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农队讲座演讲稿
殊途同归的“三农”和“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大家好，这周支农队的讲座由我来和大家共同来完成学习探讨。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站在讲台上做具体学术性问题的讲座，为了思路的连贯性我今天效仿杨洲准备了这个演说稿。自从接到给我的讲座安排以来，我一直在想着要换一种形式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无奈能力有限，头痛了几天还是没想出个好法子来，只能还是按老路子来了。前几次的讲座重点分享了大学生活如何度过这个话题，这周我想要和大家共同谈谈“三农”问题和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能不能谈清楚也不好说，但还是做了些准备。好了，闲谈就说到这里，接下来就开始吧。
（一）、“三农”问题
我们先来尝试着聊聊“三农”问题，接下来我需要大家帮我一个忙，先请大家说说你认为的“三农”问题是什么样的，也可以说说你对如何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考。。。。。。。。 要想客观合理的解释清楚一个问题是需要一些基本的研究问题的素质的，我们都是90后，都是“时尚潮人”，那大家就应该都了解媒体是干什么的，尤其是那些娱乐媒体的记者，我非常敬佩他们的“敬业”精神，刨根问底，在各个可能出现的场所蹲点守候。咱们也需要刨刨“三农”问题的根。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国家，但是，“三农”这个词却不是一个古老的词，在上世纪90年代一位农村基层干部向当时的朱镕基总理谢了一份信——《我向总理说实话》，道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语引起了社会对农村的关注和大讨论，“三农”一词则是温铁军第一次在21世纪初首次提出的，2003年第一次出现在了政府的文件里。那么，为什么在世纪末提出这个这个问题呢？（西方以英国为例，它的工业化是内发的，“羊吃人”就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圈地养羊生产羊毛，是自身内部引发的工业革命推动的社会转型，不会导致结构性的城乡差异，而我国是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被西方硬闯进来的，我们是不得不进行工业化，因为器不如人，被人家欺负了，没有任何准备的就开始了中国的工业化，我们没有积累，天天打仗怎么积累呀，吃都吃不上）这就得先从建国开始说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实现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社会，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生计要素”而不单单是生产要素）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穷二白，连一个螺丝钉都生产不了，外部又面临着严峻的地缘环境，美国经济上封锁，政治上孤立，美国人甚至宣扬共产党解决不了中国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自然会垮台的。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只有迅速的实现工业化才能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国家要想实现工业化就像一个想要开办公司去创业的人一样需要资本，中国那时候是个刚刚经历百年战乱的国家，最后的一点积累也被老蒋带到台湾去了，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些资本去，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是通过海外殖民掠夺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这条路中国走不了，找苏联去借，是个办法，但是中国这么大个国家，苏联可以借给你多少，这是远远不够的，只能从本国的农业上来要资本，怎么要啊，难道要毛主席向全国广播向农民要粮食吗？不现实，56年三大改造完成，农村开始搞农业合作化，把农民仅仅才分得
