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亿与汉字关系 元鸿仁·
一、对近年传统文化与语言关系研究的试评
近年随着学术思想的研究,汉语言学领域内掀起从传统文化角度探讨汉语汉字的热浪,无疑是一种喜人的情景。愚以有限的涉及面观察,这种趋势无外乎两种。其一是以西方当代哲学视角解释中国汉语汉字的学派;其一是传统小学空前活跃、现代汉语难见“柳暗花明”,汉语修辞学方兴未艾、而逻辑学队伍急待壮大,四者的共同动向是经常联系到“传统文
化”,“传统思维”而加以研讨,但言之不明。以管见言之,以西方哲学导入汉语言文字者如非“小学”根基欠丰,则显得联系实际汉语言文字复杂现象太少;而后者尽管在论中量到汉语汉字产生发展,边“雅化”、边“字化”,作为工具、媒介,在传播交流进步思想、先进科学生产技术、兴乡校、办教育、形成传统思维进程中的作用。简言之,二者的关系是传统思维借助于汉语汉字而形成,汉语汉字因传统思维的形成发展而“雅化”、“规
化”,这些,互为因果,促其形成。
三、汉字的混合性与汉字的表意性
语言既含文化之中,又游离于文化之外。语言是确定文化的第一要素,是形成和运载、传递文化的工具。而文化又反影响于语言文字的形成发展。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物、考古、书面文献证明,传统文化与汉语汉字呈既合一又别分之势。汉语先于传统文化与汉字而存在,传统文化未成体系之先,汉族务实心理时汉语的溶汇、汉字的表意性特点起了推制
提到“传统文化”、“传统思维”、“民族心理”,但未展开有机的结合论证。所以尽管具备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学者之作,亦时见此憾。传统文化与汉语汉字的缘分究竟如何体现,轨迹若何,人或莫
知所明。
二、传统思维举要
语言是文化的要素,文化不仅含语言,且含哲学、历史、考古、民习、艺术等内容,各国各民族莫不如此。传统文化也可以狭义理会为传统思维,所以可以说是个哲学命题。中国传统思维是以民族务实心理为基础形成的思考事物、创建文明的思路方式。从中国文化哲学界研究看,中国历代各派知识分子思想对其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儒墨道法出自集团思想,创论立说,对传统思维形成起了极大作用。墨家主“兼爱”,道家重“清静无为”,法家则主“重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识渊博,见识丰富,能于学而时习之、学前人有价值的学说的同时,注重钻研“各家”之长,总结劳动人民智慧,提出“和为贵”、“吾子不以人废言,不以言废人”、特别是讲授《易》经之“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学说,纳诸子学说中的“动静”说、
“德力”说力其中,能把握“动静不失其时”,形成孔孟儒学。尽管轻力是欠善的,但从总体看他的学说乐为全民服,广为全民用。其中“发愤忘食”,“自强不息”,成为民族向上的动力。所以,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现、对立统一观在极大分量上是以儒家学说中先进的内容思考问题的方式为基础形成的。传统思维极富于创造性、注重延续性,而又具有兼容性,形成
了具有共识性的民族观,国家观,家庭观,人格观。从“四观”出发,要求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西方文化体系呈大异其趣的特点。第一,中国先秦没有象亚里斯多德那样创造出严密的形式逻辑哲学体系,更没有象欧几里德那样创造出几何学说,为分析研究问题提供钥匙。但在中国,为求生存、促进步,早就形成了重整体超思维的直觉思维第二是更应看
到优于西方的中国的辨证思维。这是全民观察、认识、分析、研究自然、社会儿经酝酿而总结形成的务实心理。语言是信息传播的媒介,文字是符号,所以我们在探求传统思维形式的背景及特点时,不仅要看到上述诸因素的“无形”刺激的存在,而且应该估
作用。太古炎黄五帝时代传统文化是务实生存心理,而其汉语是多元地呈多层的语文。
其脉胳是由三大块面向两大块面的演化。三大块面是溶入了氏羌语的西北面,溶入戎狄语的北方面,及溶入夷越语的东南而语。这种势态至“三代”前期渐著。孔予有“名不正、言不顺”、“巧言、令色、鲜矣仁”。之言,孟子有“„„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之语,言、语即汉语。说明在此之前漫长岁月中人们运用华夏汉语的情景及溶合总势。春秋战国至秦汉前期,自然科学、技术生产的发展,战乱的频仍,诸子思想的活跃与法统运作,引起并加速“溶化”:带北亚蒙古语系的低羌语杂揉其中的姬周语,及带北亚蒙古语系的戎狄语沾和其中的北方语都向中原及以南方向渐侵,与带马来语系的夷越语夹杂其中的东南语溶合。这样便形成以江为界的两大块面汉语。
其语音的关系是模糊性的。其符号汉字经历了初创时的图形性字向强行的“书同文”的演进,至汉许书问世,才趋统一,成了“汉字”。这就是图画性的不成熟的甲骨文、金文,及向篆体进化的大势。东南的鸟兽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各种刀笔型文字都可证此种演进情景。“书同文”及许书起了加速“归整”作用,结果使杂体归篆。由此,抽象的科学的汉字得以确立。随着社会的进化,汉字不断地从“笔意”“笔势”两方面引起改进,我们称此演进
