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
香港回归，又称香港主权移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国）政府根据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双方共同承诺，于1997年7月1日开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行使主权、联合王国政府将香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历史事件。1997年7月1日当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结束长达155年的英国殖民地身份，香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管理，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为政府首长。绝大部份香港华裔居民自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同时有350万香港居民终身保留英国国民（海外）身份。
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时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清朝战败于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及鸭脷洲割让给英国。1860年，清朝再次被英法联军打败，签订《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及昂船洲交给英国管治。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清朝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新界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这三份条约正本由台湾当局外交部典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1982年，英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虽然《南京条约》与《北京条约》皆指香港岛及鸭脷洲与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及昂船洲永久割予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承认《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所有相关不平等条约，只承认香港受英国管理，而非英国属地，并要求英国将香港岛和九龙连同新界一并交还。1997年，英国政府决定将香港的主权交给中国，但同时争取维持英国在香港的利益。
中英双方最终在1984年12月19日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决定了1997年7月1日起，中国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始对香港岛、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新界等土地行使主权和治权。
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邓小平同志因香港前途问题与她进行中英谈判。
邓小平同志提出，关于收回香港主权问题，可以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的方案解决。他强调：“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转余地。”“应该明确规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双方最后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商谈解决香港问题。双方于1984年签订协议。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首次揭开了香港前途谈判[1] 之幕。双方在经过首次谈判后，声明表示将会通过外交途径对香港前途的解决方法进行商谈。第二阶段的谈判是1983年7月12及13日两天，地点在北京。中方团长姚广、英方团长是驻华大使柯利达。不过，由于双方在初期的会议中，1983年9月
22、23日第四轮会谈后，1983年10月
19、20日，双方举行第五轮会谈，中英公布中恢复了“有益的”、“有建设性的”形容词。1983年12月的第七轮会谈后，公报称双方回顾了会谈的进程和所取得的进展显示会谈已进入新阶段。1984年4月，英国外相贺维访问北京后抵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声明，公开宣布英国放弃1997年之后对香港主权。声明表示：“要达成一份能使本港在1997年以后仍然继续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在此一段期间，香港的行政、立法两局议员频频访问英国。在1984年2月，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更提出了“罗保动议”，引起各界的争议。1984年6月，中英谈判进入最后阶段。7月份，英国外相贺维再访北京。8月1日，贺维抵港，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中英双方已同意协议大纲及主要条款。1984年9月26日，中、英双方终于在北京草签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
小平心愿
邓小平
1982年1月，邓小平在谈到国家统一模式时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他表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就是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们的那个制度”。“一国两制”的概念正式出台。这也成为后来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国策。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就没有今天的香港。
纵观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整个过程，邓公不管是在台前还是幕后，都是运筹帷幄的灵魂人物。每当谈判陷于僵局，正是邓公的坚定、果敢、务实、灵活，特别是掷地有声的表态，使英方彻底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谈判之初，对于英方提出的“主权换治权”，邓公以“主权问题是不可以谈判的”、“我们不是清政府”的义正辞严的表态，迫使英国人全面退却。主权问题的解决，也为以后的谈判定下了基调。二是关于中国在港驻军的问题。双方曾一度在此问题上陷于胶着，邓公一句“驻军是主权的表现”的表态，将此争论一锤定音。
邓公晚年一直关注着香港的发展和变化，并期待着其回到祖国的怀抱。邓公多次表示，希望香港回归后，能“到祖国自己的土地上看一看”。然而，天不从人愿，1997年2月，一代伟人与世长辞。此时距香港回归不足5个月。
蜡像游香港 6月28日，为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香港奥海城举办，这是他生前最后的心愿，完成这个心愿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尊由中国伟人蜡像馆制作的邓小平蜡像。