5、6年的土地又再次集中起来，这样才有一个合适的低成本的机制把农业的剩余转移到工业的建设上来，就这样中国用短短的20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几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建设，可以说是中国的农民促成了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建好工厂就要产出工业产品，产品能卖掉才能够让工厂运作下去，当时的中国出口是不行了，你出不去呀，那只好自己消费了，当时中国只有两三千万的城市人口，那这些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大卡车什么的只能让农民来消费，农民才刚刚得解放，连饭都不一定能吃得饱怎么可能买得起拖拉机和大卡车呢，其实这也是把农民组织起来班合作社的一个原因，你一家一户买不起拖拉机，那好一个生产大队买一台总可以吧，以致于后来大多数的农村都有自己的农机站，农业的机械化水平提升很快，这样就实现了一个循环。这里需要提到一个“剪刀差”，就是国家收你的粮食时把价格往低压一压，卖给你的工业产品价格高一点，这就是“剪刀差”，这样就实现了发展工业所需的积累（这是普遍的对“剪刀差”的解释，但是最近我看的一本书里指出了“剪刀差”是错误的），有的学者还计算出了，建国以来通过这样的方式再加上劳动力和土地的廉价供给从农业上提取了几十万亿元人民币。长期以来“三农”领域人才、资本、土地三要素的流出客观上促成了农村的衰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工业反哺农业奠定了经济基础，加上农村的持续衰败，在世纪交替的点上“三农”问题进入了公众的视线。
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疑惑，放眼望去，全球都在追求现代化，追求现代化不就是要脱离农村，走进美好的城市去生活吗?农村衰落了，大家都来城市生活不就可以了吗？你的想法并不幼稚，因为我们的地方政府的政策就是在这样做，我们果然是“幸福的”。在上个世纪由美国人推出了一个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这个共识我相信大家也认同，因为人家是共识嘛，你不认同那还怎么叫共识呢，基本内容就是我们生活的地球上的资源环境和物质财富只能支撑全世界20%的人口过上美国人民这样的美好生活，其他的80%是社会的负担，是没有存在价值的部分，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左右，如果我们追求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在实现了，那就是世界上有40%的人口过上了超高物质享受的生活，由二八开变成了四六分，我们的地球母亲受不了啊，美国更不会同意呀，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以现在的高消耗的生产生活方式农民不太可能脱离农村，世界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正在追求的现代化生活，但是历史必然是向前走的，不可能退回到以前的低成本的农耕社会去生活。现在世界上实现了现代化的欧美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所占比重是美国2.5%，英国1.7%，法国在1994年时就是4.3%，日本3%，看看我们国家经过这几十年的快速城镇化的发展也已越过了50%的门槛，我们继续提高城镇化率的脚步不会停下，这是由于农业在生产效率快速提高的工业化面前经济地位不断地降低，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已经在向保障型产业方面转变，但是，农业是安天下的产业，中国有句古话：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因此农业的社会效益远远大于其经济效益，也就是每届中国领导都会说的那句话：农业是社会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的弱质产业。既然由农业社会转型发展为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是追求生产力提高，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必然，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解释“三农”问题：当我们的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化社会转型的时候，必然会出现“三农”问题。农业的产业性质决定其经济总量受消费农产品的总人口制约，在工业化开始后农业的经济地位必然下降，因此就有了农业问题；又由于农民是具体的、居住在乡村的、有一定社会属性的人，所以农业人口的非农化绝不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那么简单（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必然会解放出一份束缚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这就是技术进步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即使西方先工业化国家三次产业间产值结构的变化和就业结构也相当的不同步（假如有4：4：2的三产结构变成1：6：3，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的比例小于其价值的比例减少量就表现为这种不同步），这种不同步必然带来农民问题；由于乡村人口密度远小于城市，受市场条件限制其非农产业必然落后于城市，也就必然带来了农村发展问题。