为“字化”。其实际现象是由表意向表意表音的进化。这里存在一个深层的问题是“字化”后的汉字为什么以“表音表意”而区别于西方音节文字呢?西方各国先民同经研革确
立的文字是线性的音节文字。“约之以命’,后作为交流工具演进至今。听到shiP,西人可以明义是“轮船”(一词)。听音明义。如文盲遇到无人呼读时,他便莫知字之所指了。另外,如果单认音素,那
就成了可读音而不知义的情景,因音素无义。一个词的音义结合体是“约定俗成”的结果,这与汉语汉字一致。而不同的是汉字既表音又可以表意,成为独具
特色的文形“表意’,文字。这种字,上古单用为常,故字即词。发展使用的大势是双字化,甚至至近世趋于多字化。亦双音节化、多音节化。一字成词现象中音素亦无意可言。
双字成词型词及多字成词型词中的音素,除音译词外,其中以一个音节形成所反映的“意”与“音”构成的词素,仍有意可论。反映该词素的符号汉字便是以固有的身份居于其中,即表意性。这是常人所理解的问题。遗憾的是如不知是孤陋寡闻?是缺乏兴趣,疑或不是避而
不究,人们热衷于从哲学、文化角度讨论汉字时不研此点,或从训话角度研讨汉字意义,亦不及此意。其实可以这样想:汉字的历程倾注了各代各层人士智慧心血,目的无非是为便于书面交流。汉字是汉语的特用符号,而汉语上已述明是以汉民族为主溶汇各族语言的语言。上古的这种汉语时至今时依然存在的事实是:用奥语说〔K〕〔K〕〔l〕〔K〕,北人莫知语所言。请其书之,则为“旺角老街”、这一多音词表示了香港一条街名。察之音系可明声韵与今
北京音有转化规律可寻。由此可以推古,古人口头交流亦何等之难。因而有楚人学齐语之等事。可以明白,古人(即使今人也存在不少此等情事)尽管口头用汉语交流,互相难解“心迹”,但并不排除认知汉字的人以汉字进行交流的普遍事实。五经诸子文献作为历代研习中华文化的物象凭记可以说是其力证。
义具备,使字形直接反映了音读,但并没改变汉字表意的性质,所以和上三种一样都为表意文字,与西文音节文字异。第四步是采取上述四途造字还不能适应新词之需时,对立统一观启发人们假借用字,借旧字表新词。由于新词具有高频率的活力,形成了一借不还的后果。一字两词,难免干扰。整体思维启发人们便有旧词之旁加字旁制出与之相关的新字表旧词,未还之旧字表新词,是曰“新形旧词”、“旧形新词”。而对应字又曰古今字。从借用说,是为本无其字之假借。对立统一的基点:“通变”,因此可以说这种现象正是辩证思维的作用;与之相关的是本字本义与新字新词,“声近(同)义通”,这是整体思维为新词定形构音时寻求同一性而反映的协同心作用的结果,是曰同源字,其词曰同源词;与之还相关联的是对立统一思维使本有其字之字存而不用,书写传递时借与某字同音之字表别义的现象,是曰本有其字之借。人们不谙借音末表义原理,因而常望文生训。使音义统一于一形的规律出现这种语言造成民族的共识是:文字不表音就无客观确立的可能,但在其符号中还必须具载其意,构思字形者先着眼于“意”。“重言”、“联语”,初,字无定形,
继则加以“意化”,尽管是模糊的,可证此说。所以不识字、浅识汉字的人可以由“木”而知“林”,由“人”而知“众”,尽管有些连木、人的音都读不出来。但可以“因形求义”,“形中察义”。只有注入义,才可能在〔J语交流不通时,以汉字勾通,古人就这样沿此思路为一批批汉语新词而构制一批批相适应的新字。形声字最能说明这一原理。这便是汉字别于西方文字成为表意文字的成因。而这种文字的运用又推进的汉字的“稚化”、而“雅化”了的“雅言”,不可否认,对民族的形成发展起的无与伦比的推动作用。这是“务实心理”的体现。它又反作用于传统文化,传统思维的
体系化、普及化。
四、传统文化对汉字的构形与汉语词句的组造的影响。一种结果是多种因素形成的,汉语字体的改进、
词句的组合,首先应该说“基因”是汉语言方案本身演化的规律,这种“演化”从微观看难予一一理清。但从宏观看,不难看出传统思维的影响。由于信息交流
务实心理支配,传播者总是心想汉语汉字简单明了.而收看者则要求详明。其中汉字字体的革新、词句的组合便是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在这种又矛盾又统一
的情景中产生的。而这个步骤又无不受到传统思维的影响。第一步是整体思维影响下甲骨文、金文向“规整化”的篆文进化。第二是在“整体观”作用下,在信息传递要求新制符象的情况下,采取加符号的办法制成新形。旦.甲骨文作,金文作,篆文作F为符号.上为lil。本,金文作,篆文作这是以象形思维制出的指示字。是直观思维的抽象化。采取“比类合谊,以见指挥”的抽象思维,合二字为一字的办法造出新字人言为信,止戈为武是也。这是“整体观”的典型体现第三步是在字不敷词的紧迫情景下,传统思维的整体观念、对立统一观念同时运作,便采取“以事为名,取譬相成”的办法造字,是为形声字。即是传统所说的意符与声符的结合。“意”与“声”既对立又统一,表示了整体观的词。尽管意是含糊的,但表示厂义类,激发人们去以联系“声”来认可新词;且早期的形声字之声便既是新词之声,其义又与新词本义相差几微,是为象形兼会意。对立统一观与整体观的作用不难领悟。这种字是汉字科学化的表征,因而成为制作新字的主要途径。上述三途之字表,本身反映了汉字词义。只于声是“约之以命”而就之的。形声字之“声”,或者单纯表声,或者音
