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鲁迅“骂”人
鲁迅一生“骂”过许多人，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只要打开《鲁迅全集》就会发现被他指名道姓“骂”过的人，有百人上下；与其论战的重要人物也有二三十人——可谓洋洋大观。在中国现代文坛上也真算得上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了。而且这许多被他“骂”的人都不是寻常之辈——用被鲁迅“骂”过的徐志摩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在学堂里研究过他的戏„„英国留学生难得高兴时讲他的莎士比亚，多体面多够根儿的事，你们没有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听„„没有我们不成，信不信？”可鲁迅就“不信”，就要骂他个狗血淋头，露出他们麒麟皮下的马脚来。其代价当然是落了个“善骂”的恶名：早在三十年代被鲁迅骂过的“绅士”梁实秋就在《不满现状又怎么样呢？》一文中雄赳赳地攻击过鲁迅：“有一种人总是一味地不满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专事嘲骂只图一时口快笔快”。而到了世纪末，又有没被鲁迅骂过的“痞子”王朔在《我看鲁迅》一文中气昂昂地指责鲁迅：“鲁迅这个人，在太多的人和事情上看不清，自他去了上海，心无宁日，天天气得半死，写文章也常跟小人过不去。愤怒出诗人，你愤怒的对象有多大的格局，你的作品就呈现多大的格局。”可谓一脉相传滔滔不绝。我自己也曾问过一个出国念博士的工科学生对鲁迅的看法。他眼一翻：“鲁迅么„„不就会骂人么？”
其实，我们只要研究一下鲁迅“骂”的都是些什么人以及他是怎么“骂”他们的，我们也许就会发现他“骂”人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或者简直就不叫骂。鲁迅自己就曾说过：“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吧（《集外集拾遗通讯〈复吕蕴儒〉》）。”
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鲁迅“骂”的人几乎全是文化界名人——在《答杨村人的公开信的公开信》中，鲁迅就报上风传自己准备出一本《五讲三嘘集》对杨村人、梁实秋、张若谷“嘘”上几声告诉杨村人：“先生似乎羞与梁实秋、张若谷先生为伍，我看排起来倒也并不怎么辱没了先生，只是张若谷先生比较差一点，连做一‘嘘’的材料都不够。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可见不是任何人都能为鲁迅开口“骂”（“嘘”）的——郁达夫就建议鲁迅不要去骂那些仗着自己被你“骂”过而身价大涨的人。我们不妨来看一看鲁迅骂的都是些什么人：有胡适、林雨堂、徐志摩、陈源、李四光、成仿吾、梁实秋、周作人、顾颉刚、沈从文、施成蛰、朱光潜、徐懋庸等等，这些人都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可圈可点的名人。于是问题便是：为什么鲁迅只骂文人，而不去骂“武人”——比如当时的军阀？记得当年就有人对鲁迅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当年提这问题的人别有用心，所以鲁迅的回答也针锋相对：我所以不骂“武人”是因为我不想让你们在我身上实现你们借刀杀人之计。不过，站在今天客观理性的角度看，鲁迅当年所以揪住文人不放，可能是因为如下原因：首先武人不足以论——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就明确地表示自己从不跟当时的所谓“政治家”（也就是“军阀”、“武人”）对话。有一个笑话讲：甲乙两人就三加二等于四还是等于五发生争执，最后大打出手一同去见县官。县官听到两造申诉后竟下令差役打那个主张三加二等于五的乙的扳子——理由是：一个公然主张三加二等于四的家伙，你还有心跟他争论是非，你这不自己犯贱发痴么？不打你打谁？我想，鲁迅所以不“骂”军阀就是因为自己不愿做那笑话中的乙——军阀不值一骂，对他们最有效的工具是枪杆子，而不是笔杆子。而鲁迅“骂”文人，就是因为他们是“智识阶级”讲道理，有理性，是中国较有希望的一个阶层——所以才对他们大“骂”特“骂”！孔子说过：“可以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言而与之言，失言。”很显然，在鲁迅心目中，政治家或军阀者流都是些“不可言者”，所以鲁迅不愿“失言”而“不与之言”；而知识分子则无论有怎样的缺点，都属于“可与言”者，所以鲁迅不愿“失人”而“与之言”——哪怕是以“骂”的方式“与之言”。