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再具体的说说“三农”问题的重要性：（1）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生存消费是每个人的最基本消费，我们离不开农民，农民人口占我们国家人口的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城市，长期得不到提不高就一直是社会不稳定最大的潜在因素更不要谈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了；（2）农业产出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满足我们食物消费的基本保障，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农业的需求更大、要求更高了 ，能享受健康绿色的食品是人们幸福生活应有之意，在农业上的粮食安全问题甚至是一个国家能否独立自主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3）农村是农民生活的地方，是中华文明的承载体，我们不是常说“高手在民间”这里的民间常常指的就是农村。前一段时间有一部电视局很火，大家应该都看过——《小爸爸》，里面有一首歌，歌词里有几句话：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们也稿大学生下乡支农、支教活动，都认为这是去农村献爱心、实践、改造农村、改造我们自己，但是这里我需要从经济危机的视角来看看知识青年的下乡运动。现在这个世界有人把它称为风险型社会，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心里最大的感受就是：我饿，因为吃不饱，阶级压迫很严重，但是今天的风险型社会我们的心里感受是什么呢？两个字：我怕。怕什么呢？怕生病，因为看不起呀，怕结婚，结不起，怕生孩子，生不起，怕毕业，因为怕失业嘛，我们怕什么，怕考试，因为没学会，大家都在怕经济危机，都在为各种问题而担心、害怕，以至于现在都不敢怕了，因为什么呀，总是害怕，自己怕长久这样心理不健康呀，于是乎，我们怕不起，害怕都变得奢侈，但这又是一个遍地都是钱，而我们又很缺钱的时代，是一个追求中国梦，而我们又不敢谈梦想的时代。回到我们的话题，大家都害怕经济危机，在我们的记忆中，中国有没有遇到过经济危机呢？大部分人知道的就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是，有学者总结出来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加上刚才提到的两次危机已经经历过八次危机了。这里只举例说明农村社会和我们国家经济危机的关系和作用。1958年——1960年苏联援华投资中断。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和苏联领导人会谈，中国向朝鲜派出军队参与作战，苏联向中国提供经济建设急需的一些重点项目，也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156项工程，这些工程的顺利实施，是中国的国民经济回复的很快，作为配套工程实施，中国城市的社会形态和体制基本上变成“全盘苏化”，一系列的负面问题开始显现，苏联经验并非十全十美，这种苏式科层等级制度中伴生的官僚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教条主义（也称“本本主义”，不对具体事务进行调查研究，只是生搬硬套县现成原则、概念来处理问题的思想作风。）和形式主义，，很快就嫁接到了从井冈山“红色割据”时期一路延续下来的、在战争时期客观上加强了的“山头主义”，再叠加了各地农民革命与生俱来的“土围子”(就是现代版的“封建割据”，盘踞的堡垒。)，遂带来了在后来的政治体制中越来越重的“条块分割，尾大不掉”的问题——连如此大规模地全面发动群众冲击各级政府的“文化大革命”都没有打破“土围子”们的这一习性。因此，中共高层对这些问题是有警觉的，但党内毛泽东是最先有警觉的，按照中苏两国的条约，在1956年苏联要交回中长铁路和“大连特区”、撤走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基地，但是苏联不愿意，而中国坚持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苏联不得不按条约来办事。这使得苏联的援华投资与1957年中断，代之而来的是1958年提出的军事结盟，在中国构建联合海、空军指挥机构和通信电台系统等更加符合苏联远东军事战略的要求。这样的要求中国当然接受不了，毛泽东有一句比较个性的回应，他说：“你把中国拿去吧，我上井冈山！”。这使得主要依靠大规模外部投资拉动的、以重工业为主的、中央层次主导的经济建设模式难以为继，直接表现就是由苏联专家参与协助制定的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胎死腹中。（这时候国家匆忙应对，1958年提出“调动两个积极性”，依靠动员国内特别是地方的财政资金，勉为其难地维持对以重型工业为主的国民经济的拉动。