混乱。第五是新词猛增,字不及造,靠借又非常计的情况下,传统思维运用大脑机制,整体观念从原字本义出发,寻求与新词“一律”,研其共点,讨其同面。只要有“一律”、“点”、“面”
之迹可辨,便使原字载负与之“可辨”关系的新词,是日引申。当代训话学同仁用心极勤,总结出理性、状所、礼俗引申三大途径,应该说这是整体观求同性、协和性特征在汉语汉字演化历程中作用的体现;在对立统一观作用下,又有“反义为训”、相反相成现象。治训乱、落训始属此种引申。这与“第三”一样属有造新字现象。第六是上古汉语词形可分可合,可以是单音节,也可是以双音节。同门曰朋,同志为友。而孔子却有“有朋自远方来”、后世有“其交友有如此者”之例,可证此说。这与对立统一思维相关。与西方语言中对人称、时态、性、数等形式变化的严格要求其趣大异。这是汉语灵活性的表现。与之相联系的是使动、意动、为动等词类活用用词规律,使原词不仅可以引申为用,而且可以“变性”为用。原词词性本与活用词词性别居,但汉人可以“共异性于一形(一字)”.这里不仅体现了汉语优于西方语言词汇的简炼性。词形词性的“变通”正是对立统一思维的反映。第七是汉语的声调特征使汉语的词组句子平仄有序、韵律成规。视官通道感觉匀齐,听官通道感觉动听,显得抑杨顿挫。先秦之《诗经》、韵文、汉魏之乐府,已具此种特点雏形,至唐宋诗词成为规范的讲平仄、论韵律、求对仗的诗句,虽然内容表现自缚束结,但音乐美、匀齐美又居世界语言之最。细品微察,不难悟领其中奥秘,整体观的协调性、规整性起了导引作用。词组句子的组合除注意这种“繁化”外,整体观导致在保证总的意念可悟性的前提下,
在组合中可以省略某成分,颠倒某些词序的结果,使要用的字数减少,需强调的意念得到强化。字数的“繁化”与“简化”,矛盾统
一、又与西方语言的严密性相别,显得优劣辩证统一。以上不管是汉字的构造、词形分合、词组句子的组造,都没有改汉字表意的特性,是汉语口语影响的结果。而演变的趋势是字形的“简化”,字数的增多,句子的“繁化”。简繁的统一是语言作为社会信息工具的必然结果。晚周秦汉形成的传统思维,既受汉语的促进,又作用于演化的各主要方面,以至承传至今。
五、汉字不必废除,必须优质减化。五千年的文明史表明:数以千万计的历代文字学者、有作为的王臣、人民用心血为汉语的纯洁、汉字的进化作出了不朽贡献。使以自强不息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成为民族之魂,国家之宝,励华夏奋勇向前。但明清腐败,丧权辱国,几至华夏沦亡,这是否是汉语汉字的罪过?而对电子科学左右人类的时代,志士仁人,抚今追昔,忧虑汉语汉字能否适应呢?北京‘、,。、*(注1)
二、二。*派:二洲。协*、二。*。的郑林曦、江1了著文斥伐言汉语汉字优点的观点,是反对毛、周的观点,企图以棍死人。上海眼科大夫陈贯一撰文曰废除汉语汉字,国才能兴。而美国加州大学华裔教授曾志朗积二十年研究之勤后,向世界华人发出:“一个不重视语言的文化必然走向死亡”的俏‘,。、。二二º‘。。:二。。。。。,,、。*,,偏激(?)呼吁四废除汉语汉字是卖国哲学、民族败类意识。那么汉语的前途究竟如何?汉字要不要废除?我以为问题不言而喻:汉语需要净化,即坚持行之有效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受汉语影响,具有表意性的汉字,始则与汉语相辅相成、继则既因本身规律支配又受传统思维作用的汉字的渐新,表明了汉字过去现在不是影响国家强盛的障碍,(下转第77页)70一能成为活犯千,那不正好说明这一目的是达,.l了么?除过上迷诸多可以地续讨论的问题外,我以为这部书还存在着一些另外的不足之处。颜廷亮同志在《后记)中已说到这一点,井特另11指出:本书对软垃天能不承认这一辉煌的成果吗?这是不必废除的理由之三.随着世界两个文明的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盛局,汉字大显神通的时代来到了!国内五十余所大学开设了外国民族习得汉语汉字专业,香港中文大学
等大中学校开设了数以十计的外人汉语班系,仅巴黎一所大学的华语系拥有两千多学子习学,可能为世界各大学学习中文系专业课之首,这乃世界之潮流吧,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是:作为华语的发源地,我们应重视这一民族文化之粹,以得力的措施制止“三乱”,用科学语言学总结传统汉语文经验,科学地“简化”、“优化”汉字、着力推广普通话。这样,汉语口语更具效力,“三乱”可以被控。“三难”可以变易,拼音文字继续可以注认难字,《中愤发进取啊,中国语言学界同仁。
国语言学》便可建立起来。在这一艰辛的伟业中,不难预料出现与赵元任、王力等名大师。