2007年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许，“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恭迎小平蜡像莅港活动”在香港九龙奥海城开幕。香港市民盼望已久的小平蜡像和他当年乘坐的红旗检阅车终于与港人见面。
小平蜡像和红旗检阅车是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之际，中国伟人蜡像馆赠送给香港民众的重礼。这两份重礼将永久留在香港。其中小平蜡像，是中国蜡像艺术品中的精品。蜡像反映的是小平七十多岁时的某个片段，将众多特点精美融合，并特地选择了小平生前最喜爱的灰色中山装。与蜡像一同赠港的红旗检阅车是一九八四年国庆三十五周年时，邓小平国庆阅兵的坐车。
中方成员
中英谈判期间中方的重要成员包括中方谈判团长兼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当时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姬鹏飞。根据曾参与谈判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忆述，谈判中所有重要的决定，实际上是由邓小平亲自“拍板”。
过渡时期
由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签署、至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期间的12年，被称为过渡期。期间香港经历多番起跌，包括1987年香港股灾、香港移民潮、香港机场核心计划的争议、1990年代中英争议以至主权移交前的歌舞升平等。中英双方亦在过渡期内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敏感问题。
居英权计划
针对移民潮，香港政府急谋对策。1990年，英国政府宣布给予50,000个家庭英国居留权，主要给予曾经从事敏感职位的香港华人政府公务员（如警队政治部）及各行各业人士，包括最有能力及动机申请移民的人士，可能因为他们怕被中方“秋后算账”。居英权持有人可随时前往英国定居，而无需在英国居留数年以取得居留权（俗称“坐移民监”），而持有人的子女可在英国就读公立中学。当局希望通过此举使获得居英权的香港华裔人士安心在香港生活。一旦香港出现社会问题，他们可选择随时前往英国，从而减轻香港人才及资金的流失问题。但中方对居英权计划表示不满，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亦对居英权不予承认，香港一般华裔持有人仍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交接仪式 香港主权交接仪式在1997年6月30日深夜11时30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大礼堂举行，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对香港行使主权。 大礼堂内放置中英两国国旗及四支旗杆。中国方面由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及首任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代表。英国方面则由查尔斯皇储、首相托尼·布莱尔、外相罗伯特·库克、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及英军参谋总长格思理代表。7月1日零时即将来临之际，英国国旗及香港旗在右面旗杆上徐徐降下，同时奏起英国国歌《天佑女王》，象征香港英治时代正式结束。零时过后，中国国旗及香港特区区旗在左面旗杆升起，并奏起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仪式上，查尔斯王储及江泽民先后致词。
一秒之争
一九九七年四月的一天，解放军军乐团接到一项任务，要组成一支三十五人的乐队，参加香港回归仪式，由于建芳担任指挥。“接到任务后心情非常激动，同时也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于建芳说。
到香港后，解放军军乐团和准备参加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英国皇家乐团进行了几次合练。这时候，中英双方在关于政权交接仪式上的“一秒钟”进行了激烈的争夺。英方要将降英国国旗和演奏英国国歌持续至六月三十日最后一秒才结束，要求中方推迟一秒，即在七月一日零时零分一秒才开始升中国国旗和演奏中国国歌。 按照事前的约定，在交接仪式开始二十分钟前，双方的乐队轮流各演奏四首乐曲，为会场营造气氛。“我们演奏的第一首曲子是《茉莉花》。舒缓的音乐声响起后不久，会场的紧张气氛开始融化，嘉宾们开始窃窃私语。音乐是一种无国界的语言，在这个时候起到了奇妙的作用。”
二十三点五十九分，英国乐队开始演奏《上帝保佑女王》，降英国国旗。“正常情况下，英国国歌需要五十多秒，可是他们一演奏我就觉得不对劲，节奏比平时还快了不少。结果，他们只用了三十多秒就演奏完了。我们只做了英方如果拖延时间，我方坚决按时奏响的准备，没想到他们会加速演奏。”
这等于给中方军乐团留出了二十几秒的空白时间。“这是令人窒息的二十几秒钟。我看见李鹏总理抬起手腕仔细地看了看表。我的心也顿时提到了嗓子眼。”于建芳小声问身边的联络官张景山：“怎么办？”张景山回答：“不管它，按原计划走。” 五十
一、五十
二、五十三……张景山精确地读着秒表。在二十三点五十九分五十八秒半的时候，于建芳果断地举起指挥棒。零时零分零秒，指挥棒准时起拍，《义勇军进行曲》响彻维多利亚港，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 交接仪式结束后，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的张业遂第一个跑过来，紧紧抱住于建芳说：“建芳，太准了１于建芳回忆说：“可能我当时太紧张了，耳朵充血，一直觉得国歌的声音有点校其他人告诉我，那天的国歌格外嘹亮。” 自由行的好处绝不限于旅游业，零售、高端服务业等都是受益者。更何况，自由行，不但意味着大陆游客的自由，还包括了香港市民与商家的自由，以及香港作为自由港的自由。根据相关数字统计，“水货客”中有近6成是香港居民，而在最近的示威中，香港商家更是立场鲜明的表示反对。
内地游客的大量涌入，确实给香港居民造成了一些困扰，甚至催生了一批极端的香港市民，他们游行示威，甚至围攻普通大陆游客。对此，少数内地居民作出了不当反应，呼吁停止供水、供电，引发了不少口水仗。对这个观点，你有何看法？
刘远举：从历史角度上，香港人对内地多有帮助，从帮助饥饿的人们大逃港，到高唱血染的风采，从长江水灾到汶川地震，香港人出于同宗同源的同胞之情，从来都是最积极的支援、救助内地之急。香港人对中国的整体忠诚，不应被低估，也不该被无视。这是讨论香港与内地关系的一个前提。
要知道，香港从来没有依靠户籍强制、剪刀差盘剥内地的农村，也更没有盘剥内地的任何地区与群体。香港的发展，依靠的是香港人自己的努力。即便内地向香港提供水、电、煤、蔬菜，也是两地间的正常贸易。从历史路径出发，香港对内地没有义务。而带着恩主心态看香港的内地居民，与把自由贸易政治化、民粹化，认为自由行是内地游客占便宜的少数港人，犯了同样的逻辑错误。
张倩烨：两边的民间舆论都有点“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意思，都自认为站在“高地”：少数港人认为自己站在制度与文明高地，内地呼吁断水断电的民众站在金主、恩主的经济和道德高地。情绪化表达可以理解，但并不是理性选择。
我相信香港的“驱蝗行动”参与者并不代表全港市民，只是少数的激烈行动更吸引媒体眼球，内地居民在网络和信息不够全面的条件下，看到的香港也是被媒体设定议题后的香港。生活在香港的内地朋友应该有体会，基本上这个社会还没到对内地全面充满敌意的程度，没必要抹黑。
如果民粹压力之下，自由行政策出现了改变，逼迫商家放弃利益，那么，内地居民施以政治压力，逼迫供应方改变供水、供电政策、价格，何尝不是一种求仁得仁的结局呢？ 但是，这些被伤害的感情，当下虽然被抑制住，但在其他场合，却可能会被别有用心者导向香港的自由与民主。实际上，这已经不是一个推断，而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这种双输的趋势，不但伤害香港，也伤害大陆自身的政治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