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失业特点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以GDP的高速增长为标志实现了迅速腾飞，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的整体实力蒸蒸日上，但有一个问题却一直伴随中国经济的成长，那就是失业问题。一般而言，失业普遍存在于任何一个国家，因为适当的失业可以使经济在最有效率的规模下运行。由于中国选择了一条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即从中央统一配臵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过渡到以市场为主导的体制，这就决定了她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或者说中国特色。
第一， 失业率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而增长。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看，
1992年以来的变化趋势近乎直线上升。1992年，城镇登记失业人
口为393.9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3％；到了1999年，失业登记
人口增长到600万人，登记失业率3.2％。2001年底，中国大陆
的人口总数为12.8亿，就业人口为7.3亿，劳动力参与率为77％，
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到3.6％。
第二， 失业人群年轻化。从刚开始的由于国企改革而下岗得年龄较大的
工人到现在刚刚毕业就加入失业大军的大学生都未能幸免，失业
年龄越来越小，于是“毕业就意味这失业”成为社会上广为流传
的一种说法。今年的在校生达到1100万，预计到2005年将达到
1400万－1500万，而中国目前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已经达到1.2亿
人，如此严峻的形势不得不令人担忧
第三， 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远消化不了新增的失业人数。中国目
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却没有与其人口相应的经济规模，
尽管每年有创建很多新的项目工程，但远远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
的需求。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一般有四大目标：经济增长，
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我国政府在“软着陆”时
期，推行以“稳定物价”为优先的政策，1997年以来则转向了“增
长优先”，而未来几年有必要转向“就业优先”。
中国目前的失业率究竟达到了多少，是3.8%？7%？抑或是耸人听闻的20%？甚至30%？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分管就业与培训工作的副部长张小建说，中国失业率的官方统计是3.8%。这个指标的准确名称应该叫“城镇登记失业率”。判定失业者的基本标准，一是看你现在有没有工作和收入，二是看你是否要求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就是统计在城镇失业的劳动者，到就业部门进行登记的数量。登记表明你是要求就业的，如果你不来劳动部门登记，证明你没有就业意愿，就不算失业者。这是国际通行的标准。当然，我国的失业率和国际上的统计相比有差距。一是只统计城镇失业，没有包括现在农村的1.5亿富余劳动力。有人算出20%多的失业率，就是把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算在里面。二是没有把下岗职工算进去。下岗职工尽管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但他还是企业的人，没有和企业解除劳动合同。这部分人目前大约有500万。如果几年以后下岗和失业完全实现并轨，两部分人就可以合并计算了。下一步，我们还要运用入户抽样调查的方法，对城镇失业进行调查和统计，与城镇登记失业率统计共同使用，相互补充。
中国的失业问题从来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观察。如果把数量庞大的农村富余
劳动力和农村潜在失业考虑在内，情势便会骤然愈显严峻，相关的重大话题已经
在识者与专家中谈论了多年；而即使仅将失业调焦到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眼前日
趋尖锐的挑战亦更逼迫人们思考对策又思考国策。
当前，中国失业问题严重化的重要直接原因是：产业政策的选择没有充分体
现人口特点。一般来说，就业提高要靠经济增长，通常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
创造100万个工作岗位。但这只是一个大前提，这些岗位的出现需要很多的条件。
在很多情况下，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一定创造出相应的岗位，关键要看拉动经
济增长的主要是什么产业，哪类产业发展速度速度快。如果是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速度就算很快，吸纳的劳动量也不一定会很多。如果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
的岗位相对较多。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平均能拉动
增加就业岗位240万个。到了9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拉动增加
70万个就业岗位。
我国就业供与需总量矛盾日益突出；我国就业与供给结构性矛盾也十分突
出，一方面非熟练、低技能人数基数过大、比例过高、供给过多，另一方面熟练、
高技能、新兴技术就业者得不到满足，且工资增长率过高；就业困难群体在扩大，
许多国有企业下岗人员再就业比率愈来愈低，就业难度愈来愈大，加入WTO之后，
在短期内我国城乡就业问题日益突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尚全认为，当前形势的成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制度创新而来的“体制性失业”，即国有企业改
革将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显性化，由体制转轨带来的下岗分流人员将长期存在。
二是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结构性失业”，特别是由产业
收缩而引起的一些企业的关闭，将造成一批企业职工的下岗。
三是经济周期性调整导致的“周期性失业”。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化和扩散导致全
球经济进入调整期，使得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恶化。在国内，我们面临
需求不足和买方市场的形成及供求不对应而引发的经济调整要求，加上1998年
特大洪涝灾害对国民经济的损害，使得失业、下岗人员增多。
四是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功能不健全使得就业和再就业效率不高。
五是由于我国已经进入经济活动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对劳
动力的需求相对下降，以及城镇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导致我国劳动力供给在长时
期内居高不下。
六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的滞后，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和再就
业。
一些国外专家也有各自见解。芝加哥大学罗伯特?W?福格尔教授认为，失业
问题是经济快速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中国的失业问题与美国和西欧从农
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的状况存在极大的相似之处，解决失业问题从根本
上来说有赖于经济的增长。