文学纵向的论述很不斌.我以为,他的说法是有过理的。因为,正如他所指出的,按照本书对软垃丈学概念的理解,软垃丈学产生和存在的时问跨度达仍。多年之久;在这400多年l.1,软嫂丈学确实表现出一种历史的发展过程,既然是《软垃文学概论》,那就应当对这个历史发展过程有充分的论迷,而现在这邵书稿却只用了很少的丈字来谈这个问题。当然,以目前软坟文学研究的情形而论,还难以做到对这个历史岌展过程进行充分的..1析汉软垃文学概论》对这个历史发程没有充分论述,大约正反映了软垃丈学研宪中纵向研究还相当不够的缺点.然而,无论如何,这一不足毕竟还是令人有点遗憾的.如果在不久的将来能有一布既从横向上、又向纵向上全面、来洗、深入地论述软址丈学的专芳出现,那我和本书编写组的同志自然是特别高兴的。这那书的编写工作,从开始酸旅到终于完稿,终历了七个年头。编写组的同志们,什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多为中年同志,也有几位青年同志;其中,有的我比牡熟悉,有的我不怎么熟悉。无论是中年同志或青年同志,也无论足我熟悉的或不怎么热悉的,据我所知,称足以十分严索的态度进行工作的,郑希望能把这部书编写好.特别足欲廷充同志,作为本书的主编,在本书的编写上倾注了大女心血。据有的同志介绍,光是统稿一项,他就用了从去未到今获将近一年丰的时问.作为软垃文学研究界的一位老共,我对他们这种精益求扮、不怕艰苦、为学未负贵的精神深感敬佩,为我国软垃文学研究界有这样一批同志而深感自豪。我热切地希望我国的软坟文学研究事业更加繁荣I
(上抉第70页)今天无必废除而逐渐走上拉丁文字的道路。否则.学人之长不如愿,而丢己文化之精倒不费吹灰.如废了,11亿众何能生存?因何能振兴?世界华人社区爱国之士又何能为谋福乡里效力?此为不必废除的理由之一,袁晓园先生积五十年研究之成果。又向世界表明:电脑箱入处理信息的文字以汉字为最优,这又与传统思维整体观息息相关。西方线性文字、音节符号比起汉字来呈大为逊色之势,而远远望尘莫及.这是不必废除的理由之二,曾志朗先生生理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又向世界表明了人类信息进入大脑后的其体情景。即单音节词由右脑运作处理,
而只要是语言则属左脑处理。其次是汉语汉字与西方语言处理的左脑区域又相区别。西方文字优的论调,汉宇劣的论调在生理机制上有什么实证呢?而且他探求致精,还以定性定t的规格实验了域外儿童(非华裔后代)习得英语,马来亚等语与习得汉语汉字的情景表明,同一个儿童习得汉字的成绩比习得他们母语显优。我们过去吃了不信科学的亏,我们今
广州大学学报(综合版)
第9卷第1期(总第比期)JOURNALOFGUANGZHOUU卜几VERSIT1995年3月 简论汉语言文字与汉文化的关系 吴城
被人们称为中华民族的“第五大发明”的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且至今仍然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人类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习因而从汉字的本身就可以认识到中国的文化。英国语言学家L.R.帕默尔对汉字作过这样的论述;“汉字是中国通用的唯一交际工具,唯其如此,
它是中国文化的脊梁。如果中国人屈从西方国家的再三要求,引进一种字母文字,充其量不过为小学生(和欧洲人)省出一两年学习时间。但是为了这点微小的收获,中国人就会失掉他们对持续了四千年的丰富的文化典籍的继承权。”川汉字悠久的历史证实了帕默尔的论述是正确的。如果将汉字与其他几种文字作比较,就更能充分地看出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脊梁”的作用邝蚤(vP6w6n?与汉字同样古老的古埃及圣书字、古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
中美洲玛雅文字等,都已经从人类所使用的语言中消失了。唯有汉字,从蛮荒的上古时代到现代化的今天,一直是华夏民族的交际工具。汉字的这种悠久的历史,既是具有独特意义的汉字文化的历史,又是整华夏文化的历史。因此,充分认识汉字特有的文化意义,解读汉字所蕴涵的文化密码,对于正确使用汉语言文字,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推进全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了。本文拟从汉字的字形结构、汉语的语用特点、汉语的不同方言等方面来分析汉字的文化意义,以求从中认识汉字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所具有的
巨大影响。
一、汉字的字形结构反映了汉民族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字均凝结着一定的文化信息,汉字中所蕴涵的文化信息更远非其他文字可以比拟。汉字不仅在时间维度上表现出超稳定的内在凝聚力,而且由于几千年来人们共同使用的悠久历史又使其文化内涵愈加丰富。汉字作为世界上至今唯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系统,虽然大多数已失去象形的外貌,但在本质上还保留着早期阶段的许多特征。汉字这种重视“象”的感性形式更易于摄入文化信息,而文化信息一旦凝固在汉字的形体中,就使得汉字在静态结构
中泊泊流淌着民族文化心理的潜流,映照着历史演进的浩浩雄姿,呈现着先人智慧的灵光异彩。因此,在汉字深层的文化积淀中,既可折射出政治、道德、宗教、艺术等多种文化外在因素,又能反映出不同时代的人们的文化心理。汉字宛若一颗颗历史的活化石,细加玩味,即可从静态的形体中进入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圈中。汉字的结构特点与汉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是汉字的直观性。汉字中的象形字很明显是从文字画脱胎出来、以近似图画的形式来表达字义的。研究汉民族语言文字的系统专著《说文解字》就充溢着以字探讨社
