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复仇议》 柳宗元
【学习要点提示】
1.明确作者所持的观点及反驳的论点。
2.分析本文的层次。
3.掌握本文反驳的逻辑思路。
4.掌握本文论说的艺术特色。
5.体会驳论文的写作方法。
【作品背景介绍】
《新唐书·孝友传》中记载，唐玄宗时张琇之父为嶲州都督陈纂仁所构陷，监察御史杨江不便真伪，杀之。后张琇与兄为报父仇，杀死杨江。唐太宗时，即墨人王君操杀人案，高宗时的赵师举杀人案亦是如此。对于此类案件的判理，常常使执法者陷于两难境地，审理的结果也是或杀或赦，前后不一。武则天时，下邽人徐元庆杀人案亦属此类。徐父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后徐元庆隐姓埋名，伺机手刃仇人，杀死赵师韫，为父报仇，然后“自囚诣官”。因其“杀身成仁”：“以死全义”，武则天欲赦其罪，但是，时任左拾遗的陈子昂对此却另有异议。他认为“先王立礼以进人，明罚以齐政”，“杀人者，死，画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元庆宜伏辜。” 然“父仇不同天，劝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庆宜赦。”因此，陈子昂认为对徐元庆应“置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而时任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对此颇为不满，随作文对陈子昂的建议进行驳斥，是以成《驳复仇议》一文。
【层次结构分析】
第一部分，从“臣伏见天后时”至“臣窃独过之”。列出陈子昂对徐元庆案主张“诛之而旌其闾”的观点，表明自己的态度，“窃独过之”。
第二部分，从“臣闻礼之大本”至“明矣”。逐一驳斥陈氏的主张。这一部分又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从“臣闻礼之大本”至“统于一而已矣”。指出“礼”与“刑”的根本功能是一致的，不能相背而行，以此反驳陈氏“诛之而旌其闾”的观点；第二层，从“向使刺谳其诚伪”至“而又何旌焉”。对徐元庆案的两种情形进行假设、分析、推理，指出陈氏“诛之而旌其闾”观点的自相矛盾；第三层，从“窃其议曰”至“明矣”。引经据典，指出陈氏对“礼”的模糊认识，驳斥其“编制于令，永为国典”的见解。
第三部分，从“请下臣议附于令”至“谨议”。再次申明观点，建议“断斯狱者”应抛弃陈氏所议。
【思想内容概括】
本文是一篇典型的驳论文，全力反驳了陈子昂在《复仇议状》中主张对徐元庆复仇案采取“诛之而旌其闾”并将之“编制于令，永为国典”的见解。
首先， 作者从“礼”与“刑”都是“防乱”的根本功能出发，指出“旌与诛莫得而并焉”，否则不仅会导致刑法的滥用，而且败坏了礼治秩序，直至造成人们思想认识与行为规范的混乱。因而得出“礼”与“刑”是“统于一而已矣”，从而驳斥了陈氏的“诛之而旌其闾”的观点。其次，作者推究元庆之父案的曲直端始，指出假如元庆父并非因触犯国家的刑法获罪，而是赵师韫为了私怨而错判，那么远庆之复仇是“守礼而行义”，又何罪之有？否则，元庆父死于法而非吏，杀之，乃正邦典，又何而旌之？作者以此深入判断、推理，剖析陈氏所论的内在悖论。最后作者对陈氏的“亲亲相仇，其乱谁救？”的观点进行辩驳，指出他这种认识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对“礼”的本质的糊涂理解，然后引经据典，进行辩解，进而得出元庆复仇是“服孝死义”，是“达理而闻道者”所为，因而“诛之而旌其闾”的做法也就不能“编制于令，永为国典”。
本文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封建社会的法律本质，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封建社会吏治的黑暗腐败、冤狱难申的现实。
【艺术特色举要】
1.逻辑谨严，驳论有力。
