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推公选，是维护公平的利器还是另一种潜规则
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大胆地采用了公推公选方式。这种听起来较之以往更为公平公正的选拔方式，在名单确认公布之后即引发网络热议，许多网友纷纷以“世袭”、“继承”、“官二代”等词形容这场标榜民主和公平的选举。其原因究竟为何，需要我们仔细探究。
公推公选，即“公开推荐、公开选举”，是在较大范围内通过自我推荐和民主推荐，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干部人选进行综合素质能力的全面考核评价，择优遴选，经组织考察，按法律或规定程序任命的一种干部选拔任用方式。而固始县的公推公选之所以受到多方质疑，“集中地任用”是公愤的焦点。12名新任乡长中，被证实基本都是官员之后以及县里两大房地产老板的亲戚，而且有三人是80后，如此敏感的人事安排，居然不考虑社会影响集中“批发”。 一年时间里，12名“官二代”相继走向乡长职位，短时间内如此集中扎堆化，无论谁听到，都会发出权力世袭的质疑。这样的非正常扎堆化现象，极可能是在违背程序正义下“暗箱操作”。固始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周辉回应，网上所揭露的有关其任职人员家庭背景的情况基本属实，“但是他们都是符合程序，经过大范围的公选后出来的，他们具备了当选的条件，难道官员之后就无权当选了么？”既然周部长如此说，我们就先研究一下固始县的公推公选程序是否真正公平，真正值得符合吧。
这次公推公选工作设置了自荐、公开推荐、面试演讲加投票推荐、组织考核、常委票决５个程序。从该县组织部长公开的公选程序来看，似乎比较到位：先是自荐，然后是公推筛选，最后再确定。但是稍加细看就会发现，程序正义在公选的第二步遭遇非正义行使：县里处级、正科级干部以上还有老干部代表300多人投票，从自荐的270多人中推选出来60多人。试问，投票人中为何不见群众代表？为何清一色干部成员？更何况之后一轮的投票也仅有县委常委50多人参加。手握裁决权的是清一色的官员，而最终的任用者正同这些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有资格投票的官员还包括老干部代表，从选举结果看，当选者恰恰有原人事局副局长之子，有原电业局向某之子、县广电局书记之婿。如此瓜田纳履、李下整冠的举措，当然让人浮想联翩。普通百姓不能够参与进来，缺少应有的话语权和发言权，我们自然也就不能认为它能够全然反映了民意。 对比湖北省2009
年公选干部的考试，39位评委中，有9位是由领导干部或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评委，另外30人则是大众评委，大众评委打分将占面试总成绩的20%。30名大众评委中，10人是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10人是应试者报考单位的干部职工，10人是报考单位所服务的对象。由此看出“民意”在固始县的选举中还是相当缺失的。假如推选过程不全是官，有一定比例的民众代表，其结果就不一样，社会反映也不一样，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公平。
不少人对于此次公推公选缺乏笔试和面试环节也多有诟病。根据《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公开选拔的众多程序中，包括统一考试 (包括笔试和面试)，且笔试分为公共科目考试和专业科目考试，采用闭卷方式进行。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面试人选。面试人选与选拔职位的比例一般为5∶1。而且，面试小组成员要实行回避制度；最后，笔试、面试成绩和考试综合成绩应在适当范围内公开。反观固始县的做法，既无笔试也无面试，更遑论笔试从高分到低分确定面试人选和面试小组成员的回避。缺少了考试，就难保公正。由一些官员来主导对自己孩子或亲属的投票，这样的选拔有何意义？并非说官员之后就没有真才实学，而是本可以更透明、更令人信服的程序，偏偏省略掉了很多有公信力的环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了。这种对于“笔试”及面试环节的缺漏，到底是无心之失还是刻意为之，恐怕只有制定此选举程序的人心里清楚了。
其实，公众并不是特别在意官员后代有没有当选的权利。公众在意的是官员之后即便当选，也应该遵循基本的程序，实现起码的程序正义。在公推民主下，民众的认可程度才是官员最关键的衡量标准。如果官员的当选遭受民众广泛的质疑，这样的公推就完全失去了终极价值，这样的官员也就丧失了政治上的合法性。毕竟，所谓程序条件，所谓公推公选，都是手段，根本目的是在民主的基础上为公众选一位有能力、信得过的公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旦初衷和目的南辕北辙，手段方式的价值也将大大贬值。请设想，如果谁当乡长充分体现了乡民的意愿，哪怕当选的多是官员子弟，只要程序清洁，谁又能够说什么呢？