会文化的内容。在《说文解字》中,凡用“六书”对字形所作的分析,指出某个字或为“象形”、或为“指事”、或为“会意”、或为“形声”时,都有所依据,而不是凭一己之见以立说。
然的思维方式,也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方式。这也就说明,在汉字所包含的文化意义中,不仅有文化心理结构的意义,还有社会工艺结构的意义,这一点,是表音文字系统无法比拟的。又如“正”,《说文解字》:“是也,从止一。”“正”为什么说“从止一”呢?《说文义
证》释曰;“从止者,大学在止于至善”,这就把《大学》开章的纲领思想“大学之道,二,古上字。”《说文义证》释:“夭道无私,是以恒正。”意思是,“二”为上,上为天,天道在上,惟德补错,是至善至美的体现,故日正。宋代
徐错云:“守一以正也。”他据人立论,意思是“人要守中处一,独守大道,不可更移,是谓正也。”这样的解释仍是儒家的那一套信条。从反面来说,人不能正道而行,将会遭致毁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内容附着于其中。《说文解字》又解释说:“古文正从二。
如“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洁泥,日月是也,,旧(e)月(尹)田(田)女(友)等象形字,有直观的特征。而指事、会意以至形声字,也同样是通过字形而知字义的。如“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古代“江”专指长江,“河”专指“黄河”。长江、黄河都是以大水为特征,于是把象形的水作为表示意义的符号,后来写作了。又根据长江在语言中的实际读音是“工”,黄河在语言中的实际读音是“可”,取“工”“可”的音.合“了”旁的形,就成了“江”“河”。这种汉字的构形特点正反映了汉民族思维方式上重直觉、重整体的特征。自远古以来,中华民族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更由于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养成了整体地直观地观照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具体说来就是感性直观地去认识和把握客观对象,并且在认识和把握中注重客观对象的整体状态、外部特征、动态联系以及客观事物与现实生活的直接联系。因此,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以形象代替概念,以类比代替推理,以感悟代替论证,甚至以心灵的顿悟代替语言的表述。这种认识和把握客观对象的思维方式就带有整体性、综合性、宽泛性、随机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而这样的思维方式必然地会积
淀到语言上,当记录语言的汉字系统形成之后,反过来又逐渐固化了这种思维方式。所以,我们从汉字的结构就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学习汉字也就是在接受中国人
思维方式的训练。其次是表意性。汉字的表意性,使它的结构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尤其是与上古时期的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在古文化的研究中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现象,即
通过古文字的字形来研究上古文化的传统方法。如玉石的雕刻、玉器的大量使用与推崇,是汉族古代文明的一个传统特征,这在当代成语、俗语和古诗词中也得到一定的反映.如“冰清玉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片冰心在玉壶”等等,玉在汉民族人民心中是高尚、纯洁、美好的象征,有人甚至称中国古文化是玉的文化。许慎《说文解字》收玉部字共227个,其中很多字至今仍然经常被使用。如“理”现在有很多字义,与其他语素组成双音词表示特指的意义就有“治理、道理、修理、整理、受理、管理、办理”等等,而它
的本来意义则是治玉,之所以用“玉”作意符,用“里”作声符,是因为治玉在古代是一项重要而常见的工作,“理”就成为常用字而
引申出治理等义项来。由此可见,在表意的汉字体系中,不仅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认识自
败,故《左传曰:“反正为乏”。乏是正的反字,正为通,不正为乏,正反相联,泰极否来。正还被作为国家政治的准则,孔子说:“政63者,正也。”《释名》说:“政,正也,下所取正
也。”这是从老百姓这一面说明为政以正的