文章开门见山，表明态度。首先，作者阐述了“礼”、“刑”的根本一致性，指出两者不可分而自治，背道而驰，从而解除了对方“诛之而旌其闾”的理论基础，使之立而无地，存而无据。然后推究元庆之父案的曲直端始，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反驳。无论元庆父是因触犯国家的刑法获罪，还是因赵师韫为了私怨而被冤，对于元庆复仇案的现实判理都应做到“礼”、“刑”统一，但是不管是正还是反，陈氏的“诛而旌之”的做法都无法达到“礼”、“刑”合一。从而在现实的层面上使陈氏的观点失去了成立的事实依据。最后作者引经据典，借不可辩驳的圣贤之说进行反驳，完成最后一击。全文一气呵成，使对手无喘息的余地，可谓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2.观点鲜明，说理透彻。
文章开门见山，一开始就直接引出对方的观点，紧接着表明自己的态度，“窃独过之”。立论鲜明，简洁有力。然后层层推进，推究事实，引经据典，从不同的角度反复进行反驳，说理透彻。
【译文】
我了解到在则天皇后时，同州下邦县有徐元庆这样一个人，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了。他最终能够亲手杀掉他父亲的仇人，捆缚自身，投案自首。当时，谏官陈子昂建议，处死他，而后在他的家乡加以表彰，并且请求将这种处理方式“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典则”。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听说，礼的根本是为了防乱。倘若说不要让杀人者逞凶，那么凡是作儿子的，杀了不应当作为仇人的人，都应当处死而不赦免。刑法的根本也是为了防乱。倘若说不要让杀人者逞凶，那么凡是作官的，不按刑法杀了不该杀的人，也都应当处死而不赦免。它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但采取的手段则不同。因此，表彰与诛杀是不能够同时并行的。杀掉应当表彰的人，这叫作乱杀，滥用刑法太过分了。表彰应当杀掉的人，这叫作过失，把礼破坏得太严重了。果真拿这些示范天下，传给后代，（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会迷失方向，躲避祸害的人就会不知道怎样立身行事。以此作为典则行吗？大凡圣人的原则，是深究事理来规定赏罚，推原事实来确定裹贬，无非是把礼和刑结合在一起罢了。
当初假使能调查、审定这个案情的真伪，研究、确定它的是非，推究案子的发端，进而追查原因，那么，这个案子对刑和礼的运用就露出了明确的区别。为什么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不构成法律规定的犯罪，那么赵师韫杀人，就只是由于他个人的怨仇，发挥他作官的蛮横气焰，对无罪者施加暴虐，州上的长官不去治赵师韫的罪，执法的官员也不去过问这件事，上上下下都互相蒙骗包庇，对喊冤叫屈的呼声听而不闻。然而徐元庆却能够把杀父之仇视作奇耻大辱，而把时刻不忘复仇看作是合乎礼，处心积虑，伺机戳穿仇人的胸膛，坚定不移地以礼约束自己，虽死无憾。这正是遵守礼而实行义的表现。执政的长官对此本应当感到惭愧，去道歉都怕来不及，又有什么理由要将他处死呢？
或者是徐元庆的父亲真的犯了死罪，
赵师韫杀死他，并不触犯法律。这就不是死于官吏的私怨，而是由于犯法而死。法律难道是可以被仇视的吗？仇视皇帝的法令，而且杀害执法的官员，这是悖逆犯上的行为。应该抓起来处死他，以此来严肃国法，为什么还要表彰他呢？
而且陈子昂在奏议中说：“人必有儿子，儿子必有父母，如果各爱其亲人，为亲人而相互仇杀，这种混乱靠谁来制止呢？”这是对礼的意义太不理解了。礼所说的“仇”指的是由于蒙冤受屈，悲痛难忍，而且哭诉无门啊；并不是指触犯法律，以身抵罪而被判死刑这种情况。如果说他杀了人，我就要把他杀掉。这只是不论是非曲直，威胁欺负弱者罢了。这种做法违反经典，背离圣人，岂不是太过分了吗？
《周礼》说：“调人负责调解众人的怨仇。凡合乎义的杀人，规定不许报仇，报仇者要判处死刑。如果有反过来杀人的，全国都把他作为仇敌。”这样，又怎么会发生各人由于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的现象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不应当被处死而被处死了，儿子复仇是可以的。父亲应当处死而被处死了，儿子复仇，这就会变成一来一往的仇杀。这种复仇不能免除彼此仇杀下去的祸害。”如果现在以此来判定徐元庆和赵师韫双方的互相杀人，那就会合乎礼了。而且，不忘记父仇，这是孝，不吝惜生命，这是义。徐元庆能够不越出礼的范围，遵从孝的做法，为义而死，他一定是一位通晓事理而明白道义的人。通晓事理、明白道义的人，难道会把王法作为仇视的对象吗？可是，上秦议的人反而认为应当处以死刑。这种滥用刑法、败坏礼义的意见，不可以作为典则是清楚的了。
