段距离，这完全可以从驯化他的手段上看出来。
三个月丈夫从欧洲回来，给我带回一件温软的皮大衣。在纸裙子和皮大衣之间，我已经深深浅浅地走过近三十个年头，眼泪与微笑，光荣与梦想，所有的日子就象一柱燃烧的香火，光明的后边就是灰烬。在热切的期待之后我才突然明白，我渴望过一种更加平常的生活。丈夫不必要出人头地，女儿也不用噙着眼泪争第一。我要让他们好好陪着我，爱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