重要性。《周礼.夏官序》注还把政教的作用也说出来了:“政,所以正不正者也。”上述各种解释,都是建立在汉字形和语音的基础上。从历代文字学家对“正”字的解释中,可以透视出儒家的政治思想以及中国封建时代统治者以儒学为正统的价值观念。其他如:“人言为信”、“田力为男”、“女在室内为安”、“止戈为武”等汉字在象形的基础上会意而成字,其实已蕴涵了中国传统的某种道德观念,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二、汉语言文字的语用特点
渗透了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语用特点。一种语言的语用特点的形成,一般有两个条件,一是依靠长期的语言使用的实践,即“约定俗成”;二是产生语言的文化背景的渗透。就汉语言文字的语用特点来说,除了六千多年的使用历史之外,产生汉语言文字的文化背景也是形成汉语语用特点的重要条件。反过来理解,通过对汉语言文字的语用特点的分析,我们就可以认识到汉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某些方面。由于中国氏族社会的解体完成得很不充分,因而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风俗习惯及其意识形态的残余大量积淀下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化。中国古文化是大陆民族的文化,是农业社会的文化.是宗法制度的文化。比如,中国人有强烈的民族感情,有眷恋国土乡邦的情怀,就
是大陆民族文化的体现;中国人“人合一”的思想,“安居乐业”的观念,崇尚中庸,少走极端以及着眼于现世和人事的务实态度,就是农业社会文化的体现;中国人对血缘伦理关系的高度重视,对祖先的敬奉和对“正统”的推崇以及两千多年封建等级观念的盛行等,就是宗法制度文化的体现。伴随着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发展,外在的文化因素就在几千年的积淀过程中逐渐转化为民族的文化心理,而汉语言文
字的语用特点就渗透了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汉语言文字特点之一,是亲属称谓的细密区分和长幼辈分的严格区分,这种特点透视出宗法制文化在民族心理上的投影。在封 建社会,无论哪一方面的社会交往,都必须按亲属称谓的规定进行,不论是婚礼、丧礼、
继承遗产,以至一人犯罪、株连九族,均要按亲属关系的等级办理。这种严格的区分导致
了汉语亲属称谓的复杂化,如仅“孙”一级的称谓就有七代之多—孙、曾孙、玄孙、
来孙、桑孙、仍孙、云孙(郭璞《尔雅》)。在西方,晚辈对长辈可以直呼其名,而在中国人的交
往中是不允许的。对亲属中的长辈,交谈时都必须使用称谓,才是有礼貌、有教养的表现。中国女性对丈夫家的成员和亲戚的称谓还得更谦卑,将自己的辈分降一代,如对丈
夫的父母亲—称公公、婆婆;对丈夫的兄弟—称大伯子、小叔子;对丈夫的姐妹—称大姑子、小姑子。而且亲属称谓还作为一种尊称,大量运用于非亲属的交谈者身上,如将对方称为叔叔、伯伯、奶奶、爷爷、阿姨等,被认为是对对方的尊敬,是表示关系的亲热。这说明中国人对血缘伦理亲情关系的重视。将重视长幼的宗法观念移用到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就变为等级观念。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提倡长幼有序、尊卑有序。如封建社会里皇帝死了称“驾崩”,诸侯则称“莞”,大夫称“卒”,百姓称“死”。现代社会虽然提倡人与人之字,这就很能说明歧视女性的文化心理是如何反映到文字上来的。
汉语言文字在言语交际中的词义联想,也反映了汉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心理特点。如中国人喜欢用“月有阴晴圆缺”,象征人的“悲欢离合”,故此“满月”常能让人 勾起美好幸福的联想,而法国人却常用“满”形容人的“圆滚滚的大面孔”。朱光潜《谈翻译))中说:“英文中shepherd、sea、castle、nightingal。等词对于英国人具有较为丰富的
联想意义,对中国人则不然。同理,中文中的、月、江、潮、梅、松、隐逸、理、阴阳夕等词对于中国人所引起的联想和情趣,也会使西方人感到茫然。”许多英译的汉诗,只能将字面上的意义译过去,而很难传达出原作的情韵和意味,就在于汉字里有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因素。
间的平等关系,但级别高的人死了称“逝世”、“去世”、“仙逝”、“辞世”,家中长辈死了用讳词“归西”、“不治”,而对
一般人则多用“死”。在交际中,人们对有官职的对象历来有以职务相称的习惯,即使在现代,虽然中央一直提倡对领导同志一律以同志相称,不称职务。可是在各地的实际交
往中乃至公开的传媒中往往仍然旧习难改,而被称呼者也习以为常,称“同志”反而觉得不舒服。这正是传统心理在作怪。为了提高
对方的地位,对对方是副职的对象,习惯上把“副”字略去。并往往压低自己,产生了一
批与敬称相对的谦称,如贵姓—敝姓,府上一一寒舍,贤弟—愚弟,大作—拙作,高见—浅见、愚见等。中国人常用亲属称谓来称呼非亲属的谈话者,见面后常以对方的个人生活作为问候的内容,如见面问“吃了没有?”“你到哪儿去?”,这仅仅是表示关心,表示亲热,并不一定真正要知道你有没有吃饭及你去哪里。至于问你工资多少,多大年龄,有没有对象,或有几个孩子等问题,在中国人看来是密切人际关系、联络感情的表现,是所谓的东方式的人情味。这反映了汉民族文化心理的又一明显特点,就是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