请把我的意见，附在法令后面颁发下去，凡是审理这类案件的人，不应当再按照从前的意见处理。谨对此发表以上意见。
【作家作品汇评】
作为驳论，它（指《驳》）主要是抓住论敌的观点进行驳斥，道德在阐述封建的礼（情）与刑（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原则上，指责论敌的观点自相矛盾、黩刑坏礼，在理论原则上不能成立；
接着对本案所涉及的双方进行公平的具体的分析，辨明是非曲直，证明诛杀和表彰二者不能并行，指责论敌的论点违情背理，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最后引经据典，指责论敌的观点违背了经典和圣人所定的制度。这样，文章就从理论原则、事件分析、遵循典制三个方面驳倒了论敌的论点。作为奏议，是写给皇帝看的，因而它在开头、论事析理、结尾都必须要表示臣子对主上的恭敬态度，如“臣伏见天后时”、“臣闻礼之大本”、“请下臣议附于令”等。（陈建森、陈一本编注《中国古代散文选》）
【思考练习题答案】
一、作者写作此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参见【作品背景介绍】 。
二、本文主要采用了哪种驳论方法？
反驳论点。
三、文中反驳的对方论点是什么？主要从哪些方面进行反驳的？
参见【思想内容概括】 。
四、作者对礼与法的关系是怎样看待的？谈谈你的看法。
作者认为，“礼”与“刑”、礼与法应该是统一的，而不应将其对立起来。具体参见【思想内容概括】 。
五、翻译句子：
1.同州下邦县有徐元庆这样一个人，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了。他最终能够亲手杀掉他父亲的仇人，捆缚自身，投案自首。
2.它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但采取的手段则不同。因此，表彰与诛杀是不能够同时并行的。
3.当初假使能调查、审定这个案情的真伪，研究、确定它的是非，推究案子的发端，进而追查原因，那么，这个案子对刑和礼的运用就露出了明确的区别。
4.人必有儿子，儿子必有父母，如果各爱其亲人，为亲人而相互仇杀，这种混乱靠谁来制止呢？
六、回答问题。
1.在这段文字中，作者反驳了什么观点？提出了什么论点？
反驳的观点：“亲亲相仇，其乱谁救？”
提出的观点：符合礼的复仇是孝与义的表现，表彰这种行为不会引起“亲亲相仇”的现象。
2.这段文字运用了什么论据？
引经据典，使用经典言论作为论据。
3.这段文字属什么论证类型？其反驳的着眼点是什么？
驳论；反驳论点。
驳复仇议
柳宗元的这篇《驳复仇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既名为“驳”，就需要在了解对方论点的基础上，逐一加以辩驳，这对文章的逻辑性要求极高。陈子昂的议论，情理兼顾，颇得人心，在此情况下要提出驳议，其难度可想而知。柳宗元此文条分缕析，声情并茂，可谓辩驳文章的上乘之作。
文中先举徐元庆为父报仇事，再列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为父报仇是礼，杀人偿命是法，当礼与法看似发生矛盾时，陈子昂的建议不能不说是两全之策，时人都表示赞赏，而柳宗元却总驳一句：“臣窃独过之。”其论据为：首先，礼与刑的基本作用都是为了“防乱”，两者在根本上其实并不矛盾，因而“旌与诛莫得而并焉”，“穷理”与“本情”，“统于一而已矣”。在此前提下，文章提出事情发生的两种可能性：要么元庆之父并未犯下死罪，则师韫之诛，必然违法，元庆报仇，是守礼行义，当旌；要么元庆之父罪本当诛，则师韫之诛，完全合法，元庆报仇，是悖骜凌上，当诛。两种情况，非此即彼。如此，陈子昂的两全之策，便暴露出逻辑上的不合理处。接着，文章指出陈子昂“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的说法源于对“礼”的错误理解，认为礼对于“仇”的规定，已决定了其冤屈无告的性质，因而“彼杀之，我乃杀之”的行为，既不合于“礼”，当然也不合法。文章又引经据典，指出判断是非的标准取决于元庆之父是否确实犯罪，以及执法者是否按法律规定行事，为前面“旌与诛莫得而并焉”的观点提出佐证，进一步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最后，文章提出自己的意见：元庆服孝死义，合礼也合法，当旌不当诛。文章抓住礼与法“其本则合，其用则异”这一前提立论，条理清晰，思绪流畅，极易引起读者共鸣。
