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寺 · 梁思成 · 新猜想
2017新年快乐HAPPY NEW YEAR
正在读书之前有一篇文章讲到了梁思成先生，评论里有人留言，梁思成对中国古典建筑艺术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有最为专业的学识，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传承古建艺术精华，就是他的生命。正巧，今天的这篇雕虫故事正好关于梁思成先生。 闲话名作之佛光寺·梁思成·新猜想
五台深山里的佛光寺东大殿在公元857年重建后的1080年，等来了使它在地球上出名的梁思成。东大殿内四椽栿上的题记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梁思成论文中的两个数据又引发了后人的思考；串联起857年、1937年、2007年三个年份，便有了新的雕虫故事。山西佛光寺外景图
山西佛光寺东大殿内四椽栿位置857年是唐大中十一年。此前的845年，唐武宗下令灭法，佛光寺僧人被遣散，寺内建筑全部被毁。其后不久的大中年间，佛教便得以重新复兴，高僧愿诚募化兴建了东大殿。愿诚，“少慕空门”，“太和三年（829）落发”，“光启三年（887）……寂然长往”。正是这位高僧，大约在他中年的时候重寻佛光寺，“发心次第新成”，是建筑的重修发起人、筹款人和使用者。今天东大殿中殿门南侧有沙门像一尊，等身写实，梁先生认为正是中年愿诚的写生。山西佛光寺东大殿内愿诚像一位叫做宁公遇的女信徒成为东大殿最大的施主，当时被称为“佛殿主”。梁先生认为她的等身像就是坐落在神坛一角的供养信女像。我们不仅可以在大殿前建于唐大中十一年的经幢上看到宁公遇的名字，更加深有意味的是，大殿木结构中一根四椽栿上保留着“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的题记，如同在此明明白白地烙上了大唐时代的印记。山西佛光寺东大殿内宁公遇像山西佛光寺东大殿内北椽栿底题记一还有一位叫做王守澄的人则被冠以“功德主”的称谓，说明大殿的建造本是为了此人的功德。除了记录宁公遇和地方长官的题记外，作为四椽栿上四段重要题记中的又一要点，是与“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同居一栿的“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的文字。这段话引出了一位地位显赫的大太监：王守澄。作为晚唐总领神策军的最高统帅“中尉”中唯一的王姓人氏，曾经和宦官陈弘志等人一起毒死唐宪宗，又与中尉马进潭等一起册立唐穆宗。他拥有“知枢密院事”、“为骠骑大将军”、“充右军尉”等权倾朝野的履历，这一系列头衔比起得以善终的前辈宦官高力士所拥有的“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渤海郡公”、“骠骑大将军”和“齐国公”，也相差无多。不过，与高力士建造宝寿寺和华封观的经历不同，到东大殿建成之日，王守澄已经因政治斗争死去了整整30年。山西佛光寺东大殿内北椽栿底题记二但是，无论王守澄身后荣辱如何，无论他和宁公遇到底有什么纠结关系，这段文字都无比清晰地将佛光寺的建筑风格指向了首都长安的官式做法。
那恰是日本侵华前夕。6月份葱郁的大山中，来了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一行人。感谢那次火药气息中以抢救为目的的勘察，得以及时道出了上面所有的故事，不至于等到东大殿惊悚地与战火擦肩之后——虽然战火不久便切断了他们回京的道路，成果的出版时间已是在1944年。当年梁先生等人的主要工作是考察和测绘。首先是考察，林徽因先生的“素来远视”居然成为一座学术里程碑诞生的重要因素。工作临近收尾时，她隐约看到殿内四椽栿上留有墨迹。东大殿向西的大门迎来了1937年6月的晚霞，晚霞的金晖确认了墨迹的存在。那是多么重要的墨迹啊！为了测量，也为了这些古人并不是用来说明建筑的古老而留下的墨迹，梁先生和莫宗江已经在屋顶内部和黑暗，更和蝙蝠、臭虫抗争了几日，寻遍了几乎每个角落。专门为了看清这些墨迹，梁先生等人苦苦地等待一天，寺庙的僧人才找到了村民，又苦苦地等待了一天，不谙营造事务的村民才费力支起简陋的架木。然而，无比庆幸，也正是这几段题记，宁公遇、中尉王，还有地方助修官员的姓氏，与经幢上的铭文和唐史互相印证，确凿无疑地把佛光寺东大殿的建造年代落实在857年，发人深省地把东大殿的建筑风格与长安官式建筑联系在一起，也造就了梁先生不朽的名篇《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至于测绘，只要想一想那段生命飘零的岁月，我们便已无须花费笔墨描述测量和绘图的艰辛。或许是梁、林二位先生对于《营造法式》太过谙熟于心，他们的研究在奠定了关于东大殿的一切研究基础之余，还给我们留下了一点有趣的启发。这是一对关于角度设计的启发：说到屋顶举折，梁、林二位先生讲“脊槫举高与前后撩檐槫间距之比，约为1∶4.77，较法式1∶