美国俄亥俄州立托列多大学张欣等认为，中国就业结构畸形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城市化比重太低，应通过推进城市化促进就业结构调整，创造就业。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双林、西南财经大学刘家强等人认为，教育水平的高
低与就业率呈正相关关系，应推进教育产业化，培育新的就业渠道。
专家指出，转轨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再就业工程是当前中国政府和世
界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国有
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资产的重组，国有企业的兼并、破产和职工下岗分流，
必然带来劳动力的流动和重组，因而在中国出现了一次职工流动和再就业的高
潮。近年来，特别是1998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更使职工下岗待业，再就业问
题突出起来。
目前感受到就业压力的有三类人员，即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村富余劳动力和
企业下岗失业人员。
这三类人员中，就业最困难的就是下岗失业人员。1998年，党中央、国务
院召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提出要组建再就
业服务中心，实施再就业工程。当年全国下岗职工有1220万人，目标要第一年
解决一半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以后每年解决的再就业人员不少于新增的下岗职
工。计划用五六年左右的时间，逐步消化结构调整中出现的下岗职工。可是实际
上，四年来每年新增下岗职工超过了实现再就业的人数。这些年，再就业率逐年
降低，1998年是50%，1999年降至42%，2000年是35%，2001年是30%，今年上
半年更下降到9%。这当然有客观原因，一是我国劳动人口众多，在现有的经济
规模和结构内，可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足，劳动力供大于求；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
是，这些年有能力就业的，早就再就业了，历年积累滞留下来的，都是属于年龄
比较大、技能比较单一的下岗职工。他们是再就业最困难的群体。
企业下岗职工的特点
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媒体，甚至在一般社会大众的印象中，中国的失业问题都
被认为主要是国有企业下岗所引起的。对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汇总数据和
相关资料的分析却表明，中国的失业人口压力的确很大，2亿左右的失业人口不
仅现在，而且在将来10-15年间仍然是中国社会必须面临的最重大的社会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的，而是因为中国劳动力的总量绝对过剩，
即使未来的经济发展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失业人口的压力仍然存在。
不过，并像一些媒体和学者所说的那样，失业人口的压力会严重影响中国
社会的稳定，甚至是一颗定时炸弹。对失业人口社会特征和行为取向的分析表明，
中国失业人口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
1、下岗职工和城乡隐性失业人口；
2、农村失业青年；
3、城镇失业青年。
在年轻的失业者中，农村失业人口的年龄和文化程度都偏低，集中在15-19
岁的初中毕业生群体；城镇失业人口的年龄和文化程度略高，集中在20-24岁的
高中毕业生和更高文化程度的群体。人到中年、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下岗职工在
失业人口中仅仅占有很小的比重。人的社会行为总是和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相联
系。虽然2亿左右的中国人都是失业人口，但是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却有着重要
差别，“就业”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意义也截然不同，为了“就业”不同
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行为取向也不一致。
下岗职工的主体是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部分人群。人到中年，他
们要养家糊口，既要赡养上一代，又要负担子女的受教育费用。由于他们在计划
经济体制下成长和成熟，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业和下岗，除了计划经济的解决
之路，对于失业，他们没有能力获得更有效的方式。好在他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
的洗礼，具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上访和“闹事”就成为了他们基本的行为取
向，即使在可以寻求法律途径的条件下，他们仍然认为“找政府”是最有效的手
段。这就是计划经济制度的“余热效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下岗职工
与政府之间冲突的案例数量在不断上升，这样的冲突仅仅发生在有限的地区，并
且集中在资源型和夕阳型的产业，冲突的模式并没有扩散，尤其没有向下扩散。
因此，当这一代人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这种冲突的模式也会随之消失，根本不
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
城镇失业人员的主体是出生于20世纪70-80年代的年轻人，独生子女的
家庭地位使他们生来就衣食无忧，急剧的社会变迁培养了他们独立、善断、理性
的行为取向。对他们而言，出国、跳槽、离职、学车、买房，这些都是天经地义
的、自己的事情，“就业”也不是什么政治事件，只是一种有规则的游戏罢了，
而且这样的规则仅仅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在不同的职业之间游走或是资
源性的失业与政府没有什么关系。政府之于他们，只是代理人而已，既不是老板
也不是仆人，与他们没有什么冲突。如果他们与谁有冲突的话，那一定不是政府，
而是老板或者仆人或者类似的群体。这样的冲突在任何现代社会都是正常的事
情，没有这样的重反而是不太正常了，因此，对于社会稳定并不会构成实质性的
影响。
如果仅仅看农村内部，那么农村的失业问题要远比城镇严重，因为在2亿
左右的失业人口中，主要的是农村人口。由于土地承载人口的弹性以及城乡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差异，使得农村失业问题看起来不那么严重。如果是在城乡隔离的
年代，农村的失业或许真的不那么严重。但20多年的经济改革已经让1亿左右
的农村人口成为了“民工”，他们已经看到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也知道城市
里任何工作的报酬都高于从农田获得收入，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进入城镇，干
哪怕是最下层的城镇人也不愿意干的活，也不愿意再回到土地上去，尤其是年轻人。这批人尽管出生在农村，由于与农业生产没有接触，使他们不会回到土地上去；同时，尽管他们喜欢城镇，也倾向于把自己的生活和城市拴在了一起，他们在城市又没有任何根基，这就使得他们悬在了半空。如果他们失业，落在哪里都会使他们成为特性最不稳定的社会群体。为了求生，他们会直接威胁一方的社会治安，但由于他们的组织性较差，不会形成大规模的利益对抗群体，进而也不会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严重的威胁。
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如果说中国社会的稳定存在有爆发点的危机的话，那么这样的爆发点一定是来自于少数人的极端甚至恐怖行为和现代社会的脆弱性本身，而不一定必然来自失业问题。至少现在看来，失业问题只会产生暂时的、局部性的社会影响。
所用资料：《中国失业问题现状分析》
《杂志：失业之忧 》《中国出口产业的调整方向》
《中国社会的失业问题》《关于我国就业问题的若干看法》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与再就业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