文章除了以极强的逻辑性见长之外，在文字方面也极具特色。举元庆之事，概以“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八字；说圣人之制，统以“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十二字，言简意赅，语句铿锵。文中假设元庆之冤情，语语相递，饱含激情，令人读之血脉贲张；假设师韫之合法，则言语舒张，以理相示，又使人气缓心平，可谓情理相济，辞短意长。
【译文】
臣从记载上看到天后在位的时候，有个同州下圭人叫徐元庆的，父亲徐爽被县吏赵师韫杀害，终于能够亲手杀死父亲的仇人，然后自缚其身，投案认罪。当时谏臣陈子昂提出建议：主张将他处以死刑，而后在他家乡予以表彰；并且请求将这一案例载入律令，永远列为国家法典。臣个人认为这是不对的。
我听说“礼”的根本作用，是用以防止*。按照“礼”来说不许残害虐杀，凡是做儿子的不应复仇而复仇的，要处以死刑而不能赦免。“刑”的根本作用，也是用以防止“*”，按照“刑”的规定不许残害虐杀。凡是做官的，杀害无辜之人，要处以死刑而不能赦免。“礼”与“刑”的本质相同，而具体运用的对象和方法却不一样，表彰和惩处是不能同时运用到一件事情上的。惩办应当表彰的，这就叫滥杀，是严重亵渎刑法的尊严啊；表彰那应该惩处的，这就叫错赏，是严重破坏礼仪的规范啊！如果以这种做法来宣示天下百姓，传给后代子孙，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弄不清前进方向了，避免祸患的人就不知怎么处世了，用这个建议来做为国家的法典，行吗？
圣人的原则是彻底弄清事理以决定赏罚，根据情由来正确地加以赞扬或贬斥，统一于一个标准而已。假使调查审理了事情的真假，辨明了它的是非，研究了事情的发生而探求它的起因，那么“刑”与“礼”的运用，就能明确地加以区别了。为什么呢？假如元庆的父亲，没有犯下违背国法的罪行，师韫对他的诛戮，只是因为个人之间的怨恨，施展他当官的威风，对无辜的人加以迫害。州里的长官不去追究他的罪行，刑部的官员不去加以责问，上下都蒙骗包庇。冤屈的呼叫充耳不闻，而元庆能够认为和杀父的仇人一起活着为耻辱，以为身带武器时刻准备报仇是合乎礼义，想方设法，来刺穿仇人的胸膛，正直坚强，严格要求自己，即使丧命也不遗憾，这正是遵守礼而实行义啊。执政的官员应该惭愧，向元庆道歉还来不及，又怎么能去处死他呢？或许元庆的父亲，确实有罪，师韫对他的诛戮，不违背国法。这就不是死在官吏的手中，而是死于国法啊。国法难道可以仇视吗？仇视天子的法令，而杀害奉行法令的官吏，是骄顽凶横、犯上作乱啊。逮捕他并处以死刑，正是用以明正国法，又怎么能表彰他呢？
而且陈子昂的议状中说：“人必定会有儿子，儿子也必定有双亲，因为爱自己的双亲而互相仇杀，这种混乱状态谁来解救呢？”这是太不明白“礼”了。“礼”所说的仇，是怀着冤屈悲痛而无处申诉啊，不是指的犯罪违法，陷于死刑之中。若说：“他杀了人，我就杀死他。”不去评断是非，不过是欺负孤单力弱的人罢了。这违反经典、背离圣人的教诲不是太过分了吗？《周礼》说：“调人的职务就是负责处理人们之间的怨仇的。”“凡是杀人而符合义的，便命令死者亲属不许报仇，假如报仇使处死。”“有为报复而杀人的，全国的人都仇视他！”又怎么会发生因爱自己的父母而互相仇杀的事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罪不当诛而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罪合该死；儿子报仇，这是会引起不断地互相仇杀的行为，虽然报了仇但却消除不了祸害。”现在如果能采取上述原则来审断双方的相杀。就符合礼了。
况且不忘父仇，是孝；不惜一死．是义。元庆能不越出礼的规定，尽了孝道并为义而赴死，这一定是个通达事理而明白道义的人。通达事礼明白道义的人，难道他会把王法看做仇敌吗？陈子昂反而主张把他处死，亵渎了刑法，败坏了礼义，它不能列为国家法典，是十分清楚的。
请求把我的议状，附于律令之后。有审理这类案件的，不应当按照以前陈子昂的意见去做。谨对此提出上述建议。