4、1∶3等规定均低，举势甚为缓和”；说到斗栱中的下昂，梁、林二位先生讲“下昂两层的后尾，以约略二十三度的斜度向上挑起”。梁思成测绘解读的山西佛光寺东大殿屋架比例梁思成测绘解读的山西佛光寺东大殿外檐斗栱下昂斜度简单地推算一下，1∶4.77的屋架总高形成的大三角形两侧的坡度为22.75°，非常接近斗栱下昂的23°。考虑到梁先生当时抢救性测量手段的局限，二者之间会不会存在相同的可能呢？梁先生有没有忽略某些原始结构设计的深意呢？
那年年初，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工程师张荣拿着整理好的上百页山西佛光寺实测数据表又一次找到了我，在发表之前对我们大胆的假说做再一次审读和修改。这个假说是对梁先生跳过的细节的展开。假说的起点原本不是坡度设计，而是建筑平面丈尺。近代学者普遍认为东大殿面阔中间五间1丈7尺，两端稍间各1丈5尺，由于转角45°的关系，进深四间均匀布置，每间也是1丈5尺。在统计了所有可及的数据之后，我们认为这里存在着一个极其细微的不协调：大殿当心五间柱头测量均值为5040毫米，稍间和进深均为4400毫米，其比值与17尺和15尺比值之间的差距略大，绝对值超过1寸，相对水平超过1％。按照比率计算二者之间的关系更接近17∶14.8。也就是说，如果说明间是17尺的话，进深和稍间开间就更接近14尺8寸。到底是施工误差，测量误差，结构经久形变，还是另有奥妙？2007年实测所反映的山西佛光寺东大殿平面丈尺解释这个问题居然要回到坡度设计上来。我们先测量分析了所有外檐柱头铺作。统计过后，把下昂斜度归纳成一个出47份高21份的三角形，一份的取值合0.7寸。用今天的米尺度量，这个三角形的二直角边的平均值分别是985毫米和430毫米，后者因长期受压略呈现小于原始设计值的倾向，结合其他关系推算出来的结果则是438毫米。斗栱把屋檐从柱头挑出，其深远程度也恰好等于两倍的这个标准三角形的水平长度，也就是94份。如果说要制作倾斜放置的下昂确实需要尽心设计一个三角形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势必基于当时某种斗栱设计的成熟算法。再进一步讲，难道这个精心设计的三角形只用在斗栱中吗？山西佛光寺东大殿外檐柱头铺作外景2007年实测所反映的山西佛光寺东大殿外檐柱头铺作在梁先生遗留下来的两则角度关系敦促我们重新审视屋架总体比例。通过度量每一缝梁架，并归纳之，得到屋架通进深是21642毫米，而正中处总举高为4808毫米。于是有了以下的计算：1.
屋架总高：标准三角形高＝4808/438＝10.98≈11；2.
屋架通进深之半：标准三角形平出＝21642/2/985＝10.99≈11。这个验算或许可以证实当初匠人用于斗栱设计的三角形被进一步推广到权衡屋架的总体比例上了，但是有趣的现象并未就此结束。请注意，屋架通进深之半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斗栱出挑占去了11份中的2份；其二，殿身进深方向的两个开间占去了剩余的9份。这样一来，进深方向每个开间便应合4.5份的标准三角形。于是我们可以计算一下进深方向开间的用尺： 2007年实测所反映的山西佛光寺东大殿屋架比例设计进深每间用尺＝4.5×47份×0.7寸/份＝148.05寸≈14.8尺。终于，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东大殿面阔中间五间1丈7尺，而两端稍间和进深四间每间的尺度更深刻地关照了梁架尺度的权衡，结果恰恰是并未取整——也不应取整的1丈4尺8寸。当然对于佛光寺东大殿的发现远不止上述这些，但上述问题的解答却可以充分展现我们今天研究的思路：重复测量古代建筑，尽可能完整地详细测量重复构件的尺寸，利用统计方法整理数据，再去考察可能的原始设计比例方法。在整个流程中，梁先生在1937年踏勘所得的那些想法和想法背后的线索一直在扮演着启发者的角色。我们因能够从梁先生的肩头向前眺望一小段而骄傲，更因等待争鸣而忐忑。 谨以此故事献给不鄙雕虫渺小的人们。arc1cn神奇的公众号和你走进山山水水和你一起读书走近大师第一建筑史图、文由本平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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