费希特在《论学者使命》一文中指出：“基督教创始人对他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人都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从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我想鲁迅先生当年在痛“骂”这些知识分子时，拥有的也一定是这样的情怀——哪怕是他在很厉害地骂梁实秋之时：在梁实秋别有用心指责与他发生论争的进步文人是“╳╳党”、“拿卢布”之后，鲁迅并没有以牙还牙地讲梁实秋是“拿金镑”什么的而仍然心平气和地写到“我还记得，‘国共合作’时代，通信和演说，称赞苏联，是极时髦的，现在可不同了，报章所载，则电杆上写字和‘╳╳党’捕房正捕得非常起劲，那么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到‘恩惠’或‘金磅’，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着急穷罢了”——还是将对梁实秋的批评限制在“文艺批评”范围之内而没有像对方一样大作引伸暗示。便是痛骂对方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也还是因为希望梁实秋能确如他自己所言，做一个“非出卖劳动便无法维持生计”的劳动者——对这一点，王富仁先生有很好的分析：“鲁迅骂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是因为他知道梁实秋是不愿做资本家的真走狗的，但他又确实用了真走狗的论调来攻击左翼作家‘拿卢布’。如果他没有以这样的论调以济自己论辩之穷，鲁迅的‘骂’也就无所依据，毫无攻击力；如果梁实秋真的愿意当这样一个真走狗，鲁迅也就不能这样骂了——那样，就等于鲁迅为他找了一个真正的主子（见《呓语集》88页）。”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鲁迅“骂”过的傅东华才会这么说：“谁要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成分里只有‘恨’而没有爱，我就和他拼命！谁要把鲁迅先生的哲学解释成唯恨哲学，我就永远痛恨那个人（见《鲁迅与他“骂”过的人·导言》）。”
其次，我们还应该注意鲁迅“骂”人的方式。正是因为鲁迅“骂”知识分子是期之也高，所以责之也深的缘故，所以，他在“骂”他们时总是极有分寸。这分寸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严格限制批评范围，从不越界批评——更不像梁实秋那样借助政治势力打压对方进行威胁——这一点，王得后、钱理群在《〈鲁迅杂文全编〉前言》中有过这样的比较分析：“历史的记载就是这样：人们攻击鲁迅的，是‘学匪’，‘学棍’，‘赤色作家’，‘汉奸’，‘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明说是同志也还是‘右倾’，‘危害联合战线’，‘助长恶劣倾向’，都是含着杀机，可以遭到通缉，撤职，逮捕，监禁乃至杀头的诬陷和谣言。而鲁迅的反击，给论敌定的大多止于‘正人君子’，‘绅士’，‘叭儿狗’，‘资本家的乏走狗’，‘鹰犬’，‘洋场恶少’，‘才子┽流氓’，无一有生命危险，就是直斥为‘帮凶’，也分明和他们的主子划出分明的界限。”换句话说，鲁迅“骂”人是严格遵循论辩原则，以人为善的。第二，正因为是与人为善，所以鲁迅的“骂”也是针对一时一事——所谓“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而不是全盘否定一棒打死。比如他对胡适，就只挖苦讽刺了他的某些言行；对陈源，着重揭露他替军阀为虎作伥的一面；对杨荫榆，也是紧紧围绕“女师大风潮”；对徐志摩也不过讽刺他的诗；对梁实秋也仅就文学的阶级性问题论列是非等等，这种“骂”法因为具体明确针对性强，所以被“骂”者也因此容易明白理解从而改正。也就是因为鲁迅“骂”人都是以人为善的原因，所以许多被鲁迅“骂”过的人，后来都成了有成就有贡献的人才：比如李四光、朱光潜、沈从文、成仿吾、徐懋庸甚至胡适、林雨堂、梁实秋、施成蛰、顾颉刚等等。这应该也是鲁迅当年“骂”他们的希望——希望他们进步上进，成为真正有益于中国人民的“智识阶级”。可让人莫名其妙的是：现在竟有人因为鲁迅当年骂的人后来大都有了进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认为鲁迅“骂”他们骂错了——照这些人的逻辑，一经鲁迅骂过的人就该永远坏下去才无损鲁迅形象！这显然搞拧了鲁迅“骂”人的动机：他所以大“骂”特“骂”一些知识分子，其目的不是为了为渊驱鱼，把知识分子都赶到坏人那边去，而是为了他们改掉臭毛病，成为真正的“社会良知”。如果他后来真的变好了，成了于人民大众有用之材，那正好实现了鲁迅当初“骂”他的目的，也正证明了鲁迅的伟大，怎么能把这作为鲁迅骂错了的证据呢？这岂不是吃药治好了病，马上回过头来说这药吃错了么？
清代诗人郑板桥曾说过：“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鲁迅的“骂”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这种“入木三分”的“精骂”——这就是我对鲁迅“骂”人的总体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