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对我人生成长的作用
小时候我就开始背诵很多课文和诗句，其中有一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事事关心”。我一直不明白其中的真正含义，后来在我进修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一课程后，我对小学的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正所谓政治的真正意义是 对国家的党政权、民政、社会安定等政治领域具有推进及促进意义的事件、决策。政治的某些事在表面上看似不是政治范畴的事，但它若与政治有着密切相关的我们也应该理所当然的认为是有着政治意义的。打个比方吧，地区发展经济我们看起来是经济问题，但在其背后却隐藏着强大的政治问题，经济和政治两者是相互独立又是相互依存的。若说经济发展不起来，那么依据因果关系就会影响到群众的生活水平，而生活水平过低又反馈地影响政治安定的问题。总言之经济和政治是两兄弟的关系。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让我明白了作为当代的人，特别是 我们大好四有的知识青年，我们更应该明白我们的人生任务不仅仅是一味地埋头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我们在增长知识的同时也要时时刻刻关注身边的大小事，与群众紧密联系。同时我们也要学会遇事时一定要镇静，要多角度的想问题，不能毫无主见，跟随着主流随波逐流。在这一点上我确确实实地做到了，就在那次我亲身经历的px工程拟建工程事件中...那天是5月30号我正好回校，在一个里充满着人群非常空旷的草坪里，我看见有很多人在高高的举牌，他们连续不断的高呼：反对px。他们的反对声一声比一声高，也有些人完全是借机捣乱、破坏公共设施。我看见很多人看着看着就从观看者的身份转变为参与者，当然这明显是“跟随者大众的脚步走了“，作为知识分子，我想我们应该是别参与，要站在清白的立场上想问题。正如世界政治和经济的论证关系中，论证问题是我们做人的第一要义，分不清人生的方向那什么都会白费的。在这px拟建项目的反对游行里我们首先是别参与，先静下来想想问题、尽自己的能力通过一切的途径查阅相关的资料，争取做客观事物的第一人！之后再通过合法有效的渠道来表达自己意愿！而不是随波逐流的跟着逐流干，更不是参与搞公共设施的破坏不良活动中。从战争到和平，以矛盾斗争状态来看，即是由精神因素具有极大能动性、精神发挥巨大作用的时代，进入到精神因素回归常态、物质建设发挥主导性作用的时代。在战争时代，革命群众身受剥削阶级、官僚阶级和外国势力的残酷压迫，主要矛盾是敌我矛盾，斗争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极端状态，在这种非常态的矛盾解决方式下，人往往能被激发出平时难以想像的可怕能量。可以说，在物质（武器装备）一定且短期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就是提升战斗人员的战斗精神，因此，在战场上指挥员都很注重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激发战斗精神，提升战斗力。于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能量伴随精神因素的瞬间提升也得到了放大，思想政治教育也就得到了指挥员们极大的重视。
进入和平年代，压迫阶级被人民所推翻、消灭，社会的主要矛盾演变为和平竞争、和谐共存的人民内部矛盾，矛盾状态由极端的锐化状态回归到正常状态。在解决冲突表现并不剧烈的人民内部矛盾时，已不再面对过去那种非此即彼、无中间道路选择的境况，而主要是采取更持久的稳定的完善制度法规的办法。应该看到，和平时代，人们对精神因素的特殊强调愈来愈少，物质方面的建设越来越发挥主体作用。与此相对应，战争年代映射在思想政治教育上的光环也逐渐散去，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其作为日常内部矛盾处理方式之一的本色。只不过，思想政治教育要面对的矛盾数量巨大，而且内容更加纷繁迥异而已。
二、从党领导革命到党执政的维度
从党领导革命到党执政，以党的任务看，即是由领导人民从事否定批判活动的时代，进入到现实地全面管理社会、从事肯定维护活动的时代。党领导革命时代，中国处于旧官僚极度腐败，人民群众忍无可忍、期望变革的时期，这时由先进的觉悟者组成的共产党虽然占有权力资源不多，但顺乎民意，在通过土地革命、减租减息等政策，让群众获得现实经济利益的同时，还给广大人民群众展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美好前景：推翻阶级压迫，翻身求解放，当家作主人。为了这一美好理想，无数革命战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而把美好理想变为人们坚定不移的追求和精神动力，主要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来实现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在党领导革命的时代，是争取群众铁心跟党走的一个主要手段，为新政权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进入执政时代，党开始担负管理全社会、维护全社会利益的职责，但是随着苏联模式被证明存在重大缺陷，党在革命时期的那种管理模式也不再适应执政需要，摆在我们党面前的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未竟事业，其中成功与失误的风险同在。尤其是在经历过人民公社、“*”等社会主义建设重大挫折之后，人们发现党在领导革命时代预期的许多利益并不都能顺利实现。而且，随着执政之后的教育者从觉悟者变成职业者，面对权力诱惑，有相当数量教育者的先进性缺失，甚至出现少数言行不
一、腐败变质的分子。许多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日趋丧失，教育效果便不如革命时代出色；相对于过去较为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手段，执政党有了更多的调控资源和手段，诸如政治权力的、经济利益的、法律法规的、行政管理的、组织约束的、文化教育的等等，与执政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对比较优势明显削弱。
三、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维度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以社会结构特点看，即是由国家全面统制、存在个人人身依附关系的时代，进入到自主意识彰显、个性得到宽容的时代。这个变迁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变迁，因为这是社会结构中经济关系与经济基础的根本改变。与此决定性的改变相适应，社会意识也必然发生根本变化。计划经济
时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国家统制型或政府主导型。在国家与个人的相互关系中，国家的地位至高无上，政治权力与职能覆盖了所有社会生产与生活领域，个人受制于单位、身份、血缘，自主独立性十分有限，个人的利益诉求只能通过为集体服务来实现；而且由于商品匮乏，人民普遍贫穷，人们的身体与心理等基本需求都遭到束缚。这个时候的思想政治教育，为配合政治权力达成极强的集体控制，被赋予超出其应有职能范围的能量和地位，充当了政治全面控制社会意识的抓手；由于那个时代里社会上没有直接为个人利益考虑的选择，导致很多人容易产生错觉，认为过去人们思想道德所呈现出的“纯真的”的高水平，都是当时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较强的缘故。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国家基本退出竞争性领域，社会发展机会不断增加，个人从高度集体化的约束下走出来，身份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人转变为自由人或社会人，成为独立自主的利益主体，自担风险，自负盈亏，人们的价值观念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同时，伴随经济状况从普遍贫穷到基本小康的发展变化，人们在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还获得了更广阔的精神空间，精神需求更加活跃复杂。在此境况下，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一个自由多元、繁荣复杂的局面，其参与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骤减，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明显下降，思想政治教育仅成为政治引导、经济服务与人格塑造中的一个非强制性手段，与其他社会治理手段一起，才能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发挥根本保证作用。看到这一点，就不会沿袭旧观念，简单地把思想道德领域所呈现出的真实“经济人”状态，说成是思想道德的倒退滑坡，并把这滑坡归因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足所致。