根据统计，1958年，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57年的29%骤然上升到55.7%，地方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来长久大量投资，那中央只好大规模的下放了财权，这样在还没有建立工业化必需的“学习机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会参照中央政府之前接受的苏联投资形成的重工业模式，积极推进地方工业化，于是就有了“大炼钢铁”和“大跃进”。此时，中央财政占比下降到只有20%，中央政府则以增发货币为手段来加快积累，由于票证时代，以票购买，所以官方物价水平波动并不大，而中央政府增发的货币一般会通过银行存款形成国民经济积累和再生产资金。因此，1958——1960年的财政收入和投资虽然增速递减，但从绝对值上看人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政府赤字显著增加，终于在1960年爆发了赤字危机。）由于投资中缀，大量的基建导致的高额财政赤字是中央政府无力大规模的把资本投入到维持经济正常运行的领域，城市的就业也从1960年的1.3亿，陡然下降到62年的4537万，两年时间减少8000多万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口在短时间内失业不是社会动荡就是政权更迭，然而中国没有发生这些状况实现了危机的软着陆），政府不得不动员上千万的城市人口到农村去生产自救，其中包括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在20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东南沿海出口受阻，失去工作的几千万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政府出台相应的鼓励措施鼓励大学生回乡创业，党中央2005年开始的新农村建设3年时间里陆续向“三农”领域投资了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元，这使得农村能够接受这部分失去工作的人，中国所受的冲击最小很快就企稳回升，这得益于农村社会还没有破坏的很彻底，要不然我们就会重重的摔下来了，结果会怎样，我们不敢想象。靠的是我们还有一个是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认识农村的重要性，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但是这样一个稳态的农村一次又一次的实现了中国国内危机的软着陆，这是我们国家制度的比较优势，欧洲没有，美国也没有，他们的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只能选择向外部来转嫁，美国通过它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强权支撑的美元来实现，而欧洲就没那没幸运了，才有了所谓的“欧猪五国”。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真实国情，这时候大家就应该有足够的理由去建设和关注“三农”了吧，如果“三农”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比较优势就会丧失，军事我们没有欧美厉害，社会价值的宣传和认同我们和欧美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丧失掉我们仅有制度优势，我们就是一只待宰的“肥羊”。 进入新世纪中国基本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后“三农”问题的重点也就落在了农民的增收，农业的高效、优质和安全，农村的稳定上。接下来咱们探讨几个有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 （1）、农民如何实现增收
我记得上次黄超学长谈到自己在经济上面临危机是的做法是开源节流，同样的农民想要实现持续的增收并非易事，咱们不防也替农民算算账，社会发展了，各种消费需求都在增长，农民也不例外，过上比以前物质丰盈、精神快乐的生活也得实现一部分，那这样来看相比以前这个节流看来是不太可行了，这样就剩下开源了，农民的收入不外乎也就这么几个方面：经营性收入、劳务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支付。经营性收入包括农业经营和非农业经营，其中农业经营就是农林牧副渔，非农业经营就是工业、手工业和服务业。我们看看这个领域农民有没有增收的可能，社会的结构转型必然会有生产力解放后农民的市民化，这样剩余农民的耕作土地面积会有增加，这是增收的一部分，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坚持土地政策的连贯性，坚持土地为集体所有，农民在土地上有长期的自主经营权（刚刚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继续给予了确定，但是要开始尝试土地的入市流转，使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生活的农民能够享受到土地流转带来的可观收入帮助其更快的融入城市生活，这对推进城镇化发展也是有好处的，这里要注意上市流转交易的是土地的使用权而不是土地的所有权，所以上市交易不等于单纯的私有化），那么副业有可能给农民增收吗？