人的社会性,强调社会、群体对个人的约束,不突出个人和个性,而强调群体的作用。它与西方以自我为中心,强调独立的人格、个性,推崇个人的成就和荣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在言语交际上的男女有别,反映了汉民族对性及性别问题的保守传统。一般
来说,男性的用语比较直率、随便,女性的用语比较含蓄、庄重。比如在北京,有教养的已
婚妇女常常用“您”来称呼岁数相近的男同事而不用“你”,因为“你”较随便,有亲热的色彩,用“您”可以约束对方自尊自重,以保持男女之间应有的距离。用与性器官及性行
为有关的字眼骂人,在男性中的出现率远远超过女性。因为传统观念虽然也认为男性使这些字眼不文明,但似乎较能得到普遍的谅解,而女性使用了则就被认为很不成体统,似乎理所当然应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这种现象还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中男尊女卑等观念有关,仿佛男性粗野一些是理当然的,而女性稍一越雷池就大逆不道。某些形容词如“奸、妄、妖、妒、嫉、拼、弄、娶、嫩”,还有动词“漂”等都是以“女”字作为意符而造的
三、汉语的不同方言促进了
文学艺术和民俗文化的发展汉语不仅因历史的变迁而发生了古今的差异,而且因为使用地区的不同形成了方言的分歧。汉语的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地
域分支,也是汉民族各类型的文学艺术和民俗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语言学家认为,汉语大致有七大方言,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这
些方言之间的差异在语音上表现得最为显著,一个方言区的人往往听不懂另一个方言区的人所说的话。所谓吴侬软语、绮丽缠绵,朔漠高音、苍凉劲直讲的就是方言上的语音
特点。帕默尔在谈到汉语的方言时说;“虽然中国的不同地方说着互相听不懂的方言,可65是不管哪个省的人,只要是有文化的,都能马上看懂用古代文字写的一个布告。但是据说,一个州人要是把它读出来,那声音对一个说北京话的人根本不能传达任何意思”。盯3二我们试以一段话作比较:北京话—他走出胡同口儿。谁知道天上下起雨来
了。“害,这个天实在讨厌,吃午饭的时侯,还是很好很好的嘛,怎么会下雨的呢?又不是梅雨天,现在是快年三十儿啦!广州话—框行出巷口。点知夭落起雨喋。哎,呢叶天实在讨厌,食晏昼叶阵,仲系好好a既,点解会落雨呢?又唔系黄梅天,而家都将近年三十啦!上面的例子就充分说明了汉语的方言在语音上的差异。汉语的方言分歧,给人们的生活交往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由于方言是以语音特点为基础形成了地方性特征,而语言文字又
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汉语的地方性特征也就构成了汉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语言的差异性不
仅反映了文化的地方色彩,而且促进了文化的多样化发展。汉语方言与地方文学艺术的多样化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最明显的例证是戏曲和
曲艺。中国各种戏曲曲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演唱腔调的不同上,声腔的不同来自干方言和地方音乐的不同。方言不同,字音调值不
同,必然造成旋律、行腔的变异。京剧的昂扬激越离不开北京话的抑扬顿挫,粤剧的南国
风味离不开广州方音的特殊音系。单就声调来说.北京话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音与音之间音值差别较大,故音调变化明显,戏剧唱腔就有发音宏亮、抑扬顿
挫之感;而粤方言的声调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中入、阳入九个声调,音与音之间差别较小,故音调变化不如北京话明显,戏曲唱腔就有“靡靡之音”之
感。可以说,方言的差异是造成我国戏曲、曲艺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方言与我国小说的发展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方言词语的有选择的使用对增强作品的地方色彩、丰富作品的人物形象有很大的作用。如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构成了一卷卷京都风俗画,这与他熟练地掌握北京方言有密切的关系。鲁迅小说中对吴语的提炼和巧妙使用,使他的小说带有明显的江南特色。欧阳山的《三家巷》中广州话的使用,使得小说中的人物、事件、风景都带着珠江三角洲淡淡的蔗香、温润的清凉和鱼塘的鱼腥味。1995年上半年《羊城晚报》连载的七日接力赛小说《都市迷情》,展现了改革大潮涌动之中的广州市民阶层的生活,描绘了广州老西关在新的时代色彩背景下的风情画,其中的人物对话便较多地运头”,跟“彩头”相谐音,以此预兆新的一年有