人民网记者在固始县采访中，发现正如信阳市委书记王铁所言，群众对组织工作是高度关注的。“公选乡镇长多数为干部亲属”成为这个县城这几天上下议论的焦点。因为县城不大，媒体中所列人员，多数干部都熟知。这同样也是一个在全国多数县城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小县城远离大都市，多数人祖祖辈辈都生活
在这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以固始县为例，40多名在职县处级干部、50多名离退休县处级干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基于门当户对，许多家庭结亲联姻。实事求是地说，这种状况也属正常。记者采访了多名干部群众，他们多数对此表示理解，同时也认为领导干部亲属不是不能当干部，他们熟知的许多人在岗位上勤勤恳恳，表现优异，受到老百姓交口称赞。也有群众指出，当选的官员如果不具备这个能力，那在这个位子上也坐不久。
干部群众质疑的是为什么官员亲属“扎堆”？如何实现真正的公平和正义？参加投票的300人尽管是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的范围确定的，但在这个范围内，官员亲属肯定比普通干部知名度高，如果出现拉票行为，其能量肯定会更大，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其他几道程序中。其实，这也是全国各地组织工作中一个带有共性的问题。能否设计出一种更加科学民主的投票方式值得组织部门探索。
另一个在此次固始县公推公选事件中被热烈讨论的话题就是“权力世袭”、“权力垄断”问题。权力世袭的问题并非始自今日，越到基层社会，深厚的家庭与关系背景往往比知识和学历越能取得竞争优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指出，从1949年到2001年，父亲的干部身份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权力世袭发展到今天，还有了深刻的权力商品化烙印。本次河南固始县公开选拔的乡镇长干部中，“全是干部子女和县里两大房地产老板的亲戚。”官商如此高度的结合，可想而知权力将会异化到何等程度。看来，在现有的权力格局之下，不管是组织任命，还是公推公选，都阻止不了权力的大门只对权贵子弟开放这一态势。
固始县选配乡镇长事件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恐怕是因为事件背后有一个与民主背道而驰的不良趋势。权贵和精英们都希望“出身决定命运”；民众则期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二者之间肯定有矛盾。平心而论，权贵子弟的机会超过平民子弟很正常，官员亲戚里也有出类拔萃的人才。但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空间巨大，公权运作缺乏制衡和监督，从而为权力世袭留下辽阔的空间，使世袭现象屡见不鲜。如辽宁本溪市双推双考的4名团市委正副书记，有3人的父母是该市的高官，怎么能让民众信服？
官员子弟在具备相应资格的条件下，当然可以参加提拔任用的公推公示，这在程序上是无懈可击的。不过程序只能说明固始选官现象的浅表含义，而无法触及此一现象背后的社会郁结。舆论就此质疑或议论纷纭，更不该被简单地归纳为仇官情绪使然。官员之后并非无权当选，这个论断在狭义上可以成立。但从广义上看，这种现象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值得反思。
官员子弟之所以获得进阶的资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在官场文化的影响下，他们从开始踏入仕途起，就受到各种形式的关照，有着寻常子弟无可比拟的升迁环境。在这个精心筹划的过程中，家族势力在官员系统积累的资源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固始提拔官员子弟，从组织程序上看是单一的任命决定，实际上则映衬着当地官场生态的影子。不承认存在家族权势的角力，就不是实事求是。包括近亲属关系在内，提拔干部必定牵涉各种类型的资源聚合。问题在于，这一提拔官员的系统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从固始县的例子可见，这个选拔系统具有高度的密闭性和排斥性，权势家族之间也存有激烈竞争，对没有背景的官员就会产生阻止效应。由此，官员家庭合法地实现权力在家族内部的传递，就有可能与民众失去联系。公众成了看客，这是应当警惕的。