四、从非信息化到信息化的维度
从非信息化到信息化，以社会发展阶段看，即是由受教育者掌握较少信息资源、被动接受灌输的时代，进入到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在信息资源占有方面差别不大、身份平等的时代。在非信息化时代，由于信息的传递基本上靠人口相传与书信来往，受教育者接触信息的广度较窄、渠道很少，一般而言，在进行教育之前，教育者较被教育者掌握的信息量要大，主客体信息明显不对称，教育者优势显著，一定程度上教育成为社会思想、知识传播的重要渠道；而且对于教育者教育的内容，受教育者由于较少受相反观念影响，逆反心理较轻，在这种相对单纯的信息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实施难度较小，成效也比较明显。
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总量成几何级增长的同时，信息传播渠道急剧增多，各种信息顷刻间即可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海量的信息时时刻刻对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包括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施加巨大影响。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网络已日渐成为每个人学习、生活和工作的不可或缺的帮手。不管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只要愿意和具备相应能力，就可以获得足够多的信息。这种情况下，尽管互联网的即时性、开放性、参与性、隐匿性、自由性等特点，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很
多机遇和有利条件，但也导致教育者在信息接触面及接触量上丧失相对于受教育者的优势，很多情况下教育者对信息的掌握甚至都不如被教育者。这个时候，也许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没有产生根本改变，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方式却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面对自主能力提高的受教育者，单独的课堂讲授教育作用下降，教育者不得不在思想深度、教育风格以及其他教育载体上下工夫。
五、从传统社会到法治社会的维度
从传统社会到法治社会，以社会治理理念看，即是由乡土色彩严重、权力倾覆一切的时代，进入到民主意识凸显、法眼审视天下的时代。具体而言，这个变迁包含着两个重要转型：
一个是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型。传统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社会关系主要由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构成，亲属和老乡成为一个人一生交往的主要对象，礼尚往来是连接这些关系的基本方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较为紧密，犯错者所承受的羞耻感和社会压力很大。而现代法治社会是陌生人社会。人们只是机械地、原子式地聚合在一起，不管在形式上怎样结合，但总会保留较大的私人空间，相互之间情感约束较小。现代社会之所以呈现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道德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道德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给思想政治教育增加了难度，这种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即便再怎么有效，也不可能抵消掉外在道德环境的影响，使教育者达到过去熟人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思想政治教育，只能针对教育对象的思想变化，调整思路，重新定位教育目标与方式，提升教育效果。
再一个就是从权力社会到权利社会的转型。传统社会是一个权力社会，权力在整个社会中具有倾覆一切的中心地位，民众“官本位”思想严重，整个社会的权力集中在个人或少数人手中，权力的运行不在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缺乏民众参与权力运行的渠道与自由空间。相应地，这个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关系极不平衡，倾向于填鸭式的单方灌输教育，片面追求整齐划一，不容受教育者发出异样的声音。现代法治社会则是一个权利社会，人们对政治的认识更加趋于理性，权力崇拜的观念不断被削弱，特别是经过近年来强化的普法教育和法学研究，人们逐渐摆脱过去那种政治的压抑状态，个人民主和权利意识大大增强。这种情况下，思想日趋活跃的人们必然会运用现代法治理念去观察现实生活，甚至包括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合法性的审视。但是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对教育传统的合法性论证，及对教育地位、作用的制度界定，仍非常薄弱，这就容易使人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怀疑、不信任的态度，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自然就会大打折扣。今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必定只有在与法治的衔接中才能得到实现。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定位与作用发挥，必须接受社会发展状况及其发
展趋势(时代背景)的制约。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我国时代环境的发展变迁，带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应当看到这种历史变化，并对其变迁路径与特点进行认真研究。唯有如此，才可能对现实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状况，有一个客观准确的把握和科学合理的评价。我们应该看到，伴随思想政治教育地位作用的时代变迁，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即使百分之百地发挥作用，也不可能再拥有较以往特殊时期更大或同样大的能量。如果不明白这一点，还以特殊时代的标准衡量现在，以过去的情况作论据论证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不足，盲目地改变作风或一味地加大投入，那就会出现耗费资源、贻误时机的空转效应。相反，顺应社会发展的时代趋势，遵循社会历史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调整理念、制度与方式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