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这次大规模官员下访，客观上来说还是一种应急之举。要彻底解决信访难题，还要从源头抓起2005年新年前，XXX完成南京大学的哲学博士论文答辩后，返回郑州的当天下午就去了汝州。在他看来，汝州的另一份考卷同样迫切:一件“难缠”的上访案件正等着他和下访工作组解决。49岁的XXX是XX省委宣传部的正处级干部，目前，他还有另一重身份
:平顶山市下访工作组小组长。和他同时成为下访队员的还有XX省直机关的723位干部。事实上，不仅仅是省直机关的官员要下访，2004年9月15日，XX省、市、县3级下访干部共42664人走出机关，下到乡村、工厂、社区，逐门逐户排查矛盾和问题。“工作组”──这个多少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名词在2004年甚至2005年持续成为XX省各级官员和老百姓口中的热词，同样成为热词的还有“下访”二字。和2004年初高调下派工作组进驻艾滋病村不同的是，这场涉及XX省、市、县3级干部、4万多名官员的“下访”工作，媒体鲜有报道。4万多下访官员身负3项重任:一是调查处理尚未解决的信访案件;二是排查可能引起上访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三是督促健全完善信访工作长效机制。当地政府部门人士是这么介绍的:此次大规模下访使XX官员群体真实地体会到了上访者的诉求与痛苦,并深刻反思了问题的症结,甚至良心受到了巨大的刺痛。2005年1月12日，《瞭望东方周刊》获悉XX4万官员下访第一阶段工作暂告一段落，即飞赴郑州采访。必须冷静反思了:问题出在哪儿“人要回去，事要解决”──总体要求只有这一句话。2004年8月26日下午，全国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召开4天后,前省委书记李克强便作出批示,要在解决突出问题方面有切实举措,力争2004年下半年取得明显成效。9月5日，有关实施方案获得通过;9月10日省委作出动员;9月15日，4万多官员全部到位，奔赴下访地。“从2004年9月3日XX省委召开常委会，从决定组织3级官员下访，到9月15日，4万多下访官员下到农村、厂矿，仅用12天时间。”XX省政府副秘书长、XX省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省联席办)副主任朱孟洲,向记者介绍了4万官员下访决策的出台过程。因此，XX组织4万官员下访的决定，是在中央高层下决心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大背景下作出的。2004年前，XX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在省信访局副局长这个位置上工作了10年。李新华说，这10年，可能是全国所有从事信访工作的干部最苦、最累的10年。“从全国来看,从总理到省委书记都在亲自批阅群众来信，从中央到省委对信访工作要求之高、措施之具体、批评之严厉、责任追究之坚决也应该说是多年少有的。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尽管我们下了这么大的力气，全国的信访总量还是有增无减。因此，我们必须冷静反思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这也是促使省委决策4万官员走下去，把矛盾解决在基层的动因之一。”李新华认为，信访绝不是XX的特产。国家信访局公布的全国信访总量的连年递增是现实的。XX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确实存在大量改革“欠账”，而类似的问题每年都在积累，这是XX信访量增多的大背景。“事实上，作出4万官员下访的决策对XX省委、省政府来说是一次挑战，省委面临的压力也是巨大的。因为，官员下访很可能造成信访量的继续上升和反弹。”李新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决策过程中,前省委书记李克强请常委们首先讨论,能不能组织下去?会不会产生什么反应?当时便有常委表示，下访，如果问题不能解决好，会带来更多的难题。李新华说，“特别是在省、市、县这3级，很可能会‘按下葫芦起了瓢’。省委常委会在讨论时，对此也有过争论。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2004年12月，新任省委书记徐光春一到XX，就听取了省联席会议的工作汇报，并对官员下访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的危害3个月前，即2004年9月10日，XX省委副书记支树平为省直机关700多名下访干部做了出发总动员。“今年(2004)7月以来，全省信访量持续攀升，省县级以上党政信访部门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40.8万件(人)次，上升25.9，这么多的信访案件，反映了这么多的问题，涉及这么多的人，不抽调大批干部下访，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吗?”“一些地方官僚主义形形色色，关系网重重叠叠，群众反映问题常有阻力和困难，不组织上级机关干部下去明察暗访、督办督查，能打得开局面吗?”支树平对参加动员会的官员发问，“群众上访反映的问题，多数有道理或有一定道理，这些问题大都是基层应该解决也有能力解决的，但是，为什么群众常常为一个问题反复上访呢?”这也是4万下访干部“走下去”后最初的困惑。“为什么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