有些人甚至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集体世袭”，平心而论,“集体世袭”的说法有点以偏概全。高干子弟千差万别、良莠不齐,有依赖父兄权力的纨绔子弟,有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就是已进入高位的,也不全是靠父兄权力的荫护。高干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超过平民子弟,也是任何社会难以避免的现象。不过,在民主国家,家庭背景只给他一个起点,他的上升是依法的,是按程序的。为何固始县缺少笔试、面试被诟病，就是因为只通过面试选拔人才尚存在很大漏洞。通过面试考核考生的仪表、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这自古便有，无可厚非，也很有必要，但是若其中渗入了人情等其它的因素，那么面试就不在是面试，成了背景、后台的角斗场所。况且固始县连面试这一关也省了，只用一个“如何做好乡镇长”的演讲便草草了事。看看公选干部名单，我们可以想象，为了权力能够世袭，为了使自己的子女成功坐上乡长的位置，领导们之间不知道有过多少次的交易和妥协，动用了多少社会关系。
独由“官意”操纵权力的流向与归属，很难指望权力之肥水流外人之田地，可以想见的结果，是权力会顺利地实现“代际转移”，成为世袭之物。与传统专制
的政治血缘世袭不同，现在一些地方的权力世袭披上了“选举”、“公推”、“民意”的迷惑外衣，成其合法性的保障，也因此丧失了基本的政治耻感。
固始县最终形成家族势力浓厚的官员提拔名单，从中传达出的信号很有冲击力。其所展现的负面因素不仅能被民众感知，也同样在当地公务员中扩散。对那些无法借助家族背景上位的低级官员而言，这是很沉重的打击。因而仅仅将对固始现象的讨论归结为官民猜忌是很不全面的，还必须看到其对整个官员系统的破坏性后果，即造成公务员内部的分化和对立。不仅如此，公共权力的代际转移，会衍生出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制造社会不公、加剧两极分化、形成贫富对立、激化社会矛盾、阻碍社会转型、动摇社会稳定；还会催生弱势群体的无望和仇恨心理、导致群体事件的发生。
再回首来分析那位组织部长的“符合程序”论，权力交易、互为便利的官弊一直潜滋暗长在官场之中。官员之间来来往往，无形之间形成一种利益链条，你予我一分便利，我还你一分人情。在这样一种官情的环境之下，“官二代”自然有常人所不能比的人脉资源。其“为官天赋”也自然高人一等。比如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利用职权，让安徽师范大学毕业的大儿子出任共青团安徽省委联络部副部长。还比如，某市双推双考的4名团市委书记、副书记人选中，有3人的父母是该市的高官。有权力交易在背后操盘，走组织程序不过是个形式问题。权力之间互予便利，程序正义自然遭遇沦丧。“符合程序”有两种语境，一种是名正言顺的公开程序，一种则是暗渡陈仓的官场潜规则。当官场潜规则在组织部门“符合程序”的保护之下运行时，这种潜规则势必有恃无恐、继而大行其道。如果说某一次公选干部只是破坏了官场的局部生态的话，“符合程序”这种来自庙堂之上的纵容就会让整体官场生态有了恶化的可能。
由此看，组织任命克服不了权力世袭问题，自上而下由上级党委和组织部门主导的公推公选克服不了权力世袭问题，几千年的流官制度也克服不了权力世袭问题。要解决权力世袭和商品化问题，惟有从“权力从哪里来”的根子上去找答案。只有彻底解决基层权力既不受上级权力监督，又不受当地和外地媒体监督(当地媒体不敢、不能监督，外地媒体只当耳边风)，且不受当地百姓制约和监督，从而呈现全面失控的状态，权力的正当性问题和权力世袭问题才能得到较好解决。必须剥离权力附着的利益，迫使权力退出市场交易，改变选拔官员的游戏规
则，才有可能改变现今这种近乎荒唐的现象。
“公推公选”作为现阶段各地选拔领导干部普遍尝试的一种新的形式，被誉为人事体制的重大改革，被贴上“公平公正公开”的标签，而为众人仰视。在公众的心目中，在相关部门的言词里，“公推公选”的推出是为了打破种种潜规则，它应该是一片净土，让公众看到希望；它应该是一道底线，谁也不可以突破、打破——而一旦这道底线被打破，将会极大的损伤公权的公信力。因此，在选人方面, 进一步加大群众代表的参与，使其更加公开透明，让更多的民意代表直接参与考核选举推荐的过程，加大监督力度，让民意得到顺畅的表达和反馈，也许，这样就不会出现如此多的争议。在考试方面，如考前名单公示以及异议反馈、考官异地调入、临场前10分钟再抽签分组等等，以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公开性。但是由于这涉及到某些部门官员的权力，能否实行还是未知。因此，从根源上挖掘，最要紧的是改造我们的官场生态,要变传统的封闭式为现代的开放式,要将少数人的游戏变为大众的公开竞争,要将体制内的垂直监督变为全方位的立体监督,要将一切权力和权力的运作置于阳光下。这样，才能希望固始县这种荒唐的选举结果不会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