在我们的传统农业社会农民一直就经营着副业，男耕女织不仅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的低成本生活方式，还可以将多余的精美副业产品用于交换来满足其他方面的需求，今天农民通过建立专业合作社生产手工艺品来增加收益已经在许多地方都有了很好的实践，入红娘粗布合专业作社生产的手工布是中产阶级才能消费得上的产品。劳务收入是现在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国有两亿多的农民工离开家乡常年在外打工，这也就意味着农村剩下的就是“386199”部队，咱们下乡的时候感觉最为明显，这还是在家庭观念最为重要的山西，沿海西南地区更加严重。农民外出务工很少是整个家庭一起外出，而且长期外出务工的比例不低（这里我们有找到具体的数据，按一半算）就有1亿多的务工人员常年在外，这意味着有将近1一个家庭的夫妻分居生活，几千万的孩子的童年是在缺少父母一方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的，这些都会带来相当大的社会问题，因此逐渐改变“同工不同酬”，地区间工资差异大，实现农民的“离土不离乡”的城镇化率的良性发展才是一条好的道路，现在发展超大型城市的道路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可以展开介绍一下城市的危机），因此，现在国家提出要实现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但是，具体怎么做还在摸索，不过 许多地方政府追求的还是城市化，建大厦就是先进。不管城市化还是农业现代化单一的追求效率的做法都是我们喜欢和美国比较，善于学习美国的表现和结果。中国人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国家来和美国作比较而每天又在骂着美国狗，希望美国灭亡，这是什么道理嘛。这里需要引进一两个和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起点差别不大的国家通过学习欧美，建成号称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发展中国家的例子。（1.墨西哥
无论私有化程度、自由化程度、民主化程度、市场化程度，墨西哥的这些“化”，都比中国走得要远得多：在金融危机前人均GDP曾经接近6000美元，城市化率接近80%，也就是说中国现在预期的目标他们早就已经实现了。但是，在这样的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和市场化程度下，墨西哥社会仍旧是两极分化，城乡差别仍旧相当大，农村问题仍旧相当复杂，矛盾有时候甚至相当尖锐!\"。农村的凋敝、农民的破产，事实上并没有随着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得到解决，并未随着GDP增加、城市化目标的实现迎刃而解。2.巴西
国土面积比中国稍小，人口不过才1亿多，而且没那么多的沙漠和山区。坐飞机从巴西上空飞过时中国人都会非常羡慕，因为那是一片绿色。巴西经济发展水平也很高，人均国民收入达到过7000多美元，城市化率达到82%，但是，那里仍然有全国性的“无地农民运动”，也有各种各样的激烈的社会冲突。3.印度
这个比我国家建国还早两年，起点也被我们高的国家现在的状况是怎样的，印度土地私有化，这导致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土地的私有化还导致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法推进，无地的大量农民流入城市生存在大型的贫民窟，就这样印度的城市化率远远高于中国，这种城乡贫困使得民间认可的贫困率占比高达50%以上。印度自称“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同时也是“最大贫困国家”；其一国的贫困人口超过了非洲和拉美的贫困人口总和。还要提一个我们的邻居日本，日本，它是最早提出“脱亚入欧”指导思想的国家，不过当它想按照西方搞殖民化扩张的规律再走一遍的时候，却被西方狠狠地教训了。日本人可能由此就觉得很委屈，到现在还不肯认罪，内心深处是愤愤不平的。“既然你们西方人可以通过殖民化完成现代化，而且你们在美洲和非洲干的事要残忍得多，为什么我日本人就不可以？我们不外乎就是占了朝鲜、中国台湾，中国的东北、蒙古的一大部分，因为我们本土几乎完全没有资源，按照西方的经验去占领殖民地有什么错？”日本要脱亚入欧，结果却被老师打回去，狠狠教训了一顿，不允许它按西方模式走，至今很多日本的进步人士大都认为，日本还是被美国驻军的非主权独立国家。这些都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你想要学习美国走的必然不是美国走过的路，而是被设计过的符合美国利益的道路。）接下来看看财产性收入，这部分其实没有多少可说的，因为农民不是坐在证券市场的炒股手，也就是收获点来自银行的利息，存款不多差不多能保值就不错了，财产性收入是高收入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转移收入则主要是来之政府的各种对农业的补贴等等，但是中国农民人均年耕地少，不会因此有太多的收入，再加上产前成本和产后价格两把钳子，实际到达农民手中的补贴几乎为零。 （2）、农业的高效、优质和安全