好彩头。这些例证都充分揭示了汉语言与民俗文化的关系。从上述的粗浅分析中可以看出,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实质上已经变成了汉民族文化心理的物质外壳。一部六千多年的汉字发展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打开了的中华民族心灵发展的历史。汉字与生俱来的表意功能和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态,使汉字成为了“世界上罕见的蕴涵深厚文化传统的书面语言符号,也使它在维系民族统
一、传承历史文化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汉字既是汉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的果实,也是汉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的贮存软件和传播 因子。因此,汉字与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融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粱”绝不是夸大之词。也正
因为如此,在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条件下,发展和完善汉字的功能,正确地使用汉语言文字,用了广州方言,恰如其分地刻划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这些创作实践表明,作家都是通过运用方言来增强作品的语言的表现力,反过来又通过他们的作品把某些富有表现力的方言词语介绍进了民族共同语,丰富了汉语的词汇。
方言词汇的差异往往能反映出不同地方的民俗文化特征。如“用小麦磨成的粉”北方叫“面”,南方叫“面粉”。用“小麦粉制成的条状食品”北方叫“面条”,南方叫“面”。“稻米”北方叫“大米”,南方只叫“米”。“粟”北方叫“米”,南方叫“小米”。用稻米煮成的干饭北方叫“米饭”,南方只叫“饭”。这些名称反映了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以米食为主的不同饮食文化特色。北方人吃饭主要是吃以面粉制成的食物,所以吃用稻米煮成的饭时要说“米饭”,以示与日常的“饭”相区别。南方人吃饭向来就是吃米饭,所以不必用别的词,但是偶尔吃面当饭(或点心)时,都要说“面”,以示与日常的“饭”相区别。南方以产大米为主,所以说“米”即指大米没有误会,指小米时要冠以“小”以示区别。反之,北方
产小米的地方,说“米”即指“小米”,说“大米”时,要冠以“大”。汉语方言的读音,也会影响到地方民俗文化的形成。同是在广东省,讲广州话的人以“八”“九”为吉祥数字,送礼常以
八、九为数,而忌讳“四”。因广州话中“八”与“发”谐音,取其“发达”“发财”之意;“九”与“久”音同,取“长久”之意,;“四”与“死”音近,讳死之不吉祥而不用四为数。而讲潮州话的人则以“四”为吉祥数字,送礼常以四为数(现在送礼以八为数是受了粤方言区的影响,因在
潮州话中“八”与“发”音韵皆不同),忌讳“九”。因为在潮州话中“四”与“世”音同,取“世世好”之意;“九”与“狗”音同,讳其骂人而不用九为数。一个广州籍的女婿给潮汕籍的未来岳父送聘礼,包了三百八十九元,对广州人来说这是吉祥数,但在未来岳父看来,这是把未来岳父当作“狗”来嘲弄。北方民间旧时婚俗,在新婚夫妇进洞房前,由一 年长的女性亲属向寝帐撒枣栗,并唱“撒帐歌”:“一把栗子,一把枣,小的跟着大的跑。”这是利用“枣”谐“早”,“栗子”谐“立子”,而取早立子的吉意向新婚夫妇祝贺。而在闽南方言中“枣”“早”不同音,所以撒帐时并不用枣子,而用花生,撒帐人边撒边叫道:“花生生不生”,闹洞房的人应“生”,谐“生子”之意。过年时广州人要吃鱼,以此象征“年年有余”(因广州话中“鱼”“余”谐音);而潮汕人要吃萝卜,因为在潮州话中萝卜称为“菜
就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了。瑞典汉学家
高本汉说:“中国不废除自己的特殊文字而采用我们的拼音文字,并非出于任何愚蠢的或顽固的保守性。„„中国人抛弃汉字之日,就是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基础之时。”〔5习对于这一点,盼望着自己的民族振兴的中国人民,应当比高本汉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同时,我们还认为,委婉表达意思也很适合交际的成功,它出自对听话者的尊重与体谅。比如,说一声“借光”,就比直截了当地说“躲开”好,在当今社会,我们不仅要提倡竞争,而且也要提倡尊重别人,在说话中,委婉含蓄的表达就是尊重他人的手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