这就必须改变现在这种完全靠化肥、农药来维持的高产模式，石油农业是不可持续的，人类几千年的传统农业没有产生人类和自然环境资源的矛盾，产出不多，但却是可持续的，但仅仅几十年上百年的石油农业就走不下去了，生态农业是一条可选择的道路（这里不做具体阐述，有可能其他队友会讲这方面的讲座，可以向大家介绍《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这个调查报告） （3）农村的稳定和发展
农村要想稳定和发展，就必须
1、有人才的回流
2、有合适的社会组织来填补因基层管理组织的形式化而带来的权利真空（综合农协。。。）
3、挖掘培养乡村文化
4、合理处理好大资本在农村的流动。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了解到“三农”问题不单单是一个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的综合体，也知道了合理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一些我们自己的思考。
（二）、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我们都是中国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我们的自身发展的状况就是对中国教育的最好证明。对于一个超大型国家的教育状况要做一个合理的分析是很难的，但是直接性的给予一个好与坏的价值判断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中国的教育是应试教育，这也就导致评价教育的成功与否会陷入一个以分数论英雄的逻辑思维里，但是我们从小接受的价值观念里对一个人的评价绝不只是学习成绩的好坏，更加倾向的还是先以一个人的道德好坏来思考的，但是当我们长大了，上大学了认识到的现实社会价值导向又是以物质财富论成败的，我们迷茫了，究竟是我们错了还是社会错了，其实谁都没有错，错的是上帝。我们再来看几个例子： 当代印度国情是：由于国内产业不发达，受了英语为载体的高等教育、符合西方人力资本要求的印度人可以低偿地为西方提供软件、电脑维修、信息咨询等IT业服务，以及医疗、金融投资等方面的服务。当然，这些服务大都难以对内。 诚然，印度通过“外向型服务业”形成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的事实，对于比较发展研究非常重要——发展中国家的当代高等教育大都参照结构高度化的西方教育体制来搞，也就大都会内在地具有使其国内知识分子服务于西方、倾向于西方的特点。德国的经济在欧债危机中一支独秀，德国的制造业相当发达，为什么，再看看德国的教育，先不说人家的教育是免费的，在德国，中学生不会都努力的往大学考，都相当多的学生考入了技术类院校学习，德国的青年人中上大学，上技术学校和追求自己想做的职业的比例是4:3:3，这和德国的经济产业结构是相吻合的。
我们的教育只从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一直以美国教育为版本学习，我国的第三产业占比这几年经过快速的发展后也不过才占到GDP的40%多，还不到一半，而美国的三产占比达到80%，你学习人家的教育体制，你有人家的产业结构吗？中国的三产结构也不合理，理头的、开饭馆的从业人员都属于第三产业（运城的饭馆开打了全国各地，是不是运城人都是大学毕业的啊），文化、科技等高附加值的能够吸收与大学生专业对口的比例又不大，你的金融业也才刚刚起步，而每个大学都设了金融的专业干什么，难道要中国的学生每天吃纸币、吃金融产品吗？农业需要人才，却没人愿意从事农业，我们于是呼就面临就业难了，专业不对口了，是不是？当然，大学生的浮躁，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念和不好好学习的事实是就业难的自身原因，我们改变外因比较困难，我们只能要求自己踏踏实实得学点东西，做点事情，这是我们可以选则的。
总结：对于“三农”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原因都是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等等导致的农民结构性贫困，就是说不是农民懒惰，也不是农民愿意过穷苦的生活，而是社会的转型期间有选择的给予了城里人更多的就业就会，更高的劳动收入，而我们这些大学生在社会的竞争中同样面临这样的机会不平等，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许多人多次奋斗没有成功，归因为自身的能力不够，奋斗不够，能够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是一种好的品质，对于未能“先富”的那部分人中愿意奋斗者来讲，机会的不平等是一个无形的“紧箍咒”，因此，迷信成功学而却“一无所有”（资本、知识、关系）的人去试着照本宣科想要复制成功的认定会撞得头破血流，价值观的颠覆和统一化更是把自己的人生幸福推到了悬崖边上，更多的人是选择了楼顶的自由落体。 前几天一直在纠结这个题目定个什么才比较合适，于是再三变化才定下这个题目，为什么殊途同归呢？“三农”问题最主要的是农民的转移落后与产业结构的转型而“大学生就业难”则是教育的改革超前于产业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